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构建了一个多重机制的分析框架，对影响中国代际社会流动趋势变迁的多重机制及相互作用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群体中，从1960出生世代到1980出生世代均经历了一个代际社会流动先升后降的过程。就其机制而言，男性代际社会流动初始的提升源于个人的家庭背景对其终职地位的直接影响下降，后期代际流动的下降则主要是教育机会获得不平等和家庭背景的直接影响增强共同所致。女性代际社会流动初始的上升源于家庭背景直接影响的下降和教育机会获得的平等化，而后期代际地位关联度的反弹则主要是因为家庭背景的直接影响增强。

关键词：代际社会流动；社会变迁；多重机制；性别差异

作者简介：石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一、引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更需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的渠道。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避免社会固化、提高社会流动性是一个社会保持活力、行稳致远、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在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中，代际社会流动是最核心的议题。代际社会流动的状况可以反映社会的基本秩序和机会结构以及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模式，因而一直备受关注。

关于代际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代际社会流动的变迁趋势和背后的机制（Featherman et al.，1975；Grusky & Hauser，1984；Erikson & Goldthorpe，1992）。就中国社会而言，学界的研究大体表明，代际社会流动在改革开放后呈现先降后升到再降的波浪式变化（李路路、朱斌，2015；李路路等，2018）。已有研究虽然在变迁趋势上形成了相对一致的结论，但是关于趋势背后的机制问题却呈现浅尝辄止之态。首先，一些研究根据趋势的变化来反推机制的问题，并没有对机制真正的效果加以验证（郭东杰，2020；王通，2020）。其次，一小部分研究尽管着重讨论了代际社会流动变迁的机制问题，但多是单一、孤立机制的分析（李路路、朱斌，2015）。同时，有部分研究试图通过比较不同时期或世代中先赋性因素与自致性因素对个人地位获得的影响效果来解释代际流动的趋势（胡建国等，2019；顾辉，2015），但是这种分析策略不仅没有区分结构流动和机会流动，从而无法解释社会结构开放性的真实变化，而且忽视了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本质上仍然是孤立的、单一机制的分析。然而，现实中的社会变迁包括代际社会流动的变化往往涉及多重机制的作用，单一、孤立的机制解释很难完整地还原变迁本身的复杂性，因此可能导致管窥蠡测的结论，造成解释和认识上的偏差（周雪光、艾云，2010）。

有鉴于此，为了更为清晰、准确、深入地解释代际社会流动的变迁，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多重机制的分析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作用于代际社会流动的机制本身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本文在这一方面借鉴了经典的“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Blau & Duncan，1967），该模型指出个人的家庭背景既可以直接作用于其地位获得，也可以通过一些中介因素发挥间接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教育。由此，影响代际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可归纳为图1所示的三角模型中。与该模型中的四条路径相对应，能够总结出四个机制：教育机会获得机制（路径a），即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成就获得的影响；教育回报机制（路径b），即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对其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家庭背景偏效应机制（路径c），即在排除了教育之外，个人的家庭背景对其社会地位获得的直接影响；构成效应机制（路径d），即教育对出身阶层与终点阶层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例如许多研究发现，在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中，家庭出身对个体地位获得的影响越弱（Hout, 1988），而随着社会中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代际社会流动性也将随之增强。

其次，各个机制之间是联合的而非孤立的。代际社会流动性及其变化取决于多元机制的共同作用，各个机制的影响有可能是相互叠加的，也有可能相互削弱。这意味着即使是相同的趋势，背后多元机制的联合模式也可能是不同的。

再次，各个机制和它们联合的效果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余年中，几乎同时经历了工业化、市场化和教育扩张等重大历史社会变迁，而这些宏观变迁力量均会深刻影响上述四个机制对代际社会流动的作用方向、影响力的相对大小以及它们的综合效果（Blau & Duncan，1967；Treiman，1970；Zhou & Xie，2019）。

最后，各个机制自身与联合的效果及其随各种社会变迁的变化存在社会群体上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方面就是性别。代际社会流动的性别差异在西方社会的研究中一直被忽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相对较低。然而有研究表明，即使在相同的社会变迁背景下，男女两性在教育机会获得、教育回报等方面的变化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别（Bar-Haim et al.，2018），这可能导致代际社会流动的机制模式在男性和女性群体中是不同的。

