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
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
2007-03-23 作者： 李强
提要：本文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方法分析“五普”数据，发现中国社会是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造成该结构的主要原因是城乡的分隔。丁字型结构造成了持续的“社会结构紧张”，社会群体之间需求差异太大，社会交换难以进行。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从丁字型结构和结构紧张上得到解释。中国社会要想最终从“紧张”走入“宽松”，需要等待丁字型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变。最后，本文提出了社会结构转变的基本战略。
关键词：丁字型/社会结构/结构紧张/社会稳定
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和表述，社会学家常常采用类比的方法。比如，人们常说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就是试图描述那种顶层呈尖端状，上层阶级、富有阶级人数很少，中间阶级①[本文使用了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中间阶层的概念，其涵义均为middle class，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呈过渡状，而下层阶级很大的社会结构。再比如，人们常说"橄榄型"或"纺锤型"社会结构，是指中产阶级为主体，而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比例都较小的社会结构。
笔者最近分析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既不呈"橄榄型"也不呈"金字塔型"，而呈现为一个倒过来的"丁字型"的社会结构（inverted Tshapedsocial structure）。
笔者使用的具体方法是，采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标（socio-economic index）测量全国就业人口，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该群体内部的分值是一致的，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丁"字型的一横，而丁字型的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该直柱型群体是由一系列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本文就试图解释这样一种很奇怪的社会结构。
一、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与"丁字型"社会结构
社会学对于社会地位的剖析有很多种方法，主要分为定性和定量两大类。阶级分析即一种定性的方法。马克思用所有权关系分析阶级现象，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分成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两大阶级。
如果用这种分析模式看，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确实可以分为两个巨大的群体：一部分拥有生产资料的雇主和绝大多数受雇的雇员（包括各种经理阶层）。但是，如果将社会经济地位很高的受雇的高级经理、律师、医生、教授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酒吧饭店招待、收集垃圾工人、街道清洁工看成是同一个雇佣阶级，这样的分类对于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并没有什么解释力。为了克服上述缺陷，新马克思主义者赖特试图发展马克思的观点，他增加了两个新的分类变量，一个是组织资产，另一个是技术资产，于是从三个向度将西方社会分为12个阶级（Wright，1985）。
赖特自称他的分类是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他已经接受了韦伯的多元分层标准。定性分析的优点是能够解释总体的阶级关系，缺点是只解释了大的结构，而忽略了众多小的社会阶层。
另一种是定量的描述。定量的描述试图解释人们社会地位的细微差异，比如声望测量，可以根据人们对每一种职业的评分而确定职业地位的高低，其缺点是仅仅为一种主观的评价；而按照收入将人群分组，是一种客观标准。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户按照人均年纯收入分组的情况是：100元以下的占0.49%，100-200元0.18%，200-300元0.31%，300-400元0.52%，400-500元0.78%，500-600元1.19%，600-800元3.25%，800-1000元4.87%，1000-1200元5.52%，1200-1300元2.97%，1300-1500元6.39%，1500-1700元6.45%，1700-2000元9139%，2000-2500元13.79%，2500-3000元10.81%，3000-3500元8.02%，3500-4000元5.84%，4000-4500元4.20%，4500-5000元3.16%，5000元及以上11.85%（国家统计局，2004：381）。按照上述分组，年人均纯收入1300元至4000元的人数较多，占了全部被调查者的60.69%.按收入分组的好处是可以了解各个收入组的收入水平和规模，但是，这些收入组仅仅是一些统计意义上的分组，各组并不是具有真实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意义的群体。
为了弥补单纯收入分组的不足，研究人员提出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方法。该方法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加拿大学者布利深（Blishen ，1958：519-531）和美国学者邓肯（Duncan，1961：109-161），该方法根据各个职业群体的客观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平均收入水平加权打分，有时还考虑到了就业者的年龄因素甚至就业者父亲的财富、社会经济特征等。"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是综合人们的多种社会经济因素而排列的顺序和分值，是一种客观地位而不是主观地位，尽管该指数与职业主观声望测量的指数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在将此类指标国际化的过程中，特莱曼做了很多努力，他将遍布世界各大洲的包括从发达社会直到传统不发达社会在内的60个国家的85套职业声望数据进行整合，提出了"国际标准职业声望量表"（Treiman ，1977）。此后，特莱曼又与甘泽布姆和格拉夫一起提出了"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即本文所使用的ISEI数值（Ganzeboom ，Graaf &Treiman，1992）。在建立该指数时，特莱曼等使用了16个国家的31套数据。这些国家包括了从最不发达到最发达的国家，采用的是国际标准化职业分类体系，同时将教育和收入的指标也作到了国际标准化，不仅具有国际代表性，并且解决了国别差异问题。
本研究在将职业指标转换为ISEI值的时候，也尽量作到对于职业进行辨析和实现转换的准确性。我国的职业分类自1986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标准局发布职业分类标准以来，已经多次修改，总的倾向是越来越接近于国际标准职业分类。当然，由于国情的差异，在职业种类上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本文采用的是2000年人口普查的职业分类。
与国际标准职业分类比较，这一分类仍显粗糙，类别没有国际标准多，这可能与我国的职业分化不充分有关。但是并没有影响分值的转换，多数职业的对应还是比较容易。对于个别不容易对应的职业，笔者与学生张海辉进行了讨论，分析了该职业活动的具体内容，在分辨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应的工作。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以往的研究曾经证明，中国的职业地位受到单位体制的影响，个人间的不平等受到单位间不平等的调节（Bian，1994）。而此次转换为ISEI值时，没有采用单位地位的调节，这是因为：第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地位对于个人地位的影响力已经大大下降了；第二，目前由于众多新型单位的涌现，连单位地位的高低也很难分辨了。所以，如果用单位地位去修正，反而会造成更大的误差。转化成ISEI后，我国各个职业阶层的地位值见表1.
