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新的问题取向和多维分析框架

                                                  李路路

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04期。

摘要：有关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特征的研究，需要从多维特征的描述转变为两个更为重要的理论问题：第一，从中间阶层在社会等级结构中的矛盾位置解释多维特征的结构基础，第二，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中间阶层会彰显出特定的功能特征。本文建立了一个包括经济发展、政体性质和秩序化程度等社会环境变量的关系模式，阐释了中间阶层随着环境模式的变化，彰显出不同社会-政治功能的内在机制，揭示了社会环境变量与中间阶层特定社会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提供了一个以新的问题取向为基础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中间阶层  多维特征  社会环境  多维社会功能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872）

本文的问题和分析思路是：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特征不是单一的或恒定的，而是基于中间阶层的基本性质随社会环境的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因此，有关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问题研究应转变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中间阶层会彰显出特定的功能特征。

在几乎所有的工业化社会和正在经历工业化的社会中，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代表的中间阶层，[i] 其形成和发展是社会结构变革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发育和成长，也成为当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结构变革之一。

围绕中间阶层的定义、范围、数量、构成、社会性质、社会功能及社会影响，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论。[ii] 本文集中关注的是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iii] 这是中间阶层分析的核心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正处在一个快速形成的过程中。因此，本文力图借助于一些典型的国家（地区）个案，[iv] 从中间阶层的基本性质和社会环境条件等变量入手，采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建立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关于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分析性框架。作者充分了解有关这一问题在理论争论和现实状况中的复杂性，认为这种分析方法和所建立的概念模型也许有助于我们看到基本的变化模式，而不至深陷纷繁复杂的现实或具体的争论而丧失了分析的基本线索。

一、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

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彰显出多种多样而非单一性的特征。

一些研究认为，中间阶层是一个相对保守的阶层，因而它具有“稳定剂”或“缓冲器”的社会功能。最为典型的是米尔斯所谓“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的概念，其他许多学者虽然在具体论述中存在一些差异，但大多支持中间阶层具有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的社会功能的观点。[v] 在西方工业化国家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所发生的结构变革中，可以看到中间阶层的这种保守性特征和稳定性功能。

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中间阶层彰显出与保守性或稳定性完全不同的社会功能特征，即它们成为激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vi] 特别是在那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中，最积极的政治变革力量来自于中间阶层。[vii]人们对于中间阶层的这种激进取向一般给予两种解释：或者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解释，例如，中间阶层因其有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准，因而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识，追求私人领域和公民权利，具有更高的参与意识等。或者是一种可称之为“市场的解释”，即：新兴工业化国家基本上都是市场经济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意味着市场的发展，而市场交易是基于独立的个人或集团的权利，因此是与自由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间阶层总是会积极推动基于自由的变革。[viii] 但是，上述文化解释或市场解释都无法合理地解释中间阶层所彰显出来的第三种社会功能特征，即“依附性”，以及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转换。

“依附”是指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中间阶层作为一相对独立的阶层或群体存在，但是，它们没有相对独立的作用和行为，而是依附于某一个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特别是某种威权主义的政体。[ix]

不仅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存在上述三种特征，而且三种特征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在文化或者市场既定的情境下，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特征却可能发生很大变化，例如，亨廷顿曾经指出，首批出现的中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随着中产阶级的发展就会变得保守。[x]

鉴于中间阶层在现实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功能特征，有关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分析就不应该停留在单一维度的分析上，而是应该转变为一种多维度的模式分析，即：探讨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中间阶层会呈现出某种特定的社会功能。这些基本社会环境至少包括如下几个变量，即：经济发展、政体性质、秩序化程度。这些要素之间不同的关系模式决定了中间阶层所彰显出来的社会功能特征。

