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尝试提出一个代际教育不平等传递的理论分析框架, 强调教育不平等产生机制、具体制度设计和社会状况背景三者间的联系。研究发现, 恢复高考后, 家庭教育背景成为改革初期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1992 年以后社会分化加剧, 教育体制受市场化的冲击, 家庭阶层背景的效用显现, 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转变为资源转化与文化再生产双重模式并存。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管理阶层的资源优势正逐步转化成其下一代的教育机会。如果这一进程得以顺利延续和扩展,那么社会分层结构很可能将因此而日益趋向固定化。

关键词：教育获得　制度变迁　教育不平等

作者：李煜, 1969 年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20) 。

教育获得是代际流动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 其核心问题是, 家庭背景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具有怎样的作用, 其作用的机制是什么, 而这个过程又是如何随社会历史变化而变迁的? 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注1）是这一研究传统的第一个里程碑, 它确立了以微观视角的家庭资源秉赋理论为主流的解释逻辑, 即以家庭所拥有资源的多寡来解释其子女的教育成就。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一个社会的特定制度条件和社会结构因素对代际不平等传递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故而对教育获得的研究, 需要将其放在一个更宏观的社会历史过程中, 以社会变迁的视角才能完整把握社会分层的真实过程及其演变的历史轨迹。

1949 年以来, 中国教育制度经历多次变革, 从“文革”激进的平均主义到恢复高考, 及近十几年来的市场化冲击; 与此同时, 社会结构也从计划经济下的平均化社会向多元化分层社会转变。这些变迁对教育机会获得有着怎样的影响? 家庭背景作用是如何演化的?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程度和机制如何随之而变化? 未来发展的态势又会怎样? 本文在对已有文献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 尝试提出一个代际教育不平等传递的理论分析框架, 依据这一研究框架, 描述和分析中国各历史时期教育不平等状况和成因, 并以2003 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对其进行验证。

一、教育获得中代际继承的模式和机制

代际流动是研究一个社会如何将不平等传递给下一代的, 其不仅关注不平等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传递, 而且更关注代际传递是如何实现的。在农业社会, 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以“先赋性”直接继承为特征。两种最主要资源——财富和技能, 前者以遗产继承的方式传递, 后者则通过口耳亲授而子继父业。在现代社会, 教育成为代际继承或流动的中介, 成为不平等传递的主要途径。一方面, 教育是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 另一方面, 社会上层利用其各种资源优势,确保其子女获得较多的教育机会。所以, 教育在现代社会的流动中扮演一种双重角色: 它既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来源, 也是优势阶层实现地位继承的手段。现代化理论乐观地认为, 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机会均等、择优录取的“绩效主义”原则将日益盛行, “先赋性”家庭背景因素在子女教育获得和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小（注2）。

本文的观点是, 若探究“先赋”与“自致”效应的此消彼长, 应该将其放在特定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状况中, 分析社会继承的具体模式和内在机制。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把握不平等延续的过程和逻辑。具体而言, 家庭背景是如何影响子女的教育机会呢? 或者说, 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呢? 笔者试图提出三种理想类型, 以概括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不同影响模式, 并讨论它们发挥作用的特征、机制及其所依赖的制度条件和社会条件。这三种模式分别是文化再生产模式、资源转化模式和政策干预模式。

(一) 文化再生产模式

文化再生产模式是指拥有较高文化教育背景的父母, 其子女在教育机会上享有优势。于是,父辈的文化教育水平能在子代得以继承和延续, 从而完成家庭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实现文化再生产的机制主要有三个: 教育期望、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

教育期望是指父母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 其更重视教育, 对子女有较高的教育期望, 也愿意为此付出更多的代价。而子女也会潜移默化地接受这一观念, 自我的教育期望和学习热情也较高。家庭教育背景作用的机制是来自父母和老师的鼓励、督促和影响。其中, 父母的鼓励是孩子保持学习热情和取得较好学习表现的根本原因（注3）。

第二个机制是文化资本。布尔迪厄认为（注4）, 受教育过程是一个接受和传承文化资本的过程,学校本质上是一个承担着教化和传递文化资本职责的社会机构。在这个意义上, 较高教育程度家庭后代在获得教育成功的机会上具有先天优势。新近经验研究发现（注5）, 文化资本的作用机制主要在于, 家庭教育背景好的子女因受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 会更多进行一些有助于学习成绩的知识学习(如课外阅读等) , 进而提高学习表现。

第三个机制是人力资本。教育程度较高的家长有能力对其孩子的学习进行辅导、答疑, 并改进其学习方法和技巧（注6）。这些无疑都有助于子女的学习表现。

上述三种作用机制共性在于, 家庭文化优势首先转化成子女个人的学习动力、学习表现,进而转化为教育机会。从学习表现到教育机会的转化, 需要教育体制遵循绩效原则, 确保教育机会分配依据学习表现择优录取。只有如此, 这一转化才能顺利实现。否则, 文化再生产模式的代际传递之链会就此中断, 家庭教育背景的效能也将大大降低。所以, 教育选拔是否遵循绩效原则是文化再生产模式得以实现的制度前提。具体而言, 入学和择校的筛选过程越是遵循择优录取的绩效主义原则, 家庭教育背景对子女升学的作用就越大, 文化再生产模式也就越成为教育不平等的主要成因。显然, 在该模式下, 教育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不同教育背景的家庭之间。父母教育程度越高的子女, 其教育机会也就越多。

