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社会不平等是妨碍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本问题之一。只有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和形成机制，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迈向共同富裕的进程。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状况、形态、形成机制和效应等会因一个社会的制度背景和发展阶段的变化有不同的形式和表现，针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应该置于制度和阶段变迁的背景下，关注社会的重大变革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不平等的新特征。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格局在新发展阶段因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实现共同富裕会面临众多新的挑战，因此，需要加强对中国社会不平等状况和形成机制的深入、优化研究。

关键词：共同富裕；社会不平等；新发展阶段；新挑战

作者简介：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陆玲玲（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流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为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要求进行充分阐释。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发展阶段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核心之一，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针对共同富裕的研究至少可以划分出两条相互联系但又相对区别的路径。一条是关注共同富裕的意义、价值、概念、内涵、目标等，其基本结论可以归纳为：共同富裕的核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为全社会共享。另一条是关注影响或妨碍实现共同富裕的因素、体制和机制，这条路径的核心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不平等研究。社会不平等研究之所以是共同富裕研究的基本路径之一，是因为其中蕴含了一个基本隐喻：社会不平等是共同富裕的“反义词”，在“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范式下，社会不平等就是妨碍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问题”。只有深刻、科学地认识、理解、揭示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变化和形成机制，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全社会持续走在朝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换言之，削弱和控制社会不平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之一。

简言之，研究社会不平等是为了消除社会不平等，或者说，研究社会不平等是为了促进共同富裕。理念决定目标、路径和行动，也决定成败。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认识到，在当今的社会中，社会不平等问题对于全社会具有特殊意义，社会不平等研究在整个社会和学术界具有特殊意义。

一、社会不平等问题

（一）社会不平等的扩大成为一种全球趋势

相当多的人（包括很多研究者）认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现代化所到之处社会不平等现象会逐渐减少，社会公平和公正日益发展，至少在形式平等、机会平等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的结果平等都将如此，机会平等甚至被认为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之一。曾几何时，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长、技术的进步、教育的普及、大规模的城镇化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都使得人们相信，一直伴随人类社会的社会不平等会逐渐弱化，一个更加平等和普遍富裕的社会正在来临，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目前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国际趋势，甚至包括那些曾经被认为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1985年以来，在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例如德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其收入基尼系数都呈现提高的趋势。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eglitz）曾指出，在1980—2013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平均实际收入增长了142%，同时，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10%增加到20%；2008—2009年，美国社会91%的收入所得进入了最顶层1%的群体手中。韩国曾经被认为是经济增长且分配相对平等的范例。然而，20世纪末以来，韩国社会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加剧，特别是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现象日趋突出。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的《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亚洲的不平等分析》报告显示，韩国前10%阶层的收入占整体收入的比重在1995年时为29%，到2013年猛增到45%，18年间增加了16个百分点，其比重和增速在亚洲国家中最高。

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曾经说过，在过去主流的经济学中，收入不平等或者其他社会不平等问题被置于边缘地位，人们更关心经济增长；如今，社会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最前沿的公共话题，不仅是社会学，在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中，社会不平等问题也已经占据了核心位置；不仅像《21世纪资本论》这样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风行世界，“1%和99%”问题也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流行一时的口号和旗帜。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社会不平等。这让人想起著名的库兹涅茨关于收入差距变化的倒U曲线，发达社会曾经的经济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收入分配倒U曲线的存在，但今天的诸多反例使得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倒U曲线的适用性，甚至是它的存在性。一些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始终表现出巨大的收入差距；另一些新兴发达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保持着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然而在达到高收入水平后收入差距又迅速拉大；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社会不平等“重回”各国社会关注的中心，这不仅是社会不平等沿着传统的路径持续“发酵”的结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和新的社会变迁过程——例如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发展——紧密相关。新的社会机制和形式不断显现，大量新的或原来被忽视的社会不平等形式凸显出来，与收入不平等相伴的是各个维度上的不平等在扩大，如性别、族群的不平等以及基于信息技术发展形成的所谓“数字鸿沟”等。几乎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新的不断扩展的社会不平等浪潮中。

