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网络社会的空间分化和不确定性是正确认识新时代新社会阶层的地位与作用的重要基础。在线下空间，由于体制壁垒和阶层内外的激烈竞争，新社会阶层面临向下偏移的阶层认同、弱势的市场地位以及较为不稳定的工作状态；而到了线上空间，新社会阶层的客观影响力以及自我身份认同发生了明显的逆转，成为网络空间中最具行动力和积极性的社会群体，在许多网络社群、网络事件中扮演着组织、动员和领导的关键角色。受海量信息供应条件下网络社会不确定性的影响，新社会阶层的社会心态也呈现出高度不确定性，并在社会各个圈层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关键词：新社会阶层/网络社会/不确定性/网络心态

作者简介：刘少杰，安徽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周骥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构成及相关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深化，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别是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依托于新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组织形成了新的社会群体——新社会阶层，也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社会阶层的出现和迅速发展壮大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当前，新社会阶层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在推动经济转型、促进创新创业、维持社会稳定、提升社会活力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社会功能。与此同时，新社会阶层呈现出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增强，社会构成日益多元化，社会态度和利益诉求趋于分化等特征和趋势，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正确处理新社会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关系，有效引导新社会阶层积极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党和国家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要“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发挥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新社会阶层这一概念的形成，最早是出于党和国家统战工作的需要。2001年，“新的社会阶层”被首次提出。2015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正式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统战对象纳入统战工作范围。2020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包括以下四大群体：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

作为一个政策概念，新社会阶层的范围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形势的实际情况和统战工作的具体要求，在不同时期的政策文本中有所变动。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新社会阶层的“新”及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社会转型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之前原有的社会结构已经不能够准确地涵括新社会阶层所指的这部分社会群体，他们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社会力量；其二，从所有制形式角度来看，新社会阶层大体属于“体制外”群体，是在非公有制经济和不在党和政府所辖单位就业的社会群体；其三，从职业类型角度来看，新社会阶层具有“新”的职业特征，与新生产业、新生职业相联系，是伴随着中国的产业结构演进和社会体制变迁对新职业的需求而产生的。

新社会阶层在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新社会阶层的生成与快速成长起源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同时在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浪潮的技术进步与社会变迁中不断被凸显出社会价值。特别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网络社会的深刻变迁。互联网在基于技术迭代不断创造出新业态、新需求的同时，也在持续整合着传统社会中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同样深刻改变了传统产业的组织形式。网络社会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创造出由掌握知识和技术的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所构成的“新阶层”，并在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正如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理论中所描述的，知识和技术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中轴”。作为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主要掌握者和伴生于新产业形态的职业群体，新社会阶层无疑在网络社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甚至在某些层面的社会变迁中发挥着“中轴”的作用。

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总体规模约为7200万人。如果将这些新社会阶层人士所管理的企业、社会团体(包括新媒体和网络组织)以及他们所能影响或支配的人员，特别是网络群体的参与者纳入分析视野，新社会阶层能够产生的社会影响就更加广泛了，而不再局限于新兴的中产阶层职业群体内部。不仅如此，网络社会的感性化趋势和不确定性特征，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对符号价值的感性追求，新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网络社会中的关键行动者，他们的表达、观念和行动对网络情景的塑造作用更是远超其阶层内部。面对快速成长、影响力持续增强，但流动性较大、分散性强、思想活跃、利益表达较为分化的新社会阶层，以及不断流变和迅速迭代的网络社会，如何正确把握网络社会中新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社会心态、社会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力，是将新社会阶层纳入国家治理的组织化体系之中，进而整合转型社会日益分化的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前提。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学术界对新社会阶层的界定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新社会阶层是一个统战的工作概念；而广义的新社会阶层可以指代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的更大规模的社会群体，主要是指体制外的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体，包括私营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基于概念内涵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比较性，以及调查数据的可操作性等考虑，研究者通常在广义上来定位新社会阶层群体。从阶层位置来看，新社会阶层大都处于社会的中间阶层；而根据其职业结构特征，这一群体也被研究者称之为“体制外新中产阶层”。虽然在阶层位置上具有大致相似性，但体制外新中产阶层在社会构成、生活状况、社会心态、地位认同等方面却表现出与体制内新中产阶层的诸多差别，后者也就成为研究者考察新社会阶层相关特征时经常使用的有较强代表性的参照对象。而在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条件下，在场空间和缺场空间的不同社会情境之中，新社会阶层的行动特征和社会观念则呈现出更为鲜明的特征。

