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居住区移民社会网络的变迁与重构

叶继红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摘要: 农民集中居住不仅是一个迁移和空间聚集的过程，更是一个社会重组的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移民社会关系网络在新居住地的重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被调查者在集中居住后社会网络变大，移民的业缘关系得到一定发展。但集中居住方式同时也造成了移民社会交往的空间隔离、集中居住区邻里关系淡化等问题。为此，需要扩大社区公共空间，拓展移民与市民的社交网络，开展各种社区特色活动，构建社区支持系统以及建立面向新移民的专业社会工作体系。

关键词: 集中居住区；移民社会网络；变迁；重构

人都生活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这是一个由社会关系网络形成的结构，也即由行动者作为“节点”，由他们之间的互动作为“连线”而构成的网络结构。伴随着农民在居住上从分散走向集中，其具有浓厚乡土根基的社会网络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迫切需要他们在新居住地重建关系网络。在一定意义上，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也是其社会网络解构与重构的过程。研究集中居住区移民社会网络对于了解他们迁移之后的生活及其适应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回顾和问题的提出

社会网络是指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因为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它关注的是人们之间的互动和联系，以及作为这种互动结果而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由此，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产生及活动的重要载体，社会资本则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各种资源。或者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 Bourdieu) 所言: “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①社会网络与移民活动的结合便构成了移民社会网络，移民社会网络是指“移民拥有的支持其迁移行动的所有社会关系的集合”，这些关系包括家庭成员、朋友、熟人，以及能联络一些机构或有用之人的联系人(Contacts)②。正是这些围绕迁移而产生的关系在迁移者、移居地和移出地之间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

社会网络在移民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社会学家道格拉斯·梅西( Douglas S.Massey) 所提出的，社会网络因素对移民过程，自决定迁移至融入移民国，都有着关键的影响，社会网络对移民的重要性如何估计都不过分①。而波特斯(Portes)也认为:移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诸如决定是否迁移、迁往何处以及迁入目的地后对新生活的适应等)都受到移民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的影响②。

具体来说，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阶段上，即迁移之前和迁移之后。在移民做出迁移决定之前，迁移者与移民联系人建立关系非常重要。有了联系，就会有信息和资源的流动。移民联系人对于迁入国的社会环境的态度、联系人之前迁入该国的方式都对迁移者做出是否迁移以及什么时间迁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③。社会网络在移民迁移之后的作用表现在:可以帮助移民获得关键性的资源，如“礼遇、贷款、就业以及居住方面的信息”④，帮助“处理各种法律问题，争取教育、福利、娱乐等各种生活机会”⑤，同时还可以通过接触其他联系人扩展其私人网络的规模，提高网络质量。

在国内，学者们主要从移民的角度研究了流动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研究表明，农民在“离土离乡”社会流动中，其信息来源、找工作的方式、进城工作的方式都更多地依赖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⑥；农民工进城后，开始不断地建构一个以同乡为纽带的初级关系，并在其基础上再建构以工具理性为目的的次级关系。农民工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网，成为了他们在城里求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社会支持系统⑦。

以上研究表明，移民社会网络研究受到了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学者们就移民社会网络的构成、作用、特点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目前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移民社会网络研究将网络分析方法运用于移民实践，形成了一系列的概念、命题和方法，表明其研究范式已相对成熟。

本研究对象为城郊被征地农民，本文称其为城市新移民，即在城市化进程中被迫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的农转非居民。从形成机理上看，该群体是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浪潮中被迫卷入其中、失去土地而形成的，“其遵循的是政府行政主导的逻辑”，“而非个人的自愿选择”，故又被称为“被动城市化群体”⑧。由于是非自愿迁移且被集中异地安置，这就决定了其社会网络发挥作用的特殊性。首先，与跨国移民和流动农民工的主动迁移相比，被征地农民向城市迁移的主观愿望不