这一方向上的努力业已存在。例如，米尔斯早在他的开创性著作《白领》中，已经讨论了中间阶层在政治方向上的四种可能性。[xi] 亨廷顿对于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从合法性、经济发展、宗教影响和外部势力等方面给予了解读，但他的分析毕竟集中于一种特定的政治运动，而不是对于一个特定阶层的分析。[xii] 李友梅在对上海的白领群体进行分析后，提出白领群体的社会功能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包括各种宏观因素（社会结构、历史发展阶段、文化传承、制度环境等）和微观因素（社会心态、社会情绪等）。[xiii] 而赖静萍则从经济、阶层、社会结构、现实政治和国际因素等方面解读了新加坡中间阶层的特征。[xiv] 问题在于他们的分析其模式化的程度较低，对各因素之间的联系缺乏解释。本文可以看作是这些努力的继续。

二、中间阶层的基本性质

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是基于其基本性质在不同社会环境条件下的彰显。因此，讨论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首先应该从中间阶层的基本性质开始。

中间阶层的基本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的产生过程。（新）中间阶层因其在科层制组织中的管理职能和所拥有的专业技术知识，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顾名思义，中间阶层是处于中间位置的社会群体，他们的社会结构位置处于以大财产所有者为代表的社会上层和以体力劳动者为代表的社会下层之间。中间阶层作为一个社会位置的概念，可以从多种维度进行界定，例如，收入（财产）、职业、生活方式或消费方式、主观认同、社会关系等。但是，这种社会位置的核心是中间阶层所处的社会关系结构。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之所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和社会变迁的重要特征，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凸现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

从社会关系结构的视角出发，中间阶层的社会位置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生产和服务的高度社会化、组织化，以及专业技术在生产和服务中的重要性，导致相应的社会结构位置从过去的两分结构中分化出来，在社会关系的结构中具有了相对独立性，以及利益的相对独立性。无论是从阶层封闭的机制，还是从利益的对立性来看，[xv] 正是这种位置和利益的相对独立性，构成了在社会等级结构中区分出中间阶层的基础。第二，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社会关系结构的核心之一是社会等级秩序。中间阶层的相对独立性是嵌入在过去的两分等级结构中，因而构成了它与上、下层关系的多面性。在中间阶层的研究中，即使是完全不同的理论视角，也都特别强调了中间阶层的这种中间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多面性特征，例如，赖特曾经以“矛盾阶级位置”的概念描述了它们的矛盾特征，戈德索普曾以自主性和依赖性描述了它们的两面性，普兰查斯则从“新小资产阶级”的概念出发认定：中间阶层与传统的小资产阶级一样，处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之中。[xvi] 很多大陆和台湾的学者也指出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中间阶层特征的多样性。[xvii] 中间阶层的不同功能特征就根植于这种特定的社会位置中。

保守性  在一个存在不平等的社会中，经济、社会、政治或文化的权力、资源与机会，都是在一种等级结构中分配的。这种社会等级秩序之中的中间阶层位置，同样是随着社会等级秩序的分化而形成的，虽然中间阶层主要由受雇佣者组成，其上存在着一个控制、支配、剥削它们的上层阶层，但是，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例如，一定的组织管理或专业技能的需要，使得它们的雇佣状况，包括工作状况、权力（权威）、收入以及社会声望等各个方面都优于其他的受雇佣者，中间阶层的特定利益也产生在这种等级秩序之中。因而这一位置的占据者往往具有维护等级秩序的特征，因而具有保守性或稳定性特征。

激进性  尽管中间阶层相对独立的位置主要来自于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但一个社会的等级结构在本质上是由在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所建构的。因此，至少存在着两种可能性：

一是由社会上层所建构的等级结构与中间阶层的相对独立性位置相“协调”，即：虽然中间阶层受到上层阶层的支配、控制、甚至剥削，但它们得到的“回报”是相对独立和相对稳定的，它们的特定利益有独特保障且明显不同于社会下层。这时它们的保守特征就突出出来。戈德索普曾经用“服务关系”和“服务阶级”的概念描述并预期了中间阶层的保守特征。[xviii]