表1中国16-64岁人口的"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①[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抽样数据，采用系统抽样方法从全国总数据中抽取，抽样比为0.95‰，样本人口为1180111人，然后取其中的16-64岁人口，共为641547人，在分城乡后有少量缺失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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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的结果使我们十分惊讶，它所反映出的基本社会结构比一般的金字塔结构还要差，可以说是丁字形的，即64.7%的人处在非常低的分值位置上，与其他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分界，其他群体则像一个立柱，显示了巨大的差异性，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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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试介绍上述ISEI分值所显示的一些主要群体的构成情况：
23分组占了全部就业者的63.2%，而组成该分值的职业群体基本上是农民，包括从事大田、棚架等农作物种植的人员、农副产品加工人员和其他种植养殖业从业人员、畜牧业生产人员、家畜家禽等从业人员，以及收垃圾为生者、清洁工等。其中从事大田劳动的即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占该组的9.12%，占全部就业者的58%，另加上5.2%的其他体力劳动者，共同构成了丁字型社会最下面的一个巨大的群体。该群体反映了中国的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社会下层的比例过大。
29-31分组在立柱形的分组中人数稍多一些，占9.1%，多为建筑工人、土石方施工工人、混凝土配置加工工人、架子工、地质勘察工人、煤矿冶金矿物开采工人、建筑材料加工工人、金属加工工人、装运搬运工人、人力车工、外卖运送工、运输工、伐木工人、屠宰场和肉类加工工人、皮毛生产加工工人、制鞋业工人、手工业工人，等等。这类人多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农民工、乡镇企业工人，他们的实际社会地位和实际生活水平与农民比较接近。
33-38分组，人数稍多一些，占就业总数的10.3%，主要由公路、道路、铁路、水上运输人员和其他运输服务人员，商业服务业普通营业人员，餐饮业服务人员，机电产品、电子产品装备人员和装配人员，机械动力设备装配人员，机械设备修理人员，电子元器件和设备制造、装配人员，仪器仪表修理人员，工艺品制作人员，乐器制作人员，生活生产电力设备安装操作修理人员，化工业的半技术人员，加工业的半技术人员，等。这个阶层介乎中产阶级与蓝领层之间的位置，可以称作蓝领上层，也可以称作白领下层。
以下各组的比例就更小了，相比较而言，还有下面各组值得一提：43-45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2.3%，主要是小学教师，幼儿教师，护士，普通行政业务人员，办公室普通职员，企业普通职员，商业服务业人员，推销、展销、购销人员等。是典型的白领群体。
68-69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2.6%，主要是从事生产、销售、服务的各类企业的经理、负责人，科技专业人员，规划设计人员，电子、电力、广播、电影、电视、交通的工程技术人员，中学教师和各类中专、中级、中等职业教育人员，行政管理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等。
在最高分值的组里，85-88分的所占比例稍高一些，但也仅占全部就业者的0.5%，主要是：银行、金融、证券企业的经理、负责人，医生、教授等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负责人，律师、法官等高层司法人员。
我们知道，科学的社会理论应该能够经得起社会实践的验证。笔者所提出的这样一种丁字型社会结构的观点，是否真的反映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呢？应该说，我们每天耳闻目睹的无数事实都在印证此种二分式的社会结构的现实。比如，近年来倍受关注的"三农问题"，本质上就是丁字型社会结构的巨大的下层结构问题。再比如，我国目前严峻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是这种丁字型结构的一种反映。
在采用调研数据表现社会分层结构方面，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模型有两种，一种是前文提到的赖特的模型，另一种是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 ）模型。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将中国社会分成十大社会阶层，其方法实际上是将赖特模型与戈德索普模型结合（陆学艺主编，2002：7-23），仍然沿用了原模型的基本要素。那么，本文采用ISEI值的方法来展现社会结构，与上述方法有何异同呢？我们知道赖特模型所依据的指标是三个，即所有权、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戈德索普模型的基础是职业结构，而职业结构本身与所有权、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也是交织在一起的。ISEI值所依据的是收入、教育和职业结构。所以，就所依据的要素看，ISEI值的方法与上述模型是高度交织和重合的。与上述模型不同的是，ISEI值所描述的社会结构更为细化，能够展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细节，这样就可以更为准确或精确地表现社会结构。再者，本文使用ISEI值时，采用的是直接展现的方法，没有再作分组，这样反映的社会结构比较客观，不受主观干扰。其他模型则由于作了人为的分组，常常具有很重的主观成分。
二、丁字型结构、两极型社会的核心是城乡关系问题
在以往有关社会分层结构的研究中，丁字型结构确实是比较罕见的。与金字塔型结构相比，丁字型所表现的阶层之间的界限更为突出，是直角式的，下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几乎完全没有缓冲或过渡，是非此即彼的二分式结构。为什么会如此呢？中国为什么呈现出了"丁字型"社会结构呢？
原因当然可以找出很多，但是最为直接的原因显然是户籍分隔。
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我国"丁字型"社会结构并不是自今日始，而是持续了久远的时期。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前其实也是丁字型结构，不过在当时，主导社会的是"政治分层"结构（李强，1997：32-41），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比如贫下中农，却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于是，丁字型的结构被暂时掩盖起来了。
改革25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经济结构都有了巨大的发展，为什么丁字型社会结构却依然如故呢？这不能不使我们反思20余年来的城乡户籍政策，笔者以为，在户籍制约下的中国"城市化"的严重滞后是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根本原因。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国，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始终是与城市化的发展并行的。那么，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是否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呢？回答是肯定的。普雷斯顿对1950年至1970年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包括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进行考察，在收集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他发现，其比例关系大约是1∶2（普雷斯顿，1988：24-25），即，工业劳动力占全体劳动力的比例每增长1%，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会增长2%.以此为参照，我们看看中国改革以来的情况，就会发现严重的城市化发展滞后的问题。
试以1978年至2000年中国大陆的数据为例，1978年中国工业劳动者占全体劳动者的比例为26.2%，城镇人口比例为17.92%.到2000年，工业（非农业）劳动者占全体劳动者的比例低的估计为50%，高的估计为60%，本文取中间数55%.这样，2000年中国工业劳动者占全体劳动者的比例比1978年上升了28.2%，按照上述普雷斯顿所发现的1∶2的比例，相应的城市人口应上升56.4%.然而，我国2000年的城镇人口比例为36.22%，与1978年比，仅上升了18.3%，也就是说，比国际一般规律测算的城市发展速度低了两倍。
为什么城市化滞后会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呢？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与农村相比，城市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地位。城市是经济（工业、商业、金融、新兴产业）、政治、文化的中心，所以，资本、高素质劳动力、技术流入和聚集在城市是不可避免的。
相反，与城市和工业相比，农村和农业具有明显的劣势。农产品生产周期长，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量大值低，不容易保存，需求弹性小，利润低，风险较大（赵满华主编，1997：121）。因此，世界各国都采取一定措施保护农业。当农业人口降低到较低的比例时，比较容易采取辅助政策，像我国这样，城市人口比例低、农业人口巨大，则补贴的人均量必然较小，只能是杯水车薪。
农业本身的劣势使得生活于农村的人口处于不利的地位，即使进城打工，也只能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即由于户籍的限制，农民工一般就业于收入低、福利差、不稳定的职业。
虽然可以从城里获得一些收入，但是与城里人相比，是很低的收入水平，打工和汇款也不能起到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相反却扩大了差距。
