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尤其是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过去40多年里持续扩大，不仅危及美国内部秩序，同时也波及全球。通过回顾近期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前沿研究，可以发现存在三种解释模型，分别是市场供需模型、阶层权力模型与家庭结构模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在宏观社会经济结构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趋同性，因此在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前提下，可以参考美国收入不平等前沿研究，并据此建构一个用以研究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分析框架，从而为中国收入分配机制与分配格局的变化提供一个更加多元、系统的解释。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市场供需/阶层权力/家庭结构

作者简介：朱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王修晓(通讯作者)，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苗大雷，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推动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这需要对影响收入分配差距变迁的宏观因素及机制进行系统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大量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成果对理解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推动共同富裕具有借鉴意义。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过去40多年里持续扩大，不仅危及美国内部社会秩序，同时也波及全球。总体来看，美国的收入不平等表现出如下两种趋势：一是整体变化趋势在近100年间呈现U型变化，20世纪30年代开始下降，到70年代达到最低，80年代开始持续上升。二是最近四十年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特点表现为，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最快，收入份额逐渐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缓慢下降，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最慢，收入份额快速下降。研究分析美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原因和机制对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也具有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经过30年的快速增长以后，最近十几年来维持在高位波动，大量研究从市场转型角度对前一阶段的快速增长进行了系统解释，但对于新时代收入分配机制与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则研究不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宏观社会经济结构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趋同性，这使得我们在考虑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前提下，可以参考美国收入不平等前沿研究，并据此建构一个研究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新的分析框架，探讨缩小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机制和路径。

美国收入不平等研究的前沿进展

已有研究主要从三种不同理论视角考察了美国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的状况。一是市场供需模型，认为技术发展改变了劳动力市场中特定劳动力的需求，由此改变了他们的劳动价格。二是阶层权力模型，强调新自由主义思潮引发的宏观经济结构与社会制度的变化，使劳动力市场中不同社会阶层的议价能力发生变化，进而导致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三是家庭结构模型，认为家庭结构与实践的变迁改变了收入在家庭间的分配，并进一步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

(一)市场供需模型

二战以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微型电子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生产与管理模式的重要转变。在许多经济学者看来，正是计算机的使用以及其他技术变迁推动了收入不平等的扩大。

首先，计算机技术被认为是一种人力资本，熟练使用计算机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获得更高收入，使用计算机者的平均收入要比非使用者高出10％以上。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计算机使用除了提高人们的人力资本以外，还能拓展人们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即使工作中短期中断使用计算机，收入效应依然存在

另一种观点被称之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认为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决定的，技术发展使得工作的技术需求有所提高，那些掌握相应技术的劳动者的收入大幅增加，不符合技术需求的劳动者则面临收入停滞甚至下降的风险。经验研究发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使得美国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掌握计算机技术的劳动者，尤其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大学生供给很多，此时高等教育者相对高中教育者的收入优势并没有非常明显；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工作需求持续上升，大学生供给放缓，导致大学文凭价值上升，高等教育者的收入优势迅速加大，由此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扩大。

(二)阶层权力模型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经济普遍陷入滞涨危机，导致被奉为圭臬的凯恩斯主义受到广泛质疑，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兴起，特别是在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这一思潮在国家经济与社会政策上广泛渗透，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国内经济上，放松对资本的管制与保护私人产权，推动经济市场自由化尤其是金融市场自由化；二是排斥政府对社会的保护，反对最低工资、劳工集体谈判权等政策，推动个体主义式的“工作福利制度”；三是在国际上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以达成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的目的。上述三方面可概括为金融化、去工会化与经济全球化，大量研究聚焦这三种制度变迁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

1.新自由主义背景

所谓金融化，是指金融部门、金融体系、金融市场乃至金融文化观念在一个经济体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金融化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在宏观经济上，金融领域的垄断性增强，对其他市场部门的议价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其在市场投资中所获得的垄断租金增加，金融从业人员与非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其次，随着金融产品的增多、金融投资方式的简单化，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家庭参与到金融投资中，但高收入群体往往拥有更多的资本与信息以及更强的风险意识，所以其投资回报往往更高。再次，金融化推动了“股东价值最大化”理念及相关制度实践的盛行，由此改变了企业内部的雇佣政策与薪酬政策，导致企业内劳资双方的权力资源发生变化，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这与下文将讨论的去工会化、经济全球化交叉作用，进一步扩大了劳资双方的收入差距。