（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

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社会不平等问题是一个更具特殊意义的问题，即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众所周知，世界银行在2007年发布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提出，在众多新兴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地区）迈入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后，其经济的继续增长和社会发展会普遍面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世界银行的报告将这一挑战归结为三个基本问题：规模经济（专业化、创新和教育、城市环境与管理）、社会不平等和腐败。这三个基本问题也被称为三个陷阱。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更关注的是社会不平等问题对新兴经济体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而不是一般地讨论社会不平等。

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世界银行报告提到的社会不平等的挑战实质上关注的是在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后凸显出来的不平等问题。这一社会不平等的挑战不仅仅是经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挑战，还包括消费、就业、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和社会参与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全面的经济和社会机会是否为全社会共享的挑战。在这些国家（地区）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过程中，社会不平等——如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始终存在，但是因为在增长起步时全社会收入和财富水平普遍较低，所以发展比平等更重要，用世界银行报告的话来说，“说得坦白些，这个地区的国家实施把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提高到10000美元的政策，比简单地防止收入不平等指数从0.4扩大到0.5更为重要”。这些国家（地区）在发展的第一阶段（从低收入行列迈向中等收入行列），为了尽可能地激励个人和组织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容忍甚至鼓励收入和财富上的差距，以尽快地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这种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后（例如，世界银行所谓的“中等高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的收益和积累的财富如何分配和共享就逐渐成为这些地区继续维持增长及发展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而它之所以被定义为中等收入陷阱之一，就是因为严重的经济—社会不平等会威胁、阻碍甚至颠覆这些国家（地区）的继续增长和发展，特别是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进程。一般来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至少会导致两个方面的负面效应。

第一，压抑乃至破坏人的创造性、积极性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当新兴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创新”就成为推动持续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会成为推动创新的基本动力。如果一个社会持续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且规模不断扩大，继而通过代际传递而持续地再生产下去，那些处在不平等结构底端的人们因为看不到实现自己美好追求的可能性，就可能丧失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生产效率的降低。不仅如此，创新的需求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而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扩大和固化，会使得处于社会底端的人丧失自我投资的能力和期待。这些国家（地区）在“起飞”阶段制定和实施的很多政策着眼于个人进取、业绩和成功，但这些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逐渐显现出另一方面的负面影响，如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在受教育、享有社会福利、社会流动等方面机会不平等扩大，它们会从激励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动力转变为反噬积极性的阻力。随着时间的延续，在这些国家（地区）中，社会不平等扩大的趋势会因既得利益而逐渐固化，不仅不会受到有效控制，反而有可能会进一步强化或放大。

第二，激化社会矛盾与冲突，损害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稳定。社会不平等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受到因增长和发展而不断积累的利益冲突的影响。在新兴经济体从低收入迈向中等收入的历史过程中，存在着众多增长和发展的过程，例如，收入和财富的增加、产业结构的改变、城镇化、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教育和大众传媒的普及、全球化浪潮等，所有这些过程最终都会导致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利益结构的重大转变，原有的利益结构不断分化和瓦解，新的社会群体迅速崛起，而旧的社会群体有的完成“华丽转身”延续下来，有的衰落乃至消亡，此消彼长，整个国家（地区）都处于急剧的变革之中。不同于以普遍贫困为标志的低收入阶段，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增加的收入、财富、福利、机会在不同人群之间不断产生新的分配问题，由此导致城市和乡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资本和劳动以及不同权力、阶层、职业、受教育水平的人群之间的利益结构不断重组，随之形成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就会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面临的新挑战。尽管对于这些国家（地区）来说，保持甚至鼓励某种程度的差距曾经是推动增长的重要机制，但对于平等特别是机会平等的追求始终会是人们的基本追求之一，“过度”的不平等状况（例如过度的收入差距）即使在收入普遍增长的背景下也会导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相对剥夺感，刺激和引发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威胁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人们对于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而这种稳定和预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综上，如何将伴随增长而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控制在可控范围内，进而使得整个社会和各个群体都能共享发展的成果，会一直成为困扰那些试图迈向高收入行列的国家之问题。

