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农民工的生命轨迹与职业流动：生命历程视角的分析

董云芳，范明林

原文发表于《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摘要：本研究以生命历程理论为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通过非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收集资料，从生命起点、职业流动与家庭生活三个方面回顾了7名女性农民工的生命轨迹，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她们“从商业服务人员到个体工商户”这种向上职业流动的促发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促进和支持女性农民工实现向上流动的因素主要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重要网络成员的影响，以及她们的个体主体性、生命阶段的特质与过往生命历程的正向累积效应。其中，她们自己的积极主体意识发挥了核心和决定作用。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共同形塑了女性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与生命历程。基于此，要改善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质量，首先要为她们创造尽可能平等、公平的社会环境，另外还要激发和运用她们的主体力量、保障她们的子女在城市中的受教育机会、加强面向她们的继续教育与个性化服务。

关键词：女性农民工；生命历程理论；生命轨迹；职业流动

一、相关研究与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经济改革与城市化的推进，我国女性农民工的人口规模越来越大。自1982年至2018年，女性农民工从1100万人(1)增至10034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34.8%。(2)女性农民工在城市里的职业发展状况不但直接决定她们自己的生存状态，也会影响整个国家城市化的质量和进程。研究发现，女性农民工的就业起点比较低，职业流动频率很高，但流动质量较差，多为水平流动甚至是向下流动。(3)笔者曾长期参与一个面向流动人口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在该项目的服务对象中，有一些女性农民工在从事多年足疗按摩技师的工作之后，通过“自己开店当老板”成为个体工商户，实现了向上流动。那么，在女性农民工向上流动很难实现的大背景下，是什么因素使她们产生了这种向上流动的想法，又是哪些力量支持她们将这一想法变为现实的呢？本研究运用个案研究方法，通过非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收集资料，尝试探索她们这种向上流动的促发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以期发现女性农民工向上流动的促进机制和发展规律，为有关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提供借鉴。

很多研究将农民工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对他（她）们职业流动的频率、质量、代际差异、影响因素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究，发现促进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支持因素主要有工作经验的积累、社会网络的拓展、(4)人力资本的提升、家属随迁和举家外出、(5)追求上进的主观能动性及其所在行业的性质。(6)少数研究将女性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职业流动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或者和男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进行了对比研究。

对女性农民工的专门研究发现，她们的职业流动主要有以下特点，而且这些特点有代际差异。(7)(8)(9)(1）流动频率很高且多为主动流动，但盲目性较明显，大多没有长期的职业规划。（2）流动质量不高，以水平流动为主，伴以少量的垂直流动；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比例较大。（3）流动动机大多为经济理性（挣更多的钱）、发展理性（学到更多东西、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与情感理性（改善夫妻关系）并存；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更看重工作环境的舒适度。（4）流动途径以老乡、同事等非正式支持为主；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更加依赖商业性劳务中介的信息。（5）成就动机、职业能力、努力程度、文化水平、工作年限、社会支持水平、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女性农民工的向上流动有明显正相关；不完善的社会制度与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是阻碍其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但户籍制度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影响明显减弱；原生家庭背景对其职业流动不具明显影响，但也有研究认为“二代”女性农民工能获得更多家庭支持，关于女性农民工代际流动的专门研究还有待拓展。

与男性农民工的对比研究发现，虽然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主动性更强，但流动为她们带来的收入回报和对就业质量的提升却明显低于男性农民工。对已婚女性农民工和高层次劳动力市场而言，这种情况都更加明显。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两者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及性别歧视。(1)(2)婚姻家庭情况是影响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关键因素，很多已婚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最高追求都是家庭利益最大化。(3)

上述研究丰富了我们对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有关问题的理解，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但这些研究大都是对某一特定区域的女性农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缺乏对某一特定行业（如服务性行业）内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另外，这些研究只是关注了在某一特定时间点影响女性农民工向上流动的各种因素，对她们纵贯性的生命历程及对个人主体性的影响却重视不足。最后，这些研究经常机械地割裂式地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忽略了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化学反应”和作用机制。鉴于以上问题，本研究将以生命历程理论为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将女性农民工“从技师到老板”的职业流动置于其纵贯和整体的生命脉络中，对其促发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质性诠释和分析。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

