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从新都市社会学的集体消费视角出发，在对集体消费品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以深圳实证调查资料为依据，重点解析了农民工集体消费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变量。结果显示：地位结构、制度身份以及关内、关外二元结构是制约农民工集体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而且反映在集体消费领域。

关键词：农民工；集体消费；集体消费品；地位结构；制度身份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是继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乡镇企业崛起之后的又一伟大创举。[②] 但“由于户籍制度的作用，在大量农民以农民工的方式流动到城市之后，这种断裂的城市中又以另一种方式映射出来。绝大多数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时候，并没有从事投资经营的资本，他们有的只有劳动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从事那些城市人不愿从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特别是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或具有某种危险性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一张农村户口使得他们在社会身份上无法成为他们居住和工作于其中的那个城市的一员。一个断裂的社会，并不是仅仅使社会断裂成两个部分，而是断裂成多个部分。这种断裂甚至也发生在城市的本身。”（孙立平，2002）由于户籍制度和身份的区隔，在生产领域，农民工被甩到主流劳动力市场之边缘。

在传统社会学研究领域，生产主义的研究范式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消费现象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消费研究长期处于主流社会学家的视野之外（王宁，2005）。其实，在生产、交换、消费三个环节上，城市的主要功能不是生产和交换，而是消费，消费问题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城市中的核心问题（蔡禾、何艳玲，2004）。面对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学者们进行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但社会学家对于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消费问题的忽视令人遗憾（王宁，2007）。鉴于此，本研究以新都市社会学的集体消费为理论视角，遵循地位结构观和制度身份的解释逻辑，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农民工的集体消费水平受制于其地位结构？还是制度身份？还是其它因素？

二、基本概念界定

（一）集体消费

卡斯特认为，在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中，劳动者起初主要是通过个人提供的私人消费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如休息、休养、生殖、学习等）；在农业社会中，农民为自己提供食品、衣物、房屋、出行手段以及其他所需的大部分东西。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已日益变成以国家为中介的社会化集体消费（夏建中，1998）。卡斯特指出，集体消费指的是消费过程就其性质和规模，其组织和管理只能是集体供给，例如公共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和闲暇的满足、医疗、教育等(Castells,M.1983:75)。

集体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满足公共需要的功能、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功能、社会保障的功能和社会整合的功能（Saunders,P. 1986:197）。桑德斯指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嵌入集体消费中，集体供给的模式同样导致了社会再分层。一个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了他的收入、职业和教育水平，因而会影响他的集体消费水平、类型以及他与城市系统的关系。（陆春萍，2006）

（二）集体消费品

卡斯特把消费品分为二类，即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私人消费品（private individual consumption）指那些可在市场上买到或自己提供的，被个人单独占有和消费的产品，比如日常的吃、穿、用的商品。集体消费品（collective consumption）指不能被分割的产品和服务（蔡禾、何艳玲，2004）。集体消费品^[③]十分常见，比如，在现代社会中，国防、不付费公路、社会福利、公共教育、法律和民主都是常见的集体消费品。而社会上的大部分物品都不是集体消费品，比如，在商厦里看到的琳琅满目的商品，除非偷抢，不付钱就不能获取。虽然社会多数物品不是集体消费品，但集体消费品却是我们整个社会和文明得以存在的关键（赵鼎新，2006）。

1919年瑞典著名经济学家林达尔（Lindahl.E）首先正式使用了“公共产品”一词，并对公共产品的决定理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林达尔模型。之后，萨缪尔森认为公共产品是“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导致任何其它人消费的减少”。弗里德曼则把公共产品定义为“它一旦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来得到它”。而斯蒂格利茨对公共产品的解释是“公共产品是这样一类物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分享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长，而要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却要花费巨大成本”。（刘乐山、何炼成，2005）经济学根据物品的排他性与竞争性把经济中的各种物品分为四类：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共有资源、自然垄断物品。（平狄克，鲁宾费尔德，1996：581）在论及集体消费品时，社会学家马威尔和奥立弗(Marwell＆Oliver)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有两种集体消费品。第一种是零和型集体消费品，如公路、公共图书馆、公园等，在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它们的好处的确会减少。第二种是非零和型集体消费品，当享用这些集体消费品的人数增加时，群体中每个个体从中能获取的好处并不会减少，如和平、民主、法制等。(Marwell＆Oliver,1993：89)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于集体消费品（公共物品）的界定基本上没有超越排他性与竞争性的二维框架。集体消费品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要对其进行明晰的区分并非易事。