基于上述分析思路，本文将从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视角出发，论述新社会阶层的身份地位、行动特征、网络经验和网络认同等相关问题，并使用2017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网络社会模块的相关数据，通过对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新中产阶层的比较，进一步呈现并分析新社会阶层在网络社会中的整体状况。本文首次基于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对新社会阶层的网络地位、网络行动和网络心态做了深入分析，对正确认识和深入把握新社会阶层的地位与作用，引导其在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具有积极的学术探索性和重要的实践意义。

在场空间与缺场空间中的新社会阶层

中国网络社会已经大规模崛起。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即时通信、商务交易、网络娱乐、公共服务等互联网相关行业持续发展。网民队伍的壮大崛起和互联网应用场景的不断增加，标志着中国社会生活已经全面网络化。进言之，社会空间在网络化的推进之下出现了复杂分化。可以根据身体是否处于其中且是否在地方空间中展开，而把社会空间区分为在场的地方空间和缺场的网络空间，可简称为在场空间与缺场空间。

在网民队伍之中，新社会阶层是网络空间中最活跃的群体。无论是从自由职业者、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新媒体以及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等职业群体的自身特征来看，还是从他们对互联网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水平来看，他们都是网络社会中最具有积极性和行动力的群体。数据显示，新社会阶层和体制内新中产在互联网普及率方面差异并不大，前者为95.95％，后者为93.69％，都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但两个群体对互联网使用的投入和依赖程度差异明显，新社会阶层每周平均上网时间达25.14小时，体制内新中产仅为19.55小时；互联网在新社会阶层的工作中占比达15.19％，显著高于体制内新中产阶层的11.46％。可以说，新社会阶层人士在缺场空间和在场空间中所展现出的行动、态度和影响力的差异性，构成了其自身社会生活中的张力，也成为充分研究与深刻把握新社会阶层人士的社会心态和社会行动的深层机制的关键。所以在网络社会的背景下讨论新社会阶层问题，就必须要从在场空间和缺场空间(也可称作线下空间和线上空间)关系的角度入手。

(一)在场空间中新社会阶层的职业身份与社会地位

从在场空间和缺场空间的角度来认识新社会阶层，可以发现，他们的职业身份和社会阶层，在两种空间中表现出诸多差异。从在场空间来看，新社会阶层的职业身份居于体制之外。虽然在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升级迭代过程中，他们凭借专业技能和管理才能能够获得较高的市场收益，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同体制内的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体相比，无论是从稳定性，还是从社会大众通常所给予的身份评价来看，均有一定的差距。如果仅从收入水平的角度分析，新社会阶层人士的平均年收入为88463元，显著高于体制内新中产的74963元。但在主观社会阶层维度，正如图1所呈现的，一方面，新社会阶层和体制内新中产大都认同于中层(包括中下层、中层和中上层)，认同下层和上层的占比较少；另一方面，新社会阶层中认同中下层、下层的占比明显高于体制内新中产，而认同中层或者中上层的比例则明显较低。

对比能够客观呈现阶层位置的收入水平和反映受访者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自我感知的主观社会阶层时可以发现，对新社会阶层而言，其主观认同和客观地位发生了偏移。这一“向下偏移”现象所体现的是新社会阶层对其自身社会地位认同的不确定性，其根源一方面在于相较于体制内新中产更为稳定的生活预期，更多地在市场环境条件下工作和生活的新社会阶层，其建立在市场要素占有基础上的地位参照系具有缺乏稳定性、没有具体边界等特点，阶层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比较大，导致地位层级认同出现整体性下移；另一方面，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体制内外仍然存在明显的分化与区隔，新社会阶层群体通常在工作稳定性、社会福利保障、市场地位等方面居于劣势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放大了他们对个人和社会的风险感知，造成其不确定性增强，社会安全感降低。

