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中产阶级与城市空间

包亚明

来源：文汇报

　　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似乎正在恶化，而金融市场也一直动荡不安。美债偿付危机因为美国两党的相互妥协而被暂时搁置了，但全球金融系统遭受的损伤却还来不及评估，美国QE3是否推出以及何时推出，又成为了下一个牵动人心的悬疑。如果说标普调降美债评级，显示了自由流动的信息对民族国家的巨大冲击，那么欧洲央行是否有能力为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买单，则考验着欧盟这个超民族国家主体的生命力。德国退出欧元区的声音已经此起彼伏，德国、奥地利、芬兰、荷兰等创立新马克区的设想，也有人开始规划。停滞不前的经济、巨额的政府债务、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全球制造业复苏态势的停滞，这一切使得全球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的风险显著增加了，全球政治格局陷入动荡和重组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流动性”并不是简单地泛滥
　　
　　“流动性泛滥”，如今已经成了货币过度发行和资本全球逐利的代名词，并与全球经济甚至“货币战争”息息相关。其实，“流动性”的复杂内涵，并不是仅仅从金融或经济的视角可以完全把握的，重温曼纽尔·卡斯特和齐格蒙特·鲍曼有关“流动性”的经典论述，肯定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代生活的流动性特征。
　　
　　卡斯特在他经典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中指出，“流动性”是我们当前社会生活的主导特征，资本、信息、技术都以各种形式在全球范围流动，而组织互动的流动，以及形象、声音和符号的流动，也充斥着我们周遭的生活环境。因此，“流动性”不仅仅是社会组织中的一个因素，而是成为了主导着经济、政治和符号生活的过程。在卡斯特看来，正是“流动性”构建了现代网络社会，而在这个网络中承担中心角色的则是“巨型城市”或“全球城市”，它们不仅是信息化全球化经济的生产基地，而且对其他地域性社会经济起着支配作用。因此，城市空间、城市组成的全球性网络，以及在这个网络中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全球城市，与资本、信息、技术、社会组织、民族国家等等，编织成了无所不在的网络社会。正是网络社会的流动性，使地域的概念从文化、历史和地理意义中解脱出来，被重组进类似形象拼贴的功能网络里，从而产生了一种替代传统“地方空间”的“流动空间”。卡斯特认为，在今天的网络社会中，没有哪一个区域能够独立存在，这并不是说地方性已经消亡了，而是所有的地方性信息都是通过网络中的流动交换来界定的，地方性虽然存在，但地方性的逻辑和意义已经被吸纳进了网络。
　　
　　鲍曼在《流动现代性》一书中也强调流动性是当代生活的显著特征，并提出了“轻现代性”或“流动现代性”的概念，他认为“洛克菲勒当时肯定希望把他的工厂做大、铁路延长，并且永久地拥有它们。而比尔·盖茨如果要与他已拥有并且曾引以为豪的东西分手的话，他不会感到遗憾；如今能产生利润的正是非常快速的流通、再循环、老化、扔掉、替代，而不是产品的耐久性和持续的可靠性”。在鲍曼看来，这一变迁的发生，与资本和劳动力的结构和特征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资本在硬件（重）的阶段是比较固定在某一个地方的，它所涉及的劳动者也是固定在那个地方的。现在资本可以很轻巧地‘旅行’，只要带一只手提箱、一部手提电话、一台笔记本电脑就可以了。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停留，只要愿意，可以随时撤走。但在另一方面，劳动力却仍然像以前那样不便于流动，但以前固定住劳动力的地方已经失去了它的坚固性。”
　　
　　因此，流动性并不是简单地泛滥，这意味着流动性得到增强的其实仅仅只是资本及其所有者，而不是劳动力。泛滥的流动性不仅解脱了地域性对于资本的束缚，而且也增强了资本抛离劳动力的能力。对于劳动力而言，增强的不是流动性，增强的只是被以资本为象征的当代生活的抛离感。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因为流动性泛滥而烟消云散了，同时危机的种子也早已被埋下了。
　　
　　卡斯特喜欢用“精英”和“大众”这两个概念来讨论空间与利益的不平等分配，他认为技术－金融－管理精英们，在当代网络社会里的支配地位表现在它的组合能力和它分化大众的能力同步增长，“权力和财富的空间向世界每一个角落散布，大众的生活和经验则植根在本土，在他们的文化里，在他们的历史里。因此，社会组织越是构建于非历史的流动性之上，超越一切特定地方性的逻辑，全球权力的逻辑便越是远离特定历史中地方/国家社会的社会和政治控制。”
