欧洲的中国新移民:规模及特征的社会学分析

宋全成

本文发表于《山东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摘要:中国新移民是指1978年以后移居海外、居留一年以上的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拥有中国国籍或加入了所在国国籍的中国人。在欧洲的华侨华人规模,包括留学移民和非法移民,在260万-320万之间。在欧洲的中国新移民的新特征是:中国新移民的移民类型多元化,其中投资移民成为新移民的突出特征;中国新移民的社团发展迅速;中国新移民的精英人群增加,社会融合程度提高;中国新移民的大众传媒意识和参政意识强烈,华人政治地位显著提升。从规模上看,欧洲已成为中国新移民增长最快的地区;从区域上看,中国新移民已遍及整个欧洲国家;从社会地位上看,欧洲的中国新移民文化素质偏低、社会地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中国新移民;欧洲;规模;新特征;社会融合

进入21世纪以来,整个世界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伴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跨出国门,实现了跨越国境线的人口迁移。作为重要的外来移民群体的海外华侨华人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在欧洲, 2000年,约有148万华侨华人分布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西欧国家①,而如今,欧洲的华侨华人已发展到260万-320万人,而且遍及整个欧洲。毫无疑问,欧洲已成为中国新移民发展最快的地区。就居住的国别而言,尽管由于移民传统、移民政策和移民网络等因素的影响,在欧洲的华侨华人主要居住在英国和法国,但在德国的华侨华人的数量也在20万人以上,而且在稳步增长②。较之于从事低收入行业、生活在德国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处于社会的最下层、“不可同化”、“不受欢迎”的中国“老移民”,拥有高学历、从事较高收入的体面行业、生活在德国主流社会中的中国新移民的增长,正在改变着德国主流社会对中国移民的传统的消极看法:中国新移民再也不是“一个百合花般洁白的国家中的黄色斑点”③,而是德国主流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与在德国的其他欧盟国家的移民相比,这一组成部分只占较小的比例。本文拟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以欧洲的中国新移民为研究对象,界定中国新移民的概念内涵,考察欧洲的中国新移民规模,分析欧洲的中国新移民的新特征。

一、中国新移民的概念界定

作为区别于“中国老移民”的“中国新移民”的概念,在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内涵界定。正因为如此,学界对中国新移民概念的含义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下三种观点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第一种观点,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著名学者王赓武教授认为:“新的中国移民的出现和新移民这一新称谓的出现,最早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部门首先提出来的,其对象是近年来从中国移居到国外的公民”,即无论是否取得所在国国籍,只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移居国外的中国人都可以归入“新移民”的范畴①。第二种观点,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庄国土教授认为:“中国新移民指1970年代以后从中国大陆、台湾、港澳移居到外国的中国人。移民的定义则参照联合国移民组织的定义。何谓定居?不同国家有不同规定,大体是3-12个月即算定居。我的定居时限为1年。为何以1970年代为时限?理由一是台湾、香港先于大陆,从1970年代开始由留学生启动的移民潮;二是中国大陆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后,基本上不再对移民外国设限,开启对外移民大潮。三是欧美澳国家先后在1970年代大规模接受移民。”②第三种观点,华中师范大学的李其荣教授认为,就美国和加拿大的新移民而言,中国新移民是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移居美国加拿大的中国人,他们来自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国家,且在美国、加拿大取得永久居住权或加入当地国籍。”③显然,学术界对于中国新移民中的“新”和“移民”有着不同的理解。

