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重要性的增强,以互联网等为基础的电子信息网络已经浸透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在产业、经济和社会中生成着一种新的信息场域,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本文从社会阶层的研究视角出发,透过“现代——后现代”的二维分析模式对信息及信息技术带来的“数字鸿沟”现象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对其究竟是实现着“阶层化”还是“去阶层化”进行探讨,并对信息化高度发达的日本社会进行了“数字鸿沟”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信息、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变量,并与社会阶层之间产生着密切的关系,重塑着社会阶层化机制。

关键词：数字鸿沟　现代化-后现代化　阶层化-去阶层化

作者：李升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 一词被频繁使用于上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的美国。1999 年7 月美国商务省公布了一份基于1998 年2 月的调查,题目为“Falling Through the Net : Defining the Digital Divide”的报告。该报告指出:美国年收入在7. 5 万美元以上的家庭使用互联网络(internet) 的比率是最低收入层的20 倍以上,电脑的持有率也达到9 倍以上;另外,接受过最高教育的阶层与只接受过最低教育的阶层之间的使用差距在1 年间上升了25 %。除此之外,在民族集团、年龄和居住地域等方面,电脑的持有率和互联网络的使用率也具有较大差距。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在IT 革命进行的同时,一方面,互联网络也开始向一般大众普及,年轻人、高学历者及高收入者等群体通过使用IT 而逐渐获得更高的收入及更好的雇佣机会;另一方面,那些不会使用电脑的高年龄群体和因贫困无法获得信息工具(电脑) 的群体则陷入一种较困难的生活状态之中。可见,一种新的“数字鸿沟”开始出现。

该报告书的公布在美国乃至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因为它不是简单指出一项新科技的使用状况,而是在更深的层面上揭示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差异。此前,关于“数字鸿沟”的诸多研究大都涉及关于一种产业或行业的差距问题,或涉及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南北差距、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差距等。然而,笔者认为,由于“数字鸿沟”所显示的社会阶层性特征,使得我们有必要从社会阶层角度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此外,先前的研究大都在理论上对“数字鸿沟”问题进行意识形态层面的探讨,实证研究似不多见。因此,笔者试图以实证分析,来厘清“数字鸿沟”的问题性和此视角下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的是日本社会的数据,对于展示“数字鸿沟”与社会阶层化特征之间的联系非常有力。因为日本社会的数字信息化特征已十分明晰,对于同样处于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的中国,未来很有可能成为像日本那样的高度信息化社会。因而,关注日本社会的相关研究,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社会的相关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理论和研究假设:“阶层化”抑或“去阶层化”

在社会分层的研究中, 存在着一种“现代-后现代”(modern postmodern) 的二维分析模式,简言之是一种“阶层化-去阶层化”的分析模式。以前者的视角,可以这样来认识“数字鸿沟”问题,即: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对信息网络(或信息技术) 的接触是否差异较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的、经济的差距是否继续扩大现象。这显然是一种结构主义式的说明,它表明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延续性,信息与信息技术无非是一种新的阶层化方式,或者说是一种促进阶层化的新变量。然而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在于:由于强调文化主义的重要性,个体的概念被凸现出来,它强调一种行动者个体自身的建构,生活方式和消费实践的多元化特征表明了对先前的阶层结构化的冲击,由此理解的信息与信息技术则是作为信息化社会的人们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消费实践,它有助于个人脱离传统的阶层结构制约,因而导致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去阶层化”。

(一)“数字鸿沟”的结构主义分析视角

数字鸿沟的结构分析逻辑是:面对最新的信息革命,人们在利用电脑或互联网络等信息技术的能力或机会方面产生出的信息差距,形成所谓的“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乏者”(这里是相对概念) ,这种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们的社会阶层定位;同时,通过信息资本与其他资本的有效转化,使得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不断扩大,最终强化了不同的阶层地位。笔者拟用以下的图式来表明这一过程。

在这样的图式分析下,可以把“数字鸿沟”看作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原社会阶层地位(具体表现为人们的原有的社会的、经济的地位) 决定着信息阶层地位(产生信息的贫富差距) ,进而重塑了原阶层地位(新的社会的、经济的地位差距) 。由此,社会阶层完成了一个再生产的过程,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再生产的过程中,是通过新的因素——“信息的所有和使用”来完成的,而这种“信息的所有和使用”的前提则是人们是否有能力使用信息技术和信息工具,这便不可避免地与人们原有的社会的、经济的地位联系在了一起。或者可以这样说,在一种信息数字化社会,信息作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资本,对社会分层机制起到再塑的作用。这里使用布迪厄资本理论以及关于资本转化的论述,对“数字鸿沟”的结构阶层化过程作一具体的说明。