　　
　　鲍曼和卡斯特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当代社会的孪生机制：精英联合与大众解体，他们也都洞悉了城市空间在这一孪生机制里所起的关键作用。大众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但在利益分配上却处于绝对劣势。精英是流动性的、世界性的，而大众则是难以流动的、地方性的。
　　
　　鲍曼把流动性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说成是“轻资本主义”或“软资本主义”，以区别于工业时代的“重资本主义”。他曾经说过这样一个寓言：“在‘重资本主义’的飞机上，乘客们相信，经过挑选的机组成员已经被赋予了一定的权利，他们坐上驾驶室的坐位后，会把飞机安全行驶到目的地。乘客们会全神贯注地学习并遵循为他们制定的规则。而在‘软资本主义’飞机上的乘客则惊恐地发现，驾驶舱是空的，并且无法从神秘的、标有‘自动驾驶’的黑匣子里抽取出任何有关飞机将飞往何处、降落何地、谁来选择机场、是否有任何有助于乘客安全到达的任何规则等等信息”。
　　
　　人们普遍相信欧洲央行会成为欧盟成员国问题的“最后付款人”，而美联储则会成为欧盟问题的“最后付款人”，那么谁最终会成为美国问题的“最后付款人”呢？这是一个困扰所有人的问题，虽然大家都在质疑美债是否会成为一个“庞氏骗局”，但美债并没有遭到市场的抛弃，也许除了美债之外，并不存在更大的“流动性”蓄水池。那么，被流动性泛滥驱使的全球经济和当代生活，是否会如鲍曼的寓言那样令人恐怖呢？
　　
　　骚扰、中产阶级与认同危机
　　
　　城市，特别是全球城市，无疑是萨斯基亚·萨森所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重合的地方，而列斐伏尔则预见到了全球化矛盾将会在城市集中爆发。显然，多元文化、认同政治等更为隐蔽的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政治与城市危机潜在的导火索和引爆点。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把2011年定义为“愤怒之年”，除了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动荡、印度的反腐败绝食、智利的学生工**之外，作为发达经济体的欧洲同样麻烦缠身：雅典爆发了政治骚乱，马德里出现了静坐示威，伦敦发生了打砸抢事件，与欧洲沾亲带故的以色列特拉维夫市的主要街道也挤满了抗议生活成本高企的民众。当然，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8月6日晚到8月10日连续数天的伦敦骚乱，共有2100多名街头参与者锒铛入狱，英国官方计算出此次骚乱造成的损失达数十亿英镑。无论是谴责流氓主义的右翼评论家，还是对经济和财政状况悲观失望的左翼评论家，都无法透彻地解读伦敦骚乱的根源。多伦多大学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则在英国《金融时报》上预言：“伦敦骚乱：全球大都市之乱的先兆”。
　　
　　我们很容易将所有这些动荡与全球化联系起来，因为全球化所创造的流动空间，伴随着放任的自由市场，正在不断地扩大贫富差距，而大众已不再认同这是经济迅速增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公共住房、公共医疗、公共福利以及毫无前途的为创造就业而安排的工作，这些旧有的药方已经无法缔造城市的持续繁荣。萨森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提醒我们注意：全球城市的新景观的一项重要特色是：一小部分精英与一大群低收入劳工这两组城市使用者的差距日渐扩大。同时，全球化所培育的流动性的网络社会，也使得反抗的想法与图像得以在全球快速传播。约瑟夫·奈在《权力的未来》一书中就已经断言，信息时代一个最重大的权力转换就是非国家参与者的实力增强了。
　　
　　资本和人员的全球流动性为伦敦，也为其他大都市带来了两类移民。一方面，全球城市吸引着寻找避税场所和购物机会的全球超级富豪。另一方面则是那些渴望更美好生活的低技能移民。夹在这两种人中间的通常是当地居民，他们被迅速变化的经济格局和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抛离了原有的生活轨道，他们在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已经岌岌可危了。如果说中产阶级以前曾是一小部分专业人士与一大群低收入劳工之间的社会稳定器，那么当中产阶级开始消亡的时候，城市的空间格局和社会格局无疑都将发生巨变，这很好地解释了伦敦骚乱中的抢劫者为什么并不仅仅是贫困人群。
　　