(二) 资源转化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资源转化模式, 它是相对于文化再生产而言的另一种理想类型。在该模式下,家庭将其社会经济资源转化为子女教育机会的优势, 从而实现不平等的代际传递。长期研究表明,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后代教育获得起着重要作用, 这一点在广泛的国际比较研究中得到了验证（注7）。家庭社会经济资源主要指父辈的经济能力、权力特权和社会网络资源等。与家庭教育背景相比, 它们是外在的、易变的, 更容易受到社会制度和社会状况的影响。

在现实中, 家庭的教育背景与其社会地位、经济能力是密切相关的。但在理论上, 后两者对子女教育机会影响的机制完全不同。家庭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机制在于高阶层家庭利用占有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势, 在升学和择校的过程中减少竞争烈度, 将部分竞争者排斥在竞赛之外,甚至垄断教育机会。这一点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直接”排斥和“隐性”排斥。

“直接”排斥主要有两种机制: 特权排斥和经济排斥。特权排斥是指在教育制度设计中特别为某特定阶层——通常是权贵阶层——预留了位置。典型例子是特纳所描述的英国庇护流动模式（注8）, 即贵族和精英阶层的子弟从小就进入专门的学校, 然后保送到一流大学, 从而确保其子女日后的精英地位。经济排斥是现代社会最常见排斥的方式。富裕家庭送孩子进入收费高、质量好的私校, 或是居住在“高尚”社区的人们享有品质好的学校（注9）。另外, 当前升学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 一所学校有高、低两个录取线, 仅仅通过低录取线的学生需要以“捐助”或“择校费”等形式付出一定经济代价后才会被录取, 这在本质上是以经济资源换取教育机会。对于社会下层而言, 当接受教育的直接成本已经构成经济负担, 就会出现“考得取、上不起”的现象, 这也是经济排斥的另一个重要表现。除特权排斥和经济排斥之外, 通过使用社会网络等其他社会资源也可以实现排斥的目的。

以上排斥机制具体的运作方式是机会的垄断和“插队”。垄断是指升学过程完全背离择优录取原则, 仅考虑社会出身或经济能力, 从而将非特定家庭背景的子弟完全排斥在外。“插队”运作是指在升学或择校时, 基本按成绩择优依次录取, 但存有一定的制度空间(通常在正常录取线的边缘) 允许“插队”。如赞助入学、原双轨制下的“自费生”等。之所以称之为“插队”是因为被录取者插在了同样考分但因没有经济能力或社会关系而落榜的人之前。

“隐性”排斥是指在升学决策时, 因为低阶层对升学风险承担能力差或对教育预期收益评估低, 一些人会过早地退出升学竞争（注10）。隐性排斥的发生不是因为没有能力支付教育的直接成本,而是觉得相对的机会成本太大。它不像直接排斥那样赤裸裸地设门槛实现排斥, 而是在机会均等的名义下, 让低阶层家庭基于理性选择, 在自愿的表象下隐蔽地实现排斥之目的, 故称之为“隐性”。

可以看到, 资源转化模式与文化再生产模式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 文化再生产是以家庭的文化资源促进子女的学习表现, 进而使其得到教育机会; 而资源转化模式是在某一个升学阶段(甚至可能发生在小学入学阶段) , 高阶层利用资源优势直接获得比其他阶层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机会。换言之, 即使孩子的学习表现相同, 在资源转化模式下高阶层仍然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

为了实现排斥, 教育制度中需存有能实现资源转化的制度空间: 基于特权和经济的机会垄断靠教育制度提前为权贵预留了位置; “插队”事件的发生表明了教育体制不能把绩效原则贯彻始终; 而隐性排斥是教育体制不能保障所有孩子都有参加竞争的公平机会。以上制度空间都或多或少地损害了绩效原则。而且, 教育机会分配过程的排斥机制越盛行, 就越背离绩效原则,家庭资源的转化就越有效, 相应产生的教育不平等也就越大。

不同阶层拥有不同量的社会经济资源。社会经济资源越多的阶层就越有能力转化成子女教育机会的优势, 从而实现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在这一模式之下, 一个社会的教育不平等水平还将受到社会分化程度的影响。如果阶层间资源拥有差异不大, 那么高阶层所能倚仗用以“排斥”的资源也就相对减少, 排斥将难以实现或者收效甚微。相反, 当社会分化剧烈, 阶层间拥有的资源量差异巨大, 这时如果又存有一定制度空间使排斥机制能有效运作, 那么资源转化模式将成为产生教育不平等的主导逻辑。

(三) 政策干预模式

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分层时, 学者们发现社会主义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 对教育机会的分配进行了直接干预。它们不但采取低学费或免学费、普及基础教育等手段, 而且使用配额的方式优先录取工农子弟。虽然政策干预效果在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有所不同, 但在一定程度上都削弱了家庭背景的影响, 其中以“文革”时期尤为明显（注11）。政策干预也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如将教育资源优先给予贫困社区, 旨在削弱代际不平等的传递。

这些政策的共同特征是通过否定或部分否定“绩效原则”, 采取照顾劣势群体的制度设计,来达到削弱代际不平等传递的效果。如“文革”时期激进的教育政策——取消考试, 根据政治成分和表现推荐升学; 又如,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高校对有色人种降低录取条件。政策干预虽然能在不同程度上达到削弱家庭背景影响的效果, 不过其代价是破坏了机会公平原则。这也是一种制度性的不平等, 只不过选择的方向与资源转化模式相反, 有利于较低阶层家庭。

