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转型背景下居民社会比较的参照范围研究

 

卢楠、王毅杰

 

来源：《江苏社会学》，2017年第6期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社会存在人们主观意识同他的客观位置相分离的现象，社会比较理论成为解释这一现象的重要视角。探寻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剧烈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参照范围正在发生变化。本文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在区分了“局部参照”和“总体参照”后，选择合适的题项对其进行操作化，通过比较不同参照系模型的拟合度来判断人们对参照系的选择。研究发现，总体上，人们进行社会比较最重要的仍是“局部参照”；分世代来看，60后和70后倾向于“局部参照”，80后和90后人群倾向于“总体参照”；这种参照系的世代差异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比较的参照系由“局部”到“ 总体”的变化趋势，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市场转型进程中的社会生活环境对不同世代的影响。

关键词：社会比较；参照范围；社会转型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民众的心理感受和社会心态等方面的主观感知状况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诸多研究发现我国近二十年来物质生活的改善并没有同步带来人们主观感受的提高。面对这种客观与主观相脱离的情况，学界普遍以“相对剥夺感”这一概念进行解释，即人们虽然在物质上得到提高，但在与参照群体进行社会比较后则会觉得自己没有获得好处。那么，人们如何选择其参照群体？这首先需要探讨参照群体所处的“参照范围”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变化情况。所谓参照范围可以看作人们在观念中认为同自身有关联的一系列群体的集合。参照群体来自参照范围，受到参照范围特点的制约。人们在选择具体的参照群体时可能会受各种现实因素影响，但参照范围则由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塑造，是较为稳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了深刻地转变，不但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参照群体变化了，参照群体所属的整个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单位、社区等共同体变为更加广泛或抽象的整个社会。在不同的参照范围中，人们对自身评价的结果各不相同，从而进一步影响自身的观念或态度。因此社会比较的参照范围应是研究人们的观念和态度领域的基础议题。

学界对这一基础问题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尚有许多议题亟待回答。本文力图回答下列问题：当前我国民众社会比较的参照范围是哪一种？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参照系是否存在变化的趋势？如果存在，导致这种变化趋势的微观机制是什么？

 

二、社会比较参照范围的两种假设

 

从马克思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论断，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于人们各种观念态度的影响和制约变成为研究的基础范式。在关于阶级或阶层意识研究的领域中，赖特、罗宾逊和凯利发现是否拥有房产、是否处于支配性的管理地位等客观因素对于阶层意识具有较大的解释力；更为普遍的研究是关于职业、教育年限、收入等代表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对于人们的观念和态度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发现在中国无论是阶层认同还是幸福感等主观感受，都没有随着客观条件的改善而增长，客观现实与观念态度之间的关系在减弱，甚至不存在关联。面对这些与理论相悖的经验现实，学者们将人们对客观结构的主观认识纳入解释框架，强调了人们主观因素的独立性。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们很多心理感受其实是个体同他人比较的结果，取决于自身与他人的相对位置。以收入和幸福感的关系为例，尽管自身的收入提高了，但当自己的收入低于参照群体时，便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而不会感到快乐。由此，产生了一批关于相对收入同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多数研究都支持相对收入同幸福感的正向关系。关于阶层认同的研究也是类似的思路，研究发现，人们在主观上将自身与他人或群体进行社会比较而得到的结果对个体的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些经验研究虽同样是关注社会比较对于观念的影响，但参照群体的选择却并不统一：有的以日常交往的人为参照群体，有的以抽象的社会共识为比较对象，由此得出的逻辑和结论也各不相同。

上述两类参照群体的选择，代表了对人们所在社会生活环境的两种不同假设。前者所遵循的，笔者称之为“局部参照”假设。这是由于在中国的单位改革之前，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单位或者村落共同体中，由于国家政策的限制不同单位或者共同体之间的流动非常少，人们处于有限的生活空间和人际关系中，形成了以尊重和认同为比较标准与以单位为边界的参照范围。由于社会生活的范围有限，人们在进行社会比较时，更多的是以现实生活中自身交往的各类群体作为参照结构，在主观上判断自身在结构中的位置，进而影响自身的各种心态与观念。在这一脉络的逻辑下，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社会网络与各类主观态度关系的研究。

而后者则可以称之为“总体参照”假设。其原因在于，中国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化的运行逻辑开始席卷了非经济领域，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共同机制，单位的社会职能逐渐让位于其它部门，成为纯粹的经济组织；乡村由于大量的人口流出，其社会共同体的功能也日渐衰落，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中便在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中生存。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生活保障和社会尊重受个人市场地位的直接影响。加之大众传媒信息的高��发展，人们通过对传媒信息的加工，在主观上直接将自己置于全国甚至全球市场之中。在这里，社会比较的标准成为收入等与经济直接相关的指标，参照范围则变为主观想象的抽象全国市场。由于人们认识到自身所处社会的丰富与复杂，人们在判断自身在社会结构的位置时，已无法通过具体感觉自身在某一群体中的位置来实现，仅能通过某些抽象的社会标准来衡量。这一假设下，相对收入或阶层认同与各类主观心态等研究则是代表。