　　早在2005年一份针对投资者的报告中，三位花旗集团的分析师就曾提出过这样的论断：美国只存在富人和其他人这两个群体。最富有的1%的家庭年收入等于底部60%的家庭年收入，而他们拥有的财产和底部90%的家庭相当。报告的结论是，经济增长是极少数富人驱动的，任何投资决策只需要针对富人制定，否则就是浪费时间，因为世界由极少数富人控制着。这份近乎冷酷的报告无疑撞到了当代生活的软肋，那种切肤之痛除了富人之外的其他人群都会普遍感同身受。
　　
　　在经济衰退之前，这种财富和社会资源向少数精英集中的现象相对容易被人忽视。中产阶级消费者还沉醉在谷歌、网上购物、iPhone、iPad等网络社会的奇妙发明之中，并从中感受到了生活的丰富性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但是经济危机和难以消除的余波改变了这一切，大规模的救助措施早就让精英们咸鱼翻身了，而其他的大众则受困于经济衰退，苦苦挣扎而难以脱身。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今年8月刊封面文章的标题就是“中产阶级还有救吗？”，文章指出，人们本以为经济萧条的时候收入差距会减小，但事实恰好相反。2009年美国的平均工资水平保持不变，而曼哈顿增加了11.9%，硅谷增加了8.7%。富人不仅更容易度过经济危机，而且还能在经济危机中增强实力，因为他们有能力在这种时候低价购买各类资产，经济复苏后，这些资产的价值将大幅增加。
　　
　　中产阶级逐渐消亡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其实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经合组织(OECD)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头十年末期，在该组织拥有充足数据的22个发达经济体中，有17个出现了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丹麦、德国和瑞典等不平等程度历来较低的国家，也不能幸免于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尽管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政府都试图通过提高就业福利、下调低收入者工资税等措施解决工资差距扩大的问题，但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并没有得到遏制。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特征和政治文化各不相同，但是彼此相似的趋势，表明了某些比国内政治或劳动力市场特征更强大的力量正在起作用。在此，资本和精英的全球流动性又超越了地域性和民族国家的束缚。
　　
　　值得关注的是，精英们正在形成自己的全球化圈子，他们与那些碌碌无为的同胞们并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今天的超级富豪们越来越自成一体了。卡斯特指出，精英有意识同大众保持距离，发展出自己的文化代码以主导流动空间，他们以价格屏障，圈定了自己的精英活动空间，精英们在这些兼具享乐与避难功能的小空间里操控着大世界。同时，精英们还建构起了自己的文化认同，他们通过抹除或剪裁地域性和历史特殊性，营造了具有符号特征的生活方式和空间形式，在世界各地建构起了一个个相对封闭的精英空间。宾至如归的感觉，让他们轻易地从周围的世界里抽身而出；而日益趋同的生活方式，也造就了一种跨越了所有社会和文化边界的国际风格，同时型塑了一种具有全球流动性的身份资格。
　　
　　卡斯特承认流动空间并没有渗透到网络社会里人类经验的全部领域，因此，地方空间依然无法回避。卡斯特认为，与流动空间的扩展性和延伸性不同，地方空间的形式、功能和意义都自我包纳在其物理边界之内。事实上，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传统社会，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地方空间里，其感知到的空间，也都是以地域为基础的空间。但是，在全球流动性的控制下，生活在地方空间里的大众已经丧失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可能，因此，冲突甚至骚扰往往一触即发。理查德·佛罗里达认为，需要制定新的社会契约来规范精英和大众的权限和界限。新契约必须承认每一位居民都是创造性能量的来源，这意味着实行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并努力引导年轻人把才华投入到新型城市企业和对社会有益的创造性活动中；还必须着重把快速增长、低工资、低技术的服务业工作岗位，转换为报酬更高、更有成就感和更富有成果的工作，从而为全体居民提供真正的发展机会。也许我们还没有完全丧失达成简·雅各布斯理想的机遇：成功的街区不是一些互不关联的个体，它们是具体的、社会意义上和经济意义上的连续体。一个城市的整体性表现在能够把有共同兴趣的人集拢到一起，这是城市最大的可用资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