基于多重机制的分析框架，本文拟探究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市场化和教育扩张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教育机会获得、教育回报、家庭背景偏效应和构成效应四个机制及其联合在不同的性别群体中是如何影响代际社会流动的。

二、文献综述

如前所述，家庭背景偏效应、教育机会获得、教育回报和构成效应四个机制对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有赖于工业化、市场化和教育扩张等宏观的社会变迁，并且在男女群体中存在差异。本文主要围绕这两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评述。

（一）三种社会变迁下各机制效果的变化

1.工业化的影响

工业化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首先原有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被打破，并且产业结构会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型升级，大量劳动力会从农业部门转入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科层组织的膨胀也会极大增加白领和管理岗位。其次，经济技术理性的扩张使绩效原则成为劳动力配置的主导原则。而新兴的第二、三产业部门相比于传统的农业部门更加强调绩效原则。在此背景下，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越来越依赖于受教育程度等自致性因素，而家庭背景对其教育、职业获得的影响则日渐减弱（Treiman，1970：217；Blau & Duncan，1967）。所以，根据工业化理论的逻辑，教育回报机制的效果增强，而教育机会获得机制和家庭背景偏效应机制的效果会减弱。

2.市场化的影响

就市场化的影响而言，市场转型理论指出，市场化的发展会在原有再分配体制外增加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Nee，1989）。除此之外，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扩张的私有部门比国有部门更加强调绩效原则（Wu，2002；Zhao & Zhou，2004）。由此，家庭背景对于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在市场化过程中会逐渐减弱。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私有部门的崛起为管理精英利用政治影响力或社会网络关系来积累财富提供了大量的机会（Rona-Tas，1994；Bian & Logan，1996），而经济资源比其他资源更容易实现代际传递，由此便会加剧社会经济地位的再生产。此外，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使得不同职业和技能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而严峻的收入不平等使得社会上层有更多资源的同时也有更强的动机进行代际传递（Gerber & Hout, 2004；Zhou & Xie，2019）。这种现象在教育领域也存在。教育系统的选拔在市场化原则的影响下变得更具有选择性，使得社会优势阶层更可能利用其所拥有的经济、文化等资源为子代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机会（Zhou & Xie，2019）。已有研究虽然在市场化过程中家庭背景对个人地位获得的影响上存在争议，但是关于教育回报变化的观点则相对一致，即在市场机制下，劳动报酬和职业地位的获得日益与个人的能力密切相关，因此以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的回报会增加（Nee，1989；Walder et al.，2000）。

3.教育扩张的影响

就教育扩张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而言，教育扩张通常被认为可以为更多的人尤其是家庭背景较差者提供接受高水平教育的机会，由此便会削弱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成就的影响。然而，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MI假设）等观点认为，社会上层为了维持自身的地位优势，会利用已有的经济、文化等资源抢占在教育扩张中新增的教育机会，因此教育扩张并不会带来教育机会的平等化（Raftery & Hout，1993；Shavit & Blossfeld，1993）。MMI假设虽然得到了许多经验研究的支持，但其观点却略显绝对。相比之下，有学者基于理性选择的观点提出了理性选择模型，认为一个人是否继续接受教育取决于下一阶段的教育收益率、继续接受教育的成本、选择继续教育但是不成功的风险概率、不继续接受教育的地位下降程度等因素（Breen & Goldthorpe，1997）。尽管这一观点认为社会上层的人更有能力支付较高的教育成本，同时也有更强的地位下降规避动机，因而在更高水平的教育机会获得上更有优势，但是它也暗含了教育扩张能够降低教育成本以及减少教育机会获得失败的风险，那么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就会下降。例如，布林等人发现，欧洲许多国家在20世纪都出现了教育机会获得平等化的现象，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教育成本的下降以及义务教育年限的延长，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孩子由此获得了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Breen et al.，2009）。

在对教育回报的影响上，有研究指出教育扩张会引发学历膨胀，削弱文凭的信号作用，由此导致教育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回报的下降（柯林斯，2018）。

教育扩张还可以通过构成效应机制来影响代际社会流动。有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可能凭借自身的人力资本来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家庭背景的影响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最弱（Hout, 1988）。而教育扩张会提高全社会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并大幅增加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由此便会提升全社会的代际流动性（Breen，2010；Pfeffer & Hertel，2015；Chung & Park，2019）。