经济资本-信息资本-经济资本　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有能力掌握先进的信息技术和使用先进的信息工具,从而有资格获得较好的职业地位、获得较高的收入,进而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文化资本-信息资本-文化资本　信息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化资本。从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界定来看,信息通常是通过语言、文字或是一些符号来构成的,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脑和互联网络的广泛使用,使得获取信息的途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网络人们可以获取知识或是传授知识。那些原来就具有较好文化资本基础的“文化精英”,有可能借助于信息技术,在占有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文化资本方面更获优势。

社会资本－信息资本－社会资本　布迪厄认为,所谓社会资本也可称之为社会关系资本。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关系资本更容易维持和加强。那些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原本就有着丰富的社会关系资本,再通过互联网络等信息技术的使用,则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完善和增强了自己的社会关系资本。

基于上述分析,加之传统的衡量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是教育水平、职业以及男性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阶层化假设:对于那些具有较好职业和较高教育水平的人们(尤其是男性) ,更容易使用信息技术工具,并通过使用这些信息技术工具来强化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

也就是说,信息资本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在现代社会的分层过程中已经发挥作用,信息资本通过信息技术工具(电脑、互联网络等) 完成新的转化,实现着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从这一点来说,上述假设其实就是“数字鸿沟”的强化假设。

(二)“数字鸿沟”的后现代主义分析视角

与上述结构分析的视角相对立,后现代主义者基于文化主义的立场来讨论当代的社会分层问题。他们认为,在当代社会中,阶级阶层存在的基础已经瓦解,以阶级阶层为基础的认同已不再重要,每一个个人都具有“多元的并且相互冲突的认同”,个人认同上的矛盾性和不一致性导致了某种“非中心化自我”。互联网和电脑的出现,为多元化的个人主义提供了新的选择, 加速了传统阶级阶层结构的瓦解(参见:Bauman ,2000 ;Bradley , 1996 ; Pakul ski & Water s , 1996 ;Beck , 1992 ;Feat herstone ,1991 ;Saunders1987 。转引自李春玲,2005) 。换言之,信息技术工具的出现只是作为人们的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模式而被使用,由于其自身的个性化特征,使其与人们的个性化生活密切相关,成为人们多元生活方式中的一个部分。人们对于信息处理和信息技术工具的使用,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并没有太大的关联,只是使其重新构建了自己的生活,开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样,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就会在信息化社会被改变。

基于以上的讨论,便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去阶层化的假设:随着信息技术工具的普及,人们越来越多地个性化地使用它们,在信息化不断发展的社会,传统的阶层化特征将通过信息技术工具的使用而逐渐淡化,而这样的一种状态则由年轻人群体来引导。

换言之,随着信息技术工具的不断普及,将由一种新的文化来引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信息化的发展有助于消解传统的社会分层结构。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假设便可视为“数字鸿沟”的弱化假设。

三、“数字鸿沟”阶层化－去阶层化的实证分析

基于以上的两种研究假设,本文针对经济与信息化高度发达的日本社会,使用日本2000 年和2003 年的调查数据（注1）( Japa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s , 〈JGSS 2000〉and〈JGSS 2003〉) ,对上述两种假设与“数字鸿沟”的关系作经验验证,从而说明信息与信息技术的使用对社会阶层结构究竟具有何种影响。

(一) 变量的设定与操作化

作为信息与信息技术的指标,在这里取“是否使用电脑”、“是否使用电子邮件( Email) ”和“是否使用手机”三个二分的虚拟变量作为分析的因变量,因为这3 个指标已经作为数字信息化时代的最典型标志为大众认可。另一方面,使用一般公认的人口和阶层指标,即“性别”、“年龄”、“学历”、“收入”、“职业”、“地域”以及“阶层归属意识”等7 个变量作为分析的自变量,通过logistic 回归对“数字鸿沟”进行研究。

在自变量操作化设定中, “性别”变量是虚拟变量;“年龄”变量是每一代为一层,以“80 岁以上”为参照组分为7 层(调查对象都在20 岁以上) ;“学历”变量在调查中是以“个人的最终学历”体现的,分析中以“初中”为参照组,分为“初中”、“高中”、“短期大学/ 大专”和“大学本科/本科以上”4 个层次;“收入”变量使用“个人收入”,以个人年收入在70万日元以下为参照组,分为6 个层次;“职业”变量以“无业”为参照组,其余按日本SSM 调查的8 大类职业分类法进行分类;“地域”选择“市郡规模”变量,以“村镇”为参照组,分为“村镇”、“一般城市”和“十三大城市”3 大类;“阶层归属意识”以下层为参照组,分为“上、中上、中中、中下、下”5 个层次。（注2）

