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焦点掩盖下的中国阶层流动现实

郑杭生 邵占鹏

载于《人民论坛》2014年第2期

　　中国当前阶层流动的代际遗传性强度在学界尚缺少权威定论，各方见解并不一致。如李春玲认为，“很难简单地依据流动情况，判断经济改革之前或之后的社会结构哪一个更开放或更封闭。”①而高勇依据城市调查数据认为，基于权力经济资本或知识资本的继承效应的社会流动樊篱始终都较为稳固地存在着，当今这种社会流动藩篱的强度与改革开放初期（1979～1990年间）相比确实增强了，但是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仍然是减弱的。②可以想见，在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尚无定论的问题，在社会中却产生了代际遗传性增强的大众共识，故事的背后定有多方面的社会因素使然。

　　舆论焦点对阶层流动现状的误导与揭示

　　社会公众舆论中流行的“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概念并不能简单视为中国阶层流动代际遗传性加强的表象，其产生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抛开网络传媒的作用不谈，单就社会流行语所揭示的阶层流动问题而论，把握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现状，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前提条件：找准评价阶层流动的标准、明确舆论话语权的立场、理清舆论焦点揭示的问题。

　　找准评价阶层流动的标准。本文第一作者曾经指出，“一个社会中，上层永不松懈，中层永不满足，下层永不绝望，这种社会结构是比较有弹性的。”③上层永不松懈就是说上层要有危机感，而非垄断阶层流动；下层永不绝望就是说下层要有机会，不能被排除在阶层流动的可能性之外。从阶层流动的角度来看，上述区分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第一个层面为“是否有机会流动”，第二个层面是“能否实现流动”。对于低阶层人民而言，他们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向上流动的机会；对于中间阶层而言，他们的主要问题是能否抓住流动的机会，即能否实现流动。让更多的低阶层人民有机会流动，是衡量阶层流动好坏的基本标准也是最重要的标准，这是机会公平而非结果公平。结果公平不能被视为评价阶层流动好坏的标准，因为结果公平难以准确定义，不同利益群体有各自的结果公平，且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和付出均有差异，一味追求结果公平，必然导致更严重的不公平。真正的公平就是合理的差别，至于如何界定“合理”，就是在保障机会公平的前提下，允许那些能够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差别激励作用的存在。

　　明确舆论话语权的立场。“拼爹”、“官二代”、“富二代”这些流行语并不是完全针对阶层流动的，它们包含了改善生活、反对投机活动等更加丰富的意涵。这里单就其中的阶层流动意涵来说，概念背后所代表的阶层并非低阶层人民。因为，目前中国的低阶层人民尚不具有在公众舆论中的发声能力，很多农村地区甚至较少受到“拼爹”、“官二代”、“富二代”这些流行语的影响，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流行语都是在“能否实现流动”这一层面上展开的批判，没有关注到“是否有机会流动”的问题。所以，即便“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的问题缓解了，受益的也仅为有机会进行阶层流动的人群。笼统地将就业、购房等问题都归于“拼爹”，不仅言过其实，而且脱离了阶层流动的语境。公众舆论反映的是发声阶层的利益，“拼爹”、“官二代”、“富二代”所揭示的是在“能否实现流动”层面上，有流动机会的中层与上层之间、中层内部之间的矛盾。

　　在把握了舆论焦点的误导作用之后，再来分析舆论焦点所揭示的问题。虽然“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概念有着阶层立场的局限，但这些概念却揭示了当前中国阶层流动面临的新问题。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市场化逻辑和地位再生产逻辑共同影响着中国的阶层流动。李煜将这种阶层流动模式总结为：市场化和再生产“双重流动机制”下的菱形结构模式，即上层的精英阶层和社会底层多表现为家庭地位继承的流动模式，而处于中间阶层的大量普通社会成员受益于市场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开放性，其流动模式趋向自由竞争模式。④按照此论断，反观舆论焦点中的“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概念，可以想见中间阶层在阶层流动中面对的新问题。

