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

——教育对推动阶层结构合理化的意义探讨

王春光

来源：人民论坛2014年第2期

虽然教育已经难以像以前那样承担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化的重任，但是，没有大规模的教育发展，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化则无从谈起。不论是从个人还国家来说，教育是必须修炼的一门课程，国家应从综合、系统改革角度使得这门课变得更加有价值，这才是关键。不要因教育收益没有以前那么大而认为其“无用”。

发展困境：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和对教育效用的质疑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从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格局演变为十大社会阶层的结构。社会阶层趋于多样化以及中产阶层的不断扩大，是两个最明显的特点。在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中，经济因素与教育因素的作用是最大的，两者基本上发挥了正向效用。经济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使得广大农民和工人乃至许多城镇无业人员获得了就业选择权，有了更大的经济施展空间，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比如他们可以转变为产业工人、企业老板和个体户等。与此同时，另一条推动社会分化和流动的就是教育正常化、大众化，尤其是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发展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提供了改变社会地位的机制和渠道。但是，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们也看到另一种负面现象越来越明显，引起社会的不满和诟病，那就是社会不平等加剧以及下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在明显减少，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阶层已经出现断裂和固化。人们开始质疑经济发展是否让人们实现共享以及教育是否还具有帮助人们尤其是底层社会的人们获得向上流动机会的能力。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反映我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47以上，超出了国际警戒线，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在1比3以上的高位上运行。更主要的是，教育不但不能对社会不平等起到缓解的作用，反而成为社会不平等扩大的一个重要机制。早在10年前已经有学者验证了教育具有维持社会不平等的功能这一假设。我们于2004年的研究也显示，教育收益率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不但没有提升，反而在下降。最明显的变化拐点是1997年后高等教育扩招和大众化，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由国家包办转为市场自由竞争择业，一改过去“天之骄子”的社会精英人才的面貌，乃至到现在沦落为与民工“同等待遇”，甚至每年有一定比例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实现就业，这其中很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和城镇中下层家庭。于是，人们就怀疑“教育的价值”，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说法。

有研究表明，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向中上层阶层集中，成为社会不平等扩大和社会层化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全国名牌大学的生源中农村占的比例与10年前和20年前相比明显下降，中产阶层尤其是公务员家庭、专业技术人员家庭的生源占据明显的优势。于是最近清华、北大、人大等全国知名大学拿出一定的名额向中西部和农村地区招生，但是，这并没有改变知名大学生源在农村城市间的不平等格局。另一方面为了竞争优质资源，下层家庭承受着更重的教育负担，在广大农村地区，出现“租房陪读”的现象。所谓租房陪读，就是农村父母为了让孩子在小学阶段不要落后太多，就选择离开农村，跑到县城或中心城镇租房子，让孩子进入那里的学校就读，这就相当于城市“择校”。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择校都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更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在择校过程中，不少没有社会关系和经济资本的人就只能面对这样“残酷”的社会不平等事实，当然进一步使得教育成为社会区隔的重要机制。

教育不平等源于社会不平等

当然，教育自身并不一定就具有区隔社会不平等或促进社会合理流动以及社会结构合理变化的功能，其对社会分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社会不平等状况。当我们讨论教育能否促进社会分层合理化的时候，往往忽略了社会分层对教育的影响，也就是说，教育在不同的社会分层格局中会发挥不同的功能和效用。实际上，当前我国的教育资源是迎合社会不平等要求而配置的，凡是优质教育资源都倾向于配置到让中上层更容易获得的地方和领域，凡是中上层集中的地方，优质资源就越多，相反，凡是下层集中的地方，教育资源都比较少，优质教育资源更毋庸谈起。某城市在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过程中，为照顾上层子弟上学，依然保留着几所名校；许多有钱人千方百计将子女送往大城市的名校。与此同时，我们在欠发达地区看到，几乎所有农村小学都招不到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老师，因为那里的教师工资太低，年轻大学生毕业后到那里当老师，每月工资不到1000元，还不如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工资。