二是上层阶层所建构的等级秩序损害或者威胁到中间阶层的相对独立性。由于中间阶层和上层阶层毕竟分别处于社会等级秩序的不同位置上，二者之间在利益上具有根本的不同，因而中间阶层也内在地具有疏离的取向：当上层阶层主导的秩序损害或威胁到中间阶层的位置和利益时，中间阶层疏离的取向就有可能转化为“反抗”的激进行动。“无产阶级化理论”、“新工人阶级理论”等都曾特别强调：这种关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间阶层具有“激进”的潜在特质。[xix]

依附性  “中间阶层”位置的含义之一，是在社会结构的等级秩序中存在一个与之相对的下层阶层。因此，中间阶层的位置和利益不仅取决于和上层阶层的关系，而且还取决于和下层阶层的关系。社会等级秩序尽管是由占有优势的上层阶层主导的，但同时也是各个阶层相互斗争或妥协的结果，因而下层阶层对于等级秩序的建构也具有重大影响，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影响。因此，中间阶层与下层阶层的关系同样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所谓“联合”，即：相对于上层阶层来说，中间阶层和下层阶层同属于下层，因而有利益上的一致性。当中间阶层的位置和利益受到来自上层阶层的威胁时，它们有可能和下层阶层联合起来维护或争取自己的利益。二是所谓“排斥”，即：当中间阶层相对独立的位置和利益受到来自于社会下层的威胁或损害时，它们不仅会维护既有的等级秩序，而且如果有必要，为了保证它们在社会等级秩序中的位置和利益，甚至有可能接受维持秩序的极端方式，暂时放弃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依附于社会上层。值得指出的是，以往很多中间阶层的分析，更多地关注了中间阶层与上层阶层之间的关系，忽略了中间阶层与下层阶层的关系，结果，不仅忽略了中间阶层的依附性特征，而且将保守性和依附性混为一谈。

中间阶层功能特征的多维性质，不仅源于它们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位置，还来自于其自身的发展过程。强调“发展过程”包括两个含义：第一，当中间阶层力量还比较弱小时，意味着社会结构中还不存在需要它发挥作用的足够空间，其自身也不足以抵制可能来自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威胁，中间阶层会更多地彰显出依附性的特征。第二，随着中间阶层力量的壮大，它生存的社会空间和能力都随之扩大，中间阶层所彰显的特征也就有可能发生变化。

如果上述关于中间阶层的多维性质以及多维特征的分析得以成立的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中间阶层会有可能彰显出某一特定的功能特征。这是本文在下面要集中讨论的问题。

三、社会环境变量

在本文看来，经济发展、政体性质和秩序化程度构成了影响中间阶层社会功能彰显的主要社会环境因素，并且随着其间关系模式的变化，中间阶层所彰显的某一功能特征也会发生改变。

经济发展

现代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是影响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最基本的背景变量。经济发展过程对于中间阶层来说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无论对早发工业化国家(地区)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来说，经济-技术的发展都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现代经济发展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财富增加，以及更加多样化和复杂的职业结构、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随着经济发展过程的更替，每一个社会阶层的相对位置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会随之发生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变革。例如，贝尔曾最早在经济结构变化的背景下系统揭示了工业化社会职业结构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的革命性意义，[xx] 古尔德纳则在同样的背景下讨论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阶级”的崛起。[xxi]

其次，经济发展意味着中���阶层的形成和发展。经济发展以及增长方式和机制的改变，使得原本一个两分的结构日益转变为“三极化”的结构。相对于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减少的处于下层位置的阶层来说，伴随经济发展过程，中间阶层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现代社会中成长最快的一个阶层。中间阶层的社会结构位置和社会功能，正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凸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中间阶层得益于并依赖于经济发展过程。

再次，正因为如此，经济发展的迟缓或“中断”将会直接影响中间阶层的生存和利益。

因此，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中间阶层有可能彰显出不同的功能特征。

如果单纯地考虑经济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将中间阶层所实际彰显出的不同社会功能特征与经济发展直接联系起来。[xxii] 但是，再没有把经济因素和社会-政治现象直接联系起来更为简单的社会科学分析了。经济发展无法直接解释不同国家（地区）中间阶层所彰显出的社会功能特征，[xxiii] 一方面，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制度结构背景下实现，[xxiv] 另一方面，社会-政治现象，除了受到经济发展的因素影响之外，还会受到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多维特征同样如此。