　　舆论焦点展现的中层边缘化。作为公众舆论发声者与参与者的中间阶层，原本处于阶层流动开放性模式之中，但“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流行语的出现却映射出中间阶层在阶层流动中遭遇的尴尬。这种尴尬有两方面，即流动意愿与流动结果之间的反差，表象逻辑与实质逻辑之间的反差。

　　流动意愿与流动结果之间的反差。虽然中间阶层和低阶层人民均有向上流动的意愿，但是中间阶层获得了更多的流动机会，他们向上流动的目标更加实在，他们流动的意愿更加强烈，在遭遇流动受挫后的反应也更加强烈。这是中间阶层的独特性决定的，他们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均得到启蒙，他们能够感受到上层人民的种种优势，也缺少低阶层人民安分守己的心境，对于中间阶层而言，不努力进取就会退步，市场化逻辑与参与竞争是他们的基本信条。可是，真正实现向上流动的概率很低，流动意愿与流动结果之间容易形成反差，在反差下中间阶层相对剥夺情绪就会通过舆论表现出来，“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流行语正是这种情绪的表达。

　　表象逻辑与实质逻辑之间的反差。中间阶层一方面看似拥有很多向上流动机会，另一方面却又屡屡与向上流动的达成失之交臂，在如此反复的过程中，他们对阶层流动的不满情绪不仅在于意愿与结果的反差，还表现在表象逻辑与实质逻辑之间的反差。市场化的逻辑是中产阶层社会流动的表象逻辑，也是他们所信奉的逻辑，但是，从舆论焦点中的“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概念可以看出，在决定能否实现向上流动的问题上，代际遗传性扮演着实质的运作逻辑。二者的反差就给意愿与结果之间的矛盾增添了被欺骗的意味。

　　上述两个方面的反差揭示出当前中国中间阶层（尤其是缺少代际遗传性优势的中间阶层）的边缘化处境。在边缘化研究中，人们仅将目光停留在底层人民的边缘化上，较少注意中间阶层的边缘化问题，这在中国阶层研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边缘化问题本就不是客观的阶层结构问题，而是包含着结构与心理两个层面意涵的建构概念。中间阶层虽然没有面临低阶层的结构边缘，但是他们可能比低阶层群体更加感受到自身的边缘处境。从“拼爹”、“官二代”、“富二代”这些流行语可以看出，中间阶层向上流动意愿强烈却难以实现，他们信奉自由竞争却屡屡遭遇代际遗传与地位再生产，这些流行语正是中间阶层面对自己心理边缘处境的呐喊。

　　总而言之，“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舆论焦点代表的是中间阶层的话语，缺少对流动机会问题的关注，反抗的是上层或其他中层的代际遗传性，追求的是那些缺少代际遗传优势的中层立场上的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而非站在低阶层人民立场上。将这些舆论焦点简单视为中国阶层流动代际遗传性加强的表象，是舆论焦点对阶层矛盾的误导，至于这些流行语的出现，所揭示的问题实质是中间阶层在阶层流动上的心理边缘化。

　　中层边缘化对阶层流动的当下影响

　　市场化逻辑作用空间的缩小。“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舆论焦点揭示了阶层流动中市场化逻辑的退步、再生产逻辑的强化。其中展现的中间阶层的边缘化处境表明“能否实现流动”的阶层边界在整个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上移，中间阶层的内部出现了分化，更多的人仅是具有流动的虚幻可能性但无法达成真正的流动。上文指出，机会公平是评价阶层流动好坏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标准，而如今，再生产逻辑的强化已经侵蚀了机会公平，将中间阶层中的很多人排除在了机会公平之外。如此发展，市场化和再生产“双重流动机制”下的菱形结构模式将不复存在，真正留给市场化逻辑的空间已远不如改革开放初期。