生命历程理论（life course theory）既是一种理论取向，也是一种研究社会问题的切入面向。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个体的生命历程是由社会机制与个体特质共同形塑而成的；前者是指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重大社会事件等社会环境因素，后者是指个体在社会层级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个体主体性、过往经历、生命阶段等个性化因素。生命历程理论有四个核心主题（paradigmatic principles)(4)：第一，历史时空中的生命（lifein historical time and place）。个体出生的时间和地点将个体生命嵌入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环境和空间地域，其生命历程的具体内容与过程深受其影响。第二，具有选择主动性的行动主体（human agency）。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作为行动主体的个体具有选择的能动性，而并非机械、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影响。个体的选择除了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个人经历与个体主体性的影响。第三，相互联系的生命（linked lives）。个体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网络之中，受所在网络文化的影响，并依靠社会网络获取资源、实现自己对群体和社会的义务；个体的生命历程也会受到其他网络成员重大生命事件的影响。第四，生命的时机（timing）。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及个人生活事件对个体的影响，不但取决于事件的内容和性质，更取决于它发生时个体所处的生命阶段。

在生命历程理论中，转变（transition）是指个体在某方面生命轨迹的变化，经常以结婚、工作变动等“转折性事件”为标志。(1)(2)转变往往会改变生命轨迹的发展方向，所以生命历程理论非常重视对转变的研究。(3)曾有不同学者对不同群体的工作、生活，甚至某一特定行为模式的转变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研究。(4)(5)(6)本研究沿袭这一传统，运用生命历程理论的逻辑框架尤其是它的四个核心主题，分析女性农民工“从技师到老板”这一职业转变的促发因素及作用机制，具体回答以下问题：（1）女性农民工经由什么样的生命轨迹发展到当下的职业转变？过往的生命历程对这一转变具有什么影响？（2）哪些因素促发了这一转变的发生？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形塑了女性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与生命历程？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研究设计和个案研究方法，通过非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收集资料，访谈对象是曾经在山东省N市和Z市从事足疗按摩技师工作且现已独立经营店铺、成为老板的7名女性农民工，她们的基本情况及主要生命轨迹见表1。

表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和生命轨迹

三、女性农民工的生命轨迹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个体在生命之初拥有的资源、早期经历的重大社会事件及个人事件，对其后续的人生选择和生命历程都具有累积影响。(7)梳理她们此前的生命轨迹，有助于从纵贯性、延续性的角度理解研究对象“从技师到老板”的职业流动。

（一）贫困的生命起点

研究对象全都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家庭。她们的童年时期，正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开始实施，少数农村家庭的生活水平稍有好转，大部分仍处于贫困状态；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支持系统非常脆弱。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人生病或发生其他意外，她们的家庭就会重返贫困或更加贫困，个案3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详见图1）。

个案3的哥哥在她10岁时（1989年）患淋巴肿瘤，父亲要陪哥哥治疗而没法在家劳动。“收入减少”和“开支剧增”的双重压力使其刚刚因“分到地”而有所改善的家境重返贫困。个案5和个案6的家庭则分别因为奶奶半身不遂和父亲生病致使家庭经济状况一直难以改善。其余研究对象的家庭虽然没有遭遇意外事件，但到她们辍学为止都未能走出贫困。贫穷是很多研究对象共同的童年记忆，甚至有人认为自己家在当时是村里“最穷、最被人看不起”(1)的。

图1 个案3的生命轨迹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

（二）低端往复的水平职业流动

急于帮助家庭摆脱贫困的强烈动机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机会，使研究对象都在中学阶段就辍学而进城打工。7个人中，开始打工时年龄最小的是14岁（个案3，初二，1993年），最大的也只有19岁（个案6，高二，1992年）。

她们进城后的职业生涯大都是从收入低、体力劳动强度大的产业工人开始，都经历了快速而频繁的职业流动。个案3是变换工作最多的人（详见图1）。在城市里工作的16年间（1993—2004年与2010—2015年，中间曾有6年在农村照顾孩子），她辗转于山东、河北、辽宁三省的6个城市，先后从事过馒头店工人、建筑工人等11种工作。个案5是工种变化最少的，只涉及工人、歌厅服务员和按摩技师三种，但她也曾换过不同城市的多家性质不同的工厂（详见图2）。这些流动都未给她们带来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根本改变，向上流动的程度很低，可以概括为“低端往复式的水平流动”。