可以看出，基于不同的假设，得到的结果也会有差异。那么，当前中国社会人们进行社会比较适用的是哪种逻辑？而且，中国是一个异质性极大的社会，不同类型的人群适用的逻辑是一样的吗？如果不是，那么什么样的人适用于前者，什么样的人适用于后者？只有这些基础问题得到澄清，我们从社会比较的角度研究人们的心态时，才能得到具有共识的结论进而使知识能够积累。然而当前学界对这些问题鲜有涉及，其中一个原因便是难以找到同时包含二个概念的数据，而无法对此进行直接的检验。笔者将在下文中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三、研究策略、数据与变量

 

1.研究策略 

在“2014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题调查”数据中，我们找到了适合对不同类型参照系进行操作化的变量。这次调查中，被访者被要求分别回答认为自己在目前居住地以及全社会各自所处的社会阶层。题项中所说的全社会对应了以全国市场作为参照的情况，而目前居住地的阶层则可看作以生活共同体为参照的情况。这样我们就能够重点分析人们在主观上进行社会比较时，是哪一类参照范围中进行的。

生活满意度是关于人们观念或态度研究的常用变量，与阶层位置之间的关系十分稳定，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不同参照系下阶层位置影响生活满意度的模型拟合情况，来确定人们主要以哪一类参照系进行社会比较。由于是比较不同变量的影响，这需要估计一系列模型来比较拟合程度的大小。前文中我们有很强的理论依据认为以单位类型和世代划分的组内会有较大的同质性，这样会违反独立性假定，由于个体会同时嵌套于单位和世代之中，因此我们使用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Cross-Classified Multilevel Model）来拟合数据。由于层2变量的个数都较小（均为4），为了降低估计偏误，我们对模型使用约束最大似然估计法（REML）。

考虑到代理局部参照和总体参照的两个变量之间具有非常强的相关性，同时纳入一个模型会产生严重共线性问题，笔者将估计一个包含各个控制变量但不包含社会比较参照系变量的基础模型，然后分别估计一个包含全社会参照变量的模型和一个包含居住地参照系变量的模型，通过比较这三个模型之间拟合度（尤其是后两个扩展模型）来判断不同参照系变量的重要性。考虑到后两个为非嵌套模型，我们选用BIC方法对模型间的拟合程度进行估计，因为BIC估计既能比较嵌套模型之间的拟合度也可以比较非嵌套模型的拟合度大小。

2.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题调查”，该调查覆盖在北京市朝阳区、浙江省嘉兴市、福建省厦门市、山东省青岛市、河南省郑州市、广东省深圳市和中山市、四川省成都市八城市（区），在八城市（区）按照多阶段分层PPS原则抽取流动人口样本和本地居民样本进行调查。由于流动人口样本具有选择性，为了尽量避免估计偏误，本研究仅使用本地居民样本。即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本区（县、市）户口，年龄为15~59周岁的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除郑州样本数为1999人，中山样本数为1997人；其它每个城市（区）流动人口样本量为2000人，最终得到的流动人口总样本量为15996人。由于我国规定多数行业女性退休年龄为55岁，我们选择年龄在55岁以下的样本，剔除分析所涉及到的变量中有缺失值的个案，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数量有12580份。

3.变量设置

(1) 因变量与核心自变量。本文以生活满意度作为测量人们主观态度的代理变量，这个题项以五个题项的七点李克特量表来测量，每个题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共有7个点供选择。将各个题项得分加总，得到生活满意度的总得分，其取值范围在7—35之间，分数越高，反映被访者对自己的生活越满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不同参照系下的阶层认同。在这次调查中，被访者被要求分别回答认为自己在“居住地朋友亲戚中”和“全社会”分别所处的社会阶层。1代表最低层，10代表最顶层。这样就得到取值在1~10之间的两个变量，这里将它们看做连续变量进行处理。下文中将通过对这两个变量各自对于因变量生活满意度影响作用大小的比较，以判断当前人们主要在哪种参照系中进行社会比较。由于都是主观题项，参照范围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由于我们的重点在参照范围之间的比较，这样参照系同生活满意度的因果关系便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重要的是二者具有稳定的相关关系。