　　进一步思考，市场化逻辑空间的缩小对阶层流动又有怎样的影响呢？市场化逻辑本就是中间阶层所主导的阶层流动模式，而如果假定“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流行语确实是阶层流动开放性程度的真实反映的话，那么中间阶层内部的分化将导致再生产模式成为整个社会阶层流动的主导模式。如果特定时期阶层流动率保持不变的话，那么，那些缺少代际遗传性优势的中间阶层将成为唯一贯彻市场化逻辑流动模式的群体，他们无力与具有代际遗传性优势的其他中间阶层对抗，最终只能导致他们为争夺仅有的流动可能性而展开相同地位阶层的内部厮杀。在这个意义上，中层边缘化一方面反映出市场化逻辑在阶层流动中作用空间的缩小，另一方面间接起到了为阶层流动模式排序的功能，即首选代际遗传性，次选市场化逻辑。这两方面的结果均是与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方向相悖的。

　　再生产逻辑作用空间的夸大。上面假定的是舆论焦点真实反映了中间阶层的边缘化处境，但实际中，拥有公众舆论话语权的中间阶层在主导舆论焦点上，有可能过分夸大了自身的边缘处境，从而借此与上层和具有代际遗传性优势的其他中间阶层进行对抗，以此寻求向上流动的可能。在寻求阶层流动的过程中，由于部分中间阶层缺少代际遗传优势，而单纯的市场化逻辑只能是在既定蛋糕（流动机会）大小的情况下争夺剩余机会。这时，那些缺少代际遗传优势但却拥有舆论话语权的中间阶层就会以舆论焦点为武器，借此扩大流动机会。

　　另一方面，在当今的社会化媒体时代，舆论焦点容易夸大实际情况，尤其是在中国长期缺少现实公共领域的情况下，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更加剧了“群体极化”的风险。有研究指出，当前媒介对“官二代”的负面评价更加突出，“富二代”污名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消解，而“官二代”的污名却很难去除。⑤此处的污名化作用就是舆论焦点偏离实际情况的表现，对利益或价值的追逐滋生了夸大问题程度的可能。舆论焦点想要成为斗争的武器，自然不能停留于对社会实际状况的真实反映层面，这在社会化媒体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部分中间阶层借助舆论力量，夸大阶层流动中的代际遗传性程度，致使大众形成了被扭曲的普遍共识。在此意义上，中层边缘化问题成为缺少代际遗传性优势的中间阶层在自由竞争中的话语筹码。

　　在阶层流动中，如果再生产逻辑作用空间果真被舆论焦点所夸大，那么舆论焦点所推动的阶层流动模式调整就会脱离实际的阶层封闭性水平，看似推动了整个阶层流动模式的优化，实则服务于舆论炒作群体的利益。这种舆论焦点对阶层流动的反作用需要加以重视。

　　阶层流动中等级效应的扩大。中层边缘化有着浓重的阶层局限，它所催生的舆论焦点忽视了低阶层人民向上流动所面临的问题。在公众舆论缺少低阶层人民有效参与、阶层流动缺少低阶层人民流动填充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阶层流动所展现的就仅是上层与中层之间、中层内部之间的游戏。有学者指出，基于精英认同基础上的等级效应的社会流动藩篱在中国阶层流动中（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建立过程⑥。这里所指的等级效应是超越个人层面上的代际遗传性，是精英群体与非精英群体的区分。由此可知，“拼爹”、“官二代”、“富二代”这些流行语所反映出来的中层与上层之间、中层内部之间的矛盾问题仅是显像，其前提性矛盾则是中层与上层共同对下层的排斥。

　　在代际遗传性增强的情况下，舆论本应成为对抗代际遗传性的力量，但是如今被中层边缘化问题主导的舆论焦点在批判代际遗传性的同时，贯彻的却是上层与中层内部的再生产，遵循的却是现有流动机会水平下的市场化逻辑，而没有质疑现有流动机会水平对低阶层人民的排他性。