所以，如果不对城乡分野的户籍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任由城市和农村自由竞争的话，农村的滞后只会是越来越严重。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都上升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最高峰。无论人均收入还是人均消费，城市居民都大约是农村居民的4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福利和补贴的话，城市居民的收入大约是农村居民的6倍。正是城乡分野的体制，使得丁字型的社会结构难以变化（农业部信息中心，2003）。
以上说明，丁字型社会结构反映的是中国城乡分野的现实：构成丁字型结构一横的，是巨大的农村社会阶层；而构成丁字型结构一竖的，则更多地是城市的社会阶层。下面笔者就通过数据分别分析验证这一结论。
先看看用ISEI测量的农村社会结构（参见表2）。
从表中可以看到，23分值的群体，即大田农民占到了农村劳动者的78.3%；29分到31分，如上所述，主要是由农民转化来的建筑工人、矿工以及一些重体力型的、粗重劳动的工人，包括很多不很正规的乡镇企业工人，合计占7.2%；33-34分，主要是农村中搞运输的、从事一些小的服务、餐饮业服务的人员以及农村一些从事制造加工业的工人，合计占2.4%；37-38分，主要是农村的一些机械设备修理人员，电子元器件与设备制造、装配人员，仪器仪表修理人员，工艺品制作人员，精细纺织业的工人等，占3.7%.累计40分以下的群体，已经占到农村全体劳动者的96.7%，40分以上的群体寥寥无几。可以肯定地说，我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由普遍较低地位者构成的社会。农村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中产阶级。
再来看看城市里的群体（见表3）。总的来说，在城市居民的分布里，中间阶层还是占有相当比例的。低分值群体虽然也占有一定比例，但并不是很多。最高分值的群体比例当然很小。总体来看，还是有中间大、两头小的趋势。所以，城市的阶层分布与农村完全不同，应该说城市还是有中间阶层结构倾向的。
如果严格按照分值将城市群体均等分成三组的话，可以分为高、中、低三组。低地位群体组分值为16分至40分，人数比例共计55.3%，相比之下上面农村社会ISEI值16分至40分劳动者已经占到农村全体劳动者的96.7%.可见城市与农村社会结构的巨大差异性。
城市中间地位群体组分值为41分至66分，总共占26.5%.高地位群体组分值为67分至90分，总共占18.2%.所以，总的结构是下层组比例略高一些，占了全体劳动者的一半多一点，中层和上层组合计几乎占了另一半，这种中上层结构显然也与农村的丁字型结构完全不一样。
表2我国农村16-64岁人口的"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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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我国城市16-64岁人口的"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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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试对城市的上、中、下这三个组进行分析。低地位组虽然比例高，但是，其内部的情况也很不一致。该组中真正处在底层的人比例很小，比如，典型的23分组（对应农村的农民）只占6.2%.24分至40分是该组的大多数，占到83.9%，占全体就业者的46.4%，其构成人员主要为：街头小贩，屠宰场和肉类加工工人，食品加工工人，蔬菜水果加工工人，建筑工人，管道工，土石方施工工人，混凝土配置加工工人，瓦工，木工，油漆工，理发、美容工，陶瓷玻璃制作工，金属冶炼、地质勘察工人，煤矿冶金矿物开采工人，建筑材料加工工人，金属加工工人，保姆，厨师，保管员，宿舍管理员，物业管理员，各种服务人员，广告架工，建筑业架子工，水下作业工，铁匠，工具制作工，纺织工，制衣工，电机机械工，电子设备制作工，电话安装工，乐器制作工，手表制作工，精细手工制作工，印刷工，音像制作工，组装工，等等。所以，这一部分的主体是由直接操作工组成的，是城市工业劳动者的主体。他们所处的位置不是真正的下层，而是中下层。该群体虽然不很富裕，但他们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如上所述，中间地位群体组分值为41分至66分，总共占26.5%.其组成成员为：火车和轮船驾驶员，电子设备服务人员，电机工程技术人员，电子通讯工程技术人员，化学工程技术人员，医疗工程技术人员，测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工程技术人员，计算机技术人员，各类电子设备技术人员，轮船飞机技术人员，销售人员，模特，展示人员，救火员，警察，客户服务职员，收款员，收票员，信息服务人员，旅游机构职员，电话接线员，各种艺术表演员，运动员，职员，秘书，文字处理员，数据处理员，会计员，统计员，管理生产运输职员，商业机构职员，广告员，政府普通管理职员，社会工作者，保险业务员，传统医学人员，特殊教育人员，职业介绍员，劳动管理员，实验室助理，医疗健康辅助人员，医药助理，护士，翻译人员，编辑人员，幼教教师，初等教育教师以及部分中等教育教师，图书馆职员。
总之这一部分是中国场景下的典型中间层。中间层也可以再分为上层群体和下层群体，以上这部分人也可以称作中产阶级的中间群体和中下群体。
高地位群体组分值为67分至90分，总共占18.2%.其构成为：律师、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经济学家等各类社会科学家，人事管理人员、商业专业人员、大学教授等各类高等教育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医生、药剂师等各类医疗专业人员，工程师、建筑师等各类高层专业技术人员，物理学家、化学家等各类自然科学家，计算机软件、硬件、程序设计等计算机工程师，国家机关及其工作机构负责人，党群组织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各类企业经理，各类事业单位负责人，等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社会结构的特点。第一，虽然我国城市社会中下层的比例比较高，但是，它与农村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真正的下层群体比例并不高，而是介乎于下层与中层之间的群体比例较高；第二，在城市社会中，可以发现比较明显的中间阶层群体，虽然比例没有中下层群体高，但是，与农村社会相比，城市是有中产社会的；第三，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的界限不十分清晰，两个阶层在很多方面是重合的，ISEI高分组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中产阶级的。
总之，对比了城市社会结构与农村社会结构之后，我们清楚地看到，一方面，城市和农村人口的户籍分野是丁字型社会结构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城市和农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人们必然会提出疑问，中国究竟是一个社会分层体系还是两个社会分层体系？笔者以为，实际上，中国是两个社会分层体系，一个是城市社会的分层体系，另一个是农村社会的分层体系。这两个体系几乎是独立运转的，相互之间并不交融，虽然有巨大的农民工群体流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但是，由于与户籍相关的一系列限制，多数农民工最终还是回到农村去，而不是融入到城市社会中来。
三、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
丁字型结构的社会后果是什么呢？笔者以为，丁字型的社会结构，由于其下层群体过大，而且下层与其他群体之间属于一种两极式的（或直角式的）连接方式，因而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甚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结构紧张"的概念。
笔者所说的"结构紧张"（structural strain ），也可以称作"社会结构紧张"，是指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而使得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对立的、矛盾的或冲突的状态下，或者说，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
在这里，涉及到了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即社会结构究竟是一种超于个人之上的实体，或仅仅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名称？在韦伯等社会学家看来，所谓社会结构不过是个名称，并不是一种社会事实，它是没有经验根据的、是推测性的抽象（约翰逊，1988：267）。
韦伯认为社会现实是以个人的社会行动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不过是一种可能性，它并不能独立地存在于人们的行为之外。与此相反，另一派社会学家则认为，社会结构是对于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发挥巨大作用的实体。
比如，涂尔干将社会结构视为一种客观的实在，认为它超越于个人之上，并影响和制约着每个人的行为。涂尔干有一句名言："社会先于个人"（society is prior to individual）（转引自叶启政，1992：18）。在这一点上，他与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也认为，社会结构是一种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本文的立场是属于后一派的。本文认为"，结构紧张"或"社会结构紧张"是一种超于个人之上的社会实在，它的产生是因为社会阶级结构出现严重的不协调，它一旦产生以后，则制约着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所以，结构紧张是造成众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基础原因。
在社会学中，最早提出"结构紧张"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
默顿试图用这个概念解释社会结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引发或造成社会问题。他认为，所谓"结构紧张"（structural strain ）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即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失衡的状态。比如，某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过于强调金钱、致富的重要性，而与此同时社会所能够提供给人们的挣钱手段又不多，这时候，社会就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默顿认为，这时社会矛盾、犯罪、冲突就会激增（Merton，1938）。