去工会化是指美国工会力量不断衰弱，在1973-2007年间，美国私营部门工会会员占全部工人的比例，男性从34％下降到8％，女性则从16％下降到6％。大量研究证实，工会是抑制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力量。一方面是直接的作用。工会被视为一个垄断了劳动力供给的组织，可以代表工人与企业进行集体谈判，并通过组织大规模罢工与一些日常反抗行动来威胁企业，从而提高工会员工的劳动工资，尤其是那些低教育、低技术的非技术工人往往受益于此。工会也能够通过施压或者成为企业股东、参与企业管理来降低管理层的薪酬，从而缩小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是对非工会员工的间接作用。在一些工会员工比例较高的企业或行业，工会的作用还会溢出到那些非工会员工身上。在工会力量较强的企业或行业，雇主为了防止更多工人加入工会，可能会主动提高那些非工会员工的工资。工会所营造的道义经济氛围，将平等主义的制度与规范扩大到所有员工，从而间接缩小了收入不平等。

所谓经济全球化，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分工和合作，产业链超越国界，延伸至世界各个角落，其典型表现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以及国与国之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向少数发达国家的人口迁徙规模逐渐增大。现有文献主要关心对外投资对美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影响。研究显示，对外投资会导致国内产业的去工业化，即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使国内对工人尤其是非技术工人需求下降。与此同时，对外投资提升了资本的回报率，使得那些资本所有者与管理者的收入大幅增加。

上述宏观过程是同时发生的，这些宏观过程虽然有各自路径影响收入不平等，但它们也存在共同作用路径。在社会学者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影响不同阶层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来影响他们之间的收入分配，其中金融化强化了资本的力量，去工会化削弱了劳工的力量，而经济全球化则与二者叠加发挥作用。

2.阶层权力模型

在社会学家看来，收入分配并不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事实上，一部分人获得的收入要比他们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获得的收入更高，索伦森将这种差价称为租金，租金的多少取决于人们掌握了多少生租性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由于不同社会学者坚持在不同层次上讨论阶层，他们所讨论的寻租机制也有所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新马克思主义在宏大阶层视角下对剥削问题的考察，二是新涂尔干主义对职业阶层收入差距的研究。

首先是宏大阶层视角下的收入差距变化。新马克思主义阶层理论认为，租金的不平等分配是剥削的结果，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实际上体现了剥削的强化以及租金分配的恶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雇佣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逐渐从组织导向雇佣模式转变为市场导向雇佣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雇主更关心短期内的利润最大化，倾向于通过各种方式来降低劳动力成本，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瓦解内部劳动力市场以及推动不稳定就业。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对于普通员工具有保护作用。普通员工进入到内部劳动力市场可以免于外部市场竞争，他们的工资增长遵循组织内部的一套规则，而不受外部市场生产效率的影响，这使得他们比那些处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相似员工拥有更高收入；与此同时，为了降低组织内部的社会比较成本，组织会控制不同等级员工的收入差距，从而使得内部收入差距要小于市场竞争状态下的差距。但随着内部劳动力市场对普通员工的保护被削弱，这些部门中普通员工的收入优势迅速下降，企业内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扩大，由此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

随着雇佣模式的转变，工作不稳定性也在持续加强。一方面，不稳定工作的数量在逐渐增长，这包括兼职工、临时工、劳务派遣工、自雇佣者等，与稳定工作者相比，他们在工作报酬、社会福利、晋升机会等各方面明显更差。另一方面，即使对于那些稳定工作者来说，他们的工作流动在过去40年也越来越频繁，过于频繁的流动尤其是非自愿流动使得劳动力市场总是劳动力供给过剩，最终显著降低了这些人再就业的收入。

其次是职业阶层的收入差距变化。新涂尔干主义强调职业阶层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且主要通过社会封闭机制来解释职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形成。换言之，优势职业阶层可以通过政府认证与行业许可证、提高进入的教育文凭门槛、行业协会的集体行动、工会化等策略来强化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租金。这些策略的作用在于：在供给侧，提高职业门槛、限制劳动力的供给；在需求侧，增加人们对某种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或者将一些需求导向某些特定职业，从而使得这些职业能够垄断特定社会需求；向消费者发送高质量商品或服务的信号，从而使得高报酬得以合法化等。