（三）中国社会迈向共同富裕的问题

和新兴经济体相比，当代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演变具有相似性。

中国社会在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后开启迈向新的高级形态的发展阶段过程中，把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协调、控制和削弱社会不平等，推进全社会共同富裕和成果共享，不仅成为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基本保障，而且也成为中国社会未来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

如果说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的话，那么经过大约20年的“经济起飞”，中国在20世纪末就摆脱了低收入国家的名号，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甚至实现了更高速的增长，至2010年左右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随后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换句话说，这个历程意味着我国开启了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历程，也同样开始面对类似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与每年近10%的经济增长速度相伴随，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也在持续拉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阶层之间悬殊的收入差距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民众对收入差距的容忍限度在提高，但民众容忍度增加的幅度要远小于实际差距拉大的幅度，收入差距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1982年时为0.288，1993年就超过了0.40，2008年达到0.491的高点，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之后虽出现缓慢下降，但在2015年达到0.462的低点后再次波动上升。根据2021年的最新数据，2020年我国的估计基尼系数仍为0.468左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因其直接性和强烈的对比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长期在社会热点排行榜上居高不下，但它仍然只是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一个“方面”，一来它是低收入阶段的主要问题，另外它也更多的是一个经济问题。伴随经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不仅仅是收入差距的问题，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尤其是“机会—权利”的不平等也开始凸显出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例如教育机会分配、流动人口权益、代际之间流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等。由此，可以看到一个极为相似的现象：不发达社会在经济开始“起飞”之后，随着经济和财富的增长，社会日益分化，各种各样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逐渐激化，财富和机会的共享问题成为整个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那些曾经刺激增长和发展的因素、机制逐渐显现出扩大社会不平等的负面效应，成为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为持续增长和发展提供基础的主要威胁之一，亦即常说的“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

二、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特色”

社会不平等对于世界、新兴经济体以及当代中国来说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具有特殊性，其在新发展阶段面临的不平等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一）起点

不同于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当代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一方面，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实现了很大幅度的提升，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在国际上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行列中（所谓“低收入国家”）；尽管公有制和计划体制也存在内在的不平等，但和其他国家相比，当时的中国在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上仍然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这一制度上的不同是当代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起点上的根本区别之一，也导致了中国社会不平等格局的演变路径和机制具有自身特色。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不平等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突破口是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激发全社会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相对更为平等的格局也具有双重效应。与新中国建立之前极为不平等的社会状况相比，相对更为平等的格局显示出了明显的正向效应，一方面，它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初期，它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效率和创新需求的提升，这一格局开始显现出内含的负向效应，即当社会处于某种特定的历史状况之下时（例如普遍较为贫困、资源约束较强、经济增长作为国家核心任务等），“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相对于显著存在的劳动者个人禀赋、效率、贡献等方面的客观差距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逐渐显现出日益严重的逆向激励属性，曾经那种相对更为平等的格局就越来越从发展的动力转变为障碍，而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则是要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所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自改革伊始，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激励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成为中国改革的突破口。

同之前相对更为平等的社会环境具有双重效应一样，改革伊始的差距拉大也具有两面性。破除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拉大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市场机制在收入和机会分配中起到基础性作用，这成为激发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主要机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一道造就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在2010年左右，中国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但是，伴随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那些内在于曾经的激励手段、机制和结果的不平等特征开始显现出来，例如，平均主义大锅饭一旦打破，收入差距就持续扩大而难以抑制；国有企业改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却造成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规模的城镇下岗失业浪潮；民工潮的兴起和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第二次工业化的发展，却产生了普遍的市民权利问题和乡村凋敝问题。“一分为二”和主要矛盾相互转换的思想作为一个普遍规律，在一个急剧变迁的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1994年，为了调动地方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国家实行了分税制的改革，曾经的税务局被分为国税局和地税局，这和其他的税改措施一道，极大刺激了地方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但在2010年前后，其弊端开始日益显现，2018年后国税、地税重新合并，“地方和中央的权力此消彼长”，正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但这符合事物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性：基础、状况、条件、环境改变，目标就会改变，问题就会改变。