因此，经济变量可以被作为一个基础性的背景变量，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揭示中间阶层所彰显的不同社会功能特征，有必要引进第二个社会环境变量：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政体对于中间阶层所彰显的社会功能具有重要影响。

政体

政体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各个国家政体的形式多种多样，为了集中表达本文的分析逻辑，笔者借用政治学家的概念，将纷繁复杂的政体形式理想类型化为 “民主政体”和“威权政体”两种基本类型。[xxv] 我们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分别考虑两种政体的影响或意义。

“民主政体”是一种制度安排。[xxvi] 在“民主政体”下，权力结构及其等级秩序是通过公民及其（利益）组织公开、合法、有序和竞争来建构的，因此，政体对于社会结构具有较高程度的响应性，即：政体对于社会状况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反应，制度安排相应发生变化。

在“民主政体”下，一个社会的经济从不发达走向较为发达、从较为发达走向高度发达，与之相应的中间阶层的发展与“民主政体”的权力结构较少发生根本性冲突，原因不仅仅在于中间阶层是在这一政体下的权力结构及等级秩序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且还在于这种制度安排也是中间阶层发展壮大后维护和追求自己相对独立性和利益的基础。在这样的权力结构和等级秩序下，虽然在中间阶层上面还存在一个上层阶层，但是，其相对独立性在相应制度安排中是有保证的，其特定利益是可以预期的，并且可以将这种社会位置在代际之间延续下去。即使出现了经济增长的迟缓，其基本制度安排仍然会保持下来。因此中间阶层更有可能成为米尔斯所说的“政治后卫”，其他一些概念，如“稳定器”、“缓冲层”等，都适用于描述这种政体条件下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特征。

在“威权政体”中，虽然权力结构存在有限的竞争，社会拥有一定的自由，但是，国家保持着对社会较高程度的影响和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各种社会组织、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威权政体也能够实现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于“晚发”国家（地区）来说，威权政体甚至对于推动经济转型和高速增长具有特殊意义。中间阶层也会随着经济发展的过程逐渐形成、发展和壮大，但是，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彰显则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伴随现代经济的增长，中间阶层将随着经济发展的过程而逐渐发育和成长。在这一阶段上，我们会看到中间阶层在总体上对于威权政体的依附性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其发育、成长都依赖并得益于威权政体主导的经济起飞和增长过程。在这一阶段，中间阶层的社会空间受到很大限制。但是，这种依附性将随经济发展而变化。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xxvii] 威权政体和中间阶层二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就有可能发生变化。因为现代经济发展过程意味着：第一，新的、更加多样化、复杂和互赖的经济体系；第二，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xxviii] 第三，中间阶层的规模急剧扩大。由此，尽管中间阶层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依附于威权政体，但是，其社会空间不断扩展，相对独立性和利益日益凸显。

所有这些变化都有可能导致与威权政体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威权政体对于多样化的经济体系越来越难驾驭和进行干预；另一方面，威权政体就其本质来说，始终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随时有可能威胁到中间阶层相对独立的地位和利益。这时，威权政体自身的性质导致它有可能从中间阶层依附的对象转变为威胁的可能来源之一。中间阶层的“激进”的反体制特征及其社会功能就有可能开始彰显。[xxix] 同时，如果在威权体制下出现经济增长的迟缓甚至“中断”时，其体制的合法性也将随之受到极大损害。因此，在威权政体下，经济发展会导致中间阶层所彰显的社会功能经历一个从依附到激进的转变过程。[xxx]