后续研究认为，随着不同职业阶层封闭策略的变化，职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体力劳动职业更多依靠工会力量来垄断劳动力，但工会的力量在逐渐衰弱。与此同时，非体力劳动职业的封闭策略却在加强。有研究显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不到5％的美国劳动力需要政府颁布的执照；而到了21世纪，这一比例上升到20％以上，即使是那些不需要执照的职业，特定的职业证书也越来越普遍。除此以外，一些行业协会或职业团体还加强了对政府和国会的游说，其中典型的就是金融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末，金融公司在竞选捐款方面的支出是工会的两倍，现在则扩大到6倍，金融公司和工会在游说开支之间的差异也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6倍扩大到2012年的12倍。正因为上述封闭策略的变化，职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三)家庭结构模型

与上述研究都是以个体为单位来分析收入不平等不同，另有研究发现，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人均收入差距通常要比以个体为单位的收入差距更大。这意味着，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讨论不能局限于劳动力市场中的因素，还需要关注家庭结构与实践。在过去几十年间，美国的家庭结构与实践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美国人的结婚率在下降，同居与离婚水平在上升；生育率在下降，但非婚生育却在上升，这些变化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后果。就家庭收入不平等而言，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三方面的家庭因素：(1)单亲家庭的规模；(2)夫妻双方匹配程度；(3)女性劳动参与水平。

首先，越来越多的美国孩子生长在单亲家庭中，其中绝大部分是与母亲同住。单亲母亲往往人力资本比较低，加上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单亲母亲的贫困率不断上升，这拉大了单亲母亲家庭与双亲家庭的收入差距。随着单亲母亲家庭的增加，上述效应也被放大，由此导致家庭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

其次，对于双亲家庭，夫妻双方的匹配程度——主要表现为教育匹配和收入匹配程度持续上升。夫妻收入匹配程度的上升，意味着更多低收入男性和低收入女性组成了家庭，同时高收入男性与高收入女性实现了强强联合，两类家庭规模的增加使得家庭收入出现两极分化。

再次，与上述两个过程相关的则是女性劳动参与水平的提高。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经历了一个女性劳动参与水平持续增加的过程，这种变化会同时影响上述两个过程，进而对家庭收入不平等产生相反作用。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单亲母亲参与工作，能够缩小单亲母亲家庭与其他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且也能够降低女性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进而抑制家庭收入不平等；另一方面，当那些双亲家庭中人力资本较高的女性摆脱家庭主妇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就会提高家庭夫妻收入匹配程度，从而扩大家庭收入不平等。虽然在理论上存在争议，但许多经验研究发现，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的抑制作用更强，所以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总体上会抑制家庭收入不平等。

(四)小结

上述三种模型的不同首先是三者对收入分配载体的理解不一样。市场供需模型认为，收入是在个体之间分配，市场供需状况决定了个人市场价格；而阶层权力模型认为，人们的收入取决于其所在的阶层位置，不同社会阶层掌握的资源分配权力决定各阶层的收入水平；家庭结构模型认为，家庭是生活共同体，个人生活机会由家庭成员的总收入决定，而家庭收入又取决于家庭成员的个人收入与家庭结构状况。

其次，基于对上述载体的理解，三种模型聚焦于不同的扩大收入不平等的宏观因素。市场供需模型认为，技术发展提高了许多工作的技术要求，那些低技术工作则被机器所取代，故而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过剩”状态，他们的“价格”也就逐渐下降，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则与之相反。阶层权力模型则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竞争，拒绝为市场中弱势群体提供额外保护，这种理念与实践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的扩散，使得阶层权力关系越来越有利于精英阶层，他们给自己分配的收入也越来越多。家庭结构模型则认为，单亲家庭数量、婚姻匹配程度、女性劳动参与水平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家庭中女性成员收入以及家庭内共享收入的成员数量与质量，进而改变家庭收入不平等。