关于中国新移民的内涵,上述三种观点,具有不同的重要学术价值,但也存在各自的局限性。第一种观点,并没有界定中国新移民移居海外的时间期限。而在移民学术界和移民实践领域,移居的时间长短对于确定是否是移民以及移民的类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第二种观点,对20世纪70年代的时间设定过于笼统。而且对中国新移民的内涵界定,是从移民接纳国家的视角出发的,显然是偏颇的。实际上,如果界定中国新移民,不应单纯考虑移民接纳国家的移民状况和时期,而也应考虑中国社会的外迁移民的新特征的时间界定。第三种观点,将东南亚国家的移民,也纳入到中国新移民的范畴,是有待商榷的。特别是那些已经加入了东南亚国家国籍的华裔、华人,由于我国并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将那些不属于我国公民、且已经加入了东南亚国家的国籍、又在东南亚国家以外的海外永久定居或又加入了其他国家国籍的华裔,纳入到中国新移民的范畴,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我们认为,界定中国新移民概念的内涵,应从如下四个视角:一是界定中国新移民的“新开端”,应是指1978年以后从中国大陆、台湾、港澳移居到外国的中国人。之所以选择1978年,就是因为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行派遣留学生和开放出国政策的一年,从此以后,中国海外移民的类别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是设定居留期限。一般说来,应是在国外居留一年及一年以上。三是界定中国新移民的“中国”内涵,广义的中国新移民应是指来自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其中来自大陆的新移民是中国新移民的主体;狭义的中国新移民主要是指来自大陆的新移民。四是关于是否具有中国国籍的界定。中国新移民的概念不仅包括那些在海外长期居留和生活的、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还应包括已加入居住国国籍的中国人。据此,我们界定的中国新移民的概念如下:中国新移民是指1978年以后移居海外、居留一年以上的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拥有中国国籍或加入了所在国国籍的中国人。

二、欧洲的中国新移民的规模

要分析在欧洲国家的中国新移民的特征,就需要首先对在欧洲的中国新移民的规模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但关于在欧洲的中国新移民的规模,由于如下几个原因,难以有准确的统计:

一是欧洲国家尚无欧洲范围内的外国移民数量与规模的国别统计。尽管欧洲的多数国家已加入了欧洲联盟,但每一个国家内存在的外国移民及其国别分布,依然属于欧洲国家的国家主权范畴。

二是对移民的类别划分不一致,导致外国移民的国别统计数量相差较大。在欧洲、特别是在欧洲联盟成员国内部,欧盟国家的外来移民大体可分为如下5类:劳工移民、家庭团聚者、种族移民流、难民、寻求避难者④,但由于不同的欧洲国家对待国别的统计的重视程度不同,因此,关于欧洲范围内的外国移民的规模和数量统计,也就困难重重。

三是像法国、意大利等入籍政策相对宽松的欧洲国家,统计的外国人由于其入籍成为欧洲国家的公民,从而很快从以国家作为分类依据的外国移民的数量中消失,这就使得外国移民的数量变动不居。

四是难民和非法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的数量,无法以国别为类型进行准确的统计,而只能是基于难民申请者的数量的大约估计。众所周知,非法移民由于其移民途径、居留方式等的非法性,因此,没有一个部门能够统计非法移民的规模。而以国别为分类依据进行非法移民的国别统计,更是难上加难。

由于上述因素,在欧洲的中国新移民的数量和规模,欧洲国家和中国的学术界也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俄罗斯的一份人口普查报告显示:“在俄罗斯的中国人的人数从1989年的数千人增至2002年的326���人。”①显然,这是被夸大了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的数据。正如我国研究欧洲华侨华人的著名专家、厦门大学的李明欢教授所言:“俄罗斯的中国新移民人数众多是不争的事实,但绝没有达到几百万人。”②欧洲《华人时刊》2005年11期的《新一代欧洲华人生存报告》中认为, 20世纪70年代以来,移居欧洲的华人累计260万人,其中90年代新增的中国新移民80万人,这还不包括非法移民和留学生③。而关于欧洲的中国新移民的数量和规模的最新数据,当属2008年9月,由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在柏林召开的“第十五届代表大会”上公布的欧洲华人社会的生存状况的调研报告所提供的详细数据:“目前在欧洲的华侨华人总人数约为250万人,侨团组织有800多个,中餐馆有4. 3万多家,华文报刊杂志社有101家,华文学校有340所,就读的华人子弟有5·5万人。”④综述上述信息,我们认为,在欧洲的华侨华人,包括留学移民和非法移民,当在260万-320万之间。

三、欧洲的中国新移民的新特征

笔者曾两次获得中国与欧盟高等教育合作项目、4次德国DAAD项目资助,在奥地利、英国、德国的相关城市,多次参与当地华侨华人的社团与聚会活动,并通过结构式访谈的方式,有意识地了解和收集当地华侨华人的人口、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综合信息。在整理和分析相关研究材料和实证信息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由于对中国的国际移民产生影响的综合因素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中国老移民相比,中国新移民具有以下突出的新特征:

第一,中国新移民的移民类型多元化,其中投资移民成为新移民的突出特征。

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看, 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的中国老移民,多是非精英移民。在19世纪40年代中叶以前,华人移民欧洲主要有两种类型⑤:一是欧洲国家引进的中国契约劳工,从事远洋货运的水手和苦力工作。沙皇俄国也曾引进中国契约劳工,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补充战争所造成的劳动力的匮乏,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法等国家,从山东、上海、浙江等地招募华人20万人,直接或受雇参战。二是在欧洲国家从事小商贩经营的、来自浙江、福建等地的华人⑥。二战结束后的冷战,终止了中国大陆移民欧洲的步伐。替而代之的是50-60年代来自香港的中国人移民欧洲和70年代来自亚洲的印度支那地区的华裔华人作为难民大约有12万-15万人进入欧洲、特别是法国、荷兰等国家⑦。由此可见,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欧洲的中国老移民,多是作为受雇的简单劳动力或者作为难民而被西欧国家接纳的,他们生活在欧洲社会的最下层。

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移民欧洲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国家公派或自费出国留学者学成后,在欧洲国家工作和居留,并逐渐进入欧洲国家的高等学校任教或进入大型公司从事管理或技术工作。在今天的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的大学和国际化大型跨国公司中,不乏中国侨民的身影。二是难民或非法移民。西欧国家宽松的难民政策和身份合法化(大赦)政策,在客观上鼓励了中国大陆移民非法进入西欧的尝试。从欧洲国家的大赦情况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有四个国家已经为非法移民办理了身份合法化的手续:意大利1990、1996和1997年共3次大赦非法移民,使71·6万来自马格里布、巴尔干和亚洲地区的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西班牙1991、1996和2000年为共计26万马格里布、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的移民办理了身份合法化手续;葡萄牙1993年和1996年大赦了6·1万非洲和拉丁美洲非法移民;法国1997和1998年使7·8万名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①,这在客观上极大地鼓励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尝试。目前,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中国非法移民就达到26万人②。三是投资移民,以从事商业性生产与经营活动、特别是中国制造的商业品批发/零售、大型超市、中高档中餐馆为主体特征。“位于巴黎北郊的欧贝维利耶市(Aubervilliers)聚集了超过600家批发商家,是法国最大的批发商集中地,其中绝大多数由华人经营。位于该地的‘巴黎中国商城’是目前法国最大、设施和管理最完备的华商批发中心。西班牙马德里拉瓦别斯区的华侨、华人贸易批发区有批发店300多家、小商品店3000多家。意大利罗马胜利广场周边地区大约有150家中国公司。”③在匈牙利,有2万多中国商人长居匈牙利,其中不乏国内大型公司,如联想集团、比亚迪汽车公司、海信集团等。其中海信集团的一次性投资就达到2·5亿元④。另外,“华人超市的兴起是近年来欧洲华人社会经济发展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在英、法、荷兰、意大利等国,大型华人超市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从过去的占地数百平米、一两个收银员的‘东方杂货店’,扩展到现在占地数万平米、十来个收银台一字排开的现代超市,带动了华人商圈的发展及影响力的增强。新一代受过工商管理教育的超市经营者,引进大型连锁店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现代企业化的经营方式,……向集团式、连锁式、多功能、多元化的方向迈进。”⑤毫无疑问,投资移民已成为中国新移民在欧洲的重要移民类型。

第二,中国新移民的社团发展迅速,在一定的意义上,发挥了团结华人、沟通情感、维护华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前的中国老移民,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华人社团的组建与发展十分有限。一是中国的老移民由于多是通过难民身份、契约劳工或家庭团聚的移民类型,取得在欧洲国家合法居留和就业的资格,因此,其特有的移民类型、自身的文化素质相对低下,决定了他们多生活和工作在欧洲国家的社会下层,远离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而成为欧洲国家的“边缘化社会群体”。二是中国的老移民组建和参与华人社团、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薄弱。中国老移民的特有移民类型,也决定了其并不了解欧洲国家的法律和法规中关于外国移民的合法权益及其保护的相关条款。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他们极少具有通过组建和参与华人社团,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社会意识。因此,即使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他们也往往选择沉默,他们因此被称为“沉默的人群”。