表1 概括了上述三种家庭背景影响的理想模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三种模式分别依赖于不同的制度条件。当制度条件发生变化, 各模式的适用性和效能亦随之变化。在1949 年后不同的历史时期, 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不断调整, 家庭背景与个人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着变化（注12）。这一结论也已经得到国内学者经验研究的支持（注13）。

下面将在描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制度特征及其变迁的基础上, 以上述三种理想类型为理论框架, 分析各时期家庭背景作用的模式和社会后果, 进而提出研究假设并对之进行实证检验。

中国教育最主要的不平等存在于城乡之间。但受资料的局限, 本文的讨论将仅限于城市家庭。对于城市家庭而言, 到“文革”时期, 小学和初中阶段教育已经实现普及化, 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已经分别高于90 %和80 %（注14）。在这种情况下, 家庭背景对小学和初中入学的影响已经相当微弱。所以本文仅讨论高中和大学这两个阶段的教育升学。

二、各时期教育制度变迁与家庭背景的影响模式

1949 年以来, 中国社会根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 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建国初期(1949 —1965) 、“ 文革”期间( 1966 —1976 ) 、改革初期( 1977 —1991 ) 和改革深化时期(1992 —2003) 。这一划分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 也体现了中国教育体制的变迁和教育事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在这四个历史时期中, 建国初期的教育体制整体上处于恢复、改造和过渡阶段, 本文将不就这一时期提出研究假设, 并把“文革”时期作为分析和比较的起点和基准点。本文重点分析在这三个历史时期, 中国城市家庭子女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程度、机制及其变迁。研究涉及教育不平等的两个方面, 一是整体教育不平等程度在各历史时期的变化,即教育不平等相较于前一阶段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二是教育不平等具体模式的变动态势, 即不同家庭背景子女的相对教育机会的变化。表2 列出了各历史时期的制度变迁、社会分化、教育不平等的主导模式, 以及相对应的研究假设。

(一) “文革”时期(1966 —1976)

“文革”时期实行一系列激进的教育政策。一方面, 这一时期以全民教育为目的, 基础教育得到充分发展, 这为削弱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打下了基础。为了实现“教育平等”目标,当时的教育收费无论在高中还是在大学都十分低廉, 这对于一般城市家庭并不成为经济负担。另一方面, 在非基础教育阶段, 教育筛选废除了绩效原则, 全面否定“分数挂帅”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升学普遍使用推荐和配额等形式, 家庭背景中的政治出身起到关键作用。尤其是高等教育, “推荐入学”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录取方式。所以在各个社会阶层中, 成分好的工农子弟无疑具有优先权; 干部子女比一般人略有优势（注15）。

“文革”时期, 整个社会不平等的主轴是政治上的不平等（注16）, 家庭背景中政治出身成为教育机会差别的主要原因。但也应该看到, 在当时特定情况下, 政治歧视主要是针对少数特定人群。就教育而言, 政治选择过程对社会整体的影响是有限的, 因为被歧视的人群所占比例不大（注17）。

根据前文的理论框架, “文革”期间是典型的政策干预模式, 这一时期采取有利于广大工农子弟的政治性选择标准, 社会阶层背景的影响被大大削弱。废除绩效主义的选拔原则后, 文化再生产模式中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机制无从发挥作用。同时, “文革”期间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受教育费用的低廉, 这些都有效地阻止了家庭资源向子女教育机会的转化。所以, 作为历史比较的基础: 在“文革”期间, 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教育机会差异较小, 总体教育不平等程度低。

(二) 改革初期(1977 —1991)

1977 年恢复高考, 高等教育升学的推荐制度被废除, 代之以全国统一高考成绩为依据而择优录取。这一举措的深远意义在于, 教育筛选的标准从“文革”时期的“政治挂帅”转向了“绩效原则”, 从而整个高等教育制度的性质也从“革命化”转变为“精英化”（注18）。在恢复高考的刺激下, 教育系统重新分化组合。特别是在中等教育阶段恢复和重建了重点学校系统, 升学的标准也转变为以“分数”为中心。在高考的“指挥棒”下, 绩效主义成为整个教育体系的基本准则（注19）。

教育筛选遵循绩效原则是文化再生产模式发挥效用的制度前提。教育体制在“文革”后回归到绩效原则, 这时家庭教育背景的影响日益重要。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和督促, 父母的人力资本、文化资本都能帮助孩子在学校取得好成绩, 进而在升学中获得优势。所以, 在这一时期, 文化再生产模式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凸现, 不同家庭教育背景子女间的教育机会差异增加,教育不平等整体程度随之增加。

研究假设1a : 改革初期, 基于家庭背景的整体教育不平等水平比“文革”期间显著增加;

研究假设1b : 改革初期, 家庭的教育背景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比“文革”期间显著增加。

“文革”中升学标准的政治化, 在客观上有利于处于劣势的普通工农阶层。教育制度的变迁终止了这一带有阶层庇护色彩的政策, 普通工农阶层与优势阶层的差距显现出来。同时, 改革初期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都有大幅度提升, 虽然社会分化已经初显端倪, 但总体上差异不大。而且在这一时期家庭所承担的教育费用仍然十分低廉, “择校”现象也不普遍, 家庭资源转化模式中的各种排斥机制作用有限。改革初期的一些研究发现家庭教育背景的作用要大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注20）。所以, 在这一时期, 虽然导致教育不平等的主导模式是文化再生产模式, 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作用亦有所增强。故有:

研究假设1c : 改革初期,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比“文革”期间有所增加。

(三) 改革深化时期(1992 —2003)

1992 年邓小平南巡, 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自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也意味着新一轮教育体制改革的开始。该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教育产业日益受到市场的冲击和影响: 教育资金从全额财政支付到中央、地方和市场分担; 管理体制从完全由政府“计划”管理, 逐渐通过“给政策”下放部分事权、经营权和收益权; 办学主体逐渐多元化, 民办和合办的教育机构纷纷涌现,而且份额日益增加。

随着权力下放和市场投入比重的增加, 教育机构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权, 进而向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演进。虽然整个教育体制仍然在政府的直接监管之下, 但教育机构经常通过各种形式的博弈, 从国家和市场中获得最大收益。因为教育改革的配套制度和措施尚不完善, 有效的监管制度也未形成, 教育机构的利益最大化过程往往会以牺牲绩效原则为代价。

最明显的变化是家庭教育成本的显著上升。十几年来, 高等教育费用的涨幅远超过同期国民收入和居民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 供养一个大学生对于普通城镇居民已经构成一定的经济负担。在高中阶段, 各种名目的收费大行其道, 教育成本明显上升。同时择校和借读现象盛行,“进门费”甚至高于大学的学费。同时, 教育产业化下新涌现的民办教育和合作办学, 拥有更多的自主招生权, 为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提供了又一个升学选择。在西方, 阶层间教育资源不平等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不同阶层的居住社区间的教育质量的不同。在中国, 随着住房商品化的进程, 社区阶层化也已经明晰可辨。这些都是资源转化模式中排斥机制的表现, 它标志着家庭资源能够比以往更容易而且更有效地转化为子女教育机会。故在市场冲击下的教育, 绩效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被侵蚀, 资源转化模式的机制日益发挥着更大的效用。

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特征是剧烈的社会分化: 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急剧拉大, 各阶层间在社会经济资源方面差异分化明显（注21）, 这使得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教育资源和机会的获得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也暗示着基于阶层背景的教育不平等将因为社会分化的过程而上升。

综上所述, 在这一时期由于市场的冲击和社会的加速分化, 资源转化模式的作用日益凸现。资源转化模式的成功必然会侵蚀绩效主义原则。虽然高考和中考等制度仍然占据教育筛选机制的中心,但对依赖绩效原则的文化再生产模式来说,其效用将有所下降（注22）。所以,这一时期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承模式将是资源转化和文化再生产模式并存,但后者所造成的不平等会减弱。故有:

研究假设2a : 1992 年后, 基于家庭背景的整体教育不平等程度比改革初期有所增加;

研究假设2b : 1992 年后, 家庭教育背景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比改革初期有所下降;

研究假设2c : 1992 年后,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比改革初期显著增加。

三、数据、变量和模型

本文数据依据香港科技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于2003 年10 月合作完成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 本调查采用全国分阶段随机抽样的方式, 访问对象仅限于城镇住户。样本总量为5894 。问卷详细记录了被访者教育经历、父母情况以及相关资料（注23）。

本文关心的是中国城镇居民教育获得的代际影响, 为避免统计模型的偏误, 只保留那些被访者父亲从事非农职业的城镇居民进行分析。对于教育获得, 本文严格定义为正规全日制教育,不但非全日制教育不计入, 而且在职或委培性的全日制教育也排除在外,因为它们更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注24）。对于升学的不同阶段, 本文关注完成义务教育后的高中阶段(包括中专技校) 和大学(含大专) 阶段。满足以上各项要求的有效样本数为,初中升高中阶段3237 ,高中升大学阶段1763 。

本文分析目的在于探查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作用。受美国社会学家梅尔的影响（注25）, 现代教育分层研究已不再使用传统的多元线性回归来评估家庭背景的作用, 而以Logistic 模型代之, 从而避免了由于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所导致的结构偏误。该模型在教育升学研究中被称为转换率模型(Model of Transition Rates) 。其一般表达式为:

具体而言, P_ik是个体i 从教育层级k (如初中) 成功升学到k + 1 (如高中) 的概率。因变量Y_ik是P_ik的Logit 转换的结果, 即其概率比(odds) 的对数。自变量为X_i 到X_j , 其系数分别是β_i到β_j , β_ok为常数项。本文模型选择(Model Specification) 的方法为向后选择法, 以获得较大的统计检验力。具体的做法是, 以全模型( Full-Model) 为基准(Baseline) 模型, 逐步剔除无效用的变项, 目的是在最大限度保留全模型解释力的基础上, 找到一个最精简的模型。

模型的因变量为初中到高中和高中到大学两次教育升学转换。升学年代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分别是1966 年前、1966 —1976 、1977 —1991 和1992 —2003 年。

模型分析最关心的自变量是家庭教育背景和社会经济地位两项。按传统的测量方式, 家庭教育背景以父亲在子女18 岁时的教育水平为指标, 具体分成四类: 小学或以下、初中、高中(包括中专技校) 、大学(包括大专) 。小学或以下组为参照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用18 岁时父亲阶层归属来测量, 分为四个阶层: 管理阶层(包括单位负责人和单位主要管理人员, 如车间主任、办公室主任等) 、专业技术阶层、一般非体力阶层, 以及体力劳动阶层(包括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一般从业人员) 。体力劳动阶层为参照组。分析的控制变量包括被访者性别和升学时的户口等级, 以及18 岁时父亲的工作单位类型、工作单位级别和党员身份。