后来，斯梅尔塞还进一步分析了"结构紧张"的社会后果。与默顿的观点相似，斯梅尔塞认为，当人们对于生活水平、社会状况的期望得不到满足时，结构紧张就会发生。斯梅尔塞提出，在结构紧张的状态下，人们会产生非理性的信念或行为，例如造反，人们会用这种非理性的信念来解释社会状况。当发生突发事件时，比如种族暴力行为，人们的反应是动员起集体行动，如果该行动不能被社会控制的因素所阻止，就会出现混乱的集合行为甚至社会运动（Smelser ，1962）。
马克思在论证西方社会的基本矛盾时，尽管并没有直接使用过结构紧张的概念，但是他的观点与结构紧张类似。例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最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的一种社会结构，就是社会"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的两极型社会结构（马克思、恩格斯，1972a：251，263；1972b ：708）。所以"，结构紧张"说大体上与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的视角是一致的。
本文所发现的丁字型社会结构，以及丁字型结构所造成的结构紧张，可以用来理解和解释当今中国社会的种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比如，目前社会上不断攀升的贫富差距就是丁字型社会结构的直接反映。又比如，笔者曾通过职业声望调查发现（李强，2000：100-111），社会价值观念出现了分裂，出现了几种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分裂型社会评价，而冲突的价值观念体系又恰恰反映了群体关系的裂痕，所以，也是丁字型结构的结果。还比如，生命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生产和加工食品的多是丁字型结构的下层，但是在消费食品的丁字型结构的中上层群体中产生了严重的食品安全恐慌。再比如，城市里偷盗下水道井盖的事屡禁不止，还有盗窃路灯、消防水龙，甚至楼房的纱窗，其实盗窃者卖废品后所能得到的利益是极为微小的，却成为丁字型结构下层的一些人谋生的方式。为了微小的利益造成公共设施的巨大损失，这说明丁字型结构的巨大差异已经使得社会的基础设施都难以保护，基本的运转都难以进行。目前，中国社会运行的巨大难题就在于，丁字型结构造成的社会群体之间需求差异太大，社会交换难以进行，中产阶级体面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设施，在丁字型结构的下层群体看来都是奢侈的和可以利用来谋生的途径。总之，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如秩序问题、治安问题、贫困问题、艾滋病问题、卖淫问题等等，都可以从丁字型结构和结构紧张上得到解释。
笔者以为，丁字型结构和结构紧张是个老问题而不是个新问题。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因社会阶层差异而造成的社会结构紧张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只不过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内容罢了。解放前，它表现为大土地所有者与失地或很少土地农民的矛盾。解放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表现为大规模政治运动中各群体间的批判和斗争。
有人以为当时的结构紧张完全是最高领导个人的"阶级斗争"政策造成的，其实不然。个人政策会加剧或缓和形势，但是，社会结构不是个人政策能够创造的。面对当时巨大差异的社会，毛泽东曾采用政治上提高贫下中农、体力工人地位的政策，试图以此缓和结构紧张。其基本政策取向是向丁字型结构的底层倾斜，结果是缓和了大众的情绪，甚至唤起了大众普遍参与的积极性，但是，却造成了中层和上层群体的重大挫伤。
总之，笔者以为，中国社会始终没有走出"社会结构紧张"状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此种丁字型的社会结构。换言之，如果想从紧张型社会进入宽松型社会，最根本的还是要完成社会结构的转型。那么，如何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型呢？
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学界已经有过很多论述，笔者认为，虽然社会结构的涵义很广，但是核心问题还是要实现群体结构或阶级结构的转变。党中央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思路，与本文所说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
要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型，首先应该认清，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是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历史过程，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单纯的人为因素就可以改变的，重大社会事件、社会政策变量可以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但是，其影响往往是有限的；第二，社会结构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很难期望在短期内完成；第三，如果完全不顾历史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干预社会结构的变化，反而会带来更为惨痛的教训。
探讨结构变迁趋势的一个最好途径就是分析一下过去变迁的历史轨迹。下面，笔者试比较一下我国三次人口普查所反映出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由于没有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数据，所以没有采取上述的转换为ISEI值的方法，而采取比较三次人口普查中大的职业类别变化的方式，这样一方面使得阐述比较简洁，另一方面，也可以提纲挈领地理解变迁的主要趋势。同时，上述ISEI值的方法也是以职业为基础的，因此在大的结构上也没有本质的区别。
表4显示了从1982年至2000年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社会职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这段时间恰好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时期，所以，该数据也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职业结构、阶层结构发生的最主要的变迁。
笔者试对表4中显示的主要变化做如下分析：第一，从1982年到1990年的这段时间里，虽然改革开放的力度很大，但是社会职业结构基本没有变化，这反映出政策变量对于社会结构影响的滞后性。农业（农、林、牧、渔、水利业）人员仅仅减少了1.4%；生产工人百分比基本保持不变，甚至有所减少。当然，工人内部结构还是有变化的，城市市民中的工人比例有所减少，而农村的工人对于这部分有一些补充；商业、服务业人员仅增加了1.4%；办事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单位负责人也只有微小的变化。
第二，从1990年到2000年，社会结构的变化速度有所加快。农业劳动者减少了6.12%；表面上看，生产、运输工人的总比例仅增加了0.67%，但内部构成变化很大，城市居民里面的生产工人比例大大减少，农民工的数量在增加，农业劳动者所减少的6.12%主要补充到了工人之中；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办事人员几乎翻倍；只有专业技术人员和各种单位的管理者比例变化不大。
表4 1982至2000年我国各主要职业群体结构的百分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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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尽管发生了上述变化，但"丁字型"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依然如故。如果预测一下未来的变迁趋势，如果农业劳动者以上述每10年6.12%的速度减少，要缩小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0%还需要70余年时间。即使条件允许我们采取加速城市化和产业化的对策，农业劳动者每10年减少10%，也还需要40余年时间。所以，对于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要有长期的准备，不能指望短期内发生太大变化。
第四，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和关键问题是中层太小。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中间阶层主要是由四个职业群体构成的，即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出于对管理成本增加的忧虑，我国在管理对策上希望精简机构，不愿意将管理人员、干部的队伍扩大，但是其他三个群体的扩大对于社会是有益的，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在我国目前更为稀缺的是操作型专业技术人员，为此，就要在对策上加大这方面的导向和培训投入，同时，开拓操作型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认证渠道，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身份不应设置户籍等障碍。对于商业服务业人员，目前主要应提高他们的教育、专业和职业水平。
总之，本文认为，对于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应采取"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真正实现第一产业就业群体向第二产业转变，即实现目前已经进入工业领域的乡镇企业工人、城市农民工的正规化就业。所谓正规化就业，就是按照我国的"劳动法"，用人单位和雇主应该与雇工订立劳动合同，保护劳动者享有取得劳动报酬、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特别是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权利。所谓社会保险，主要是工伤、失业、医疗、养老的保障，使他们能够长期稳定在生产工人的队伍里，避免雇主一方获得了廉价劳动力的好处以后，又将他们一脚踢开，推向社会和农村——这种现象是导致我国工农结构转变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为完成第一步战略遇到两大障碍，户籍障碍和城市容纳力的障碍。