（二）“双向强化”

发展起点的中国特色决定了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中国社会的不平等一方面具有新兴经济体的普遍特征，即在相对普遍富裕的基础上追求共同富裕，与过去普遍贫困状况下的平均主义（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共同不富裕”）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增长和发展成果的“共享”会成为普遍的要求、面临的问题和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和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不同，中国是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国家，基于一个相对更为平等的社会，通过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改革，在一个剧变的过程中，从一个低收入的社会主义国家跃升到了中等收入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一特定的起点导致了随之形成的中国社会不平等存在一种“双向强化”的倾向。

一是“正向强化”。改革伊始，拉开差距曾经被赋予了强烈的价值和社会意义，成为改革开放的主要突破口之一，被认为是在一个逐渐丧失活力的体制下重新激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重要手段。它不仅曾经被全社会广泛接受，直到今天也依然得到广泛认同，也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因此，和改革开放之前的状况相比，这一过程表现出明显的“突变”特征。即使在新的发展阶段，最广泛有效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的质量和专业技能，仍然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目标。

二是“反向强化”。差距拉大也具有与“正向强化”同样强烈的价值和社会意义。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似，中国社会现阶段面临的不平等不同于贫穷时代的不平等，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现阶段的不平等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相对更为平等的体制和快速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形成的。例如，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导致社会从改革开始阶段的普遍欢呼转变为部分质疑甚至批判，利益结构的改变不仅导致了这种转变，而且强化了这种转变，更导致了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性改变，还造成了意识形态和思想上的强烈刺激。和改革开放之前的状况相比，此时的社会不平等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特征。因此，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受到更为强烈的关注，在很长时间内占据了公众认为最重要社会问题的前列。例如，有研究指出，与中国内地相比，中国香港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其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在25年间一直保持在0.4以上，1971年时为0.43，1981 年上升到0.45，1991年增加到了0.48，2006年达到0.533，和最贫困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齐平。但问题在于，即使如此，当时中国香港的收入差距问题受到的关注远低于中国内地。

这种基于特定起点的双向作用力，在表达共同富裕的目标时就表现为既不是贫富两极分化、区域发展差距拉大，也不是平均主义、杀富济贫、杀富致贫，而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

（三）“叠加效应”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基本特色是渐进式的体制改革，这一过程以中央计划体制或所谓“再分配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长期并存为特征，两种体制的“基因”被多方面、多层次、多类型混合起来，构成了一个连续谱（也许只有在谱系的两端才能看到相对纯粹的类型存在）。中国改革成功之处在于两种体制基因中的激励效应被巧妙地整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取得巨大的成功，而两种体制基因中存在的不平等特质（即所谓“再分配体制”的不平等和“市场体制”的不平等）也因为长期混合共存而被叠加起来，市场体制在本质上是形式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不平等的结合，因而朝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就将以更显著的速度拉开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如上述基尼系数的高峰值所示，收入差距拉大被认为是中国社会持续发展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四）体制转型

正是由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具有强烈的体制改革特性，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形成过程、格局和演变具有强烈的体制和阶段特征，例如，以户籍制度、城乡分割体制、“单位—公社”体制为代表的各种次级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不同时期推行的政策及其反复、中国的文化传统等都深深影响了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和机制演变。也正因如此，一些中国社会独特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差距拉大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面对持续和严重的收入差距扩大，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基于长期存在的所有制和单位组织的收入分割、独特的城镇化过程、特有的民工潮和城乡分割体制以及不同群体参照系的差别等。