强烈，也缺乏为迁移而进行积极的社会资本运作。在他们迁移之前社会网络基本上不发生作用，也就是说到底迁往何处居住点、何时迁移、迁移后如何适应新环境，这些问题都不由他们决定，因而就没有必要启动社会网络为迁移做准备。而只有在迁入集中居住区后，他们面临工作和生活压力时才开始运用关系网络寻求工作和社会支持。其次，集中居住方式会对新移民的社会交往行为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集中居住条件下邻里关系发生的新变化，以及作为社区公共活动空间的

集中居住区的整体环境条件对新移民社会交往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其社会网络资源的规模与质量。

正是基于以上情况，移民社会网络研究必须考虑到移民迁移的不同类型以及具体安置方式的特点，尤其是在集中居住条件下，居住集中化对新移民交往行为的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网络发生的新变化，进而通过居住区环境条件的改善等措施来拓展新移民的社会网络。

二、集中居住区移民社会网络变化的特点

(一) 移民的交往对象不断扩大，总体网络规模逐步拓展

集中居住打破了农民原先的居住格局，使他们在更大的范围内被重新组合而集中在一起。农户的重新组合和集中居住不仅是人口的空间变动过程，也是社会网络的变迁过程。因为人员的重组必然带来社会关系的重组，使得农民原有的社会交往结构发生改变，引发新移民在社会交往对象上的新变化。问卷调查①显示，对于“集中居住后您认识的人是否多了”的问题，63. 8%的被调查者回答“多了”，12.4%的人回答“少了”，还有23.8% 的人表示“没变化”，可见超过六成的被调查者在集中居住后社会网络变大了，说明集中居住对农民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网络规模变化总体上朝着增加的方向发展。这些扩展了关系网络的人主要是通过邻里( 50.1%) 和社区活动(23.9%)，以及在城市求职和工作过程中(21.1%) 结识新人而实现的。集中居住对拓展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是明显的。居住区相对密集的人口居住方式提高了彼此相识的几率，交往的对象多了，交往范围也就扩大了。正如克鲁帕特( Edward Krupat)所言: 在城市，“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朋友，同时还有城市生活方式和兴趣上的广泛性，人们确实能从外部进入到城市中来。而且，一旦他们进入到一个群体和网络中，扩展他们关系的可能性就会极大地增加”。②

(二) 移民的亲缘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业缘关系逐渐生长

集中居住后，农民从先前的居所迁移至新型社区后，逐渐脱离了原先较为单一的农业社区，进入了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社区，从事各种非农职业。城市以其高流动性和异质性而有别于农村。“城市首先成为了一种社会网络，社会关系被从亲缘关系上剥离开来。”③一方面，被征地农民先前建构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结构出现了断裂；另一方面，在新的环境条件下迫切需要重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由于工作的需要，移民交往的对象开始由原先的亲友、乡邻逐渐转变为与同事、雇主和市民进行交往，反映出社会交往对象上的新变化。于是，先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族血缘关系开始弱化，地缘纽带也开始松弛，而业缘关系则逐渐生长。问卷显示，移民在获得经济支持或解决问题时得到帮助的来源方面(多选)，主要有亲戚( 72.3%)、配偶(59.3%)、其他家人(49.9%)等亲属群体，而来源于朋友(48.3%)���同事(20.9%)和工作单位(17.6%) 也占到一定的比例。同样，移民在获得安慰和关心的来源方面主要有亲戚(68.0%)、配偶(63.5%)、其他家人(49.4%)等亲属群体，而来源于朋友(58.4%)、同事(22.4%)和工作单位(17.9%)也占到一定的比例。总之，集中居住后移民社会生活场域虽发生了变化，但是其社会支持网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状况。