综上，在三种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各个机制的变化可以总结为表1。

（二）各机制效果的性别差异

关于四个机制对代际社会流动影响的性别差异，已有研究并没有过多讨论。但是，确实有部分研究分析了个人的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以及教育回报随某种社会变迁所发生的变化在男性和女性群体中的不同。例如，有研究指出，工业化所导致的职业结构变迁使得许多白领职业增多（如护士、办公人员等），而这些白领职业一般需要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这使得女性无论其家庭背景如何都有较强的动机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相比之下，男性即使没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也可以从事蓝领等体力工作。这就导致了教育机会获得在女性群体中会更加平等（Bar-Haim et al.，2018）。同样，有研究认为教育扩张虽然不能缓解男性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但是却可以削弱女性的家庭背景对其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这是因为在教育机会比较有限时，那些比较富裕的家庭对于儿子和女儿的教育投资是没有差别的，但是相对贫困的家庭则会将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机会留给儿子。然而教育扩张之后，较贫困的家庭也会支持女儿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Bar-Haim et al.，2018；Buchmann & Di Prete，2006）。

还有部分学者讨论了男性和女性的教育回报在市场化和教育扩张过程中的差异。例如，有针对中国的研究指出，市场转型后，国家逐渐从对企业的直接管理中退出，劳动者直面激烈的市场竞争。在此背景下，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同工同酬、男女平等等国家政策和体制的保护，在市场竞争中更可能面临雇主的歧视，处于显著不利的地位。有研究发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即使在控制了教育等人力资本差异的情况下，女性在收入水平、职位获得与晋升上仍然处于显著的劣势（贺光烨、吴晓刚，2015；秦广强，2014）。就教育扩张而言，在教育扩张之前，学历较高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会得到优待，但是教育扩张导致高学历者的数量越来越多，由此会使得她们更容易被替代，受到的性别歧视也会变强。正因如此，有研究发现中国高学历群体中的性别收入差异不断扩大（朱斌、徐良玉，2020）。

通过以上综述可以发现，现有文献虽然对各个机制的效果在不同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变化以及在不同性别群体中的差异均有讨论，但是仍然存在以下几点缺陷：首先，上述研究同样多聚焦于某一个机制的效果在社会变迁中的变化对代际社会流动趋势的影响。少数研究虽然考虑了多个机制的作用，但是对多个机制之间的联合效果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其次，多数研究仅讨论各个机制在某一种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变化对于代际社会流动趋势的影响，而很少基于多重社会变迁的背景去考察。这可能是因为西方社会较早实现了工业化，并且不存在市场转型的过程，而教育扩张则是在工业化和市场化都比较成熟的背景下开展的，因此三个过程本身就是相对独立的。最后，一些研究虽然分析了某种社会变迁背景下教育机会获得、教育回报上的性别差异，但是并没有进一步考察机制上的差别如何导致代际社会流动在男性和女性群体中的不同。如前所述，可能是由于西方社会中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较低，因此多数代际社会流动的研究仅聚焦于男性群体。

然而，就中国而言，一方面工业化、市场化和教育扩张的发展虽然也有时间上的先后，但是间隔较短，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交织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性别平等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妇女解放等政治运动使得中国的女性一直有较高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因此，本文将基于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和教育扩张的背景，分性别群体探究教育机会获得、教育回报、家庭背景偏效应和构成效应四个机制的联合对代际社会流动变迁的影响。

三、中国情境下的代际社会流动变迁分析

（一）代际社会流动的模式分析

如前所述，本文聚焦于多重机制的联合对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而不同机制效果的组合代表着不同的代际社会流动模式。出于简化模式的目的，本文选取了代际社会流动的直接与间接路径中最主要的三个机制，即教育机会获得机制、教育回报机制和家庭背景偏效应机制，构建了一个代际社会流动模式的类型框架。根据三个机制效果强度高低的不同组合，理论上可以构建出八种类型，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有几种类型并不常见。例如，教育机会获得的强度低，但是教育回报和家庭背景偏效应的强度均较高的组合等。经过进一步简化，表2中给出了四种主要的代际社会流动模式。

在双路径再生产模式中，个人的家庭背景对其社会地位的影响无论是在直接路径还是以教育为中介的间接路径上都在增强，此时代际再生产的强度较高，代际社会流动所面临的阻力较大。在间接再生产模式中，教育机会获得和教育回报机制的效果较强，而家庭背景偏效应的效果较弱，此时个人的家庭背景主要通过影响其教育间接地影响地位获得。在直接再生产机制下，家庭背景主要通过直接路径影响个人的地位获得，间接路径的影响较弱。在绩效主导模式中，家庭背景对个人的教育以及职业地位的直接影响都减弱，而教育则成了决定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主导因素，这一模式最符合工业化理论的判断。