图2 个案5的生命轨迹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

（三）变故频生负重前行的家庭生活

研究对象大都在不同生命阶段遭遇过各种家庭生活的变故（详见表1和图1、2），她们都需要承担比较重的家庭责任，家人能为她们提供的主要是精神支持和“帮忙照顾孩子”这样的日常生活支持。

个案2在婚后6年时丈夫因车祸去世，现与丈夫的弟弟一起赡养公婆，公婆帮忙照顾孩子。个案3的哥哥在她10岁时患病，在她30岁时不治去世。她自己31岁离婚，现独自抚养侄子并赡养四位老人（奶奶、父母和叔叔）。

个案5和个案6都是青少年时期就有家人罹患重疾或慢性病；个案4婚后和丈夫开的加工厂破产，欠下不少外债；个案1与个案7的生活一直比较平顺。目前，这四人的丈夫都能和她们一起养家，但都是靠种地和在城市打零工为生，经济收入较低。长期以来，她们一直都是家庭的主要供养者。

上述现象表明：第一，研究对象的原生家庭根本不可能为她们提供“先赋性”物质资本，也无力帮助她们培养良好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初始资源的匮乏对她们的生命历程产生了明显的持续影响，使她们在教育、就业、婚姻等方面的选择和发展都受到了很大限制。第二，研究对象的职业流动不仅与她们的出身有关，也与她们的自身能力和个人主体性的累积有关，更与生命时机及社会背景的风云变化具有密切关联。她们之前的职业流动之所以一直是“低端往复的水平流动”，主要是因为她们生命中尚未出现重要“时机”。陌生、排他的“城市社会”使她们缺乏与其他生命个体的紧密勾连，个人主体性也难以发挥。第三，研究对象大都具有中国的传统家庭观念，以及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传扬的优秀品质，如吃苦耐劳、勤奋坚韧等。这些观念和品质涵养了她们在“历史时空中的生命”，同时又因时间累积而成为“濡化的隐藏性促发因素”。在研究对象的重大“生命时机”或类似职业流动的关键时刻，这些因素就会推动她们利用“相互联系的生命”蕴含的资源，积极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最终实现生命历程的重要转变。

四、女性农民工向上流动的促发因素及作用机制

在从事了多年足疗按摩技师的工作之后，研究对象又一次做出了新的职业选择，且实现了“从雇员到雇主”的向上流动。这表面上是一时一地的决定和选择，但实际上却是历史时空中的生命、具有选择主动性的行动主体、过往生命历程的馈赠、相互联系的生命等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阶段性结果。下文就以生命历程理论的四个核心主题为分析框架，对她们的职业流动进行深入探讨。

（一）历史时空中的生命：社会历史条件与特定生命阶段的互构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任何个体的生命历程都必须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展开并被形塑，而且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对个体的影响也取决于个体当时所处的生命阶段。研究对象开始从事足疗按摩技师的工作，又从技师转型为老板，也是社会历史条件与其所处的生命阶段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结果（详见图1、图2）。

改革开放增加了人们的经济收入，转变了社会文化和消费观念，使人们愈发注重休闲与保健消费。这些因素共同催生了对包括足疗按摩在内的休闲保健产业的市场需求，使其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迅速兴起。N市和Z市的休闲保健产业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展，21世纪初到达“顶峰”。研究对象大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进城打工，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事足疗按摩技师的工作。这与当时休闲保健产业快速扩张导致的对足疗按摩技师的大量需求不无关系。与此同时，她们自己在从事了多年重体力工作之后，也急于寻求类似足疗按摩技师这样“挣钱更多、更轻松”的新岗位。但从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开始，政府愈发注重社会文明建设，对休闲保健产业的管理越来越严格。2010年前后，N市和Z市的一些大型保健公司因服务质量、消防安全等各种问题被关停或缩减规模，给研究对象的收入带来很大冲击。从她们当时所处的生命阶段来看，虽然她们在从业过程中积累了专业技术和工作经验，但随着年龄变大，作为技师的竞争力却在逐年下降。这种形势迫使她们重新思考下一步的工作，在衡量了各种条件之后，自己开店当老板成为比较合适的“理性选择”。

显然，研究对象从技师到老板的职业流动，最直接的促发因素是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等各种社会条件为女性农民工摆脱“父权制”的传统农村社会、来到城市发展自我创造了“结构性机会”。但与此同时，这些社会条件也给她们带来了“结构性规制”，要求她们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调整自己。女性农民工从技师到老板的职业流动，并非她们有意识、有计划地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做出的主动安排，而是她们对社会环境与自我生命阶段的改变做出的“适应性反应”，带有较为明显的被动性和自发性。