但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新移民成为欧洲的华侨华人的主体力量,参与华人社团的人群急剧膨胀,华人社团规模和数量的发展也日新月异,到20世纪末,欧洲的华人社团已达到500多个⑥,从类型学的意义上看,由于运用的标准不同,因此,对华人社团的分类,也就不同。李明欢教授认为,“依照社团的组织规模,可以分为地区性、全国性、全洲性或世界性社团;依照社团的主要功能,可以有政治、经济、文教、联谊、服务等划分标准;依照社团的认同倾向,可以划分为主要认同于当地国或主要认同于祖籍国。”⑦综合上述标准,我们认为,欧洲的华人社团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四种类型,一是祖国来源地为主要形式的地缘性社团,如法国的川渝同乡会、旅法福建同乡会等等;二是以国家为单元、以行业为内容的行业性社团,“较有代表性的有:法国法华工商联合会、全德华商联合会、西班牙华商联合会、葡萄牙华人工商联合会、意大利米兰华侨华人商贸联合会、奥地利中华工商联合会、英国中华饮食业总商会、西班牙巴塞罗那中国餐馆业协会等。”⑧三是以欧洲国家为单元的区域性社团,“如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葡萄牙华侨华人协会、奥地利华人总会、全荷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匈牙利华人联合会、全德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德国西南区华侨华人联合会等等”①。四是超越国家范围的欧洲华人社团,如欧洲华侨华人社会联合会(简称欧华联会)是欧洲华人社会中最有影响、具有活力的组织,现已发展到包括2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华人社团组织(不包括英国华人社团联合会、苏格兰华人社团联合会、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下属的上百个侨团),年会代表达500多人②。欧洲国家的华人社团的迅速发展,是欧洲华人社会与政治需求的产物,华人社团的广泛存在,发挥了维及祖国情感、传播中国文化、沟通华人网络、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的社会功能��

第三,中国新移民的精英人群增加,社会融合程度提高。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欧洲大陆国家的中国老移民,主要是来自于浙江省的移民,他们多是通过契约劳工、家庭团聚、非法移民或难民的身份,居留欧洲国家的,因此,中国老移民从身份来看,多是来自于浙江农村的农民或工人;从文化水平来看,多是中学文化及以下;从职业结构来看,多是从事中餐馆的雇工。在这种背景下,由于经济势力低下、语言能力弱、文化水平低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老移民多是生活在华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或华人圈之中,而无法融入到欧洲国家的社会生活,更谈不上融入到欧洲国家的主流生活中。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由于在欧洲的中国新移民的组成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其社会融合的程度也就相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社会融合度明显提升。欧洲的中国新移民,大体上可分为如下三种成分:一是80年代至今的数十万留学人员,有一部分学成后,获得居留和就业许可,进入欧洲国家的高等院校任教或从事科研工作,或者进入欧洲国家的大公司技术和管理层,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2002年、2004年、2007年、2009年,笔者有幸四次获得德国DAAD国际移民合作研究项目,在德国的明斯特和奥斯纳布鲁克从事国际移民项目的合作研究,期间认识了数位在明斯特大学任教的中国籍教授和在德国的大型钢铁厂从事技术管理工作的中国高级工程师,通过结构式访谈得知,他们在欧洲国家获得博士学位,有着20多年的职场经历,他们没有语言和社会交往障碍,有着广阔的国际视野,完全融入了德国的主流社会。二是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一些大型公司在欧洲国家的新建公司和一些从事国际贸易、商业批发的中国人开设的商店、商行等,吸引了数量可观的中国新移民。与以往从事中餐馆生意的中国老移民不同的是,这些中国新移民,在国内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着较强的语言沟通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尽管其社交网络依然主要是华人移民网络,但在其工作领域,也拥有了一定数量的欧洲客户关系网络。这对于提升其社会融合度,无疑是十分有利的。三是通过契约劳工、家庭团聚、难民或非法移民等形式而在欧洲国家居留和工作的中国新移民。由于这类中国新移民的文化素质较低、语言沟通和社会交往的能力较弱,因此,他们多生活在中餐馆、中国人开设的商店、制衣工厂中。正如傅义强博士所言:“在欧盟国家,主要是西欧国家的华人聚居区生长起来的华人经济一直以来处于主流经济的边缘,其基础一部分是华人移民内部以家庭为单位(有时是朋友间的合伙)的自我雇佣,一部分是低工资水平下的本族群之间的雇佣。”③显然,在这类新移民中,没有很好的社会融合政策和融合措施,他们只能与中国老移民一样,生活在欧洲国家的边缘社会中,而无法融入到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由于第三类中国新移民的数量和规模依然是中国新移民的主体,因此,中国新移民较之其他外国移民族群,社会融合度依然是很低的。但由于前两类的中国新移民的数量正在增加,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大量的留学人员奔赴海外,知识型海外华人的比例上升。据估计,目前在海外的中国大陆专业人才超过了30万人。”④其中一部分,就长期居留和生活在欧洲国家。因此,与中国老移民相比,中国新移民整体的社会融合度在欧洲国家正在明显提升。