（二）中国的代际社会流动：变迁模式与群体差异

中国社会中的代际流动模式是怎样变化的？本文主要考察多重机制及其联合如何影响代际社会流动在1960、1970和1980三个出生世代（即出生年份分别为1960—1969年、1970—1979年、1980—1989年的群体）中的变化，并探析其在不同性别群体中的差异。之所以选择这三个世代，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大多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入大学的，另一方面按照30岁之后获得终职地位的标准来计算，这三个世代的终职地位获得时间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正值工业化、市场化和教育扩张快速推进的阶段。具体来说，1960出生世代到1970出生世代对应的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本文将这一时期称为“改革开放迅速发展期”；1980出生世代所对应的时期主要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一时期可称为“改革开放深化期”。

在改革开放迅速发展期，中国的工业化高歌猛进。从1990到2010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百分比从60%骤降至36.7%，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则从21.4%提升至28.7%，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从18.5%提高到34.6%。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放松，中国的农民工数量从约3000万激增至约1.5亿。在市场化方面，这一时期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初步完善期，各方面市场化改革迅速推进，主要表现之一是私有、个体等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迅速崛起，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岗位。从2000—2010年十年间，非国有部门中的就业人数从约60%跃升至近80%。除了这种结构效应之外，相比于第一产业和国有部门，第二、第三产业和私营部门要更加强调“绩效原则”，有利于促进代际社会流动。在此背景下可以推论，家庭背景对个人终职地位获得的直接影响会减弱。

在教育回报上，许多针对中国的研究发现支持了前述工业化理论和市场转型理论的观点，表现为受教育水平的经济回报及其对获得更高职业地位的影响明显提升（李实、丁赛，2003；郭小弦、张顺，2014）。

在教育机会获得方面，许多研究发现绩效主义并没有在教育领域中得到充分的扩散。主要表现为社会优势阶层凭借其所占有的资源，通过文化传递、资源转化等机制，使其子代获得了更高水平、更优质的教育（李煜，2006；郝大海，2007；李春玲，2003），教育机会获得不平等在这一时期并没有下降。但是如前文所言，教育机会获得不平等在男性和女性群体中是不同的。首先，产业结构的转型主要是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女性提供了更多并且更优质的就业机会。一些研究发现，从1990年至2010年间，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白领职业中的女性比例大幅提高，蓝领职业中的女性比例则不断下降（李春玲，2009；李汪洋、谢宇，2015）。而女性向白领职业的扩张也对她们的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可能使得那些家庭背景相对较差的女性更有动机提升自身的受教育水平。其次，1970出生世代大多在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实施后进入初中，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机会增多，义务教育的推行也降低了进入初中教育阶段的失败风险和教育成本。这些变化均有利于缓解家庭背景较差的女性在家庭教育支持决策上的劣势，从而使其获得更高的受教育程度。

在构成效应方面，由于1960出生世代和1970出生世代均没有经历过高等教育扩张，因而构成效应的影响可能较小。

在改革深化期，由工业化和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结构效应逐渐达到一个阈值。例如，私有部门的就业人数增速开始放缓，农民工等流动人口规模甚至开始下降（李路路等，2018）。除此之外，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形成的一些优势群体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也倾向于强化代际再生产（吕鹏、范晓光，2016）。这些变化都可能使得个人的家庭背景对其职业地位获得的直接影响增强。

在教育机会获得方面，1980世代基本上在大学扩招之后进入大学，然而许多研究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扩张并没有促进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平等，社会优势阶层获得了更多、更优质的由大学扩招所带来的新增教育机会（李春玲，2010；杨中超，2016）。但是如前所述，家庭背景相对较差的女性更可能会在教育扩张中受益。确实也有针对中国的研究发现，父亲为初中文化的“次低文化层次”群体以及农村中的女性在高等教育扩张中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机会（张兆曙，陈奇，2013），因而高等教育扩张的平等化效应更可能在女性群体中出现。