(三) 移民的交往对象同质性较强，异质性不明显

农民失地后都由政府统一安置在新建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内。这些居住小区一般都建在城乡结合部，相对独立，距中心城区较远，与外界现代化城市社区联系较少。这就人为设置了农民与市民交往、交流的空间障碍和隔阂，再加上市民对于被征地农民的歧视和排斥，使得新移民向城市拓展社会网络的行动受阻。而在集中居住区内部，被征地农民每天接触和交往的对象都是和他们一样从周边村落搬迁过来的农民。这些人有着大致相同或相似的社会背景、经历和生活方式，征

地前大体上从事同样的务农或半工半农的生活，其思想观念和心理结构也大致相同。由于社会网络的同质性较强，他们的交往常常表现出很强的内倾性，既缺少与周围城市居民的沟通和互动，对城市社会文化难以产生认同；也缺少和自己有紧密经济利益的外来租客的互动，仅有的互动和交往也只限于经济层面的房东和房客关系。

从拥有的网络资源的类型来看，基本上属于紧密型社会资本( Bonding Social Capital)①，即存在于群体内部的关系网络。这是一种“维持”型社会资本，它的作用在于遇到困难时群内人员能够同舟共济、共渡难关，从而构筑了一个具有较强内聚力的共同体。相反，他们与群外人员和机构的交往、交流较少。而正是群际间的交往以及由于这种交往构成的广泛网络所给予的各方面支持，成为现代化社会中个体与群体进行社会整合的关键所在②。这种跨越不同群体而形成的社会资本被称之为跨越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它是一种“发展”型社会资本，可以带来异质性资源，不仅能够帮助个体摆脱难关，而且可以提升个体自我发展能力。正是跨越型社会资本显示出社会资本的价值。但是，在农民集中居住区，“由于农民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一些拥有相同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利用的价值。”③ 因此，对于农民的市民化进程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 新移民的情感性支持网络大于工具性支持网络

从移民社会支持网的构成来看，可以大体上划为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和情感性支持( Emotional Support)。工具性支持是指移民在遇到困难时，得到他人的经济援助或帮忙解决实际问题(如帮助找工作) 等方面的支持；情感性支持是指移民在遇到困难或紧急情况时，得到他人的同情、关心和安慰等情感支持。问卷显示，在总量上移民获得的工具性支持(271.3%) 小于情感性支持(286.4%)，二者相差15.1%。这表明，移民的工具性支持相对不足。可能的解释是，农民被征地后，普遍面临着如何重新就业和解决生活来源的问题，他们总体上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在经济收入和获得职业方面不具有优势，如果连自身都缺乏经济来源和就业门路的话，是不大可能给别人以经济援助或提供就业信息等方面帮助的。而情感性支持则不同，虽然不能给他人提供经济援助，但给予关心、问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情感支持本身就是农民家庭、邻里之间一种常见的人际互动方式。正如一位被访者所言: “大家都是乡邻，平时相互关照也是应该的。如果人家家庭有难事，你就是帮不了，也总得过去安慰安慰一下，关心关心人家嘛。”

三、集中居住方式对移民社会交往的影响

集中居住是农民居住方式的一次巨大变革，它打破了几千年来农民以家族为圈、以村庄为界的传统居住观念和居住格局。这种新的居住方式必然对新移民的社会交往产生影响。

(一) 多层或高层公寓式住房安置不利于移民社会交往

现阶段对被征地农民一般实行多层或高层公寓安置，安置房是按照现代城市住房的要求设计建造的，在结构上独立成套。这种户型结构符合城市居民对私密性的要求，也给居住者以充分的安全感。但是这种居住方式对于刚从农村搬迁过来的农民来说，普遍感到生活上的不适应。实地调查中一位被访者说:“我家以前的房子高高大大的，院子里铺了水泥，白天人在楼下，只有晚上睡觉才上楼，现在住五楼爬上爬下很不方便，在楼上不想下来，下来就不想上去。”这种上下楼梯的不便不仅表现在生活上，同时也表现在社会交往上。问卷显示，对于“上下楼梯是否方便您的社会交往”的问题，41.3%的被调查者给予了否定回答。可以看出，至少有四成被调查者感觉交往不方便，这直接导致集中居住后移民邻里交往活动的减少。