(二)新社会阶层内外竞争的激烈性与流动性

在线下的地方空间中，新社会阶层的职业地位和生活状态，同体制内的中产阶层相比，表现出较大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新社会阶层无论在阶层内外，面临的竞争压力都相对较大。在阶层内部，新社会阶层作为身处市场经济体制核心的社会群体，需要时刻保持竞争意识和动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立足。特别是新社会阶层中大量人群从事的是互联网信息技术推动下产生的相关行业，如IT业、文化创意产业、新媒体、网络电商等，这些行业普遍具有工作强度较高、不稳定就业较多、竞争激烈、收入波动较大等特点，相关从业者往往表现出较高的相对剥夺感和较低的职业归属感。在阶层外部，新社会阶层所面临的竞争同样激烈。当下中国体制内外在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领域，以及职称评定、晋升机制、职业流动等职业发展领域仍然存在明显的制度性差别。在体制外就业的新社会阶层难以获得与其中等群体社会地位接轨的体制制度资源。不仅如此，在一些领域的市场竞争中，私营企业在经营某些项目时，还会面临与国有企业相比市场地位较低的问题，所面临的竞争更为激烈。

体制壁垒和阶层内外的激烈竞争，造成了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不畅而“向下”流动的压力增大的不稳定生存状况。在这种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新社会阶层自然不容易获得稳定的社会地位和较高的社会安全感。在阶层内外面临竞争的激烈性和社会位置、职业位置的高流动性压力下，新社会阶层对各种信息都比较敏感，因此，他们会格外重视对社会优势资源的选择和自身位置的不断调换，表现出一种较强的流动性。他们的社会心态同体制内新中产阶层人士相比，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一点最直接的反映就是新社会阶层的就业稳定性较低，职业身份和专业变动较为频繁。中国社会科学院2016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有53.0％的新社会阶层人士换过工作单位，远超社会总体的37.8％，另有11.4％和7.0％的新社会阶层人士更换过2次和3次工作；从未来职业规划来看，很多新社会阶层受访者都表示在未来2年内有找一份新工作或者创业的打算。

(三)缺场空间中新社会阶层的身份转换与地位提升

但是，当到了缺场的线上空间之中，新社会阶层的身份地位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探讨网络化条件下的社会空间分化问题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网络活动的缺场性具有相对性，网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其所在的社会组织、社会身份等社会空间的限制，在多大范围内展开网络活动，这种能力或者行动空间决定了其在缺场空间中的行动自由程度。正是这种相对性使网络空间的展开表现出了层次性。即便是拥有类似社会资源和地位的群体，在缺场的网络空间中所能使用的行动能力和影响力也会大不相同。

许多体制内的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体，大多会受到其职业身份的约束，这是因为体制内各种机构，特别是政府机关和高等院校等机构，都有明确的、严格的管理制度。因此，体制内中产阶层的网络行动和信息表达往往要受到较大约束。他们在网络空间中相较体制外的新阶层往往活跃程度较低。在网络空间中能够发挥的社会影响力，特别是在一些网络事件和网络行动中的社会动员能力，体制内的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都要弱于新社会阶层人士。

正如图2所呈现的，体制内新中产阶层和新社会阶层对“在互联网上谁影响力大”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很大不同。对不同主体网络权力的评价，正反映了两个群体各自在网络空间中的权力认同。体制内新中产阶层对政府、网络大V和普通网民的网络权力评价呈明显的梯度下降趋势，而新社会阶层的网络权力认同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层级性”。新社会阶层对网络权力结构的认同更符合卡斯特所提出的“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的“网络化”权力逻辑，反映出新社会阶层从在场空间到缺场空间的转换过程中身份转换与自我评价模式的提升。

对新社会阶层而言，互联网是非常重要的生活、生产和社会交往工具，各个群体的学习、工作、生活时时刻刻离不开网络，他们既要依靠网络平台获取信息和资源，又要依靠网络渠道将自身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传递出去，从而实现与其他阶层群体在网络生态中的互动。网络是新社会阶层参与社会活动、进行自我表达的核心平台。他们通过网络平台不断地参与到与社会事务相关的议题中，并且产生了很多承担着“意见领袖”角色的个体。不仅如此，新社会阶层还非常善于运用网络平台扩大社会影响力，在互联网上使用相对专业的理论知识进行发声，对圈子以外的群体展开网络动员。因此新社会阶层的社会交往呈现出“线上线下”“圈内圈外”社交网络相互叠加的特征，更容易对不同圈层人群产生广泛影响，引发各圈层的“共振”效应。因此，在一些重大的网络事件中，往往都是一些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网络大V、新媒体人士等新社会阶层群体，处在意见领袖和社会动员领导者的位置上。