为此要继续推进户籍改革和城市化模式及城市容纳力研究。我国农民中已经有较大群体转入工业队伍，现在的任务是如何确认这种转变。如果一代农民转化困难的话，可以通过代际变迁完成转化，使农民的第二代转化为工人。
第二步，实现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完成扩大中间阶层的任务。表4显示，在跨度约20年的时间里，中间阶层里的两个典型群体，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变化很小，所以，也很难指望这两个群体会在短时期里有较大增长。而中间阶层的增长主要依靠商业、服务业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增长。所以要培育适于这些阶层发展的社会环境，比如，提高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技术和文化水平。此外还要研究如何培育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
目前任务的焦点还在于第一步，所以，社会政策的配合主要还是在于为第一步的转变服务。比如，第一步对于教育的要求是在国民中普及9年或12年的教育，强调操作型专业技术的培训，所以，教育的投入，应主要导向于中、小学领域。
总之，本文是试图从大的社会结构角度解释中国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社会要想最终从"紧张"走入"宽松"，需要等待丁字型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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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丁字型/社会结构/结构紧张/社会稳定
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和表述，社会学家常常采用类比的方法。比如，人们常说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就是试图描述那种顶层呈尖端状，上层阶级、富有阶级人数很少，中间阶级①[本文使用了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中间阶层的概念，其涵义均为middle class，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呈过渡状，而下层阶级很大的社会结构。再比如，人们常说"橄榄型"或"纺锤型"社会结构，是指中产阶级为主体，而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比例都较小的社会结构。
笔者最近分析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既不呈"橄榄型"也不呈"金字塔型"，而呈现为一个倒过来的"丁字型"的社会结构（inverted Tshapedsocial structure）。
笔者使用的具体方法是，采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标（socio-economic index）测量全国就业人口，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该群体内部的分值是一致的，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丁"字型的一横，而丁字型的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该直柱型群体是由一系列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本文就试图解释这样一种很奇怪的社会结构。
一、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与"丁字型"社会结构
社会学对于社会地位的剖析有很多种方法，主要分为定性和定量两大类。阶级分析即一种定性的方法。马克思用所有权关系分析阶级现象，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分成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两大阶级。
如果用这种分析模式看，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确实可以分为两个巨大的群体：一部分拥有生产资料的雇主和绝大多数受雇的雇员（包括各种经理阶层）。但是，如果将社会经济地位很高的受雇的高级经理、律师、医生、教授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酒吧饭店招待、收集垃圾工人、街道清洁工看成是同一个雇佣阶级，这样的分类对于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并没有什么解释力。为了克服上述缺陷，新马克思主义者赖特试图发展马克思的观点，他增加了两个新的分类变量，一个是组织资产，另一个是技术资产，于是从三个向度将西方社会分为12个阶级（Wright，1985）。
赖特自称他的分类是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他已经接受了韦伯的多元分层标准。定性分析的优点是能够解释总体的阶级关系，缺点是只解释了大的结构，而忽略了众多小的社会阶层。
另一种是定量的描述。定量的描述试图解释人们社会地位的细微差异，比如声望测量，可以根据人们对每一种职业的评分而确定职业地位的高低，其缺点是仅仅为一种主观的评价；而按照收入将人群分组，是一种客观标准。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户按照人均年纯收入分组的情况是：100元以下的占0.49%，100-200元0.18%，200-300元0.31%，300-400元0.52%，400-500元0.78%，500-600元1.19%，600-800元3.25%，800-1000元4.87%，1000-1200元5.52%，1200-1300元2.97%，1300-1500元6.39%，1500-1700元6.45%，1700-2000元9139%，2000-2500元13.79%，2500-3000元10.81%，3000-3500元8.02%，3500-4000元5.84%，4000-4500元4.20%，4500-5000元3.16%，5000元及以上11.85%（国家统计局，2004：381）。按照上述分组，年人均纯收入1300元至4000元的人数较多，占了全部被调查者的60.69%.按收入分组的好处是可以了解各个收入组的收入水平和规模，但是，这些收入组仅仅是一些统计意义上的分组，各组并不是具有真实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意义的群体。
为了弥补单纯收入分组的不足，研究人员提出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方法。该方法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加拿大学者布利深（Blishen ，1958：519-531）和美国学者邓肯（Duncan，1961：109-161），该方法根据各个职业群体的客观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平均收入水平加权打分，有时还考虑到了就业者的年龄因素甚至就业者父亲的财富、社会经济特征等。"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是综合人们的多种社会经济因素而排列的顺序和分值，是一种客观地位而不是主观地位，尽管该指数与职业主观声望测量的指数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在将此类指标国际化的过程中，特莱曼做了很多努力，他将遍布世界各大洲的包括从发达社会直到传统不发达社会在内的60个国家的85套职业声望数据进行整合，提出了"国际标准职业声望量表"（Treiman ，1977）。此后，特莱曼又与甘泽布姆和格拉夫一起提出了"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即本文所使用的ISEI数值（Ganzeboom ，Graaf &Treiman，1992）。在建立该指数时，特莱曼等使用了16个国家的31套数据。这些国家包括了从最不发达到最发达的国家，采用的是国际标准化职业分类体系，同时将教育和收入的指标也作到了国际标准化，不仅具有国际代表性，并且解决了国别差异问题。
本研究在将职业指标转换为ISEI值的时候，也尽量作到对于职业进行辨析和实现转换的准确性。我国的职业分类自1986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标准局发布职业分类标准以来，已经多次修改，总的倾向是越来越接近于国际标准职业分类。当然，由于国情的差异，在职业种类上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本文采用的是2000年人口普查的职业分类。
与国际标准职业分类比较，这一分类仍显粗糙，类别没有国际标准多，这可能与我国的职业分化不充分有关。但是并没有影响分值的转换，多数职业的对应还是比较容易。对于个别不容易对应的职业，笔者与学生张海辉进行了讨论，分析了该职业活动的具体内容，在分辨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应的工作。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以往的研究曾经证明，中国的职业地位受到单位体制的影响，个人间的不平等受到单位间不平等的调节（Bian，1994）。而此次转换为ISEI值时，没有采用单位地位的调节，这是因为：第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地位对于个人地位的影响力已经大大下降了；第二，目前由于众多新型单位的涌现，连单位地位的高低也很难分辨了。所以，如果用单位地位去修正，反而会造成更大的误差。转化成ISEI后，我国各个职业阶层的地位值见表1.
表1中国16-64岁人口的"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①[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抽样数据，采用系统抽样方法从全国总数据中抽取，抽样比为0.95‰，样本人口为1180111人，然后取其中的16-64岁人口，共为641547人，在分城乡后有少量缺失样本。]
表1的结果使我们十分惊讶，它所反映出的基本社会结构比一般的金字塔结构还要差，可以说是丁字形的，即64.7%的人处在非常低的分值位置上，与其他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分界，其他群体则像一个立柱，显示了巨大的差异性，参见图1.