在中小学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的孩子，就更有可能进入名牌大学，而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就更容易找到好的职业。而今不少用人单位或明或暗地规定，只招聘985或211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他大学毕业的学生连面试资格都没有。虽然这是一种歧视性规定，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出台政策防止这样的就业歧视，但是在现实中，国家的政策形同虚设，也就是被社会不平等化为乌有。表面上看起来，985和211大学毕业的学生似乎有更好的素质，但是，实际上这是另一种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当然，劳动力市场确实存在着技术能力门槛，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技术能力竞争。但是，每个人的技术能力发展不但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和天资，而且更取决于是否享受更好的资源和机会。以毕业于985和211大学为资格，表面上体现以技术能力为标准，但是实际上强化了社会不平等对技术能力的型塑和建构，正如上面指出的，能进入985和211大学的学生来自中上层家庭比来自下层家庭的多。因此，有关只招985和211大学毕业生的规定或者潜规则实际上是中上层用教育这样看似合理的技术门槛以维护本阶层地位的做法，也就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和法国社会学家布丢所谓的学校是阶层门槛的体现。

除此之外，有关大学毕业生就业方面的其他不平等也随处可见。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多少与大学毕业生就业有很强的正相关，即社会资本越多，越能找到工作，越能找到好的工作，也就是可以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反之亦然。社会资本至少从以下三方面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和职业地位：第一，社会资本多，在求职中可以获得更多更可靠的就业信息；第二，社会资本多，可以帮助求职者在竞争中获得更多的人际帮助；第三，社会资本更有利于职业变更和升迁。虽然我们国家实现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考制度，但是，在一些环节中依然受人际关系的影响，比如可以放宽面试条件让有关系但考试成绩不好的人进入面试，这并不是个别案例；变相的方式五花八门，层出不穷，都为社会资本发挥作用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空间。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人们对教育期望的张力

精英教育与教育大众化之间的均衡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从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等教育后，高等教育一直被当作培养社会精英的教育，凡是进入高等教育的人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社会精英，这在社会上形成了共识，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高校大规模扩招后，上大学已经并不那么困难，全国高中升大学的比率从过去的3%到5%遽然上升到30%以上，有的高中上大学的学生达到100%。由此可见，大学教育变得越来越大众化了，大学生不再被当作社会精英来培养，毕业后仍然要进入激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去拼搏，有可能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工资和其它条件并不很理想的工作。有研究表明，大学毕业的教育收益率与高中毕业的收益率差距不如高中毕业的收益率与初中毕业收益率的差距大。于是人们就有“大学生没有用了”的慨叹，才有“拼爹”的说法。

在这里，我们对教育的社会功能应该有这样清醒的认识：首先，当今中国已��进入知识、信息化时代，接受一定水平的教育已成为人们在这个时代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随着公众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接受高等教育已不再像以前一样是实现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的唯一条件。其次，教育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发挥促进社会阶层合理化流动的作用和功能，而脱离一定的社会条件，我们难以断定教育的社会功能。当前我国教育之所以没有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发挥合理化的社会流动功能，原因不在于教育自身，而在于社会不平等。虽然改革初期也存在社会不平等，但是由于经济和社会改革发展急切需要大量的优秀人才，从而为接受了较多特别是大学教育的人提供更多的社会机会和位置，因此他们被当作社会精英。而今社会中上层的位置已经被全部占据，而且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会充分利用教育资源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下层成员要利用教育来实现向上流动的难度就空前巨大。

进一步拓展教育对社会之正功能的空间和路径

但是，这并不等于下层成员就完全没有希望靠教育实现社会地位的改善了。事实上，我国依然还有很大的社会空间，供教育发挥改善社会阶层结构的作用。第一个空间是我国经济结构升级转型。经济结构升级转型，就需要大量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优秀人才，但是，我国目前培养的人才还不足以支撑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另一个空间是，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依然过小，虽然学术界并没有在中产阶层的界定上达成共识，但是普遍认为，我国中产阶层规模没有超过人口的30%，据我们的研究，也只有25%左右。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规模都在60%以上，如果我国要赶上这个水平，显然还有很大的距离，也有很大的空间，一个人要进入中产阶层，其首要条件就是要受过良好的教育。第三个空间是我国正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虽然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3%，但是，其中有17%左右的人还处于流动之中，并没有彻底实现城镇化，与此同时，要赶上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还有20个以上的百分点要完成。城镇化往往有利于中产阶层的壮大，但是那些进入城镇化的人只有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才有可能进入中产阶层，否则，城镇化并不一定能壮大中产阶层规模。