综上所述，要想准确把握新社会阶层的社会位置，就必须同时从在场空间和缺场空间这两个层次入手来看待新社会阶层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这样我们才能在中国社会乃至人类社会都已经高度网络化这一历史条件下，更恰当、更准确地认识新社会阶层的身份、地位、职业以及社会影响力的结构性特征。不仅如此，今天我们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阶层分化，还是社会权力关系、利益关系抑或各种群体关系等，都应当在网络空间和地方空间这两重关系的对立和统一、分化和联系中进行分析和探讨。对于新社会阶层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原因在于，新社会阶层在网络社会中线下地位和线上地位往往具有很大差别。在线下，新社会阶层因为其职业身份和市场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无论是其对自身社会位置的认同，还是社会对他们的评价，都相对较低。而在线上空间，新社会阶层的地位和影响力发生了逆转，在网络舆论、网络关系和网络活动中，特别是在一些影响比较大的网络群体事件中，新阶层人士的社会影响力和地位，以及新社会阶层对自身的评价和身份认同都是比较高的。新社会阶层这种在线下和线上空间中存在的内在张力，其根源在于其身处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和高度流动性以及网络社会内生的不确定性中。这种不确定性也深刻体现在他们的网络心态和网络行动之中，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新社会阶层的不确定性冲突及其网络心态

(一)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本质

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网络社会是同传统的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有明确区别的新社会形态。当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诞生了，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亦即整个社会结构都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从社会联结方式上看，当前社会的交往形式、社会行动乃至社会组织模式都呈现出网络化的特征，因而我们称之为网络社会。而从运行内容上看，网络社会的生产力变革源自依靠计算机、互联网和新媒体的信息通信技术，其最重要的生产过程就是信息的创造、流动与传递，因而也可以称之为信息社会。

在从工业社会向网络社会变迁的进程中，社会形态最鲜明的变化就是不确定性的激增，这种区别是由网络社会的核心生产对象——信息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工业社会的规则、纪律和制度是机器生产追求确定性的内在要求。机器及其作用的物质材料，以及机器有效运行的要求，都具有确定的属性。但信息与作用信息的工具，其最基本的属性是不确定的。信息的本质生命便是更新、变化。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都必须在更新中才能彰显自己的生命能量，表现自身的价值；信息如果不更新、无变化就会失去其生命体征。信息的生命本质也要求或推动信息生产工具的不断创新。如今，网络信息传播的技术载体从3G迭代到4G、5G，甚至元宇宙时代的到来也近在眼前，不仅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的速度在迅速提升，信息的传播渠道、传播形式也在不断丰富。

人类的社会实践或社会生活都是依据某种信息展开的。在传统的工业和农业社会，信息按照自上而下的中心化体制进行传播，信息内容相对匮乏或有限供应，人们可以更容易地明确鉴别和利用信息，信息因此成为人们掌握确定性的工具。但在网络信息化的条件下，信息匮乏的状态已经改变，在网络空间中活动的各类媒体、社会机构、网民群体等，以即时社交、短视频、公众号等形形色色的传播形式，争先恐后地生产、传递着引人注目的海量信息，刺激着人们的感官和思维。在海量信息供应大量溢出的情况下，信息本身已经难以使人们产生确定性的认识，相反还会带来难以鉴别和无法选择的困惑。因此，不确定性就成为以信息为主要生产对象的网络社会的本质特征。

(二)新社会阶层对网络信息的敏感性和网络行动的积极性

受网络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不确定性的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和心态也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新社会阶层作为网络空间之中最为积极活跃的群体之一，是网络社会不确定性的直接遭遇者和真实体验者。同时，由于其面临着阶层内外的激烈竞争，使他们对网络社会的变化以及不断传来的各种网络信息更为敏感。新社会阶层人士普遍具有较强的收集、判断、分析网络信息的能力，擅长利用网络信息来获取资源，调整行为，进而寻求新的发展途径，扩展新的发展空间，也会更积极地在网络平台上传播和生产信息，开展社会交往。在浏览信息、转发信息、评论信息、发布信息等各个层面的互联网信息参与方面，新社会阶层都比体制内新中产行动频率更高，尤其是在评论信息方面差距最大。这表明新社会阶层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互联网信息互动，同时也在更加主动地传播、生产着网络信息。图3比较了体制内新中产和新社会阶层线上社会网络的差异，可以发现新社会阶层每天通过网络联系的人数更多，其线上社会网络规模显著大于体制内新中产。