在教育回报方面，有研究指出，由于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处于低价值的“异常”的状态，从而导致了高素质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快速发展期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中国的教育扩张并没有导致教育出现明显的贬值（陈晓宇等,2003；岳昌君，2004；Hu,2013）。然而，如前所述，有一些研究揭示，中国的市场转型和高等教育扩张的发展有可能导致女性教育的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回报下降（贺光烨、吴晓刚，2015；朱斌，徐良玉，2020）。例如有研究指出，虽然改革初期工业化、现代化的迅速发展给女性提供了更丰富的就业机会，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一方面，从宏观上看，原有国家政策对女性就业权益的直接保护大幅减弱，此外企业社会责任的剥离使得子女养育的责任完全回归家庭，也导致女性面临更强的工作家庭冲突，使得她们在职业地位获得上愈发处于劣势。尤其在2010年后，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使得女性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杨菊华，2020）。另一方面，从微观上看，女性劳动者自身在就业决策上也更加理性化。随着改革开放后收入水平的提高，那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女性会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吴愈晓，2010）。此外，女性在白领职业尤其是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中的比例扩张也趋于停滞（李春玲，2009）。除了市场转型外，教育扩张也同样不利于女性的职业获得。有研究指出，虽然高等教育扩张提高了女性的高等教育获得率，但是却降低了其高等教育的职业地位回报，导致高等教育扩张对女性代际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小于男性（吕姝仪、赵忠，2015）。还有学者认为，随着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逐渐饱和，劳动力市场能够吸纳女大学生的数量愈发有限（岳昌君，2010），有些单位甚至出于保持员工性别比例平衡等原因采取“男性保护政策”（李春玲，2016），从而使得女性教育的职业回报不断受损。

在构成效应上，尽管高等教育扩张大幅提高了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但是有针对中国的研究发现，构成效应在中国社会中并不明显（杨中超，2016）。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各个机制在不同出生世代中的变化、对应的代际社会流动模式以及在男性和女性群体中的差异总结为表3中的内容。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1：从1960出生世代到1970出生世代，男性群体中的教育机会获得机制和教育回报机制的效果增强，家庭背景偏效应机制的效果减弱，构成效应机制的效果不明显。代际社会流动的模式偏向于间接再生产模式。

假设1.2：从1970出生世代到1980出生世代，男性群体中的教育机会获得机制、教育回报机制和家庭背景偏效应机制的作用效果均增强，构成效应机制的效果不明显。代际社会流动的模式偏向于双路径再生产模式。

假设2.1：从1960出生世代到1970出生世代，女性群体中教育机会获得机制的作用效果减弱，教育回报机制的效果增强，家庭背景偏效应的效果减弱，构成效应机制的效果不明显。代际社会流动的模式偏向于绩效主导模式。

假设2.2：从1970出生世代到1980出生世代，女性群体中教育机会获得机制和教育回报机制的作用效果减弱，家庭背景偏效应的效果增强，构成效应机制的效果不明显。代际社会流动的模式偏向于直接再生产模式。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由于本文的研究问题和分析方法需要较大的样本量，因而将CGSS在2010年后到最新的2018年之间的所有数据合并。如前所说，本文采用出生世代进行分析，将样本限定为1960年后出生的人，并且为了保证被访者的职业是其最终的职业，将样本年龄设置为30岁至60岁。经过数据清理后，本文的初始样本量为26460，其中男性的样本量为12602，女性的样本量为13858。

（二）变量

本文的主要变量包括：职业地位。参照戈德索普等人提出的EGP阶层分类框架以及中国代际社会流动研究的惯例（李路路、朱斌，2015；李路路等，2018），本文将调查时点被访者的职业和14岁时父代的职业区分为五类，包括：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一般非体力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学及以上四个等级。出生世代则根据被访者的出生年份划分出三个世代：1960—1969世代、1970—1979世代和1980—1987世代。他们基本上都在改革开放后进入大学，其中1970—1979世代大多在九年义务教育实施后进入初中，1980—1987世代大多在大学扩招政策出台后进入大学。详细的变量描述信息如表4所示。

（三）分析策略

本文的模型分析过程可以分为两大部分。首先，由于各个出生世代中父代和子代的职业在边际分布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本文采用对数线性模型来分析所构建的方形表数据。这些方形表具体包括：由家庭背景即父代职业地位（O）、子代终职地位（D）和出生世代（C）构成的ODC三维表；由家庭背景、个人的受教育程度（E）和出生世代构成的OEC三维表；由子代受教育程度、终职地位和出生世代构成的EDC三维表。在分析每一个方形表时，本文主要使用两个模型。一是同质模型（constant model），它假定三维表中两个主要维度的关联强度在第三个维度上是不变的。二是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log-multiplicative model），它假定三维表中两个主要维度的关联模式是不变的，但是关联强度随第三个维度的变化而变化。通过比较这两个模型的效果，便可以检验个人家庭背景与其终职地位的关联、与其受教育程度的关联，以及个人受教育程度与终职地位的关联是否会在不同的世代中发生变化。