(二) 分析结果

将选取的变量纳入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得到了关于电子邮件的使用(表1) 、电脑的使用(表2) 、手机的使用(表3) 的分析结果。这里主要关注OR 这个指标,它是变量的优比,表示发生比率,直接反映了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

1. 电子邮件( Email) 的使用

由表1 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所选7 个自变量对于电子邮件的使用基本上都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在性别方面,2000 年和2003 年,男性的电子邮件使用比率是女性的约1. 7 倍和1. 5 倍。学历方面影响显著,相对于初中来说,高中、短期大学和大专、本科和本科以上的使用比率由2000 年的3. 4 倍、4. 6 倍、9. 8 倍分别上升到的2003 年4 倍、5. 6倍、11. 4倍,差距在扩大。在职业方面,重点关注的是大白领和中小白领阶层,具有着较高的使用比率,尤其是大白领的使用比率在3 年内上升了3 倍多。在阶层归属意识方面,显然可以看到阶层归属意识为“上层”的人具有很高的电子邮件使用比率,与“下层”的相比,使用比率由2000 年的3. 5 倍上升到2003 年的8. 5 倍。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笔者提出的“鸿沟”的阶层化假设。

另外,年龄层次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尤其是20-49 岁之间的人群具有较高的使用比率,而且从2000 年到2003 年,这个年龄段的人群的使用比率在扩大, “鸿沟”有可能会在年龄层面得到缓和。收入方面的差距并不是很大,而且可以看出在高收入层还有缩小的趋势。地域方面的差异也并不显著。这些结果又在另一个层面支持着笔者提出的“鸿沟”的去阶层化假设。

2. 电脑的使用

电子邮件的使用可以表示为一种信息的使用,而电脑的使用则不仅代表着信息的使用,也表示该信息技术的使用情况。在性别方面,男性的使用仍具有优势,由2000 年是女性的1. 7 倍上升到2003 年为女性的2. 1 倍。学历因素也很显著,相对于初中来说,高中、短期大学和大专的使用比率由2000 年的2. 8 倍、4. 1 倍分别上升到2003 年的3. 6倍、6. 1 倍,本科及本科以上的比率虽然在三年中相对有所减少,也分别为初中的8. 1倍和7. 4倍,差距比较明显。职业方面,白领阶层尤其是大白领和中小白领仍具有较高的使用比率,相对于无业群体来说,使用比率由2000 年的3. 1 倍和3. 6 倍分别上升到2003 年的4. 1 倍和5. 4倍。此外,对从事专门职业人群的影响也变得显著起来,而且在三年内略有增加。在阶层归属意识方面,中层和中上层的人群使用电脑的比率也在增大。这些结果一定程度上也支持着笔者提出的“鸿沟”的阶层化假设。

年龄方面同电子邮件的使用情况一样,仍然是20 49 岁之间的人群具有较高的电脑使用比率,但是从2000 年到2003 年,年龄层间的差距在迅速缩小,相对于80 岁以上的人来说,使用比率由2000 年的31.5 倍、22. 4 倍和15. 8 倍分别缩小到2003 年的10 倍、7. 9 倍和7. 2 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电脑在各年龄层中已经广泛普及,鸿沟已经减小。收入方面的差距并不是很大,而且看得出在高收入层还有缩小的趋势。地域方面的差异也不显著。这些结果也在另一个层面支持着笔者提出的“鸿沟”的去阶层化假设。

3. 手机的使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手机也成为一种重要的信息交流工具,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因此,手机使用率也成为一项重要指标。在性别方面,男性仍然比女性具有较高的手机使用比率,不过在三年内有缩小的趋势。在学历方面,尤其是高中学历的人群具有较高的使用比率。在职业方面,白领阶层仍然具有显著的关联效果,而且从2000 年到2003年存在增大的趋势,相对于无业群体来说,分别由开始的3. 4 倍、1. 5倍和1. 9 倍上升到9. 7 倍、2. 1 倍和2. 2 倍;此外专门职业和高层蓝领人群的使用比率也在增加。再关注一下阶层归属意识,不同阶层意识的效果和差异还是比较明显,中层意识的人群的效果最为明显,而上层意识的人群的使用比率在2003 年增加得更为迅速。虽然手机是一种新的特殊的信息工具,但也可以看出以上的这些结果也在支持着“鸿沟”的阶层化假设,在职业方面的反映尤为明显。