　　总结来看，基于精英认同基础上的等级效应的社会流动藩篱才是突出的问题，这里的等级效应和藩篱就是指流动机会问题，中层边缘化问题掩盖了等级间的对抗，其追求的目标反而成为了自己批判的指向，中层边缘化旨在达成的仅是如何在等级效应下的内部再生产问题。在整体阶层流动的意义上，中层边缘化的批判意义不但不利于阶层流动的开放性，它所滋生的舆论焦点在批判代际遗传性的同时，反而加剧了上层与中层的等级再生产，拉大了精英与非精英的等级距离。

　　阶层流动中代际影响的新趋势与努力方向

　　在考察了“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舆论焦点的误导性、揭示的中层边缘化、展现的市场化运作空间缩小、夸大的代际遗传性程度、推进的等级再生产等一系列问题之后，再来把握当今中国阶层流动中代际影响的未来走向。从长远来看，中间阶层仍然是公众舆论话语权的拥有者，有着阶层立场局限的舆论焦点也将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那么，这种舆论焦点的导向性在阶层流动的当下，又带来了哪些代际影响的新趋势呢？尤其是在政府主导的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各种力量的交汇又会呈现出怎样的阶层流动特点呢？

　　逐渐形成的舆论监督机制。“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现象虽然本质上有着阶层立场局限以及批判的不彻底性，但是这些流行语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共鸣，逼迫上层或具有代际遗传性的中层回应舆论焦点，避开舆论焦点的锋芒，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阶层流动的机会公平。虽然它所推进的机会公平仅是在舆论焦点指向的范围内，即中层边缘化问题上的机会公平，尚没有降低机会公平在整个阶层结构中的门槛，但毕竟由中层边缘化问题所引发的批判取得了一些成效，逐渐形成了阶层流动中代际遗传性的舆论监督机制。

　　近几年这种舆论监督机制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因网络舆论事件而被审查的案例不胜枚举。不过，舆论监督机制更多的是一种问题解决型话语武器，而非制度优化的协商平台。问题解决型话语武器仅是一种事后处理，它容易在大众情绪中走样，也因没有未来的指向而缺乏系统性和长效性，而且此种话语武器的主导地位还可能进一步强化舆论焦点的误导性。这三个方面的缺陷决定了当今的问题解决型舆论监督机制亟需模式转型，作为未来长期存在的舆论监督机制，尚需加强制度优化、环境培育、多方协商方面的引导。

　　低阶层代际弱势遗传性的变相增强。“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流行语引导人们关注阶层流动中的不公问题，而少有关注低阶层人民的阶层流动机会问题、权利意识启蒙问题、心理边缘化唤起问题、公众舆论参与能力培养问题，受制于阶层立场的局限，容易形成精英认同基础上的等级效应。所以，舆论焦点对代际遗传性的批判只是削弱了上层和部分中层的代际遗传性，但间接加重了低阶层人民的代际弱势遗传性。在阶层流动中，低阶层人民与阶层流动机会越来越远。

　　低阶层代际弱势遗传性的长期存在对整个阶层流动模式的优化也是不利的。低阶层人民缺少代际遗传优势，也缺少舆论导向能力，处于结构边缘的他们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的分割，并未出现心理边缘化。这一现状看似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较低成本的民生支撑，但从长远来看，中国阶层流动中的等级效应将越来越严重。这里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低阶层人民的心理边缘化因等级效应的过分拉大而暴露出来，此时产生的社会震荡是不可想象的；另一种是低阶层一直远离舆论焦点，长期保持结构边缘与心理边缘的分离，那么整个社会的阶层流动都将因此而趋于精英与非精英的二元分立，阶层流动也就演变为了等级效应下的阶层内部调整。这两种可能均不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均不是可以容忍的阶层流动模式的未来指向。