(2)控制变量。除社会比较的变量外，其它可能影响人们生活满意度相关的变量需要得到控制，这些变量主要包括：包括：性别、户口、婚否、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职业、劳动身份、收入、流入城市。（1）性别，由于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平等状况可能影响到各自的精神状态，因此对于性别进行控制是必要的。本研究以女性为参照群体，得到了男性虚拟变量。（2）年龄，问卷中并未直接问被调查者的年龄，此变量以调查年份减去出生年份获得。（3）户口，根据人们的户籍情况来测量，此题原来的选项有四个：农业、非农、农转非、非农转非；笔者将“农转非”和“非农转非”并入“非农”，这样得到一个两分的类别变量，将农业户口编码为0以作为参照项。（4）婚姻状态，根据人们当前的婚姻状态来测量，测量结果分为“在婚”（编码为1）和“非在婚”（编码为0）。“在婚”包括初婚和再婚两种情况；“非再婚”包括未婚、离婚和丧偶三种情况。（5）教育程度，根据被访者最高学历程度进行编码，“小学及以下”编码为0，“初中”编码为1， “高中”与“中专”编码为2、“大专”、“本科及以上”编码为3。（6）收入水平，根据调查时点前一个月被访者的月收入来测量。（7）健康状况，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可能通过对于自己的压力或者焦虑感而影响到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对于个人的健康状况的调查有一个健康自评的题项：“总体来讲，您的健康状况是？”备选题项为“非常好”、“很好”、“好”、“一般”、“差”。由于选择“差”的样本非常少，我们将“一般”和 “差”合并为“不好”，得到一个四分的定序变量，以“非常好”为参照。（8）单位类型，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私有企业”、“个体工商”四类。（9）世代，分为60后、70后、80后和90后4个世代。（10）居住城市，以调查地所起城（区）来测量，即上文提及的八个城市（区），以成都为参照。表1为模型分析所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研究发现

首先，为检验在不同参照系下进行社会比较对于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我们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分别加入与社会比较相关的核心自变量，观察其模型拟合度的变化。模型（1）为基础模型，包含层一的控制变量和层二的单位类型与世代两个宏观变量，考虑到不同世代的个体在不同单位类型的分布可能有差异，我们在层二还加入了二者的交互项。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在全社会中的阶层位置。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在居住地的阶层位置。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

在模型（1）-（3）中，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大小和显著性在3个模型中基本稳定。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中加入在全社会阶层位置，它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显著的。以模型（1）为基准，笔者估计模型（2）对数据的拟合程度，BIC值为-1641.3（即模型拟合度的差别），说明加入总体参照结构变量后，模型的拟合度大大提升。

相应的，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中加入了“局部参照范围”，模型（3）的拟合程度同样有很大提升，BIC值为-1686.4。从上述两个模型与基础模型的比较来看，无论全社会阶层认同还是居住地阶层认同都极大地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说明对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不仅取决于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客观地位和个体客观情况，同时取决于个体在主观上与他人的社会比较。

  然而，人们在进行社会比较时用的是哪一类参照范围呢？这时我们将比较模型（2）与模型（3）的拟合度。由于这两个模型的唯一差别是参照范围的不同，即全社会阶层位置和居住地阶层位置。两个模型之间拟合程度的差异便可以看做是这两个变量的重要程度差异。从BIC的取值来看，我们发现模型（3）的拟合程度更好（BIC₃- BIC₂= -45.1），这说明从总体样本来看，尽管二者相差不大，局部参照是我国居民在内心进行社会比较时更为重要的范围尺度。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了当前局部参照范围在人们进行社会比较时更为重要。但这仅是我们以总样本估计所得的平均结果，由于样本的异质性，将样本按照不同标准分组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有助于我们了解更多的机制。

由于仅有一年的截面数据，为了探究是否存在参照范围变化的趋势，笔者无法对不同年度间数据进行比较，仅能退而求其次，将样本的数据根据出生年份划分为4个世代：60后、70后、80后和90后。如果四个世代样本模型的结果同全样本模型的结果一致，则证明不存在参照系变化的趋势。为此，我们将每个世代的样本均按前文的方式估计三个模型进行比较，这样共得到12个模型。由于每个世代样本中的基础模型的拟合度都大大低于添加代表比较参照范围变量的两个模型，考虑到文章篇幅限制，我们仅将各世代样本中两个竞争模型的BIC值汇总后列出，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社会比较参照系的重要程度在不同世代有明显差异。我们发现，60后和70后样本中，局部参照模型的拟合更好，说明60后和70后更看重同居住地较小范围内的社会比较；与之相反，80后和90后样本中，总体参照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更好，说明70后和80后更看重自身在更广范围的全社会中的位置。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出生世代越近的人群更倾向在总体参照范围中进行社会比较，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高勇的论断，即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参考系由局部参照系变为总体参照系。