全模型包括上述七个自变量以及它们分别与入学年代和教育阶段转换的二阶和三阶交互效应。因为自变量多为类别变量, 以虚构变量形式进入模型, 模型实际上共耗费119 个自由度。全模型拟合后, 比零模型(null model , 只包括常数项) 多获得1432.6 个卡方点的解释力。以全模型为基准, 逐步对各高阶交互项进行诊断, 对于不显著的高阶交互项予以剔除; 对于交互项中的各类别, 无差异的进行有效合并, 或根据情况实施线性化处理（注26）, 最后只保留统计显著的交互项, 并基于此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家庭背景变量效用的变迁。经过17 次模型精简, 获得最后模型的卡方值为1414.5 , 消耗89 个自由度。与全模型相比节约了30 个自由度, 只减少了18 个卡方值。两模型比较的结果, 代表两模型相似性的P 值高达0.956 , 说明最后模型在充分保留全模型解释力的基础上, 又大幅度节约了自由度, 是已有模型中的最佳模型。

四、统计结果及发现

在统计模型中, 所有历史时期和升学层次效应被转化成高阶交互效应, 这不便于对统计结果有直观的理解。所以在报告研究结果中, 将模型估算结果转化为概率的形式（注27）。

表3 是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 家庭教育背景和阶层归属分别对子女升学机会的影响状况。表3 分两个部分, 上半部分报告的是在四个历史时期不同家庭教育背景的升学概率, 下半部分是分阶层的概率。表左右两边分别是升高中和升大学两个升学阶段的状况。

表3 对每个家庭背景变量的类别均给出了升学概率, 如第一列第一个数字0.323 是指在“文革”前父亲为“小学或以下”教育程度的子女, 从初中升学到高中阶段的模型预测概率为32.3 %; 同理, 其高中升大学的概率为6.3 %。为了直观比较各组间差异, 表中括号内给出不同家庭背景间的相对概率比; 均以“小学或以下”和“一般体力阶层”为参照组, 如家庭教育背景为“初中”与“小学或以下”之间的概率比为1.114 (0.360/ 0.323) 。概率比表示两组间升学概率上的差异, 当概率比为1 的时候, 说明两者无差异。概率比越大于(或小于) 1 , 说明该家庭背景与参照组之间升学概率的差异越大。需要强调的是, 所有结果均已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效用,例如讨论阶层间差异时, 假设家庭教育背景相同的条件下, 两阶层子女升学概率的差异情况。

本文以“不平等指数”来代表教育的整体不平等程度, 它是教育分层研究中常用的组间优比(odds ratio) 的和。该指标越大, 说明其导致的相对不平等程度越大, 反之则不平等程度越小。具体计算方法为, 以“小学或以下”和“一般体力阶层”为参照组, 计算各组对参照组的优比, 然后累加而成。即∑(P_i/(1-P_i))/(P₁/(1-P₁)) 。其中, P_i 为各组概率值, P₁ 为参照组的概率值。据此分别计算出基于家庭教育背景和基于家庭阶层归属而产生的不平等程度。

(一) 改革初期的教育不平等

在恢复高考之后, 基于家庭教育背景的不平等显著上升。这在大学升学中尤为明显。改革初期的大学阶段升学的不平等��数比“文革”时竟上升了1.3 倍(8.250/ 3.543) , 高中部分也有明显上升。教育不平等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文化程度较高(初中及以上) 的子女, 与低文化程度家庭(小学及以下) 的子女在教育机会上的差距明显扩大。比如, 在“文革”期间, 父亲为初中教育的子女升高中的机会是那些父亲为小学程度的1.107 倍, 而到改革初期, 这一概率比上升到1.519 ; 在升大学部分,“文革”时这一概率比为1.178 , 改革后上升到1.519 。最突出的变化发生在大学教育背景家庭, 在“文革”时期其子女升大学的概率比是1.996 , “文革”后上升到4.529 , 增加了一倍多。简言之, 采用绩效原则整体上使出身于高教育家庭子女相对的教育机会迅速增加, 这一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1a 和1b 。

家庭背景中阶层归属的影响在“文革”时是最低的, 这符合长期以来对中国分层状况变迁的观察。恢复高考后, 各阶层相对体力劳动家庭的优势有所扩大。在升学的两个阶段, 不平等指数分别上升了1.758 和1.115 , 变化的幅度不像教育背景的影响那么具有戏剧性, 且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专业技术阶层相对教育机会的显著增加。在“文革”期间, 专业技术家庭的子女的升学概率都还略低于体力劳动家庭, “文革”后情况完全逆转过来, 两个阶段升学概率分别是后者的1.567 和1.857 倍。虽然在这一时期管理阶层的相对优势也略有上升, 但代际不平等传递的主导模式是文化再生产（注28）, 研究假设1a 和1c 得到支持。

(二) 1992 年后的教育不平等

1992 年后, 在城镇地区, 高中阶段教育(包括中专、技校和职校) 迅速普及, 完成高中阶段后再就业已经成为城市青年的普遍选择。在这一背景下, 虽然教育机会的分层模式未变, 但家庭背景的作用有所下降, 家庭教育和阶层背景的不平等指数值分别是前一时期的61 %和95 %。这说明, 代际不平等传递的战场正日益转向高等教育阶段。