对新社会阶层的存在状态、价值取向、利益诉求的考察，脱离网络社会的背景是无法实现的。不夸张地说，新社会阶层，特别是其中的青年群体，对线上社会交往、社会活动、社会团体的注意力与情感投入均远远超过了线下。他们在网络社会文化的建构过程中掌握了较高的议程设置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实生活中的权力运行，改变了线下既有文化模式的权威地位。新社会阶层的网络行动力不仅体现在其个体行为上，他们所结成的、参与管理的网络社群，同样具有很强的自我行动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在一些网络事件面前，呈现出大型化、层级性、组织化的集体行动特征。各类粉丝社群、趣缘群体，都是当今互联网平台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这其中的管理人员、核心行动者，都应当被纳入新社会阶层的范畴之内。

在新社会阶层中，许多私营企业管理人员、网络大V和新媒体人士等，对其管理和参与的组织和企业，以及在网络交往和信息表达方面所能辐射到的社会大众，产生的影响力都是比较大的。因此要充分发挥他们在网络空间中的“意见领袖”作用，引导他们形成较为稳定的社会认同，理性参与网络事件，在网络舆论和意识形态的整合中发挥积极的示范效应。

(三)躺平与躁动：新社会阶层网络心态的不确定性

网络社会快速的变化，以及网络信息的生产、传播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新社会阶层的影响最为直接，也最为复杂。新社会阶层作为网络社会的“中轴”群体，是网络社会不确定性的直接体验者。不仅如此，新社会阶层还身处激烈竞争和高度流动的市场经济环境的中心，更增加了其在职位、利益、地位和声望等方面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这种线下和线上不确定性并存的社会情境，与新社会阶层线下、线上空间存在一定张力的生存状态一起，共同塑造了新社会阶层不确定性的网络心态，表现为一种两极化且左右摇摆的社会心态与行为倾向，更借由其网络行动的积极性和影响力，对其他圈层的社会群体产生了影响，在更广范围的社会空间中产生了“共振效应”。

在2021年的中文互联网中非常流行的“躺平”文化，就是发端于新社会阶层中的青年群体，并借由他们在线上的影响力而广泛传播，最终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思潮。“躺平”心态所代表的“丧文化”，最初是流行于青年群体中的，是带有一定颓废、消极、悲观等情绪色彩的亚文化形式。其诞生初期，是青年群体以“先抑后扬”的手法表达出对现实的不满，对未来的迷茫和自身“不服输”的心态以及“颓而不废”的精神状态。但随着这种亚文化在网络平台符号化、感性化的不断传播，“躺平文化”呈现出某种集体欢腾的状态。原本具有一定自嘲属性的，仅流行于特定群体的亚文化表达“出圈”了，影响到了社会各个群体，逐渐出现了“躺平即是正义”“躺平就是躺赢，集体就是力量”等较为极端的价值取向，甚至不少人将“躺平哲学”“以最低成本为自己而活”作为行动指南。新社会阶层群体也是“躺平”文化传播中的关键行动者，而由于他们在网络表达中较为积极，产生的网络影响力也很大，往往成为网络空间中的“负能量放大器”。

与“躺平”相对应的“躁动”心态，则代表了新社会阶层不确定性的网络心态的另外一面。研究显示，新社会阶层在政治态度上更多地表现为偏激进型取向。他们对政治议题的关注度和敏感性较高，但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明显偏低，非制度化行动(群体行动、网络民意表达等)参与活跃，且有明显高于体制内中产阶层的集体行动参与经历或意愿。他们的这种“躁动”心态在互联网行动中也体现得同样明显，比如在互联网维权倾向上，超过一半的新社会阶层人士有参与、支援他人发起的互联网维权行动的倾向，其中有41.60％的新社会阶层人士亲身参与他人的互联网维权，10.78％的人动员周围亲朋好友参与网络维权。相比之下，只有38.35％的体制内新中产群体有意愿参与、支持他人的互联网维权行动。