多层或高层公寓式住房安置对移民的社会交往形成的障碍既是物质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正如丹麦著名建筑学家扬·盖尔(Jan Gehl)指出的，“楼梯常常体现为一种实际上和心理上的障碍。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在同一层的房间之间走动，却不愿到楼上或楼下的房间去……一旦下楼之后，人们就不愿意再上去”①。显然，集中居住方式对人们的交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 集中居住区设施条件影响移民的社会交往

社会交往是主体间一种依赖性的社会关系及社会互动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居民的社会交往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相聚在同一空间是人们各种活动得以开展、交往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就集中居住区来说，是否拥有居民活动所需要的公共空间，以及是否具有比较完善的配套设施对于新移民的日常交往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空间为人们的户外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农村，同一村庄的人们可能三五成群聚集在一户人家门口或村口聊天。现在环境变了，但是聚会聊天的习惯没有变，小区里的几个熟人经常会聚集在楼道口、小区出入口等公共场所，或坐或站，聊天或打牌。对他们来说，楼道口和小区出入口是大家必经的道口，也是交往活动发生的空间场所，居民最常碰面的地方便在这里。因而出入口空间为居民发生潜在的交往活动提供了场所和可能。

除了公共空间的影响外，周边配套设施状况也是影响移民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移民的社会网络变化与社区周边配套设施两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二者呈正相关关系(r=0.18，p＜0.01)，即集中居住区配套设施越完善，越有利于移民的社会交往和网络规模的扩大。问卷显示，认为周边配套设施“很完善”的被调查者占5.0%，认为“比较完善”的占33.3%，合计为38.3%；认为“不太完善”的占52.2%，认为“很不完善”的占9.5%，合计为61.7%。由此可见，六成以上的被调查者都认为集中居住区周边配套设施不完善，这不利于移民的社会交往。

( 三) 集中居住区邻里关系淡化，邻里交往频度有所下降

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E.Park)指出:“邻近和邻里交往，是在与城市生活组织形式有关的联系中，两种最简单、最基本的联系方式。”②这种基于本地的联系方式直接培育了本地情感，从而肯定了邻里关系在维系社区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农民集中居住前的农业社区，是一个邻里守望相助的传统社区，也是一个“熟人社会”。邻里之间相互信任、相互照应。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远亲不如近邻”之说。然而集中居住后，他们便进入了一个相对陌生的社区，住户都是从不同村庄搬迁过来的“陌生人”，还夹杂着一些在此租住的外来人口，人与人之间显得较为生疏，导致社区信任感下降，彼此缺乏沟通和交流，互动关系减少，传统的街坊邻里关系逐渐走向淡化。一位被访者这样说道:

以前我们需要借什么东西，只要喊一声就可以就行了，现在不行，去敲门找邻居借，总觉得有种距离感。我们和邻居之间的交往也没以前频繁了，以前村东头和村西头的人经常来往，谁家来了亲戚都知道，彼此相处很和睦，大门都是敞开的，现在门都是关着的，我们进门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门关上，空闲的时间大多是在家里看电视，很少像以前那样串门聊天，邻里之间的关系淡了很多。

由此可见，集中居住后邻里关系的确不如以前好了。实地调查中也了解到，现在邻里之间有空也会在楼下聊聊天，但是串门较集中居住前少了许多，甚至不少人表示从不串门。之所以如此，与人们出入关门的行为不无关系，这道有形的门也筑起了人们心中那道无形的门，从而阻隔了邻里的交往，导致邻里交往频度的下降。问卷调查显示，对于“集中居住后与邻居的交往频度”问题，18.9%的人表示“十分频繁”，45.3%的人表示“没什么区别”，35.8%的人表示“没以前频繁”了，该项均值为1.81，表明邻里交往频度整体上有所下降。邻里相识也需要一个过程，因而影响到了邻里交往的频度。