就大学入学而言, 基于父辈教育程度差异的教育不平等下降, 不平等指数是改革初期的73 %。从相对概率比的变化可以看到, 虽然低教育背景的子女仍然处于劣势, 但比前一阶段来说差距缩小了很多。如大学背景家庭的绝对入学概率从改革初期的13.9 %增加到39.4 % , 但其对小学家庭背景的优势(概率比) 从4.545 倍下降到2.179 倍。尽管相对的优势仍然十分明显,但的确是被削弱了。这符合研究假设2b 的预期。

在这一时期, 高等教育制度的变迁对各阶层影响各异。总体不平等指数从1992 年前的3.9上升到5.2 , 似乎表明基于家庭阶层的不平等水平明显上升了。但仔细分析各阶层相对优势的变化状况, 可以发现管理阶层相对优势的戏剧性增加是其根本原因。管理阶层在改革初并不比体力阶层有优势, 相反其入学概率在各个阶层中是最低的。1992 年后, 其入学率跳升至28.2 %,仅次于专业技术阶层, 对体力阶层的相对优势上升了一倍多。对于专业技术和一般非体力阶层而言, 他们的概率比略有下降, 总体格局是阶层优势维持及继续（注29）。管理阶层的优势上升和其他非体力阶层的优势维持和继续, 造成了高等教育整体不平等上升。资源转化模式在管理阶层身上得到充分表现。研究假设2c 预测, 各阶层对体力阶层的优势都应该上升, 但这只在管理阶层身上得到了充分表现。因此研究假设2c 只得到了部分支持, 这将在结论部分再作讨论。

总体而言, 这一时期高等教育不平等的特征是基于家庭教育背景的不平等仍然显著但下降明显, 阶层间的不平等得到维持, 但管理阶层子女的教育机会迅速增加, 故很难直接判断整体不平等程度是上升或下降, 研究假设2a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证明。但该阶段文化再生产与资源转化两模式并存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五、结论与讨论

在现代社会, 教育对于社会流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社会流动的自致性因素, 也是实现社会继承的手段。本文通过对教育分层机制的概括和分析, 说明教育不平等的程度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具体的制度设计。将制度分析引入教育获得的研究, 帮助我们更现实而具体地把握教育分层的逻辑和过程。

资料分析的结果表明, 在“文革”时期, 社会整体上差异小, “政治挂帅”的教育政策客观上使教育机会平均化, 极大削弱了阶层的再生产之链, 不过是以牺牲机会公平的绩效法则为代价。“文革”后, 出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教育体制恢复了以“高考”为标志的绩效原则, 使家庭教育背景成为这一时期教育不平等的决定因素, 代际继承的特征是文化再生产模式, 教育不平等程度因此而扩大。1992 年以后, 中国社会分化加剧, 阶层间社会经济差异扩大, 家庭阶层背景的效用显现, 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中管理阶层优势迅速增长, 以及家庭教育背景的作用机制被侵蚀, 这意味着不平等的模式逐渐向资源转化模式与文化再生产模式并存转变。

本文试图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探讨制度变化对教育获得模式的影响。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变化的不只是制度, 其他影响教育获得模式的因素也可能发生了变化。教育的扩张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教育社会学理论指出, 教育规模的简单扩张, 并不能降低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不平等。因为新增的教育机会并非劣势阶层子弟所能独享, 所有适龄学生都在竞争这一新增机会。如果教育机会的分配机制没有改变, 那么教育机会在不同家庭背景间的比例分配关系就不会改变。结果是, 虽然教育扩张能使劣势阶层子弟教育机会的绝对量有所增加,但相对机会的劣势不会改变, 教育不平等水平不会降低, 这被称为不平等的最大化保持理论（注30）。这一理论认为, 教育机会扩张会产生平等化效果, 但这个效果要到达某个临界点之后才发生:只有当优势阶层的入学率饱和后, 家庭背景的影响才会降低。所以在教育扩张下, 教育不平等的削弱, 会逐渐从初等教育开始, 并逐渐延伸到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在中国城镇地区, 小学和初中教育在“文革”时就已普及, 所以家庭背景在这两个教育阶段的影响近乎消失。本文发现, 1992 年后在初中升高中阶段的不平等也出现下降的趋势, 这很可能是教育扩张的结果。

但在高等教育的入学上, 大学扩招是否能降低不平等呢? 首先, 即使当今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也没有到达那个临界点, 它们的不平等没有因为高等教育扩张而出现明显减少的趋势（注31）。所以我们不能期望中国目前的大学扩招能显著降低整体不平等水平。其次, 本文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 1992 年后, 家庭教育背景的影响明显下降, 从理论逻辑上这可能是其作用机制被资源转化逻辑侵蚀的结果, 但因为难以在统计上直接控制教育扩张的作用, 所以不能排除这也可能是教育扩张的后果。再次, 1992 年后的大学入学, 阶层背景间不平等的基调是维持和继续, 同时管理阶层的优势显著增加。这不但符合而且超过了最大化保持理论的预期。因为按照该理论,管理阶层的优势应该也只是保持而已。所以这显然是资源转化机制的结果。最后,如果家庭教育背景作用的下降真的是教育扩张的效应,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新课题。它直接挑战最大化保持理论,暗示教育扩张对不同性质的家庭背景因素作用是不同的:教育扩张能有效地降低家庭教育背景的作用,而对家庭阶层背景的平等化作用有限。不过,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值得强调的是, 中国近几年高等教育的扩张, 同时伴随着受教育费用的迅速上升, 这意味着教育机会的分配机制向不利于劣势阶层家庭的方向演进。在现阶段配套政策和措施还不完备的情况下, 扩招减低教育不平等的作用不但有限, 相反农村和城市贫民阶层子弟的教育机会有进一步受挫的可能。这已经得到其他实证研究的支持（注32）。