下面试介绍上述ISEI分值所显示的一些主要群体的构成情况：
23分组占了全部就业者的63.2%，而组成该分值的职业群体基本上是农民，包括从事大田、棚架等农作物种植的人员、农副产品加工人员和其他种植养殖业从业人员、畜牧业生产人员、家畜家禽等从业人员，以及收垃圾为生者、清洁工等。其中从事大田劳动的即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占该组的9.12%，占全部就业者的58%，另加上5.2%的其他体力劳动者，共同构成了丁字型社会最下面的一个巨大的群体。该群体反映了中国的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社会下层的比例过大。
29-31分组在立柱形的分组中人数稍多一些，占9.1%，多为建筑工人、土石方施工工人、混凝土配置加工工人、架子工、地质勘察工人、煤矿冶金矿物开采工人、建筑材料加工工人、金属加工工人、装运搬运工人、人力车工、外卖运送工、运输工、伐木工人、屠宰场和肉类加工工人、皮毛生产加工工人、制鞋业工人、手工业工人，等等。这类人多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农民工、乡镇企业工人，他们的实际社会地位和实际生活水平与农民比较接近。
33-38分组，人数稍多一些，占就业总数的10.3%，主要由公路、道路、铁路、水上运输人员和其他运输服务人员，商业服务业普通营业人员，餐饮业服务人员，机电产品、电子产品装备人员和装配人员，机械动力设备装配人员，机械设备修理人员，电子元器件和设备制造、装配人员，仪器仪表修理人员，工艺品制作人员，乐器制作人员，生活生产电力设备安装操作修理人员，化工业的半技术人员，加工业的半技术人员，等。这个阶层介乎中产阶级与蓝领层之间的位置，可以称作蓝领上层，也可以称作白领下层。
以下各组的比例就更小了，相比较而言，还有下面各组值得一提：43-45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2.3%，主要是小学教师，幼儿教师，护士，普通行政业务人员，办公室普通职员，企业普通职员，商业服务业人员，推销、展销、购销人员等。是典型的白领群体。
68-69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2.6%，主要是从事生产、销售、服务的各类企业的经理、负责人，科技专业人员，规划设计人员，电子、电力、广播、电影、电视、交通的工程技术人员，中学教师和各类中专、中级、中等职业教育人员，行政管理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等。
在最高分值的组里，85-88分的所占比例稍高一些，但也仅占全部就业者的0.5%，主要是：银行、金融、证券企业的经理、负责人，医生、教授等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负责人，律师、法官等高层司法人员。
我们知道，科学的社会理论应该能够经得起社会实践的验证。笔者所提出的这样一种丁字型社会结构的观点，是否真的反映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呢？应该说，我们每天耳闻目睹的无数事实都在印证此种二分式的社会结构的现实。比如，近年来倍受关注的"三农问题"，本质上就是丁字型社会结构的巨大的下层结构问题。再比如，我国目前严峻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是这种丁字型结构的一种反映。
在采用调研数据表现社会分层结构方面，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模型有两种，一种是前文提到的赖特的模型，另一种是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 ）模型。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将中国社会分成十大社会阶层，其方法实际上是将赖特模型与戈德索普模型结合（陆学艺主编，2002：7-23），仍然沿用了原模型的基本要素。那么，本文采用ISEI值的方法来展现社会结构，与上述方法有何异同呢？我们知道赖特模型所依据的指标是三个，即所有权、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戈德索普模型的基础是职业结构，而职业结构本身与所有权、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也是交织在一起的。ISEI值所依据的是收入、教育和职业结构。所以，就所依据的要素看，ISEI值的方法与上述模型是高度交织和重合的。与上述模型不同的是，ISEI值所描述的社会结构更为细化，能够展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细节，这样就可以更为准确或精确地表现社会结构。再者，本文使用ISEI值时，采用的是直接展现的方法，没有再作分组，这样反映的社会结构比较客观，不受主观干扰。其他模型则由于作了人为的分组，常常具有很重的主观成分。
二、丁字型结构、两极型社会的核心是城乡关系问题
在以往有关社会分层结构的研究中，丁字型结构确实是比较罕见的。与金字塔型结构相比，丁字型所表现的阶层之间的界限更为突出，是直角式的，下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几乎完全没有缓冲或过渡，是非此即彼的二分式结构。为什么会如此呢？中国为什么呈现出了"丁字型"社会结构呢？
原因当然可以找出很多，但是最为直接的原因显然是户籍分隔。
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我国"丁字型"社会结构并不是自今日始，而是持续了久远的时期。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前其实也是丁字型结构，不过在当时，主导社会的是"政治分层"结构（李强，1997：32-41），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比如贫下中农，却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于是，丁字型的结构被暂时掩盖起来了。
改革25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经济结构都有了巨大的发展，为什么丁字型社会结构却依然如故呢？这不能不使我们反思20余年来的城乡户籍政策，笔者以为，在户籍制约下的中国"城市化"的严重滞后是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根本原因。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国，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始终是与城市化的发展并行的。那么，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是否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呢？回答是肯定的。普雷斯顿对1950年至1970年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包括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进行考察，在收集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他发现，其比例关系大约是1∶2（普雷斯顿，1988：24-25），即，工业劳动力占全体劳动力的比例每增长1%，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会增长2%.以此为参照，我们看看中国改革以来的情况，就会发现严重的城市化发展滞后的问题。
试以1978年至2000年中国大陆的数据为例，1978年中国工业劳动者占全体劳动者的比例为26.2%，城镇人口比例为17.92%.到2000年，工业（非农业）劳动者占全体劳动者的比例低的估计为50%，高的估计为60%，本文取中间数55%.这样，2000年中国工业劳动者占全体劳动者的比例比1978年上升了28.2%，按照上述普雷斯顿所发现的1∶2的比例，相应的城市人口应上升56.4%.然而，我国2000年的城镇人口比例为36.22%，与1978年比，仅上升了18.3%，也就是说，比国际一般规律测算的城市发展速度低了两倍。
为什么城市化滞后会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呢？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与农村相比，城市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地位。城市是经济（工业、商业、金融、新兴产业）、政治、文化的中心，所以，资本、高素质劳动力、技术流入和聚集在城市是不可避免的。
相反，与城市和工业相比，农村和农业具有明显的劣势。农产品生产周期长，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量大值低，不容易保存，需求弹性小，利润低，风险较大（赵满华主编，1997：121）。因此，世界各国都采取一定措施保护农业。当农业人口降低到较低的比例时，比较容易采取辅助政策，像我国这样，城市人口比例低、农业人口巨大，则补贴的人均量必然较小，只能是杯水车薪。
农业本身的劣势使得生活于农村的人口处于不利的地位，即使进城打工，也只能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即由于户籍的限制，农民工一般就业于收入低、福利差、不稳定的职业。
虽然可以从城里获得一些收入，但是与城里人相比，是很低的收入水平，打工和汇款也不能起到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相反却扩大了差距。
所以，如果不对城乡分野的户籍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任由城市和农村自由竞争的话，农村的滞后只会是越来越严重。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都上升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最高峰。无论人均收入还是人均消费，城市居民都大约是农村居民的4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福利和补贴的话，城市居民的收入大约是农村居民的6倍。正是城乡分野的体制，使得丁字型的社会结构难以变化（农业部信息中心，2003）。
以上说明，丁字型社会结构反映的是中国城乡分野的现实：构成丁字型结构一横的，是巨大的农村社会阶层；而构成丁字型结构一竖的，则更多地是城市的社会阶层。下面笔者就通过数据分别分析验证这一结论。
先看看用ISEI测量的农村社会结构（参见表2）。
从表中可以看到，23分值的群体，即大田农民占到了农村劳动者的78.3%；29分到31分，如上所述，主要是由农民转化来的建筑工人、矿工以及一些重体力型的、粗重劳动的工人，包括很多不很正规的乡镇企业工人，合计占7.2%；33-34分，主要是农村中搞运输的、从事一些小的服务、餐饮业服务的人员以及农村一些从事制造加工业的工人，合计占2.4%；37-38分，主要是农村的一些机械设备修理人员，电子元器件与设备制造、装配人员，仪器仪表修理人员，工艺品制作人员，精细纺织业的工人等，占3.7%.累计40分以下的群体，已经占到农村全体劳动者的96.7%，40分以上的群体寥寥无几。可以肯定地说，我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由普遍较低地位者构成的社会。农村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中产阶级。