秩序（制度化）

可以将“秩序”理解为社会行动单位互动关系和行为的模式化，或者在共同价值和规范框架内的社会互动模式。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秩序是以制度来标识的，即：一个社会的制度化水平越高，一个社会就表现得越有秩序。因此，制度化是社会秩序形成的基本过程。秩序的对立面是无政府状态。如果说秩序是和社会的“稳定”联系在一起的，无政府状态就是和社会的“混乱”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秩序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等级秩序（包括分层秩序，或者阶级秩序、阶层秩序）是社会秩序的基本内容之一。正如前述已经指出的，中间阶层的地位、特征和功能就是建立在社会的等级秩序之上的。等级秩序是中间阶层地位的基础。

本文在这里关注的是秩序或制度化的水平而不是秩序形成的过程。

之所以将“秩序”作为一个相对政体的独立变量，是因为对于社会的秩序来说，虽然政体是影响秩序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最重要或唯一重要的因素，如亨廷顿所说：“一个体制的稳定不同于该体制的本质”。[xxxi] 从秩序的本质看，建立社会秩序的最基本机制在于制度化的过程，而秩序的维持主要取决于国家的能力。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威权政体还是民主政体下，秩序和混乱都是可能存在的社会状态。

在社会有秩序的状态下，中间阶层有可能表现出保守或激进的特征，这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和政体的性质，此点在前面已有所讨论。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威权政体下中间阶层从依附转向激进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对秩序的破坏，例如，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等。但是，由中间阶层所主导的[xxxii] 激进运动是一种低度混乱的运动，中间阶层的地位特征决定了他们不会进行一个彻底打破社会秩序的运动，而是希望构建一个能够更好保护自身地位和利益的社会权力结构。因此，这种激进运动不是等级秩序的颠覆，而是政体的变革或权力结构的变革。这种“变革”通常是一个伴随合作、妥协、低度暴力的过程。[xxxiii]

社会无秩序则有可能威胁到社会等级秩序和经济增长过程。从统治的角度来说，无秩序意味着国家统治的衰落；从经济的角度看，相互依赖的现代经济不可能在混乱的秩序中维持增长；从社会的角度看，无秩序意味着整个社会缺乏共享的核心价值观和权威的行为规范；当社会冲突发生时，社会成员和各种社会力量对于解决冲突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没有认同，也没有具有合法性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权威人物作为仲裁人。“混乱”是对任何秩序、包括等级秩序的破坏。

当无秩序状态有可能威胁到社会等级秩序和经济发展、而中间阶层又不足以主导社会秩序时，它就有可能彰显出“依附性”的特征：中间阶层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会表现出强烈的恢复秩序的倾向，甚至不惜依附于极端的威权主义，以期借助于威权主义国家恢复社会秩序，并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以及自身的发展。这种依附不同于工业化或现代化前期的那种依附性成长，而是一种由无秩序的或低度制度化的秩序（即使是民主制度[xxxiv]）转向有秩序的威权主义。[xxxv]  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相对于民主政体来说，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种“反动”。

四、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多维模式

以上从中间阶层基本性质的分析出发，分别讨论了三个社会环境变量对于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影响，以及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特征彰显的模式。我们的基本结论是：

中间阶层特定的社会结构位置蕴涵着社会功能特征的多种可能性。

经济发展是一个基本的背景变量，没有现代经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没有所谓（新）中间阶层的问题，现代经济发展造就了中间阶层。伴随经济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中间阶层彰显出什么样的社会功能，取决于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政体性质和社会的秩序化程度。

在“民主政体”下，伴随经济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中间阶层，一方面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另一方面该政体类型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间阶层赖以生存的等级秩序和权力结构。中间阶层因而彰显出保守的社会功能特征。

在“威权政体”下，伴随经济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中间阶层，其社会功能将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变化。在经济发展的前期，中间阶层会彰显出依附性的特征。但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经济发展本身和中间阶层的扩大导致与威权政体发生冲突，中间阶层会由“依附”转向“激进”��即试图改变威权政体。

中间阶层的本质在于社会等级秩序中的中间位置。因此，“秩序”，特别是等级秩序对于中间阶层来说至关重要。如果社会秩序遭到了威胁或破坏，特别是当社会无秩序严重影响到中间阶层的地位和利益以及经济发展时，即使是在民主政体下，中间阶层恢复秩序、维护利益的强烈取向也将导致它们依附于威权政体。