除了独特的体制外，富有中国特色的体制转型过程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例如，20世纪末发生的国有企业改革导致了城镇地区大规模的下岗待业问题。用本文的概念来说，与改革开放初期关注机会分配公平相比，分配结果的不平等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典型的结果是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制被强有力地建立起来，而在全社会范围内消除贫困更是新阶段全社会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必然要求。

（五）发展与“转型”

基于以上特点，在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当中，体制和机制曾经受到更多的关注。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市场转型”理论，其中，“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构成了分析的基本范式。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社会不平等状况和变化不仅会受到体制机制的影响，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影响，但体制—机制分析仍然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我们在新发展阶段讨论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时，由于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这一分析范式已经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更多新的影响社会不平等的因素，最核心的是在过去以改革为主的范式基础上加上了发展的范式，或者叫做广义的现代化范式。

体制转型和发展并重的转变是和更为广泛的背景转变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在世界范围内，早在16世纪左右就出现了一个首先在西欧发端然后扩散到整个世界的全新的社会变迁过程，即一个基于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全面社会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成为近代以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议题之一。为了分析的方便，可以将其统称为（广义的）“现代化理论”，当然，也可称其为（狭义的）“发展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对于现代化理论或发展理论，兴起了一个新的变迁研究范式——社会转型。狭义的“转型”多指传统的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社会变革，为解释在这些社会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独特社会变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解释，故称其为相对独立的“转型社会学”一点也不为过。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于中国社会学界流行的“现代化研究”逐渐被“转型研究”替代，人们更关注体制转型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也就是说，人们认为，在现代化的基础上需要添加转型的视角，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确实如此，“转型”也是类似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同其他非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兴经济体不同的根本变迁特征。

但是，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40多年的变迁，实际上是由两个基本过程组成的，即现代化过程和转型过程。前者主要表现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后者主要表现为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两个过程交织在一起，只不过在前一个阶段以体制改革为标志的转型过程更具有优先意义。尽管如此，现代化过程始终是一个更为基本的过程。当中国社会开始进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中国社会面临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类似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时，经济增长在日益改革的新体制和日益发展的市场体制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意义、价值，或者说，经济增长的过程和结果开始越来越多地显现出相对独立的效应。在这个新发展阶段，社会不平等问题会变得更为复杂：首先，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社会不平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体制本身，因而有赖于深入的体制改革，例如户籍分割；其次，由发展所带来的改变而凸显出体制的问题，例如，新社会阶层等的利益表达问题；同时，发展本身还会带来很多新的不平等问题，例如，雇佣关系冲突问题、消费者权益保障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形成机制不同，其表现形态不同，带来的挑战和治理问题也不同。基于这种复杂化的变化过程，充分地将转型研究和现代化（发展）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或者将体制转型的研究置于更为基本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现代化的新的历史进程——也许能更好地面对新发展阶段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和挑战。

三、新阶段社会不平等的环境特征

在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研究共同富裕的问题，应该对影响社会不平等的诸种环境特征给予高度关注。

当新的发展阶段来临时，首先是经济和社会结构业已发生深刻的变革。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从1978—2020年，在全社会总就业人口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从70.53%下降到23.6%，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从17.3%上升至28.7%。1978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最小，仅为12.18%，2020年，第三产业成为就业人员规模最大的产业，占比为47.7%。而且在第三产业内，现代服务业（通讯、金融、物流、电子商务、房地产）发展最为迅速，远超传统的低端服务业，成为中国增长最为迅速的行业。

在体制结构上，中国社会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至2017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79.4%，企业注册资本占全社会总注册资本的53.8%，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由非国有部门贡献。同时，2017年，在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就业者从改革之初微不足道的0.15%激增到83.6%左右。

在基本的资源分配机制上（包括雇佣关系），市场机制已经逐渐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社会成员拥有的社会资源和获得的社会地位越来越多地是通过市场领域而不是国家行政再分配体制实现的。