（二）具有选择主动性的行动主体：主体意识与行为选择

就社会学意义而言，主体性可以被用来考察个体基于对行动与结构之间关系的认识，在面对各种结构性力量的规制时，能否积极行动去追求更好的生存状态，具体的考察维度又可以分为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1)主体意识则可表述为个体对自己的价值和作用以及自己与客观世界之间关系的认识及态度。(2)在特定条件下“做出这种选择而非那种选择”，充分体现了“行动主体”的主体性。由技师转型为老板，是女性农民工在自己的主体意识支配之下做出的行为选择。在实现这一选择的过程中，她们的主体意识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往好里看”的思维习惯。“往好里看”就是把事情往好处想，能看到事物的积极方面而不是只看消极方面。这种思维习惯使研究对象相信，只要采取行动，事情就有“往好里”发展的可能，从而激励她们积极应对各种变化，不断尝试新的工作和“活法”。“从技师转型为老板”只是她们应对变化的又一次尝试。另外，这种思维习惯还使她们在“自己没有鞋穿的时候，去看看那些没有脚的”，然后就会发现自己拥有的资源，并能够借助这些资源寻求改变。比如，在从技师向老板转型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她们就能主动向同行求助。

“人生的道路不是自己能左右的，但是你可以去努力拼搏……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命不好，但想想也该知足……我有病，但是我四肢健全对吧……我还有爹妈有我侄子我儿子，还有那么多朋友帮忙。”（个案3)

“不认命、不服输的劲头儿”。研究对象虽然长期生活于社会底层且历经波折，但她们身上却都有一种“不认命、不服输的劲头儿”。这让她们没有甘于接受结构性力量的规制和“命运的安排”，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应对各种波折和变化，努力让自己做到“不比别人差”。也正是这种“劲头儿”使她们产生了转型为老板的想法，并且支撑着她们克服各种困难，将这种想法变为现实。'

“我就受不了比别人差，反正干什么都得比别人强，别人家盖房子我们家也得盖，别人家娶媳妇我们家也得娶。（看着）村里一座一座新房盖起来，你不知道我心里那个急啊……当时就是想挣钱，不能让别人看不起……”（个案6)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的行为选择。“不认命、不服输的劲头儿”与“往好里看”的思维习惯使研究对象相信，只有靠自己的主观努力才能改变“客观世界”；而且只要努力，好的改变就可能发生。在这种主体意识的支配下，虽然她们在过往的生命历程中屡屡被迫去面对社会条件和家庭条件导致的困境，但她们每次都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一直在用“辍学打工”“不断寻找更好的工作”等各种方式改善自己和家人的境遇。当她们在从事了多年足疗按摩技师的工作之后，又一次面对可能的“竞争失利”甚至是“下岗失业”，转型为老板就成了她们突破当下困境的自然选择。

同样的社会背景和政策环境，为什么有些女性农民工能够抓住“生命的时机”而其他人却不能？上述分析表明，这些成功实现向上流动的女性农民工都具有很强的主体性。她们的主体性和社会条件相互配合、相互作用，促成了她们的成功转型。研究对象主体性的显现与发挥经历了“由意识到行动”的过程。首先是主体意识的存在和彰显，她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信自己的主体力量，对行动带来的改变满怀希望，而且这种信心在实践中通过反思不断强化。其次是她们在这种主体意识的激发下，自主、能动地做出行为选择，有意无意地将自身“濡化的隐藏性促发因素”与外在变化的环境、可资利用的其他“生命”资源联结起来，进而改变“客观世界”并达致更好的生存状态。并且，随着打工时间的延长和经验的积累，这种个体主体性表现得愈发显著，这从下文的阐述中可以获得进一步佐证。

（三）过往生命历程的馈赠：意识觉醒与人力资本提升

在转型成为老板之前，多数研究对象都经历了不断取得成就又不断遭遇新困境的生命历程。这样的经历给了她们负向的情感体验，但也增强了她们的改变动机。多年技师工作的历练与收入，则帮她们积累了转型做老板需要的行业经验与人力资本、经济资本。