“躺平”和“躁动”实质上反映了新社会阶层不确定性的网络心态的一体两面，既有在激烈的竞争和复杂的信息面前，表现出无可奈何甚至放弃争取的“躺平”现象，也有在这种快速变化、不确定性增加的社会环境中，表现出种种无所适从、过度反应的“躁动”现象。这种“躺平”与“躁动”共存，或者在二者之间不断做“钟摆运动”的社会心态，是当前在新社会阶层以及新社会阶层所能影响到的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考虑到新社会阶层在网络空间的社会影响力，这种极化的社会心态模式本身也给化解网络风险的社会治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总结与讨论

本文从网络社会的发展变迁和不确定性角度出发，探讨了新社会阶层在缺场空间和在场空间中的社会地位、社会认同和网络心态等相关问题。研究发现：首先，新社会阶层在在场空间和缺场空间中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存在明显的张力。在线下，由于体制壁垒和阶层内外的激烈竞争，新社会阶层面临向下偏移的阶层认同、弱势的市场地位以及较为不稳定的工作状态；而在线上，新社会阶层的客观影响力以及自我身份认同，都发生了明显逆转，他们成为网络空间中最具行动力和积极性的社会群体。其次，新社会阶层是网络社会不确定性的直接遭遇者和真实体验者，是对网络社会的变动和网络信息非常敏感的群体。他们积极参与到网络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之中，在许多网络社群、网络事件中扮演着组织、动员和领导的关键角色。再次，面对海量供应的、高度不确定的信息的刺激，新社会阶层特别是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以及具体行为，都表现出很强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心态突出表现为“躺平”与“躁动”共存，在二者之间不断做“钟摆运动”的模式，并且对其他圈层的社会群体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广泛的“共振效应”。

无论是在学术研究层面还是在社会治理层面，围绕新社会阶层的相关讨论，“整合”都是最重要的关键词，其核心关注在于，如何建立更具包容性、灵活性的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秩序，将社会各阶层中利益不同、日益分化的群体整合起来，特别是整合到社会的核心结构中来。新社会阶层的发展和壮大，一方面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培育出了规模庞大的具备较强知识技能、社会活力和市场能力的新兴中间阶层，有助于推动中国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到，新社会阶层群体本身，就是中国社会日益“阶层化”的结果，意味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的日渐复杂化。社会结构的高度分化与定型化带来民众诉求的差异性日益增加，社会群体在不断重组的同时其价值取向也日益多样化；社会的快速流动、利益格局及资源配置方式的深刻调整导致社会多主体之间关系的高度复杂化，并带来更加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与冲突。

新社会阶层并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固定化的社会阶层，它的形成和边界伴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及技术进步、全球化等带来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变迁，而不断发生着变动。从社会整体结构的角度来看，新社会阶层实质上是对中国社会转型之中不断分化于既有核心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总体性归类。这意味着，一方面，新社会阶层并不是一个具有稳定共同利益基础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社会地位、行动模式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导致其自身的社会认同、群体认同等较为多元且基础薄弱；另一方面，社会总体对新社会阶层所代表的这部分群体评价和定位也在不断变动，而网络社会的到来又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体制内外的区隔中，增加了线上与线下空间的分化。如果不能认识到新社会阶层从在场空间转移到缺场空间中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逆转，以及他们在网络信息传播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就无法有效把握新社会阶层在当前社会中真正的社会位置和作用。

正确认识新社会阶层的地位与作用，也是寻求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不断涌现的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前“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国家战略提出，市场经济趋向成熟，互联网信息技术深度发展，新的产业和职业类型不断涌现的经济社会背景之下，作为中等收入群体代表的新社会阶层的发展和壮大，以及他们所具备的市场能力和创新精神，在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将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但与此同时，新社会阶层的高流动性，社会构成的复杂性以及社会心态的不确定性，也给社会治理体系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

面对这种情况，应当积极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社会建设：其一，要建立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平等性的社会制度，打破制度壁垒，推动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均等化，使得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社会具备更好的流动性，在各个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形成完善的“进入——退出”机制；其二，要建立适应网络信息化变迁，善于应对复杂的不确定性问题，能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能最大限度激发和调动社会活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三，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使包括新社会阶层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形成稳定的社会预期和较为确定的社会心态，在相对稳定的政策和舆论条件下不断成长，共同参与到社会建设的事业中来。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8期/《江海学刊》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