中间阶层的上述社会功能模式可以图示如下：

  上述模式表达了本文的基本思想，即：中间阶层基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位置，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会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功能特征，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其社会功能特征会发生变化，因而它们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中的意义是不同的。

五、进一步的影响变量

如前所述，社会、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结构，上述模式仅是在“理想类型”意义上建构起来的模式。这个模式涉及到的三个基本变量，能够构成中间阶层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空间，中间阶层的功能特征由此可以得到基本确认，也就是说，它们给出了因这些社会环境变量的变化导致不同中间阶层功能彰显的逻辑，构成了分析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基本模式。

但是，这一基本模式还存在两个缺陷：第一，三个基本变量之间相对关系的精确化，例如，威权政体下经济发展水平对中间阶层的影响，或者秩序化程度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于中间阶层的影响等，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都无法给出精确的界定。应该说，这既不是本文能够完成的任务，甚至也许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思维能力，本文只能给出一个基本框架。第二，只要研究者稍微对于中间阶层的实际行为表现有更多了解的话，就会发现即使是在上述基本模式内，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特征也常常无法得到充分的解释，例如，在政体性质和秩序化制度基本相同、但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中间阶层彰显出类似的社会功能特征。这意味着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彰显还有可能受到其他一些变量的影响，甚至是更为直接的影响。

因此，本文认为深入的讨论和分析是必要的。在作者看来，有三个变量对于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彰显具有进一步的重要影响，可以引入上述基本模式，即：意识形态、国际环境和中间阶层的同质性。

意识形态  在这里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包括观念、理想、信念、价值观、世界观、宗教、政治哲学、道德观等，它是一种人们用来理解世界的解释性框架，或者通俗地说，是一种观察事务和世界的方法。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概念也包括了曼海姆所说的“特定的”和“总体的”两种基本类型，[xxxvi] 因而是一种广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而不仅仅是某种具有政治倾向和选择、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思想体系。

在上述基本模式框架内，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更直接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即：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包括中间阶层在内，社会成员对生存状况、社会环境、未来趋势乃至利益诉求等，都有可能形成不同的解释性框架，不仅政治意识形态，而且文化传统等都会影响到这种解释性框架的形成，从而影响到中间阶层的行为取向。政治意识形态直接涉及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和社会目标，而且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利益和社会目标，一种在某一政治意识形态下可以接受的秩序在另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下就变得不能接受。而长期形成或沉淀下来的社会观念和道德理念，构成了人们行动的深层结构，在深层次上影响到人们的选择和判断，引领人们的行为。[xxxvii]

国际环境  该因素主要是从外部影响的角度考虑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彰显，强调的是中间阶层的功能特征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内部的结果。其实，自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西欧开始起步以来，整个世界就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全球体系。这里的所谓国际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以及历史等众多因素，其作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方式从一般的传播到直接的干预等，都会作为重要因素进入到该社会中，从而对该社会的中间阶层产生影响。国际环境可以加速或阻碍一个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方向：当一个社会达到了特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时，国际环境有可能推动中间阶层的转变；反之，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时，国际环境也有可能导致中间阶层做出某种努力。[xxxviii] 有时，国际环境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例如，一种意识形态传播到一个社会并为中间阶层的某一部分所接受，会直接影响到该部分成员的行为；外部直接的政治或经济干预也会导致一个社会内部的变化。即使国际环境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仅仅是示范效应也会成为中间阶层功能转变的诱导因素。[xxxix] 

中间阶层同质性  这一变量涉及到中间阶层自身的特征。在上述分析模型中，我们预先设定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间阶层的存在。但是，与上层阶层和下层阶层相比较，中间阶层的同质性以及相应的自我认同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影响变量。也就是说，中间阶层的矛盾性质以及多样化的来源和构成，都使得它表现出更强的异质性特征。在一定意义上，研究者们强调中间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特征，正是对这种异质性特征的反应。