本文的一个重要发现是, 管理阶层子女的大学升学优势在1992 年后迅速上升, 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 1992 年后的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原来在再分配体制下得益的管理阶层, 继续在市场体制中得到利益（注33）。社会分化的结果是该阶层不但拥有权力和更多的社会网络资本, 而且他们在经济收入上也逐渐与其他阶层拉开差距。第二, 市场化的发展使管理阶层的构成发生变化。体制外的企业经理、私营业主在管理阶层中的比例日增。他们在经济上的优势可能比体制内干部更大。资源拥有相对优势的拉大, 使得管理阶层成为资源转化竞争中的赢家。而专业技术和一般非体力阶层在经济优势上没有管理阶层那么突出, 在权力和网络资源拥有上更是相差甚远, 这可能是他们为什么在资源转化过程中没能进一步扩大升学优势的原因。

这一发现表明, 在代际教育不平等的模式上, 管理阶层正逐渐将其在市场化过程中获得的资源优势逐步转化成下一代的教育机会。如果这一进程得以顺利延续和扩展, 那么可以预期,代际继承将进一步向资源转化模式转变, 将来社会分层结构因此将日益依据家庭的阶层归属并固定化, 普通社会成员通向精英地位的社会流动之路也会日益艰难。显然, 对教育体制进行更深入的改革和适当的政策干预已经刻不容缓。

上个世纪风行一时的现代化理论乐观地断言, 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绩效主义将逐渐在代际流动中占据核心的地位。本文的代际不平等传递模式分析说明, 绩效原则的实现深刻地依赖于具体的制度设计并受到当时的社会状况影响。现代化理论所预测的趋势并不会理所当然地出现。事实上, 1992 年后资源转化模式的强化已经提醒我们不能盲目乐观, 而应密切关注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及其后果。

本文分析了教育不平等传承模式的变迁及原因, 但对制度的分析局限于教育制度本身, 研究对象也未能包含农村地区, 未来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讨论社会制度结构的作用和机制, 如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对教育机会的影响。而且教育的获得不仅要考虑教育层级(高中或大学) , 还要深入研讨教育的质量(是重点还是非重点, 是大专还是本科, 是名校还是普通学校) 。因为家庭背景的差异有可能更体现在这些方面（注34）。本研究也未能触及出国学习热这一新现象, 相信它已经成为资源转化的又一重要途径, 尤其表现在低龄留学生身上。另外, 研究代际的流动或继承模式, 教育获得只是其中的第一个环节。完成教育后能取得什么样的职业, 又如何获得职位升迁, 这其中的代际影响模式如何, 有待于更深入详尽的考察和分析。

注释：

* 　感谢我的导师边燕杰教授提供了200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资料。本人从边教授的精心指导中受益匪浅。另外, 本文的一些观点直接得益于与刘精明教授的多次讨论, 李路路教授对初稿的评阅对本文帮助甚大。感谢匿名评审人的宝贵意见和指正。当然, 所有文责应由作者承担。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由国家教委“211 工程”和香港特区政府大学研究资助局“重点研究项目” (CA03/ 04. HSS01) 资助,特此致谢。

注1：　Peter Blau , and O. D. Duncan ,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 Wiley , 1967.

注2：D. J . Treiman ,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E. O. Laumann ( ed. ) , Social Stratification : Research and Theory for the 1970s . Indianapolis : Bobbs-Merrill , 1970 , pp. 207 —234.

注3：William H. Sewell , and Robert M. Hauser , A Review of the Wisconsin Longitudinal Study of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Aspirations and Achievements 1963 —1992. CD E Working Paper , no. 92 —01(1993) .

注4：Pierre Bourdieu , The School as a Conservative Force : Scholastic and Cultural Inequalities. In J .Eggleston (ed. ) ,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 London : Methuen , 1974.

注5：Alice Sullivan ,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S ociology. vol. 35 , no. 4 ( 2001) pp. 893 —912. Nan Dirk De Graaf , Paul M. De Graaf , and Gerbert Kraaykamp , Paren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Netherland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 vol. 73 , no. 2 (Apr. 2000) , pp.92 —111.

注6：James A. Coleman , Social Capital and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4 (1988 Supplement) , S95 —S120.

注7：Donald J . Treiman , and Kambor Yip ,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in 21 Countries. In Melvin L. Kohn (ed. ) , Cross－National Research in Sociology , Beverly Hills , Calif . : Sage , 1989 , pp.373 —394.

注8：Ralph Turner , Sponsored and Contest Mobility and the School 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5 , no. 6 (Dec. 1960) , pp. 855 —867.

注9：Peter Cookson , and C. Persell , Preparing for Power : Americaps Elite Boarding Schools .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85 , pp. 13 —30.

注10：Richard Breen , and John H. Goldthorpe , Explaining Educational Differentials : Towards a Formal Rational Action Theory. Rationality and Societ y , vol. 9 , no. 3 (Aug. 1997) , pp. 275 —305.