中国收入不平等研究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整体上从相对平等转变成比较不平等，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978-2008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快速增长，从2009年开始，我国收入基尼系数则呈现出高位波动甚至略有下降的趋势。因此，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大体上也是在解释两个阶段的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具体而言，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每个阶段内收入分配机制的变化；二是每个阶段内整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变化的原因。相对来说，第一阶段的研究以市场转型理论及其相关对话理论为理论背景，形成了丰富的经验研究；而第二阶段的研究相对较少且零散，在市场转型讨论趋于平静后，也没有新的理论框架用于解释，考虑到在经济现代化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与美国相似的宏观社会过程，本文试图以美国既有研究为参照，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收入不平等变迁的分析框架。

(一)转型时期的收入不平等研究

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最重要变化就是从原来的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市场转型理论认为，经济体制转型使得收入分配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市场对效率最大化的追求，在收入分配过程中，体现效率的市场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强，而再分配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弱，由此延伸出两个基本假设：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回报上升、政治资本回报下降。市场转型理论以及相应的两个资本回报假设引起了很多争论，反对者主要认为，在中国渐进式改革背景下，很多非市场因素依然有发挥影响的空间，故而它们的回报未必下降。目前已有很多综述对这些争论进行了归纳，本文不再展开具体讨论。

与收入分配机制变化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整体收入不平等快速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对于此，同样存在两种互相补充的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在收入分配中引入的市场化机制，扩大了收入不平等。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放开，劳动力流动日益频繁，以及“按劳分配”机制的扩散，使得教育回报不断上升，进而使得不同教育群体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此外，随着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转型，大多数劳动力从体制内转移到体制外工作，相比于体制内，体制外的收入差距更大，那么这种结构变化也会推高收入不平等水平。第二种解释则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市场化机制并未完全取代非市场化机制，原来的制度与结构因素对于收入的影响反而有所增强。许多研究显示，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以及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都在上升。总的来说，第一阶段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是由市场化机制与非市场化机制共同造成的，但市场化机制可能发挥了主要作用。

(二)新时期的收入不平等研究

从2009年开始，中国收入不平等处于一种高位波动状态中，与之对应的是，国内社会学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关注也趋于下降。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中国整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在最近十年保持着相对稳定，似乎没有新的经验问题值得讨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市场转型理论的消沉，缺少新的理论来指导分析中国收入分配的变化情况。在我们看来，整体收入不平等的稳定并不意味着收入分配机制没有变化或者说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格局也保持不变。实际上，在新时代，城乡收入差距确实在缩小，但城乡内部的收入差距却在持续扩大，二者变化趋势抵消才造成整体不平等水平保持相对稳定。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策向农村倾斜的结果，而城乡内部的收入差距体现为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扩大，但其背后的原因很少得到系统讨论。过去大家最为关心的体制转型在这个时期已经相对缓和，例如，中国城镇就业人员中，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占比从1978年的80％以上下降到2008年的20％左右，到2020年仅为12％左右。但是，一些新的宏观社会过程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虽然相关研究还不多，但对于我们理解新时期的收入不平等有一定帮助。

就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差距而言，近年来美国社会学研究最为关心的是数字化、金融化、去工会化与经济全球化，前三者涉及生产过程中的三大要素——技术、资本与劳动力，全球化则反映出这些要素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流动。在中国，有的宏观社会过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与其他国家具有类似的特征与趋势，有的则是与我国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有关。

从数字技术的发展来看，我国已经进入数字社会，互联网上网人数在2021年达到10.3亿，数字经济规模迅速扩张。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我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在2020年已达39.2万亿元，在GDP中的比重提升至38.6％。一些研究发现，互联网的应用技能有助于提高使用者的收入，不同教育群体、不同职业阶层的互联网使用技能存在差异，而且互联网使用的工资溢价效应也存在群体差异，对于高教育程度、中高职业阶层来说，这种溢价效应更明显，扩大了不同教育群体和职业阶层的收入差距。