上述结果说明了市场转型机制以世代效应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的社会比较模式，即特殊出生世代的群体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当时独特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进而在日后的生命历程中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出生世代群体的特点。中国市场转型前期，再分配体制主导了社会中资源的分配，60后和70后的人更可能经历集体生活。在农村体现为传统村落社区共同体的成长环境，因此他们更加倾向于以生活共同体作为社会比较的参照系，即使到了这个时代也没有改变；而80后和90后是成长于市场转型深化期的世代，随着国家分配体制转向市场化分配，他们更可能处于非国有或集体制度下的生活环境，感受到的是市场竞争的压力，因此更倾向于以市场机遇作为参照系，将自身定位在全国市场或者全球市场之中。

除了上述世代效应，我们还检验了当前单位类型的时期效应，即当代单位类型所属的分配体制对人们的直接影响。研究发现处于单位内的个体更多地以居住地阶层认同为参照系。具体见表4。除了机关事业单位，在国有企也和私有企业工作的人在选择居住地阶层认同作为社会比较的参照系时，对他们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大；而从事个体经营的人们则更看重自身在全社会中的结构位置。

不同于市场转型机制，上述结果体现了另一种微观机制。已有研究通过“群体归属论”来解释，即如果人们将自己归属于某一群体，以认同和尊重而形成的标准以衡量自身在参照系中的位置，则倾向于采用局部参照系；反之则倾向于使用总体参照系。由于紧密的互动和交往有助于群体间认同的形成，我们将认为有工作单位和有更多的机会与同事互动的人形成一个群体，因此有单位的人比没有单位的人更倾向于采用局部参照系。没有工作单位的人更倾向于采用总体参照系。这是因为，从事个体经营的人们，没有与组织或者单位中的固定群体形成共同生活，即没有一个确定的比较范围或群体，则主观上将自身以较为抽象的标准同社会中的他人进行比较，更倾向于以全社会为自身社会比较的参照系。然而机关事业单位的结果是，两种参照系都存在，没有显著差别，这个结果确实尚无较好的解释，可能机关事业单位另有尚未考虑到的特点混淆了结果，这些只好留待日后进一步研究。

5 .结论

人们的社会态度经由社会比较而产生，当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迁，人们进行社会比较所依凭的参照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参照范围可能由生活共同体变为全国市场。然而尚未有直接的证据对这一重要的基础命题进行检验。因此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当前我国居民在何种参照范围中进行社会比较。我们以生活满意度为例来比较人们选择不同参照系时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当前人们的比较对象仍在自身所属的单位或生活交往圈内，主要以局部参照为主；然而，当我们分不同世代进行检验时，发现确实存在参照系随世代变化的趋势：60后和70后倾向于以局部参照进行社会比较，80后和90后主要为总体参照。

为了探寻这种变化的趋势是由怎样的内在机制所塑造，我们检验了市场化机制，然而结果发现，从时期效应来看，参照系的差异并非体现在体制内部门和体制外的差别上，而是以是否在组织中工作为分界点。对此我们认为，在当代社会，公共单位的再分配权力影响其成员的作用减弱，有组织的生活方式塑造了个体对于群体的认同。在市场化过程中，人们对于市场机遇重要性的认识并不必然影响其对群体的认同。紧密的日常社会交往是人们形成群体认同的重要因素。

从世代效应来看，参照范围的世代差异则体现了中国市场转型进程对人们观念的影响。市场转型之前及前期，由于再分配体制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深深嵌入了组织单位，因此60后、70后习惯于在同事或亲戚等局部参照范围中进行社会比较；而成长于市场化深化时期的人们则更多直面市场和竞争，观念上更倾向于将自身放置在全国市场这样的抽象体系中，因此社会比较的特点为总体参照。

当然，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存在许多局限。首先，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对于回答社会变化趋势时，不得不用世代或单位划分来间接代理不同时间的特点，可能忽略了特定历史背景的时期效应。其次，由于居民数据从全国八个城市抽取，本文结论只能推广到大中城市的居民，中小城市的居民和流动人口的情况尚不能确定。第三，本文所提出的两种机制严格来说是一种推论，仍需更多直接的证据支持。

当前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交通、信息与大众媒体已经十分发达，即使身处偏僻乡村的村民也有能力通过传媒信息了解外面的世界，也能够利用各种机会到我国的大多数地方去务工。这样的社会变迁使得人们开拓了眼界，也能够更加敏感地体会到阶层分化的事实，进而影响到他们的主观态度。为了建构和谐社会，这要求我们要降低社会不平等，同时建立不同群体间的认同，以消减他们的相对剥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