伴随着经济迅速增长以及政治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城镇化进程实现了根本性的转折，1978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82%，此后持续下降，202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4.72%。农业劳动者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例从1978年时的70.5%下降到2016年的27.7%，有约46%的农民属于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工”，外出进城务工者占28%。第二产业中直接生产者的规模虽然也在扩大，但其中有40%为“农民工”。中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重大变革不禁使人想起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名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项关于社会预测的研究》，在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贝尔将美国社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生的就业结构的变革——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超过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作为美国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标志，揭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世界范围内的来临。

社会结构的核心之一是阶层结构。在研究者看来，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或是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构成的，或是由“身份体制”所分割的身份群体构成的，自世纪之交开始，“新的社会阶层”——受聘于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迅速成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已经达到4亿多人。

到新时代伊始，伴随着体制转型的深入和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如前所述，整个社会的资源和机会分配结构发生的重大变革导致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也发生深刻的分化和根本性重组，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格局逐渐形成。整个社会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是，转型和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变革达到一定阶段，继续变革有可能受到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利益格局的抵制，本来处于变革中的社会结构和机会结构就有可能逐渐呈现出“固化”的特征。新发展阶段的社会不平等会因此在结构和机制上不同于过去阶段，例如体制、职业、就业身份、社会地位、性别、流动状况、居住空间年龄、世代乃至价值观念、社会认知等，都会成为导致社会不平等、影响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

当代技术革命的变革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同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一起，越来越深刻和广泛地影响人类社会，影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人们已经越来越关注从现在到未来技术革命带给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的影响，并且认为这种影响恐怕会超出人类想象的方式和程度。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知识、技能在后工业社会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资源基础。在第四次技术革命开始兴起的时候，美国著名高科技公司英特尔的一位首席执行官曾经说过，英特尔公司不是资本密集型企业，更不是人力密集型企业，而是知识密集型企业。近些年来，以5G为标志的万物互联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以更快的速度、更深的层次、更广的范围改变着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引领经济和社会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发展”等不仅仅是抽象的理论判断或口号，而是社会群体在社会系统中的相对位置以及人们的交往形式、社会关系、组织形式、社会矛盾与冲突等所发生的根本性变革。就像当年人们因不知如何界定“中产阶层”的社会位置和本质属性所发生的争论一样，今天有更多的职业和工作无法纳入传统的分类框架中。如果说在传统工业社会，社会权力的基础或来源主要是物质财富的话，那么在信息社会，社会权力的基础或来源则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知识和技能，无论是“碎片化”“扁平化”还是“多元化”的概念，都揭示了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会因人类社会的信息革命而改变，社会不平等的格局更是如此。

其中，新技术革命发展的效应之一是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和普及的社会中，社会学的经典问题——社会地位的获得——逐渐具有了全新的含义。家庭背景依然具有影响，仍然在社会学的地位获得研究中占据核心位置，但更高的收入、更好的雇佣机会、更理想的职业已经越来越多地向能够更好掌握或接受新信息技术的人群倾斜，那些由于各种原因在获得和使用新信息工具方面存在困难的群体，则陷入一种较为困难的生活状态之中，甚至成为需要特别关注或帮助的对象，从而出现一种新的社会不平等形式，人们将之简称为“数字鸿沟”，它几乎出现在所有“过去”的群体之间，越来越被认为是未来阻碍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因素之一。

人们曾经对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充满美好憧憬，全球化也确实对推动全球和地区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世界银行在分析新兴经济体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时提出的三个措施之一就是第二次区域一体化，并强调第二次一体化是对融入全球的第一次全球一体化之补充，可以抵御全球一体化带来的损害。但是，东亚在全球一体化中获得的迅速发展并不能掩盖它所带来的不平等效应：不同国家的不同地区、行业、职业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收入、福利、环境乃至文化等方面的不平等状况日益扩大。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变革，包括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都使得原来就存在的全球不平等格局进一步恶化，影响到所有直接或间接被牵扯其中的人们的命运。在中国社会的新发展阶段，外部环境的变化必将对中国社会形成十分复杂的影响。