再来看看城市里的群体（见表3）。总的来说，在城市居民的分布里，中间阶层还是占有相当比例的。低分值群体虽然也占有一定比例，但并不是很多。最高分值的群体比例当然很小。总体来看，还是有中间大、两头小的趋势。所以，城市的阶层分布与农村完全不同，应该说城市还是有中间阶层结构倾向的。
如果严格按照分值将城市群体均等分成三组的话，可以分为高、中、低三组。低地位群体组分值为16分至40分，人数比例共计55.3%，相比之下上面农村社会ISEI值16分至40分劳动者已经占到农村全体劳动者的96.7%.可见城市与农村社会结构的巨大差异性。
城市中间地位群体组分值为41分至66分，总共占26.5%.高地位群体组分值为67分至90分，总共占18.2%.所以，总的结构是下层组比例略高一些，占了全体劳动者的一半多一点，中层和上层组合计几乎占了另一半，这种中上层结构显然也与农村的丁字型结构完全不一样。
表2我国农村16-64岁人口的"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
表3我国城市16-64岁人口的"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
下面，我们试对城市的上、中、下这三个组进行分析。低地位组虽然比例高，但是，其内部的情况也很不一致。该组中真正处在底层的人比例很小，比如，典型的23分组（对应农村的农民）只占6.2%.24分至40分是该组的大多数，占到83.9%，占全体就业者的46.4%，其构成人员主要为：街头小贩，屠宰场和肉类加工工人，食品加工工人，蔬菜水果加工工人，建筑工人，管道工，土石方施工工人，混凝土配置加工工人，瓦工，木工，油漆工，理发、美容工，陶瓷玻璃制作工，金属冶炼、地质勘察工人，煤矿冶金矿物开采工人，建筑材料加工工人，金属加工工人，保姆，厨师，保管员，宿舍管理员，物业管理员，各种服务人员，广告架工，建筑业架子工，水下作业工，铁匠，工具制作工，纺织工，制衣工，电机机械工，电子设备制作工，电话安装工，乐器制作工，手表制作工，精细手工制作工，印刷工，音像制作工，组装工，等等。所以，这一部分的主体是由直接操作工组成的，是城市工业劳动者的主体。他们所处的位置不是真正的下层，而是中下层。该群体虽然不很富裕，但他们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如上所述，中间地位群体组分值为41分至66分，总共占26.5%.其组成成员为：火车和轮船驾驶员，电子设备服务人员，电机工程技术人员，电子通讯工程技术人员，化学工程技术人员，医疗工程技术人员，测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工程技术人员，计算机技术人员，各类电子设备技术人员，轮船飞机技术人员，销售人员，模特，展示人员，救火员，警察，客户服务职员，收款员，收票员，信息服务人员，旅游机构职员，电话接线员，各种艺术表演员，运动员，职员，秘书，文字处理员，数据处理员，会计员，统计员，管理生产运输职员，商业机构职员，广告员，政府普通管理职员，社会工作者，保险业务员，传统医学人员，特殊教育人员，职业介绍员，劳动管理员，实验室助理，医疗健康辅助人员，医药助理，护士，翻译人员，编辑人员，幼教教师，初等教育教师以及部分中等教育教师，图书馆职员。
总之这一部分是中国场景下的典型中间层。中间层也可以再分为上层群体和下层群体，以上这部分人也可以称作中产阶级的中间群体和中下群体。
高地位群体组分值为67分至90分，总共占18.2%.其构成为：律师、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经济学家等各类社会科学家，人事管理人员、商业专业人员、大学教授等各类高等教育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医生、药剂师等各类医疗专业人员，工程师、建筑师等各类高层专业技术人员，物理学家、化学家等各类自然科学家，计算机软件、硬件、程序设计等计算机工程师，国家机关及其工作机构负责人，党群组织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各类企业经理，各类事业单位负责人，等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社会结构的特点。第一，虽然我国城市社会中下层的比例比较高，但是，它与农村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真正的下层群体比例并不高，而是介乎于下层与中层之间的群体比例较高；第二，在城市社会中，可以发现比较明显的中间阶层群体，虽然比例没有中下层群体高，但是，与农村社会相比，城市是有中产社会的；第三，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的界限不十分清晰，两个阶层在很多方面是重合的，ISEI高分组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中产阶级的。
总之，对比了城市社会结构与农村社会结构之后，我们清楚地看到，一方面，城市和农村人口的户籍分野是丁字型社会结构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城市和农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人们必然会提出疑问，中国究竟是一个社会分层体系还是两个社会分层体系？笔者以为，实际上，中国是两个社会分层体系，一个是城市社会的分层体系，另一个是农村社会的分层体系。这两个体系几乎是独立运转的，相互之间并不交融，虽然有巨大的农民工群体流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但是，由于与户籍相关的一系列限制，多数农民工最终还是回到农村去，而不是融入到城市社会中来。
三、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
丁字型结构的社会后果是什么呢？笔者以为，丁字型的社会结构，由于其下层群体过大，而且下层与其他群体之间属于一种两极式的（或直角式的）连接方式，因而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甚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结构紧张"的概念。
笔者所说的"结构紧张"（structural strain ），也可以称作"社会结构紧张"，是指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而使得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对立的、矛盾的或冲突的状态下，或者说，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
在这里，涉及到了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即社会结构究竟是一种超于个人之上的实体，或仅仅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名称？在韦伯等社会学家看来，所谓社会结构不过是个名称，并不是一种社会事实，它是没有经验根据的、是推测性的抽象（约翰逊，1988：267）。
韦伯认为社会现实是以个人的社会行动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不过是一种可能性，它并不能独立地存在于人们的行为之外。与此相反，另一派社会学家则认为，社会结构是对于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发挥巨大作用的实体。
比如，涂尔干将社会结构视为一种客观的实在，认为它超越于个人之上，并影响和制约着每个人的行为。涂尔干有一句名言："社会先于个人"（society is prior to individual）（转引自叶启政，1992：18）。在这一点上，他与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也认为，社会结构是一种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本文的立场是属于后一派的。本文认为"，结构紧张"或"社会结构紧张"是一种超于个人之上的社会实在，它的产生是因为社会阶级结构出现严重的不协调，它一旦产生以后，则制约着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所以，结构紧张是造成众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基础原因。
在社会学中，最早提出"结构紧张"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
默顿试图用这个概念解释社会结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引发或造成社会问题。他认为，所谓"结构紧张"（structural strain ）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即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失衡的状态。比如，某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过于强调金钱、致富的重要性，而与此同时社会所能够提供给人们的挣钱手段又不多，这时候，社会就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默顿认为，这时社会矛盾、犯罪、冲突就会激增（Merton，1938）。
后来，斯梅尔塞还进一步分析了"结构紧张"的社会后果。与默顿的观点相似，斯梅尔塞认为，当人们对于生活水平、社会状况的期望得不到满足时，结构紧张就会发生。斯梅尔塞提出，在结构紧张的状态下，人们会产生非理性的信念或行为，例如造反，人们会用这种非理性的信念来解释社会状况。当发生突发事件时，比如种族暴力行为，人们的反应是动员起集体行动，如果该行动不能被社会控制的因素所阻止，就会出现混乱的集合行为甚至社会运动（Smelser ，1962）。
马克思在论证西方社会的基本矛盾时，尽管并没有直接使用过结构紧张的概念，但是他的观点与结构紧张类似。例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最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的一种社会结构，就是社会"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的两极型社会结构（马克思、恩格斯，1972a：251，263；1972b ：708）。所以"，结构紧张"说大体上与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的视角是一致的。