正如本文已经指出的那样，上述三个进一步的影响变量，也只是在“理想类型”得到了讨论。当我们越接近一个具体的社会或过程时，就越有可能看到更多的影响因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越复杂。[xl]

六、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上述分析是借助于几个典型国家（地区）个案，以“理想类型”的方法，建构了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模式。作者想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将分析的目光转向当代中国社会，将上述理性类型模式运用于分析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的具体研究时，必须考虑到相对更为特定的影响因素，遭遇“复杂性”的挑战。由于受本文分析目标所限，在这里无法对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社会功能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作者只能从前面所建立的分析模式出发，遵循同样的分析逻辑进行一个简要的讨论。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社会不仅是一个处于高速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正在经历渐进式制度转型的社会，即：由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如果说现代化转型具有更为普遍的特征的话，渐进式的制度转型则会带来更为特殊的影响。这些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制度结构   高度集中的“再分配体制”构成了转型社会的起点。在以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制度基础上，中国社会结构的下述特点对于分析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具有特别的意义。第一，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国家、主要是中央政府通过“再分配体制”将这些资源和机会分配到每一个个人或群体。第二，与之相应的城镇社会中的典型组织形式是“单位体制”，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被组织到了一个个“单位”之中，“单位”构成了中国城镇社会基本的组织制度。[xli] 第三，制度化的身份“隔离”和行政化的普遍化，几乎覆盖了城乡的每一个角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总体性社会”。[xlii] 尽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逐渐形成了类似于中间阶层的职业群体，即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群体，[xliii] 但是在这种特定的制度结构下，他们生存的社会结构空间和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都完全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社会。

转型过程   中国的制度转型过程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国家推动和主导，采取改良方式分阶段、分领域逐步推进，并且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因而表现出相对更强的对于传统体制的路径依赖特征。尽管大量新的结构要素和关系已经进入到社会结构的体系之中，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改变，但原有的体制要素仍然在社会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

现代化过程  伴随改革开放的，是中国社会迅速的经济增长或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当代中国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维持了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随着体制改革和高速的现代化过程，中国社会结构、特别是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其中一个主要的标志是中间阶层的迅速扩大和成长。因此，迅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一方面催生了中间阶层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间阶层异质性的增强。

原有制度结构和转型过程的特殊性，以及迅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对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的社会来源及构成、形成、行为取向和社会功能都将产生直接影响，构成了分析中国中间阶层的基础。[xliv] 转型社会、特别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势必会提供中间阶层分析的新的环境性变量。

以上关于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分析，实际上分为了三个层次。作者力图首先建立一个基本的理想类型模式，然后以此为基础试图逐渐向丰富复杂的现实层面推进。现实社会是如此丰富复杂，中国社会是如此丰富复杂，以至于任何理论模式都不可能概括全部的现实，都是从某一角度对现实一定程度的抽象。中间阶层的分析也是如此。本文所做的努力如果能够引起更多的关注和讨论就达到了作者的目的。从本文作者的分析逻辑出发，正如前述所指出的那样，有关中间阶层的任何一种单一的功能特征，在国内外的文献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讨论，因此，如果我们转向关注转型期中国的中间阶层时，分析的重点应该是更多地关注在中国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结构及其转型过程中，中国中间阶层的性质（社会结构位置等）具有哪些特殊性，哪些社会环境变量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彰显。

                                         责任编辑：冯小双

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the New Question Approach and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

LI Lu-lu

The article pointed out, the study of the social-political func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needs to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description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s to two more important theoretical questions. Firstly, to explain the structural basi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 through the inconsistent posi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Secondly, in what condition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he middle class shows the special functional character. The article founded a relation model including social environment variables lik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aracter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ystematization extent, explaine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that the middle class shows different social-political function with the change of the pattern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pointed out the logic relation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variable and the special social func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provided an analysis frame based on the new question approach.

Key words: middle class;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 social environment;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function

Author: Li Lu-lu, Researcher of the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 Method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eking,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