(四) 高密度的居住方式容易引发一些邻里矛盾

集中居住对邻里关系的影响还表现在部分住户的生活习惯造成的邻里矛盾上。集中居住前，农家住房大都是独门独户，较为宽敞，农民生活较少受到他人和外界的干扰。集中居住使得大家的居住空间被骤然压缩，感觉紧密地“挨靠”在一起。高密度的居住方式使得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居民的生活习惯常常会引起邻里矛盾。实地调查中，一位被访者抱怨说:“这里的人素质比较差，搬迁过来的农村人住到楼房后很多习惯不好又不改，他们有的晾衣服不管楼下有没有晒东西，直接把滴水的衣服挂出去。”类似的情况在其他研究者的实地调查中也有反映①。

显然，集中居住虽然拉近了邻里的距离，但也使得邻里的生活因一些人的生活习惯等而受到了影响。问卷调查也显示，31.5%的人认为在集中居住后邻里关系变差了，33.2%的被调查者认为邻里关系变好了，另有35.3%的人认为邻里关系没有变化，几乎各占三成。可以肯定，邻里关系变差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些住户的不良习惯造成邻里矛盾有关。

四、重建和拓展移民社会网络的对策和建议

(一) 扩大社区公共空间，促进移民的社会交往

农民集中居住后邻里间原有的共享空间的消失，使邻里间互动机会大为减少，也造成彼此的心理隔膜和疏离。诚然，让今天的居民再回到共用一个水井、一个河塘是不可能的，也是人们所不愿意的。因此要想办法创造新的共享空间。这就内在要求规划建设部门从新移民的社会交往需要出发，将社会交往问题纳入集中居住区的整体规划和建设中去，通过一定的空间规划与安排，扩大集中居住社区的公共空间。

正如建筑学家扬·盖尔指出的，“只要有了某种特定的建筑形式，邻里间的交往和密切关系就能不同程度地发展起来。仅有建筑设计是不够的，但通过设计创造适宜的条件，就能鼓励交往”②。因此，在农民集中居住区要尽量创造出适合居民户外社会活动和交往的公共空间，如增加绿地和广场面积; 建设社区服务中心并完善其服务功能，使社区中心成为一个集生活、工作、娱乐、游玩的公共空间。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增强室外公共活动空间对社区居民参与的吸引力，提高人对室外公共空间环境的亲切感与归属感，避免使集中居住区沦为“冷漠”的城市社区，同时也可以达到充分利用公共空间的目的。

此外，针对农民集中居住区的部分高层住宅造成人们交往不便的事实，可以考虑将高层住宅的走廊进行少许扩宽，并配以绿化、座椅，每隔几层设置一个公共交往空间或空中回廊，使楼梯和走廊构成富有变化的生活和交往空间。

(二) 拓展移民与市民的社交网络

新移民除了加强社区邻里交往外，还应该拓展与市民的交往，以形成跨越型社会资本，提高新移民社会资本的质量。

1．通过新移民在城市的求职和就业拓展与市民的社交网络。问卷显示，两成(21.1%) 的新移民是通过工作中结识新人来达到拓展社会网络的目的。这种基于工作而形成的关系是一种业缘关系，与集中居住区内部同质性较强的关系网络不同，它是能够带来异质性资源的弱关系，从而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城市，业缘关系的建立和拓展是失地农民融入城市文明、实现角色转变的关键。”① 而新移民要想拓展与市民的社交网络，提升社会资本的质量，实现市场就业是前提。