本文所发现的丁字型社会结构，以及丁字型结构所造成的结构紧张，可以用来理解和解释当今中国社会的种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比如，目前社会上不断攀升的贫富差距就是丁字型社会结构的直接反映。又比如，笔者曾通过职业声望调查发现（李强，2000：100-111），社会价值观念出现了分裂，出现了几种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分裂型社会评价，而冲突的价值观念体系又恰恰反映了群体关系的裂痕，所以，也是丁字型结构的结果。还比如，生命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生产和加工食品的多是丁字型结构的下层，但是在消费食品的丁字型结构的中上层群体中产生了严重的食品安全恐慌。再比如，城市里偷盗下水道井盖的事屡禁不止，还有盗窃路灯、消防水龙，甚至楼房的纱窗，其实盗窃者卖废品后所能得到的利益是极为微小的，却成为丁字型结构下层的一些人谋生的方式。为了微小的利益造成公共设施的巨大损失，这说明丁字型结构的巨大差异已经使得社会的基础设施都难以保护，基本的运转都难以进行。目前，中国社会运行的巨大难题就在于，丁字型结构造成的社会群体之间需求差异太大，社会交换难以进行，中产阶级体面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设施，在丁字型结构的下层群体看来都是奢侈的和可以利用来谋生的途径。总之，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如秩序问题、治安问题、贫困问题、艾滋病问题、卖淫问题等等，都可以从丁字型结构和结构紧张上得到解释。
笔者以为，丁字型结构和结构紧张是个老问题而不是个新问题。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因社会阶层差异而造成的社会结构紧张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只不过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内容罢了。解放前，它表现为大土地所有者与失地或很少土地农民的矛盾。解放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表现为大规模政治运动中各群体间的批判和斗争。
有人以为当时的结构紧张完全是最高领导个人的"阶级斗争"政策造成的，其实不然。个人政策会加剧或缓和形势，但是，社会结构不是个人政策能够创造的。面对当时巨大差异的社会，毛泽东曾采用政治上提高贫下中农、体力工人地位的政策，试图以此缓和结构紧张。其基本政策取向是向丁字型结构的底层倾斜，结果是缓和了大众的情绪，甚至唤起了大众普遍参与的积极性，但是，却造成了中层和上层群体的重大挫伤。
总之，笔者以为，中国社会始终没有走出"社会结构紧张"状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此种丁字型的社会结构。换言之，如果想从紧张型社会进入宽松型社会，最根本的还是要完成社会结构的转型。那么，如何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型呢？
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学界已经有过很多论述，笔者认为，虽然社会结构的涵义很广，但是核心问题还是要实现群体结构或阶级结构的转变。党中央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思路，与本文所说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
要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型，首先应该认清，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是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历史过程，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单纯的人为因素就可以改变的，重大社会事件、社会政策变量可以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但是，其影响往往是有限的；第二，社会结构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很难期望在短期内完成；第三，如果完全不顾历史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干预社会结构的变化，反而会带来更为惨痛的教训。
探讨结构变迁趋势的一个最好途径就是分析一下过去变迁的历史轨迹。下面，笔者试比较一下我国三次人口普查所反映出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由于没有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数据，所以没有采取上述的转换为ISEI值的方法，而采取比较三次人口普查中大的职业类别变化的方式，这样一方面使得阐述比较简洁，另一方面，也可以提纲挈领地理解变迁的主要趋势。同时，上述ISEI值的方法也是以职业为基础的，因此在大的结构上也没有本质的区别。
表4显示了从1982年至2000年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社会职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这段时间恰好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时期，所以，该数据也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职业结构、阶层结构发生的最主要的变迁。
笔者试对表4中显示的主要变化做如下分析：第一，从1982年到1990年的这段时间里，虽然改革开放的力度很大，但是社会职业结构基本没有变化，这反映出政策变量对于社会结构影响的滞后性。农业（农、林、牧、渔、水利业）人员仅仅减少了1.4%；生产工人百分比基本保持不变，甚至有所减少。当然，工人内部结构还是有变化的，城市市民中的工人比例有所减少，而农村的工人对于这部分有一些补充；商业、服务业人员仅增加了1.4%；办事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单位负责人也只有微小的变化。
第二，从1990年到2000年，社会结构的变化速度有所加快。农业劳动者减少了6.12%；表面上看，生产、运输工人的总比例仅增加了0.67%，但内部构成变化很大，城市居民里面的生产工人比例大大减少，农民工的数量在增加，农业劳动者所减少的6.12%主要补充到了工人之中；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办事人员几乎翻倍；只有专业技术人员和各种单位的管理者比例变化不大。
表4 1982至2000年我国各主要职业群体结构的百分比变化
第三，尽管发生了上述变化，但"丁字型"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依然如故。如果预测一下未来的变迁趋势，如果农业劳动者以上述每10年6.12%的速度减少，要缩小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0%还需要70余年时间。即使条件允许我们采取加速城市化和产业化的对策，农业劳动者每10年减少10%，也还需要40余年时间。所以，对于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要有长期的准备，不能指望短期内发生太大变化。
第四，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和关键问题是中层太小。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中间阶层主要是由四个职业群体构成的，即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出于对管理成本增加的忧虑，我国在管理对策上希望精简机构，不愿意将管理人员、干部的队伍扩大，但是其他三个群体的扩大对于社会是有益的，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在我国目前更为稀缺的是操作型专业技术人员，为此，就要在对策上加大这方面的导向和培训投入，同时，开拓操作型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认证渠道，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身份不应设置户籍等障碍。对于商业服务业人员，目前主要应提高他们的教育、专业和职业水平。
总之，本文认为，对于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应采取"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真正实现第一产业就业群体向第二产业转变，即实现目前已经进入工业领域的乡镇企业工人、城市农民工的正规化就业。所谓正规化就业，就是按照我国的"劳动法"，用人单位和雇主应该与雇工订立劳动合同，保护劳动者享有取得劳动报酬、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特别是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权利。所谓社会保险，主要是工伤、失业、医疗、养老的保障，使他们能够长期稳定在生产工人的队伍里，避免雇主一方获得了廉价劳动力的好处以后，又将他们一脚踢开，推向社会和农村——这种现象是导致我国工农结构转变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为完成第一步战略遇到两大障碍，户籍障碍和城市容纳力的障碍。
为此要继续推进户籍改革和城市化模式及城市容纳力研究。我国农民中已经有较大群体转入工业队伍，现在的任务是如何确认这种转变。如果一代农民转化困难的话，可以通过代际变迁完成转化，使农民的第二代转化为工人。
第二步，实现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完成扩大中间阶层的任务。表4显示，在跨度约20年的时间里，中间阶层里的两个典型群体，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变化很小，所以，也很难指望这两个群体会在短时期里有较大增长。而中间阶层的增长主要依靠商业、服务业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增长。所以要培育适于这些阶层发展的社会环境，比如，提高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技术和文化水平。此外还要研究如何培育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
目前任务的焦点还在于第一步，所以，社会政策的配合主要还是在于为第一步的转变服务。比如，第一步对于教育的要求是在国民中普及9年或12年的教育，强调操作型专业技术的培训，所以，教育的投入，应主要导向于中、小学领域。
总之，本文是试图从大的社会结构角度解释中国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社会要想最终从"紧张"走入"宽松"，需要等待丁字型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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