显然，目前教育之所以不能像过去那样发挥明显的社会阶层合理化的功能，一方面是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另一方面教育本身也存在不平等问题。最近几年国家在大力提倡教育资源均等化，但是，在实践上，这种均等化还是受制于社会不平等：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和阶层都在千方百计地攫取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与此同时，各地的一些教育部门愿意将优质教育资源配给名校，以彰显政绩。与此同时，社会阶层的边界趋于定型，跨越阶层边界的流动越来越少，难度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改变教育的社会阶层维续功能而使其更好地促进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化，应是我国下一步综合和系统改革时应优先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之一。

国家在教育体制改革上应处理好教育作为公共服务与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教育作为公共服务，应该由国家来承担，要秉持平等的原则，也就是说，国家应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消除城乡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义务教育差距。目前的教育体制是，义务教育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由于各地财力差距很大，因此，义务教育的发展水平差次不齐，与此同时，地方教育保护主义非常强烈，特别是外来人口多的地方都不太情愿让外来人口子女享受本地的教育资源，尤其是本地的优质教育资源。

而作为人力资本投入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在确保公益性的前提下，应交由市场机制来决定。为此，国家教育体制应作如下制度和财政改革：第一，将高中纳入到义务教育，延长义务教育时间。第二，减轻县区承担义务教育的责任，加大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承担义务教育的责任，至少形成中央财政、省级财政与县级财政在义务教育上各承担三分之一的责任，其中中央政府要加大力度去帮助欠发达县区的义务教育发展。第三，中央政府与省市政府在兴办高等教育上实现分工合作，但是要防止中央办的高等学校属于名牌学校而省市办学校属于非名牌学校，所以，在高校评估上要有独立的机制，鼓励省市政府兴办高校，促进高校之间的良性竞争，与此同时鼓励社会与政府共同兴办高等教育。第四，改革教师收入制度，尽可能消除同级教师在收入上的差距，并在制度上奖励那些愿意支援欠发达地区（尤其偏远农村地区）的教师。缩小教师收入差距非常重要，现在由于教师收入在地区之间、校与校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所谓“孔雀东南飞”、优秀教师向发达地区和名校集中非常明显，使得欠发达地区和普通学校的教育受到明显的弱化。

当然，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并不一定必然会使得教育真正能发挥促进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化的功能，这里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社会流动体制和机制。开放、合理、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是每个社会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如果教育均等化尽可能降低社会不平等对教育过程的影响，那么，开放、合理、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则可以尽可能限制社会不平等对社会流动的干预影响。这个流动机制就是获致性机制，也就是说，每个人凭着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凭关系、权力或金钱去竞争其社会地位。现在已经有一些机制比较接近地体现这一点，比如公务员考试制度，但是，人们对公务员录用过程还是存在很大疑虑。至于考上公务员以后的升迁过程，确实还远没有做到唯贤任用。我国的党政人事制度改革以及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等将是关键。此事更为复杂，不是本文所能讨论清楚的。

结语

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及教育正常化以后，教育在促进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合理流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经济发展以及以前教育中断，导致我国现代化建设缺少大量的专业人才，使得教育担起了社会阶层结构合理流动上的重任。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我国每年培养的大学生都在数百万之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让人们感觉到教育的功能或收益没有以前那么明显，而社会阶层结构日趋定型，使得底层人群通过教育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变得比以前困难，这在其他许多国家也有相似的情况，所以有研究者提出了教育是维持阶层秩序的看法。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为教育扮演阶层流动功能提供了重要基础，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的一些体制和机制却阻碍了这一点，这是我国需要深化综合、系统改革的关键，但是难度却史无前例。

总而言之，虽然教育已经难以像以前那样承担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化的重任，但是，没有大规模的教育发展，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化则无从谈起。无论从个人还是从国家来说，教育是必须修炼的一门课程，希望国家从综合、系统改革角度使得这门课变得更加有价值，这才是关键，不要因教育收益没有以前那么大而认为“无用”。（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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