创伤性经历与意识觉醒。研究对象大多数从事过“伺候人的”工作，在这样的工作过程中，她们大多数有被老板、经理、工头、顾客等各种强势角色控制欺负甚至是欺骗和羞辱的经历。她们贡献了自己的劳动，却没换来应得的尊重。这种创伤性经历带来的消极体验使她们愈发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只是“给老板挣钱的机器”，“要想活得像个人，必须自己说了算”；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被公平对待”的权利。这是她们努力当老板、成为“强势角色”的重要内在动力。通过实际行动，改变不公平的工作关系，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女性农民工主体性中的创造性。

“总之一句话，就是受人家的气受够了啊……我跟你说，很多经理都很差劲，只要顾客投诉，他（她）不管怎么回事儿，都是先骂我们，有时骂得特别难听……还有一些顾客，有两个臭钱就人模狗样儿的，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自己开店，至少不用挨骂了，（顾客）顺眼就接待，不顺眼就拉倒。”（个案2)

“习得性增能”与人力资本提升。要想成为独立经营管理店铺的老板，需要具备与做技师完全不同的素质和能力。比如，店铺的设计与经营，与行政管理人员及顾客的沟通，管理和激励技师，等等。研究对象获得和提升这些能力的途径，不是惯常的阅读与培训，而是一种可以被称为“习得性增能”的机制。这一机制的主要动力就是她们在长期应对各种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观察思考的习惯和“向别人学习”的能力以及个体主体性中的能动性。研究对象很小就从农村来到城市，又经历了工作和生活的各种变化，每次变化带来的挑战都要靠她们自己的观察、思考和学习来应对，应对成功或有效又使她们更加积极地用这种方式学习。很多研究对象从萌发自己当老板的想法之后，就开始琢磨有关的问题，观察别人的做法，请教别人的经验，为转型成为老板储备了一定的知识和能力。

“你看我会啥啊，初中还没毕业，又不喜欢看书写字儿，什么都不懂。不懂怎么办呢？问呗。看身边谁做得好，就去问人家。一开始问人家不愿意告诉你，后来就学聪明了，先夸她们一阵子，然后开开玩笑什么的，她们一高兴，一不小心就说出来了。”（个案4)

曲折多变的生命历程对研究对象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这些经历让她们深感面对命运的无力和沮丧，也曾给她们带来过强烈的挫折感和羞辱感。另一方面，这些经历也激发了她们“不服输”“不认命”的主体意识和更强的改变动机；而且帮她们积累了经济资本、人生阅历与应变能力，养成了善于观察和学习的习惯，为她们最终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做了多方面的准备。而她们之所以没有沉溺于那些消极体验，能够把它们转为正面动机和力量，正是由于她们积极的主体意识起了关键作用。

（四）相互联系的生命：社会网络的驱动与支持

“相互联系的生命”是指个体借助社会网络和别人“相互联系”。网络成员的需求、期待及人生选择都会对个体产生影响。家人和同行中的亲密伙伴是研究对象最重要的网络成员，也是促使她们从技师转型为老板的重要外部力量。

家庭责任和支持是原始动力。面对沉重的家庭责任，研究对象虽感无奈，但都“理所应当”“自然而然”地承担了抚养或赡养其他家庭成员的重任。履行这些责任的重要前提，就是要“尽可能地多挣钱”。因此，增加经济收入成为她们努力转型为老板的原始动力。虽然家庭无力为她们实现职业流动提供经济与社会资本，但她们的家人也能帮忙照顾孩子、分担家务，为她们专注工作解除后顾之忧。另外，来自家人的依赖和爱，特别是孩子的成长能使她们看到未来生活的希望，体会到自我奋斗的价值和意义。

“人家（公婆）帮忙拉扯（照顾）孩子，咱也得管人家，对人家也不能小气，反正老的小的都要花钱。我还想攒钱买套房子，孩子来的时候能住下，等他大了上这儿来上大学……想想孩子，再怎么着（辛苦）都值了。”（个案2)

同行的带动与支持是重要助力。研究对象中的少数人（如个案6）属于转型做老板的先行者，多数人是学习和模仿先行者的后来者，先行者的成功鼓励和带动了后来者的转变。这些先行者平时就“非常能干、敢想敢做”，在同行中具有一定权威，再加上她们与后来者的发展资源非常相似，所以她们的选择很容易引发后来者的模仿。但知易行难，从单纯做技师到自己当老板独立经营，对后来者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她们大多数经历了想开店但又自信不足、犹豫不决的心路历程，是同行中亲密伙伴的鼓励给了她们勇气。在开店过程中，也是这些伙伴帮助她们处理负面情绪，解决找房子、“跑手续”等各种实际困难。