在第二部分中，本文聚焦于各机制效果的分解，考察个人的家庭背景与其终职地位之间的关联强度在各个世代中的变化分别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上述教育机会获得机制、教育回报机制、家庭背景偏效应机制、构成效应机制所导致的。本文使用布林提出的反事实分析法（Breen, 2010），将家庭背景、个人受教育程度、终职地位和出生世代的联合概率写成如下形式：

P(D，O，E，C)="P(D|O，E，C)·P(E|O，C)·P(O，C) (1)

根据公式（1），反事实趋势的分析可以通过检验两个条件概率，即P(D| O，E，C)和P(E|O，C)实现。为此，首先需要估计两个对数线性模型，一个是针对四维的OEDC方形表，一个是针对三维的OEC方形表，具体如公式（2）和公式（3）所示：

在公式（2）中，fijkl表示当个人的家庭背景为i，受教育程度为j，出生世代为l，终职地位为k时的期望频数。当进行反事实分析时，就可以将某一个机制的因素保留，而把其他机制的因素移除。举例来说，如果要单独估计构成效应机制的影响，就可以假定家庭背景对终职地位的影响（OD）、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OE）和受教育程度与终职地位之间的关联（ED）不随出生世代的变化而改变。于是，公式（2）和（3）就可以重新写成：

根据公式（4）和公式（5）以及OC的边际，就可以根据一个反事实的OEDC四维方形表获得预测的频数。然后，将四维方形表以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为轴，坍缩成一个由家庭背景、个人终职地位和出生世代构成的ODC三维反事实方形表。最后，就可以根据构建出的三维反事实方形表，运用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来估计个人的家庭背景与其终职地位之间的关联强度在不同出生世代中的变化。以此类推，可以得出其他机制下的反事实结果。

五、研究结果

根据上述研究设计，本文分别在男性和女性群体中，首先展示父代的职业地位与终职地位的关联（OD）、与受教育程度的关联（OE），以及受教育程度与终职地位之间的关联（ED）在不同世代中的变化。然后具体分析四种机制及联合如何导致了代际社会流动在不同世代之间的变迁。

（一）男性的代际社会流动

在三种关联强度的趋势变化上，主要使用同质模型和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来进行分析，男性群体中各模型的效果如表5所示。

就个人家庭背景与终职地位的关联而言，在BIC标准上，同质模型比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的拟合效果稍好，但是从G2卡方检验的结果来看，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更可取，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家庭背景与受教育程度关联的变化中。就受教育程度与终职地位的关联而言，同质模型的拟合效果优于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图2分别展示了表5中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的结果。

由图2可知，就男性群体而言，父代职业地位与子代职业地位之间的关联程度从1960世代到1970世代之间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到了1980世代又急剧回升。从系数差异检验的结果来看，前两个出生世代间的差异变化并不显著，而第三个出生世代与前两个世代之间的差异变化均达到显著水平。在教育机会获得上，个人的家庭背景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联在前两个世代中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到了第三个世代则显著增强。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与终职地位之间的关联在三个世代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男性群体中家庭背景与终职地位的关联在各个世代之间的变化是如何由四个机制所导致的？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本文得到了表6和图3中的结果。在分析过程中，逐步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构成效应机制、教育机会获得机制和教育回报机制，然后观察每次添加后的反事实趋势与观测趋势的贴近程度，由此便可以判断各机制的影响大小及其联合效果。在上述三个机制全部添加后，观测趋势与反事实趋势之间的剩余距离即为家庭背景偏效应的影响效果。

根据表6和图3中的结果，从1960世代到1970世代，父子之间地位关联强度的变化虽然不显著，但是趋势上出现下降，代际社会流动性有所提高。然而在基准模型上依次加入构成效应机制、教育机会获得机制和教育回报机制的影响后，代际关联度反而有小幅度上升。这说明这一时期代际社会流动性的提升是源于个人家庭背景对终职地位的直接影响下降，偏向于间接再生产模式。从1970世代至1980世代，职业地位的代际关联度急剧反弹，代际社会流动性大幅下降。通过机制分解可知，加入教育机会获得机制后，父子之间的地位关联明显提高，这说明这一时期教育机会获得不平等的加剧降低了代际社会流动性。教育回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教育机会获得机制所导致的代际社会流动性的下降，但是作用十分微小。构成机制也小幅促进了代际社会流动。在添加这三个机制后，观测趋势仍然高于反事实趋势，说明家庭背景的直接影响在这一时期大幅增强，进一步强化了父子之间的地位关联。