　　在低阶层人民缺少舆论导向能力的情况下，政府需要引导舆论对低阶层代际弱势遗传性的关注，避免中层边缘化夸大实际情况、过分主导舆论焦点，从而减缓或扭转阶层流动中等级效应扩大的趋势。中层边缘化是阶层流动中的新问题，但不应成为舆论焦点的唯一指向，缺少心理边缘化的低阶层人民所亟需解决的流动机会问题才是问题的症结。

　　全面深化改革对市场化逻辑的强调。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阶层流动是资源配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化逻辑是中国阶层流动的长远方向，代际遗传性与等级再生产均不符合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其最终要让位于市场化逻辑。

　　当今中层边缘化所主导的舆论焦点一定程度反映出阶层流动现实处境与未来目标之间的矛盾，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市场化目标，就需要做好与当前的代际遗传性和等级再生产力量对抗的准备。这种准备包括了上述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发挥舆论监督机制的作用，并注重向制度优化的引导与转换，克服阶层立场局限与事后应对局限；二是避免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等级效应的扩大，加强引导舆论焦点对低阶层代际弱势遗传性的关注，为整个社会的阶层流动创造更加广阔的机会公平。在公众舆论力量尚不足以超越阶层局限而形成理性协商力量的情况下，政府的引导作用与责任是必不可少的。

　　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已经为阶层流动模式的转型指明了方向，同时也遗留了仍需探索的问题，即如何在阶层流动模式转型中，处理好政府引导与市场化竞争之间的关系。从当今社会中存在的中层边缘化问题可以看出，单纯的市场化力量不足以对抗代际遗传性与等级再生产，政府引导在阶层流动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过多的政府介入会削弱市场化逻辑的运作空间与动力，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指向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要求政府介入需要控制在推进机会公平的层面上，旨在对抗代际遗传性与等级再生产的力量，而非直接参与阶层流动的模式选择。

　　结语：如何把握代际影响与阶层流动的关系？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舆论批判背景下中国代际影响与阶层流动的关系，首先是剖析舆论焦点对阶层流动现状的误导性以及揭示中层边缘化问题，其次从中层边缘化入手分析了当前阶层流动的特点以及存在的批判局限，最后考察了舆论批判背景下中国阶层流动代际影响的新趋势，提出在阶层流动中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市场化目标所需要做出的努力。

　　从现有公众舆论的导向与学界研究来看，对代际影响与阶层流动关系的把握仍然缺少一个系统的全局性的研究脉络，这不利于阶层流动研究的理论繁荣，也不利于科学地指导阶层流动模式的现实改革。

　　为克服上述问题，把握代际影响与阶层流动的关系，需要从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立场出发。把握不同阶层的代际影响与阶层流动的关系；理清个别阶层代际遗传性变化对整个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影响，尤其是中间阶层代际遗传性变化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将阶层流动与当今的舆论批判背景、社会结构乃至未来阶层流动指向联系起来，从而处理好局部问题与全局问题、当下问题与长远问题的关系。遵循这样的方法论原则，才能够克服现有的单就阶层流动而研究阶层流动的狭隘视野，才能够全面审视当前阶层流动中代际遗传性背后的历史遗留因素和未来发展趋势、理性地看待当前舆论焦点中存在的阶级立场局限和批判的不彻底性。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心主任、一级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及理论与方法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JJD840015）

　　【注释】

　　①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02页。

　　②高勇：《社会樊篱的流动—对结构变迁背景下代际流动的考察》，《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③郑杭生：“五大挑战催生中国式‘紧绷’—社会弹性与社会刚性的社会学分析”，《人民论坛》，2009年第10期。

　　④李煜：“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社会》，2009年第6期。

　　⑤张洁：“‘富二代’‘官二代’媒介话语建构的共振与差异（2004~2012）”，《现代传播》，2013年第3期。

　　⑥高勇：“社会樊篱的流动—对结构变迁背景下代际流动的考察”，《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责编/王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