而由于被征地农民人力资本总体偏低，而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本又有限，从而限制了他们的市场化就业。因此，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就业服务体系，在就业咨询、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为他们的顺利就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2．通过采用“大混居、小聚居”居住模式，拓展移民与市民的社交网络。“大混居、小聚居”，是指在一个较大的区域中实现不同阶层混合居住，但并非是以个人为单位在整个空间中随机混合，而是同质小聚居和异质大混居。其目的在于促进阶层间的接触和交往，防止教育、商业和环境等公共资源的过分不合理分布。后来一些学者开始将“大混居、小聚居”模式引入失地农民的安置方面，如罗震宇、秦启文提出，“大混居、小聚居”模式应用在失地农民安置中的具体表现是，将失地农民安置到城市居民小区中某几个住宅单元中，使其邻里关系成为原有村落社会网络的一部分; 同时，这个小区的其他住户都是市民，失地农民通过购买行为入住小区。这种居住模式不仅能缓解空间的分异，使各个群体能公平享有各种公共设施和服务，而且对于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生活也有着重要的意义②。徐琴、刘国鑫提出，“大混居、小聚居”的有效路径是“社区混合居住”，即在城市的居住用地安排中，将部分商品房居住区与用来安置失地农民的经济适用房居住区相邻配置，以达到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趋利避害、功能互补、互惠共生的目的③。应该说，相比于异地集中安置模式，“大混居、小聚居”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其最大的好处是能够打破新移民与市民在居住上的空间隔离，为新移民与市民之间的交往、交流和融合提供便利的空间条件，从而加速新移民社会网络的重构进程。不过，这种模式目前仍然处于理论探讨阶段，没有付诸实践，因为至少在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建议在今后农民集中居住区规划建设过程中适当引入或小范围试点“大混居、小聚居”的安置模式，等到条件成熟再全面推开。

(三) 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推动社区人际交往

社区人际网络的链接离不开文化建设，文化是整合人际关系的凝固剂。居民参与社区文化建设能够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和信任关系，有利于改善邻里关系、积累社会资本。为此，有必要在农民集中居住区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推动社区人际交往。

以江苏江阴新桥镇“绿园社区”为例，“绿园社区”是新桥镇首个农民集中居住社区，现有1700 多户居民。为增进邻里友好，社区开展了独具特色的“睦邻节”活动。睦邻节期间，社区居民自编自演的文艺晚会、家庭厨艺交流会、家庭趣味运动会等8－10个活动相继开展，通过广场文艺展示社区居民精神新面貌，以各类家庭竞赛活动显现群众参与度，以社区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文化形式塑造社区新形象。这种通过发动社区居民充分参与的文化活动，既丰富了集中居住社区的文化生活，同时又有助于新移民在共同的活动过程中增进彼此间的了解、沟通和信任，促进社区成员间形成文明高尚的交往方式与和谐的人际关系。

(四) 通过社区互助构建社区支持系统

社区是社会支持资源的主要聚集地，也是社会支持作用发挥的重要平台。社区支持系统离不开社区互助。社区互助是指社区成员在生活上的相互支持与照顾，包括参与“与群体或社区利益有关的事务，如关心他人，给他人道义上的支持，提供非正式的帮助，为社区事业发展提供赞助，参加有组织的公益活动，或者是作为机构的或社区的志愿者提供帮助”①。

社区互助行为是一种广义的互动形式，它超越了亲族之间互助的范围，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从社会交换的角度看，这种互助行为不是单向的、孤立的，而是相互触发、不断加强的。在互助中，一个人既帮助别人，也会受到别人帮助; 他既感受到了助人的乐趣，也体会到来自社会和他人的温暖。通过这种互动形式，社区成员可以增进了解、加深联系，形成共同分享的友情之网，最终有助于社区人际关系的融洽与和睦。托马斯( William I. Thomas) 和兹纳涅茨基( Florian