注11：Zhong Deng , and Donald J . Treiman ,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eoplep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vol. 103 , no. 2 ( Sep.1997) , pp . 391 —428. William L . Parish ,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J . Wat son ( ed. ) , Class and Social Strati 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4.

注12：Xueguang Zhou , 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4.

注13：刘精明:《国家、社会阶层和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注14：Kai-yuen Tsui , Economic Reform and Attainment in Basic Educatio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 y , no.149 (Mar. 1997) , pp. 104 —127.

注15：因为当时独特的社会状况, 升学未必是惟一的最佳出路, 干部子女拥有更多参军或招工的机会, 所以该阶层升学情况有所分化(见刘精明《教育与社会分层———“文化大革命”事件对入学、升学模式的影响》, 载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编《中国社会分层》,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 第358 —390页) 。Xueguang Zhou , and Liren Hou ,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p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vol. 64 , no. 1 (Feb. 1999) , pp. 12 —36 。

注16：李强:《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社会学研究》1997 年第4 期。

注17：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所占比例并不大。据有关研究,“文革”期间入学的孩子, 其家庭背景为政治上最被歧视的“黑五类”家庭的仅占117 % , 成分一般的为12 % (中农、小业主和知识分子) , 工农子弟占7419 % , 出身于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家庭是819 %。见Xueguang Zhou , Phyllis Moen , and Nancy Brandon Tuma ,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Urban China : 1949 —1994. Sociology of Education , vol. 71 ,no. 3 (Jul. 1998) , pp. 199 —222 。

注18：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 —2001) 》,《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3 期。

注19：Shirk Susan ,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 Stratification and Meritocracy in the 1980ps. In Norton Ginsburg (ed. ) , China: The 1980ps Era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4.

注20：Nan Lin , and Yanjie Bian , Getting Ahead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vol. 97 , no.3 (Nov. 1991) , pp . 657 —688.

注21：Yanjie Bian ,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 vol. 28 (2002) , pp. 91 —116 ; 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社会学研究》2000 年第1 期; 孙立平:《断裂》,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注22：其他一些社会过程也削弱着文化再生产的机制, 如1990 年代后, 教育的收入回报增加, 加之新一代多为独生子女, 使得整个社会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普遍提高; 日益普遍的“家教”市场, 也削弱了家长人力资本的效用。

注23：具体抽样方法和调查实施过程见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主办单位网站: http://www.ust.hk/～websosc/survey/survet.htm。

注24：Bobai Li , and Andrew G. Walder , Career Advancement as Party Pat ronage : Sponsored Mobility into the Chinese Administ rative Elite , 1949 —1996. A merican J ournal of S ociology , vol. 106 , no. 5 (Mar.2001) , pp . 1371 —1408.

注25：Robert D. Mare , Social Background and School Continuation Decis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 vol. 75 , no. 370 ( J un. 1980 ) , pp . 295 —305 ;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vol. 46 , no. 1 (Feb. 1981) , pp. 72 —87.

注26：相似的模型选择策略见Theodore P. Gerber ,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Russia :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Face of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Crisi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 vol. 73 , no. 4 (Oct . 2000) , pp. 219 —246 。因为本文仅关注家庭背景中教育和社会经济因素, 为了保持控制变量的最大控制效能, 模型保留它们所有的二阶和三阶交互作用, 即仅对与父亲教育和阶层变量有关的交互效用加以精简。在精简的过程中, 采取十分严格的标准: 不仅每一步的精简与上一步基准模型之间无统计差异, 而且要求所导致的卡方损失即使在1 个自由度条件下也不显著, 即每次模型变动的卡方值均小于3.841 。

注27：限于篇幅, 在此略去模型选择过程的报告和控制变量的估算结果, 需要者可与作者联系。模型估算系数转化为概率的计算公式见J . Scott Long , Reg ression Models for Categorical and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 Thousand Oaks , CA : Sage , 1997. p. 49 。

注28：即使在控制了教育水平的情况下, 我们仍然可以假设专业技术人员比其他阶层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故专业技术家庭的阶层优势亦可以部分地理解为文化再生产模式作用的结果。

注29：笔者曾将1990 年后的大学升学资料加入教育规模扩张变量(历年升学率) 重新估算模型。计算的结果是, 专业技术和一般非体力阶层的优势均随着教育扩张有所提高, 但系数不显著(可能因为样本量不够大) 。所以, 这两个阶层优势维持和继续是一个稳健而保守的结论。

注30：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理论, 见Adrian E. Raftery , and Michael Hout ,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 Expansion , Reform , 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 , 1921 —1975. Sociology of Education , vol. 66 , no. 1 (J an. 1993) , pp . 41 —62 。

注31：H. -P. Blossfeld , and Y. Shavit , Persisting Barriers : Changes in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in Thirteen Countries. In Y. Shavit and H. -P. Blossfeld (eds. ) , Persistent Inequality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irteen Countries . Boulder , CO : Westview Press , 1993 , pp. 1 —23.

注32：刘精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教育》,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第219 —240 页。

注33：边燕杰、张展新:《市场化与收入分配——对1988 年和1995 年城市住户收入调查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5 期。

注34：Richard Breen , and Jan O. Jonsson , Analyzing Educational Careers : A Multinomial Transition Mode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vol. 65 , no. 5 (Oct . 2000) , pp . 754 —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