“我一直寻思自己干，也知道自己干肯定比跟着人家干好，但一想要自己操心那么多事儿，找房子、装修，还要自己招人……一想这个就犯怵……有一次，好不容易找了一处店面，押金都交上了，还是觉得不踏实，又把押金退了。一个朋友自己干了好几年，干得也挺好，她老说我，我一咬牙一闭眼就开始了……我什么都不会，都是她教我的……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冲她哭一阵子，她一边骂我，一边帮我想办法。”（个案7)

个体的人际关系可分为首属关系与次属关系。前者是最早形成的较为密切的关系，包括家人、亲戚、朋友以及在职业群体中朝夕相处、关系亲密的工作伙伴等熟人关系；后者是指后发生、不密切或间接的象征性关系，如不熟悉的同事。(1)显然，研究对象的职业流动离不开由首属关系构成的、“相互联系”非常密切的“生命”给予的大力支持与推动。从支持的性质和效果来看，家人的支持更多属于精神支持，而同行中亲密伙伴的支持则可以归结为实质支持。

五、结论与讨论

生命历程理论不仅在历史与当下之间建立了联结，而且也建构了个体行动者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理论桥梁，(2)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个体的每个选择、转变和整个生命历程背后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本研究涉及的7名女性农民工从足疗按摩技师到老板、从商业服务人员到个体工商户的职业流动，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她们自己的个体主体性、过往生命历程的正向累积效应与重要网络成员的影响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决定的结果（详见图3）。

与过往研究一样，本研究也证明了教育水平、工作年限、成就动机、努力程度，特别是家庭责任对女性农民工向上流动具有的重要影响，发现了她们的职业流动中非正式支持的作用及正式支持的缺位。本研究的独特意义首先在于，从纵贯和动态的角度呈现与分析了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如早年辍学、创伤性的工作经历等）对其生命轨迹、职业流动的累积影响，而且分析了各种促发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动态机制。另外，本研究还发现，有些促发因素对女性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具有双重影响。比如，贫困的原生家庭及创伤性的工作经历强化了她们的无力感和屈辱感，但也激发了她们向上流动的强烈动机。这些不利因素最后之所以能转化为积极影响，她们的积极主体意识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同时，积极的主体意识也使女性农民工在面临环境条件的各种限制时没有消极逃避而是积极应对；使她们能充分运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将上行流动的想法变为现实。但是，关于主体意识对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的意义和影响，过往研究却鲜有关注与讨论。

虽然本文的研究对象都成功实现了向上流动，但整体来看，女性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仍然面临着城乡差别、性别歧视、教育劣势、政策偏颇等多重困境。(1)(2)而本文的研究发现则进一步证明，除社会结构的影响之外，社会支持匮乏、家庭境遇不利、主体意识消极等这些因素也会在个人层面形成女性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困境。仅仅靠女性农民工的个人努力，以及一城一镇的“碎片化”措施，显然无法从根本上突破所有这些困境。因此，有必要结合���前的脱贫攻坚战，推行系统性、有针对性的女性农民工“精准扶贫”行动，从国家政策层面消除女性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城乡区隔、性别区隔、待遇区隔和行业区隔，为她们的职业发展创造尽可能平等、公平的社会环境。

图3 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研究对象的职业流动

与此同时，还需注意以下几个具体问题：第一，尊重女性农民工的主体性，重视激发和运用女性农民工自身所具有的主体意识和力量，以及她们在生命历程中积聚的有利条件，帮助她们通过“自我增能”促进职业发展。第二，加强对女性农民工的继续教育，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继续教育不但要关注文化知识的积累和职业能力的提升，而且要特别重视性别教育与职业生涯教育，帮助她们正确理解和面对自己的性别角色，在充分了解自己与社会环境的基础上，主动、自觉地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充分利用各种向上流动的机会。第三，保障女性农民工的子女在城市中的受教育机会，为她们的职业发展解除后顾之忧，也有助于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第四，加强面向女性农民工的个性化服务，强化正式支持。比如，为她们的创业行动提供优惠政策和孵化支持、为她们的职业流动提供规范的中介服务等。

脚注与参考文献省略。

责任编辑：a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