第四,中国新移民的大众传媒意识和参政意识强烈,华人政治地位显著提升。

由于欧洲国家的中国老移民多是通过契约劳工、家庭团聚、难民申请或非法移民的方式居留欧洲的,其文化水平极端低下,工作在欧洲国家的国民所不愿意从事的工资低、环境差、工作强度大的工作岗位上,因此,他们生活在欧洲国家的最底层。经济实力弱、文化程度低,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观念的熏陶和影响,他们缺乏创建社会传媒的意识,即使其合法权益受到了不法伤害,也不知道通过大众传播媒体的力量,伸张自己的权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更谈不上竞选地方政府的议员、参与欧洲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 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中国老移民,极少通过组织和动员社会大众媒体的力量,维护和伸张被西欧国家一些人群或团体侵害的合法权利。在欧洲人、特别是西欧人看来,中国移民就是一群缺乏传媒意识和政治头脑的“沉默族群”。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移民,由于深受现代高等教育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深刻熏陶、语言障碍的消失、社会融合程度的增强以及经济地位、收入水平的提高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新移民十分重视大众传播媒体的建设和欧洲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并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后,在欧洲国家,由大陆新移民创办的华文报刊“主要有《欧洲时报》、《欧洲日报》(法),《华侨通讯》(荷兰),《联合商报》、《欧洲之声》(匈牙利),《旅罗华人》(罗马尼亚),《比中侨声》(比利时),《华新报》、《西华之声》(西班牙),《奥华》(奥地利),《南欧华人报》(意大利),《中俄信息报》、《莫斯科晚报》(俄罗斯)等30多家报刊”。“1997年8月,欧洲华文传媒会成立,该会由12个国家、35个传媒组成,每年召开一次会议”①。毫无疑问,这些华人报刊及其传媒会,对于编织欧洲国家的华人华裔的移民网络、沟通华人的祖国情感、维护和伸张华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为下一步参与欧洲国家的政治生活,打下了良好的社会传媒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新移民的参政意识也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越来越多的华人从切身经历中认识到,以参政议政的形式反映诉求是争取自身权益的最有效途径。”“欧洲华人参政最早在英国开始,且成效较突出。参与地方议员竞选是英国华人在基层参政的主要方式,自1986年华人吴美莲竞选伦敦路易斯汉姆区议员成功后, 20多年来,英国各地先后有约20位华人担任过地方议员,年纪最小的还不到30岁,最大的约60岁。”②“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以华人社区利益为主的议会游说逐渐成为英国华人‘集体发声’的开始,在新一轮《移民、庇护和国籍法》草案征询意见的过程中,华人代表纷纷投书到相关立法机构,游说议员,并与印度移民、土耳其移民等少数族裔群体联手向英国议会递交**书,促使政府接纳了华人提出的多项建议。”③在法国,华人参政进展明显。在2008年初进行的法国市镇选举中,“巴黎20个选区的竞选活动中首次涌现出多达7名华人竞选者,在巴黎以外其他省市还有6名华人被列入当地市镇选举候选人的名单。”此次选举有两大特点,“一是直接参选的华人人数比以往多,且来源广泛;二是不同政党推出的主选人都更重视华人代表,并将他们纳入其竞选班子。”④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中国新移民在参政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现。“1997年底,由政府提名,意大利华人季志海成为弗利市议员的候选人并成功当选,成为该市的常务外籍议员。2006年,来自温州年仅21岁的刘成,当选为意大利安科纳市议员,并因此在当地创造了‘两项纪录’:意大利最年轻的华人议员、安科纳市历史上首位华人议员。2007年,西班牙华人谷维纯当选托雷莫里诺斯市议员。”⑤华人政治人物在欧洲国家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充分表明了中国新移民参政意识的强烈和华人政治地位的提高。