年龄层面的差异十分明显,20-49 岁层次的人具有很高的手机使用率,从2000 年到2003 年差异的增大也十分明显,尤其是20－29 岁一代的人的使用更为广泛。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为什么电脑在年龄层的差距缩小的同时,电子邮件使用的差距却在扩大,原因就在于手机在这个年龄层的迅速推广。手机具有的互联网功能使得电子邮件的使用可以脱离电脑,随着其快速的普及效果,鸿沟可能出现一个新的缓和。此外,收入方面,在2000 年虽然有着显著的效果,但是在2003 年却变得不再显著。地域方面的差异也不显著。这些也都说明了手机的普及更为快速、更为容易的特征,对本文提出的“鸿沟”的去阶层化假设也是一个更有力的支持。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日本社会“数字鸿沟”的实证分析,对应先前的“阶层化-去阶层化”二维理论模式和研究假设,同时对人们的电子邮件、电脑和手机的使用情况在阶层层面进行了有效的数据说明,发现了代表人们阶层地位指标的不同变量对使用信息和信息工具的影响的差异。回应本文提出的问题,发现“数字鸿沟”的表现并不是单一的纬度,尽管其已经在人们之间表现出一定的阶层化特征,但却又富有二维复合的特点。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

(一) 整体:“数字鸿沟”的阶层化特征比较显著

可以看到,在现今日本社会,男性、年轻人(尤其是20 到30 年龄带的人) 、高学历(尤其是大学本科和本科以上) 、高职位(尤其是白领阶层) 以及阶层归属意识较高(中上和上层) 的群体,其使用信息与信息技术(电子邮件、电脑和手机) 的比率较高,其他阶层与之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在代表着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职业与教育方面,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在三年中有扩大的趋势,较高学历和较高职业地位的人越来越多地使用着先进的信息技术与信息工具。从职业、教育等角度看,信息和信息技术具有一种增强阶层化的“数字鸿沟”的影响和作用。

(二) 收入:鸿沟虽然存在,但却显示着一种去阶层化的特征

从收入上可以看出,虽然其与信息技术、信息工具使用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但是不同收入层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而且在3 年中还有差距缩小的趋势。在日本社会,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电脑、手机等的信息工具的成本是不断降低的,人们可以较容易地获得、使用这些工具(尤其是手机) ,而且作为信息化生活方式的必备工具,已经成为大众的一种日常消费品。从经济结构或收入的角度看,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一种去阶层化的影响和作用。

(三) 年龄:鸿沟或许代表着一种时间过程

从年龄层分布的结果来看,在电子邮件和手机的使用方面,年龄层之间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但在电脑的使用方面,三年中的差距却在缩小。这个结果也许反映了这样一个过程,即随着信息技术和信息工具的不断普及,不同年龄层的人们都会越来越多地拥有和使用它们。手机是产生于电脑之后的新信息工具,它势必会像电脑一样,在不同年龄层之间迅速普及。从代际的角度看,目前的鸿沟或许代表着一种时间过程。

上述三个方面的结论,显示了信息和信息技术与社会分层之间存在一种复合的关系。在职业和教育层面上,“数字鸿沟”具有强化阶级阶层的作用,但是,对于收入分层来说,不存在“数字鸿沟”的强化表现和作用。这也许意味着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层的结构并不会消失和瓦解,但决定社会分层地位的因素,或者不同决定因素的相对影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丹尼尔·贝尔(1973)的预言: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结构的中轴原理和领导阶级与工业社会相比,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进入贝尔所说的以电子信息网络而沟通的后工业社会,原先工业社会中的人们的经济收入已变得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和技术在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现出来,导致着社会中轴的变化。由此,人们的职业和教育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知识阶层或白领阶层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控制了支配社会运行变化的权力。而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则进一步成就着这样的知识阶层和白领阶层,重塑着社会的阶层化机制,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变迁。

 

注释：

* 本文的完成首先应该感谢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科竹下俊郎教授,在数据的申请和整理方面,他给予笔者很大的支持,以及笔者留日期间曾给予的多项指导;另外,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李路路教授,作为笔者的导师给予笔者论文的指导和建议,使得本文顺利完成。

注1：即“关于生活与意识的国际比较调查——日本版的综合社会调查”: The Japa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s (JGSS) are designed and carried out at the Institute of Regional Studies at Osaka University of Commerc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under the direction of Ichiro TANIOKA , Michio NITTA , Hiroki SATO and Noriko IWAI with project manager , Minae OSAWA. The project is financially assisted by Gakujutsu Frontier Grant from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 Culture , Sports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1999 2003 academic years , and the datasets are compiled with cooperation from the SSJ Data Archive ,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Japan ,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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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社会》第26卷（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