从各世代的差异检验结果来看，加入教育机会获得机制后，1980世代与1960世代之间的差异显著。这意味着1980世代和1960世代相比，代际流动性下降的原因主要是教育机会获得不平等的增强。在加入教育回报机制后，1980世代与1960世代之间的差异不显著，然而表5显示观测趋势在两个世代间的变化是显著的，这说明相比于1960世代，1980世代代际社会流动性的显著下降也同时源于家庭背景直接影响的提高。1980与1970世代之间的差异在加入教育机会获得、教育回报机制后不显著，意味着这两个世代之间代际流动性显著降低主要是因为在1970世代中家庭背景对个人地位获得的直接影响下降，而在1980世代中除了教育机会获得不平等增强外，家庭背景直接影响的大幅提升导致代际社会流动性明显下降。因此，对于1980出生世代，代际社会流动模式偏向于双路径再生产模式。

（二）女性的代际社会流动

如前所说，在工业化、市场化和教育扩张的背景下，男女两性在教育机会获得和教育回报上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可能具有不同的代际社会流动模式变化。表7展示了女性群体中父子两代职业地位的关联强度、父代职业地位与子代受教育程度的关联强度和个人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地位的关联强度在不同世代变化情况的模型拟合结果。根据G2差异检验可知，在OD和OE的关联上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更加可取，而ED关联的变化则不显著。图4分别展示了表7中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的结果。

女性群体中家庭背景与职业地位之间的关联强度变化与男性群体中大致相同，从1960世代到1970世代显著下降，而在1980世代显著回升。家庭背景与受教育程度的关联从1960世代到1970世代显著下降，而在1970世代到1980世代之间没有明显变化。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地位的关联度在1960世代到1970世代之间上升，而到了1980世代则出现了下降，但是差异不显著。

女性群体中四个机制的作用效果如表8和图5所示。家庭背景与个人受教育程度的关联在前两个世代中的下降提高了代际社会流动性，而个人受教育程度的地位回报提高则在很小的幅度上增强了代际地位关联度，但是差异变化均不显著。这说明这一时期观测趋势所显示的代际社会流动性显著提升虽然得益于教育机会获得的平等化，但更主要是源于家庭背景对个人终职地位的直接影响下降，在代际社会流动模式上类似于绩效主导模式。与男性样本中对应时期的差异变化不显著相比，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工业化对女性代际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的观点。到了1980世代，教育机会获得的平等化继续提高了代际社会流动性，而女性的教育回报在这一时期的下降也使得该机制在很小的幅度上进一步弱化了代际地位关联强度，但是差异变化并不显著。然而，观测趋势中这一时期女性总体的代际关联强度却是在显著提升的，这说明家庭背景偏效应在1970世代和1980世代之间的变化独立地提高了代际地位关联度，主要表现为家庭背景的直接影响下降促进了1970世代的代际流动，而在1980世代中这种促进作用明显减弱，这表明这一世代中家庭背景的直接影响相比于之前的世代有所回升，在代际社会流动模式上偏向于直接再生产模式。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一个多重机制的分析框架，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市场化和教育扩张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分不同的性别群体探究了教育机会获得、教育回报、家庭背景偏效应、构成效应四个机制如何影响了代际社会流动在1960、1970和1980三个出生世代中的变化。

1960出生世代至1970出生世代的终职地位获得时期正值改革开放迅速发展期，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迅猛发展带来了显著的结构效应和机会效应。虽然在教育领域绩效原则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扩散，但是在教育机会获得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1980世代的终职地位获得期为改革开放深化期，这一时期中工业化和市场化所带来的结构效应逐渐达到一个阈值，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优势群体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试图强化代际再生产。而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扩张对教育机会获得和教育回报的影响也同样因性别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上述工业化、市场化和教育扩张在三个出生世代终职地位获得期的变化，使得中国社会中代际社会流动变迁背后的各个机制及它们的联合效果纷繁复杂。