四、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规模上看,欧洲已成为中国新移民增长最快的地区。尽管移民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在中国已有长久的历史,但由于移民历史传统、移民网络链、欧洲国家的外国人生存环境、移民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欧洲的中国移民在规模上只有不足百万,与其他外来族群、尤其是是穆斯林移民族群相比,依然是很小的外来族群之一。但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以后,直到今天,大量的中国新���民前赴后继地移入欧洲,“形成了自中国人移民欧洲以来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分布最为广泛的一次移民潮”⑥,到今天,欧洲的华侨华人已达到260万-320万。与中国移民在北美、大洋洲和南美洲的规模相比,毫无疑问,欧洲、特别是西欧已成为中国新移民增长最快的地区。

第二,从区域上看,中国新移民已遍及整个欧洲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移民在欧洲主要分布在西欧国家,特别是在法国、英国、奥地利、德国等西欧国家。这与英国、法国的契约华工历史传统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家庭团聚政策的实施以及冷战思维下的难民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但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中国的新移民首先是通过华人移民网络,进入西欧国家,从中国的省份来源地上看,主要来自浙江、福建和广东。进入21世纪以后,一方面,移民东欧国家、南欧国家或者到东欧国家、南欧国家投资、经商,成为中国新移民的重要选择。另一方面,移民来源地也突破了浙江、福建和广东的范围,山东、辽宁等省份的移民也跨入了移民欧洲的行列。于是,中国新移民的足迹,已遍及俄罗斯、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等东欧和南欧国家,在整个欧洲国家,到处都能看到中国新移民忙碌、勤奋的身影。

第三,从社会地位上看,欧洲的中国新移民文化素质偏低、社会地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尽管欧洲的中国新移民的增加,在一定的意义上,正在改变着中国移民在欧洲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偏低的状况,但总的来说,直到今天,欧洲的中国移民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偏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如果与北美的中国新移民进行比较,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在北美,中国新移民的类型多以“知识分子”为主体,“通过留学生、技术移民等方式移居北美的占大陆新移民的绝大多数。”在美国, 2000年11月,美国国际教育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中国大陆留学生5·4万人,位居各国留学生(总数是51·5万人)之首①。这些留学生中,回国者不足1/3,中国留学生的2/3,留在美国长期居留或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华裔华人中的主体②。在加拿大,通过留学、在学成后以技术移民的方式移居加拿大,或者直接在国内以技术移民的身份移民的占了中国大陆移民的90%,以家庭团聚方式、投资方式或非法移民方式的移民仅占10%③。当中国新移民主要以“知识移民”、“技术移民”的方式进军北美的时候,移民欧洲的中国新移民则主要是浙江、福建和广东的农民,以来自农村和中小城镇的青壮年为主,通过家庭团聚、继承遗产、餐馆雇工、经商或非法移民的方式,进入欧洲国家。在欧洲的中国新移民中的85%,属于“非精英移民”④。在这种背景下,欧洲的中国新移民文化素质偏低、社会地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也就成为无容置疑的事实了。

基金项目: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法国移民社会问题”(07BSHZ03)、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穆斯林移民在欧洲及其社会融合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宋全成,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所长,法学博士(济南25010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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