集体消费品往往是根据政府权利行使的政治逻辑来分配的（陆春萍，2006），政府供给集体消费品时不得不设置一系列的制度门槛，从而将某些社会群体排除在集体消费之外。在充分考量农民工消费特殊性的基础上，笔者根据集体消费品供给的制度门槛高低，将当前中国城市的集体消费品分为两大类：

（1）高制度门槛型集体消费品，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由于这类资源供给的十分有限，作为资源配置者的政府就会设置一些较高制度门槛（如户籍身份、市民资格），从而保障某些优势群体的利益。

（2）政府在供给有些集体消费品如公园、广场、街头绿地等时，对其消费者基本上没有设置制度门槛，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可以去消费，我们将这类集体消费品称为低（无）制度门槛型集体消费品。

如果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依据集体消费品对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要求高低的不同，我们还可以将集体消费品分为以下两类：

（1）高消费能力要求型集体消费品，如博物馆、公共图书馆、音乐厅、歌剧院等公共文化产品。一般而言，这类消费品对于消费者知识要求较高（文化素养较低者一般不会消费这类产品，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消费知识），而且，消费者还得交费数额不等的费用，有经济能力上的要求。

（2）另一类集体消费品如免费公园、街头绿地、社区内外免费的消闲设置等，对其消费者既没有知识素养方面的要求，也没有经济能力的要求，我们将其称为低消费能力要求型集体消费品。

整合以上两大分类标准即制度门槛设置的高低和消费能力要求的高低，我们不妨将集体消费品分为四类（详见表1）：第一类为高制度门槛、消高费能力要求型集体消费品（集体消费Ⅰ）；第二类为高制度门槛、低消费能力要求型集体消费品（集体消费Ⅱ）；第三类为低制度门槛、高消费能力要型集体消费品（集体消费Ⅲ）；第四类为低制度门槛、低消费能力要求型集体消费品（集体消费Ⅳ）。

表1  集体消费品的分类

二、资料来源、研究假设与样本概况

（一）资料来源

短短二十多年，深圳由一个只有几万人口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特大都市。深圳全市面积2020平方公里，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宣告成立。特区的总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包括罗湖、福田、南山、盐田四个区，90.2公里长的铁丝网，将深圳分为特区内外两个世界（关外包括宝安、龙岗2个区）。由此，“关内—关外”、“特区—非特区”的二元城市空间社会性的建构起来。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比例严重倒挂是深圳人口结构的典型特征。2005年末，全市常住人口827.75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81.93万人[④]，暂住人口645.82万人。（深圳市统计局，2006）据深圳市出租屋综合管理办公室的统计，外来的暂住人口中，农业户口占88.69％。（深圳市出租屋综合管理办公室，2006）显然，在深圳的各行各业中，具备农民身份的人占据绝对的数量优势。

2007年1月7日至2月12日期间，笔者以户籍性质和所在区域（关内关外）为准则进行配额分层抽样，调查了3264（深户：非深户＝1：5）生活、工作和居住在深圳者的集体消费状况。本文在对原始数据整合后，建构一个农民工（669个样本）和市民（即具有深圳户籍者，542个样本）组成的数据库。

（二）研究假设

卡斯特认为，政府对集体消费品的生产和供给导致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不仅取决于生产过程和市场，还取决于获得集体消费品的途径和能力（蔡禾，2006）。桑德斯指出，在当代大多数资本主义社会，消费能力不完全由个人在生产中的地位所决定，政府在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如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上的重要性十分凸显。家庭消费能力取决于三个因素：家庭挣钱能力、享有政府公共服务的权利、自我供给能力 (Saunders，1986：291、292)。也就是说，制度身份、家庭经济能力是决定集体消费水平关键因素。而经济能力往往同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关的。于是，我们演绎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假设1：制度因素影响显著假设。同市民相比，农民工的集体消费层次普遍较低；受雇于公有制企业者的集体消费水平较非公有制企业者低；特区内农民工的集体消费水平较特区外高。

假设2 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影响显著假设。受教育年限越长，则集体消费水平越高；工作时间越长，则集体消费水平越低；个人月收入越高，则集体消费水平越高；管理层的集体消费水平较非管理层高；有技术证书者的集体消费水平较无技术证书者高。

假设3：家庭因素影响显著假设。家庭规模越大，集体消费水平越高；家庭收入越高，集体消费水平越高。

（三）样本概况

表2  样本的基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