从资本市场的发展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股票市价总值从2009年的24.4万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79.6万亿元，增加了2倍多。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我国金融发展突飞猛进，资本流通更快速更广泛更容易，那么这对于收入不平等有何影响呢?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大量资本“脱实入虚”，可能造成过早的“去工业化”，进而导致非技术工人的大量失业，或者从工业的高薪部门转移至服务业的低薪部门，最终导致收入不平等。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国企业传播，进而强化了就业不稳定性，并降低了对员工的工资与福利投入，由此使得许多就业者收入变得不稳定，扩大了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数字化与金融化在中国的最新发展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轨迹较为相似，但对于劳动力而言，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去工会化的现象，对于劳动力影响更大的宏观进程是城镇化。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的流动人口总量达到3.76亿，而2010年时流动人口规模为2.61亿，十年间增加了1亿多。既有研究讨论了进城农民工以及“农转非”群体的收入获得情况，而随着他们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也给城乡间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内部收入差距带来了深远影响。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民工的流入对于城市工人的影响。美国关于全球化的研究显示，进入美国的跨国移民事实上增加了市场中的劳动力供给，从而降低了美国本地劳工的议价权力，那么中国农民进城务工是否也会削弱城市本地工人的市场地位呢?二是城镇化客观上对社会整体收入不平等所形成的影响。一方面，城镇化增强了城市与农村内部的异质性，从而扩大了城市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又会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所以二者效应的大小可能决定了城镇化的整体影响，但目前对于这种综合影响的讨论并不清晰。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经济深嵌于世界经济网络中，不过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国和美国而言，意义并不一样。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资本在世界上四处寻求投资机会，导致本国制造业转移到世界各地，而且吸纳了大量其他国家的劳动力，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恰恰是吸收跨国资本的主要国家。虽然全球化方向在中美两国不一样，但一些研究显示，全球化同样扩大了中国收入不平等，加剧了国内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这种竞争会压低企业普通工人的收入水平。与此同时，在地方政府积极发展经济的背景下，为了招商引资，也会配合外资降低企业实际执行的劳工标准。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遇到了明显的阻力，这种逆全球化的现象如何影响各国国内以及各国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还有待新的研究分析。

既有的社会学研究聚焦于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分配，而忽视了市场收入在家庭内部进行的再分配，以及由此形成的家庭收入差距。家庭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一些学者认为，随着国家不再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现代化与市场化又带来了种种社会风险，这使得社会风险、社会再生产、社会保障责任都转嫁到了个人身上，处在风险社会中的个体，在找不到其他社会组织依靠时，只能依赖父母和家人，因此家庭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家庭结构与实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婚姻匹配程度不断提高，无论是夫妻双方的地位匹配程度，还是家庭背景的匹配程度都在上升。其次，不同于美国家庭现代化模式，中国家庭结构体现出较为复杂的现代化模式，一方面，家庭出现小型化趋势，单人家庭、单亲家庭、丁克家庭、隔代家庭也大量涌现；另一方面，主干家庭或三代直系家庭的规模保持稳定，当下我们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祖父母参与到家庭育儿活动中去，并会在经济上给予子女支持。再次，美国社会中女性劳动参与率逐渐上升，而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却在下降，而且高收入家庭的女性更可能退出劳动力市场。

比较来看，中国在家庭结构与实践变迁上具有自己的特点，那么这种变化如何影响中国家庭收入的不平等呢?有研究显示，教育婚姻匹配程度的提高会扩大家庭收入差距，因为教育与收入高度关联，夫妻教育匹配意味着夫妻双方的教育程度以及个人收入都高或都低。

(三)小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与很多国家相比，中国依然是一个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党和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共同富裕”。在新的历史时期下，新的社会过程正在重塑社会结构与社会不平等，包括对收入分配机制与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那么社会学如何分析这一过程呢?我们可以参考美国最新的前沿研究，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参见图1)

这个框架的一边重点分析劳动力市场中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社会学最关心的社会群体是职业阶层与收入群体，关心的社会过程则包括：数字化、金融化、城镇化与全球化。那么，这些宏观过程如何影响收入分配呢?我们认为存在两种重要机制——供需机制与权力机制。

供需机制是经济学通常采取的观察视角，是指新的社会过程改变了工作需求或者劳动力的供给，这种市场供需的变化会导致不同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也即他们的工资收入)发生波动，从而改变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格局。需求变化包括减少一些工作需求，创造一些新的工作需求，或者改变既有工作的要求。例如，数字技术的扩散可能提高了许多工作的技术需求，过去一些工作由手工完成，现在则需要通过电脑完成；数字技术的扩散同样可以创造一些工作岗位，如网络直播、外卖骑手等；数字化与金融化引发的“去工业化”，以及经济全球化推动一些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等则会降低市场对于非技术工人的需求。供给变化同样包括减少部分劳动力供给或者增加部分劳动力供给，如：城镇化的推进必然会给城市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其中大部分都是非技术工人或不稳定就业者；高等教育扩张则会培养更多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掌握前沿技术的就业者。