四、小 结

如前所述，社会不平等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痼疾”，几乎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与人类社会共存。从人类社会与社会不平等的斗争历史来看，社会不平等不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自动退出人类历史舞台，即使是社会财富有了巨大的增长，这一痼疾也不会自然而然地消失，更不会因为哪个阶层、群体的“良心发现”而被削弱，更遑论消除它。库兹涅茨曲线是不会自动实现的，收入分配的平等也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发生。面对资源相对短缺的环境，在社会不平等的结构中居于优势地位的群体，会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维持不平等的结构。因此，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紧密相关。

控制和削弱社会不平等，实现社会财富的共享，从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力量，取决于基于国家强制力的政策调节，只有从全社会的利益出发，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和社会政策实施，才有可能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控制和削弱社会的不平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具有这种能力，中国社会也更需要国家的这种能力。另一方面，那些在不平等格局中居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也需要积极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通过自身的努力抵制和削弱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如此，社会才能在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挑战之下，更好地实现新的发展目标。

在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正是由于上述发展历程存在着共性和特性，也正是因为削弱和控制社会不平等的中国社会治理特征使得关于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这种特殊意义不仅来自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而且还因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起点、社会体制、发展过程、社会状况和国际影响决定了影响共同富裕的社会不平等状况和机制也具有中国的特色，从而更需要对中国的社会不平等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如果仅仅集中于关注共同富裕的概念和涵义，缺乏对社会不平等状况和形成机制的深入研究，就无法科学系统地认识中国的社会不平等，而这种认识对中国治理社会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来说也许是更为重要或者至少是极为重要的前提之一。

正是基于这种看法，本文的标题就特别突出了共同富裕和社会不平等研究之间的联系。就中国社会来说，特别是21世纪以来，涉及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很多，无论是在经济学、社会学还是政治学等不同学科，也无论是否冠以社会不平等研究的名义，都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依然存在一些可以优化的地方。首先，很多涉及不平等的研究并非聚焦于社会不平等，或者更准确地说，并非明确地以社会不平等作为其研究的核心“理念”，这种理念决定了相应研究工作的方向和成效。例如，很多研究冠以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之名，却徒有其名而已；在本文看来，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核心理念即是社会不平等，关注社会不平等不仅是社会学最为传统、成果最为丰富的核心研究领域，也是对世界范围内社会发展趋势最重要的回应。由于缺乏相应的核心理念，套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一些研究就是“碎片化”的。

其次，前文的讨论已经指出，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社会不平等“问题”都是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社会不平等状况、形态、形成机制和效应等都会随一个社会的制度背景和发展阶段的变化有不同的形式和表现，发达社会、新兴经济体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都证明了这点。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是一个依制度和阶段而变化的主题，应该置于制度和阶段变迁的背景下。泽林尼曾经讨论过不同制度背景下社会不平等机制的变化，而本文对社会不平等的讨论则更多地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后工业社会、中（上）等收入阶段、新发展阶段——特别是经济增长、科学技术、国际环境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重大变革。本文关注的是在这些重大变革的基础上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形态和形成机制的新特征，而不是简单或抽象地讨论一个不平等或社会差异现象，例如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不平等会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等收入阶段的社会不平等会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低收入阶段。

再次，对于制度背景和发展阶段的关注，实际上强调的是宏观甚至是中观的社会背景对具体社会不平等研究的重要性。其实，如果系统地观察近十多年来国内外社会学领域社会不平等的研究，会发现相当多的研究主题仍然是传统的，例如教育获得、代际流动、收入决定等，但它们大多是将这些传统主题置于一个变化了的背景之中，从而形成对社会不平等的新认识和新解释，使传统的研究主题保持着长久的学术生命力。

最后，社会不平等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其中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或者说经济方面的不平等是重要的方面，但并非唯一重要的方面。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同时开启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社会其他领域的不平等问题会逐渐显现出来，例如权力关系、劳动关系、高等教育、社会福利、工作环境、社会流动甚至所谓“主观社会不平等”等，都会对新的发展阶段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不平等研究就不仅仅是收入不平等的研究。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建设》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