Znaniecki)在研究移居欧美的波兰农民时提到当地社区一种名曰“互济公会”的组织，其目的是在紧急情况下(疾病、死亡及较为罕见的失业问题)，美国波兰人侨居地社区中的成员能够相互帮助。这一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及一定时间内抵消了新的社会环境所带来的具有瓦解作用的影响，增强了移民社区的团���和移民群体的凝聚力②。类似的研究包括，日本学者广田康生在研究日裔南美移民在横滨的生活时，提到“秘鲁日裔协会”、“志愿团体C”等非正式组织，这些组织起到了帮助移民“绕行周围各种结构性条件”，克服移民初期所遭遇到的各种制度化“障碍”的作用③。此外，陈竞对日本社区互助组织“Diamond Club”的研究也有借鉴意义④。这是一种邻里聚会式的沙龙活动组织，目的是链接社区资源、筑建社区人际关系。社区互助对于被征地农民来说尤为重要。农民失地和集中居住后，必然会在生产和生活上遭遇一系列的困难，如果能够建立以社区互助为核心的社区支持系统，会有助于他们克服困难，增强生活的信心和适应城市的能力。

(五) 建立面向新移民的专业社会工作体系

农民迁入集中居住区后，在原有社会网络受到破坏，而新的社会网络尚未建立之际，一部分人，尤其是其中年龄偏大又无一技之长的人容易陷入贫困，迫切需要来自外界的帮助和支持，而引入社会工作机制有助于缓解这一问题。

专业社会工作的宗旨是由专业人员运用专业方法协助案主识别并分析所面临的问题，采取积极措施加以解决，从而达到自助和增能的目的。社会工作最早源自西方的慈善救助活动，后来逐渐变成了一种社会服务的职业。社会工作者在不同的领域开展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移民领域也不例外，特别是在一些移民大国，例如在加拿大，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被视为帮助新移民获得正式社会支持、促进其社会融合的一个有效途径和方法。这既是由社会工作的使命决定的，也是

由社会工作的实践性所决定的。一方面，社会工作以助人为价值目标，以弱势群体为重点关注对象，以此修正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与环境; 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的确在消减社会贫困、增进社会福利、缓和人际关系、提高弱势群体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工作已经成为加拿大不可或缺的一项福利制度。

就农民集中居住区来说，社会工作者充当了需求评估者、资源链接者以及使能者的角色。

第一，需求评估者。在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工作者可以对被征地农民展开调查，了解他们目前的生产和生活状况，评估他们现时的生活困境与需求。例如，土地被征用后，农民最为迫切的需求是如何实现非农就业和增加收入，维持可持续生计，而社会工作者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入户走访和问卷调查广泛收集这方面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和评估。

第二，资源链接者。社会工作者在了解被征地农民的需求后，要想方设法获取外援，并将这些资源链接到最需要的人群中，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例如，一部分被征地农民需要重新就业而不知道从哪个渠道获取就业的机会与资源，这时社会工作者就发挥了中介和资源链接者的角色。社会工作者负责将他们的需求信息向上汇报给社区管理部门或政府部门，或者将这些需求同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或福利机构提供的服务联系起来，以寻求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支持和帮助。

第三，使能者。社会工作是一种助人的活动，目的在于通过助人而最终实现受助者“自助”，受助者“自助”和能力建设是社会工作的最终目标。为此，社会工作者要帮助案主发掘自身潜能，或利用各种资源解决自身的问题。对于被征地农民来说，社会工作者可以帮助他们客观分析自身不足和可能存在的优势，基于个别化原则帮助制定合适的职业发展规划，引入职业技术培训课程，教授一定的工作技能，从而提高他们应对征地拆迁等突如其来的打击的能力，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有价值和有潜力的，有力量通过整合资源和自力更生，来改变这种无力感。

总之，由于社会工作者具有专业的知识和方法，以及连接居民与社区、政府、机构之间关系的能力，能够有效调动社区资源、协调各方关系、整合社区力量，因而有助于化解矛盾和疏导情绪，帮助新移民构建社会支持网络，促进新移民对新社区的融入，从而控制或缓解社区内部的结构性冲突。

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叶继红，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