权力机制强调一些社会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强势权力地位可以让他们获得额外租金，也即在市场供需决定的价格之上获得额外报酬，而上述宏观社会过程可能会改变这种权力不平等的关系，从而改变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例如，在“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下，管理者为了提高利润，对于非核心员工会尽可能采用灵活就业形式，而对核心员工则加强保护，从而分化内部员工。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一部分技术工人的技能价值被削弱，同时有助于加强灵活办公以及对员工的监督与控制。这些都会改变不同职业阶层或收入群体的市场权力，并由此改变他们的收入差距状况。

分析框架的另一边是以家庭为单位，关注收入如何在家庭之间进行分配，主要考虑家庭结构与实践的变化，包括家庭结构、夫妻婚姻匹配程度、父母对子女的支持以及女性劳动参与率。这些变化可能通过两种机制来影响家庭收入分配——结构效应与构成效应。所谓结构效应是指不同家庭成员的收入变化引起了整个家庭收入的增减，进而改变不同家庭间的收入差距。例如，中国高收入家庭的女性更可能退出劳动力市场，考虑到高收入家庭女性本身在劳动力市场也有相对优势，她们退出劳动力市场某种程度上会削弱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可能会缩小整体家庭收入差距；婚姻匹配程度的上升，必然会引起家庭收入的两极分化；但对父母的代际支持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尚不清楚，如果高收入父母给中低收入子女提供补贴，那么可能会提高中低家庭收入，缩小家庭收入差距，反之则可能扩大。

另一种效应称作构成效应，因为不同类型家庭内部收入差距不一样，那么不同类型家庭的占比变动就可能引起整体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例如，相比于其他类型家庭，单人家庭因为不需要与老人、孩子共享收入，所以单人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能比其他类型家庭更大，那么随着我国单人家庭数量的增加，其他类型家庭数量的下降，即使单人家庭与其他类型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不变，整体家庭收入差距也会扩大。最近有研究发现，家庭结构变动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但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背后的原因。

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可界分为两个阶段：1978-2008年，收入不平等水平不断上升；2009年以后，收入不平等水平处于高位波动。在市场转型背景下，大量社会学研究讨论了第一阶段中收入分配机制与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而第二阶段的收入分配机制与格局变化则相对被忽视了。对于这一阶段中国的宏观社会经济结构与制度变化以及这些宏观社会过程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影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本文借鉴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前沿研究，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试图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新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多元、系统的解释。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的国情与美国不一样，这可能使得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具有自己的特点。对于中国特殊经验现象的分析既为经验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点，也为一般收入不平等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潜在动力。与此同时，了解中国劳动力市场收入不平等的形成机制也能为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结合既有的经验研究和上述分析框架，对于一些比较确定的变化趋势。我们认为有几个政策方向值得重视。

首先，在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下，劳动力市场的工作需求变化是一个必然趋势。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尤其是制造业工作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其中的风险就在于大量工人失去工作，扩大低收入群体规模。故而中国在经济上应该避免过早完成去工业化，而应尽快推动制造业的升级，创造更多的高技能工作与高收入工作需求。与此同时，从供需另一侧来看，需要加大对制造业工人的技术赋能，让他们尽快适应制造业的升级改造。

其次，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差距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而这往往是社会排斥变强造成的。西方社会的社会排斥主要是市场排斥，在中国固然也存在市场排斥，例如金融化发展会加强金融行业的垄断地位，但更突出的则是制度排斥或是政治排斥，例如户籍制度的存在弱化了农民工的市场权力，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也会弱化工人的市场权力等等。但是中国也具有更强的国家能力与国家意志，因此可以努力弱化这些社会排斥的效应。

再次，再分配政策在调节收入差距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再分配政策的作用还不是特别突出，有研究显示，中国转移性收入不平等对于整体收入不平等甚至出现了推动作用。从家庭收入角度来看，很多人的社会福利与生活机会是在家庭内部共享的，那么我国的许多再分配政策也需要以家庭为单位，例如，降低多孩家庭的税负、以家庭为单位分配转移性收入等等。这种转变或许可以提高再分配政策的效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11期/《江海学刊》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