具体而言，在男性群体中，从1960出生世代到1970出生世代，父代与子代之间的地位关联度下降，代际社会流动性有所提升，但是变化并不显著。通过机制分析可知，虽然教育机会获得不平等在这一时期有小幅度的提升，但是个人的家庭背景即父代的职业地位对终职地位的直接影响下降，从而导致了总体的代际社会流动趋于提升和开放。从1970出生世代到1980出生世代，代际地位关联度迅速回升，代际社会流动性显著下降。从机制上来看，一方面，在这一时期中家庭背景对与个人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大幅提高，也即教育机会获得不平等增强。鉴于1980世代基本上是在大学扩招政策出台后进入大学的，这表明高等教育扩张并没有促进男性群体中教育机会获得的平等。相反，在市场转型的背景下，那些家庭背景优渥的男性获得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支持了MMI假设。除此之外，个人家庭背景对其终职地位的直接影响大幅回升，导致代际社会流动性进一步降低。这一时期的代际流动还有一个特点是构成效应小幅弱化了代际地位关联度，这体现了高等教育扩张对代际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

从代际社会流动模式的变化上来看，男性群体从1960出生世代到1980出生世代，经历了由偏向于间接再生产到双路径再生产的转变。

就女性群体而言，从1960世代到1970世代，父代与子代职业地位的关联度显著下降，这同样是源于家庭背景对个体终职地位的直接影响下降。但与男性不同的是，女性群体中的教育机会获得趋于平等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代际社会流动性。这一现象可能是因为1970世代经历了九年义务教育，教育成本和进入下一阶段教育失败风险的下降使得那些原来在教育机会获得上处于劣势的、家庭背景相对较差的女性获得了更多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此外，改革开放初期女性向白领职业的扩张对她们的受教育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即使家庭背景较差的女性也有更强的动机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女性群体中的教育机会获得不平等。

从1970出生世代到1980出生世代，女性群体中教育机会获得的平等化继续提升了代际社会流动。但是，这一时期有两点变化值得关注，其一是女性的教育回报出现了下降，在小幅度上削弱了代际地位关联度。这可能是由于市场转型和高等教育扩张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愈发处于不利的地位。其二与男性群体相同，女性的家庭背景对终职地位的直接影响相比于前两个世代有所提升，这是导致这一时期代际地位关联度增强、代际社会流动性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从代际社会流动的模式上看，女性群体从1960出生世代到1980出生世代经历了由偏向于绩效主导模式向直接再生产模式的转变。

综上，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代际社会流动的机制是多重的，各机制之间不同效果的联合决定了不同的代际社会流动模式。尤其在中国社会中，几乎同步的工业化、市场化和教育扩张三大社会变迁力量，使得各机制本身及其联合的效果异常纷繁，并且存在性别群体上的差异。因此，对于中国代际社会流动变迁的解释，更宜采取一种多重机制分析的框架，而单一的、孤立的机制分析则会忽视上述复杂性，从而可能得出过于简单、片面的结论。

最后，在1980出生世代，中国的代际社会流动性出现了下降，尤其是家庭背景对个人地位获得的直接影响大幅提高，这无疑是对绩效主义原则的破坏，是值得警惕的。而党和政府在新时期提出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渠道，可以说是正逢其时。通过比较男性和女性的代际社会流动可以发现，女性群体中的代际社会流动尽管因为家庭背景直接影响的回升在近期有所下降，但是就其流动性水平而言仍然要高于男性，这要归功于教育机会获得的平等化。因此，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为家庭背景较差的学生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在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继续保障和扩大教育扩张的成果，都可以成为新时期促进代际社会流动的手段。此外，中国社会中的代际社会流动在1960出生世代至1970出生世代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提高，这主要得益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由国家推动的工业化建设和市场化改革使得产业结构迅速转型，私有部门经济繁荣发展，绩效原则得以扩散，从而创造了大量的向上流动机会，并导致了家庭背景的直接影响下降；其二，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而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之大变局，金融化、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创造了大量新兴的职业和岗位，文化知识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产业结构向着更高层次升级，这无疑是促进代际社会流动的一个新的机遇期。在此背景下，把握好新的机遇，继续巩固和深化改革，着力促进代际社会流动，对新时期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可否认，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在模型选择上，女性样本中的部分模型拟合效果欠佳，这有可能会对结论产生一些影响。诸如此类未尽之处，希望能够在后续研究中加以改进。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