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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

李强 和谐社会与和谐建设

2007-12-26 作者: 李强

和谐社会与和谐建设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在学术前沿论坛上的发言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关于“和谐社会与社会建设”,和我们的主题是相配合的。我大体上讲三点:第一,对于和谐社会,特别是社会建设意义的认识。第二,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是什么。第三,关于社会建设、民生问题的几点反思。

    我们知道,中央从五中全会以后,逐渐的提出突出和谐社会的建设。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提出了社会建设的主题,究竟社会建设是什么含义?为什么把社会建设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是四个主题建设之一。社会建设的概念过去我们用的不多,应该在理论上还是有很大的创新,从社会学的理论上来说,大家说社会建设并不多,反而说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工作提的很多。这就是需要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中国情况下,把社会建设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提出来,也作为四大建设的主题提出来,我理解有五方面的意义:

    第一,社会建设的第一重含义,实际是突出建设的社会性。所强调的是社会总体利益、共同性。这一点应该说从包含的概念来说是很广的,我们知道社会是由不同的人群构成的,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阶层化很多,社会是由不同的阶层构成的,既然是不同阶层,什么是社会性呢?怎么能代表全社会呢?确实是个难题。200多年以前英国思想家曾经提出过一个理念,“要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概念是不错的。社会虽然是由不同人群构成的,各个阶层构成的,但是我们应该强调它的总体最优.什么是总体性真的是个难题。社会建设的提出也是我们的思考。对于有1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对于各方面的不平衡如此的突出,区域的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收入分配也有很大的不平衡。怎样实现社会总体最优、代表最大多数最大利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当然我们会想,在中国的情况下,中国的特征是什么?我们今天强调社会建设,如果仔细回顾共和国建设58年历史的话,当年毛泽东主席在世的时候,他虽然没有使用社会建设这个概念,但他也提出了总体利益,代表最大多数人。

    我们现在强调的社会性和改革以前强调的社会性究竟有什么差异?仔细思考,改革以前强调的公有性、社会性,这提到了。改革以前大家仔细思考的话,其实我们并没有社会性,我们那时候强调的是单位性,一个社会体制强调总体自由、总体利益,所要覆盖的体系是所有人的,改革前的体系没有覆盖到所有人,是单元化的,那时候的体制是单位制,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大变,单位制当时从没有建设一个覆盖全民的公共政策,都是由各个单位自己解决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社会性体现在单位性的社会,再追溯源头是从传统中国社会家族宗族式的,这样的方式起来的。大家各自管好自己的小单位,这样的话就认为全社会的事情就管好了。用社会学前辈的概念来说,费孝通先生说过差距隔离的理念,换句话说叫“小圈子社会”,一个个的家族宗族都强调自己的利益,也能保障全体内部,全体内部也强调共同性,也是比较强调小群体内的总体最优。但是考虑到整个社会建设的时候,有一个重大的漏洞,直到今天,像城乡的户籍制度,过去强调的是城乡两个盘子,九十年代中期为什么一定要推进国企改革,有时候都动用了养老体制等福利体制,原来的只和单位有联系,当回到社会的时候就得破掉单位体制。

    所以我感到社会建设的意义提出非常的重要,也就是去年六中全会提出的,我们要用14年的时间,到2020年建设一个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制,这个目标从来没有做到,过去都是单元、单位性的,报销都是单位自己报销,每个单位都是不一样的。今天的挑战也很大,城乡那么大的差异,覆盖全民的体制,怎么能一样呢?必然形成城市有城市的标准,农村有农村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我感觉到,社会建设突出的社会性,是一个新的目标。

    第二,社会建设的意义在于,它是要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个概念,但是中央在文件中也提出以民生为主体的社会建设。其实和我这里所讲的,满足居民的基本需求是一致的。社会上人们的需求层次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能不能按照最高的满足呢?不可能的。医疗保障,换心、换肺的手术费用很大,所以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强调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这是社会建设很突出的任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建设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是最重要的,有些收入很高的群体,他们的基本需求早就满足了,所以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同时要重视弱势的,这是我感觉到第二重含义。

    第三,社会建设的提出,实际也是对于单纯强调GDP、单纯强调经济的方式。改革是以经济改革为起点的,经济改革在2829年的时间里成果非常的突出,到明年78年的12月我们的三中全会是30周年了,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应该说中国在经济进步的意义上非常重大,我们跃居世界经济总量第四位,和第三位的差距不断的缩小,我们这几年的经济增长很快。但是经济建设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单靠经济建设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现在大家也意识到了,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也是对过去的不科学进行了纠偏。经济建设非常的重要,经济建设应该说胡锦涛同志也多次讲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经济建设不是唯一的,如果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产生很多的问题需要社会问题补充,这就像一个火车的两个轮子一样。

    第四,社会建设的意义在于它突出要解决社会问题,缓和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刚才我说到的,改革以来我们经济方面的发展非常的突出,步伐非常的快。但是与此同时,社会方面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这些年比如社会矛盾等问题反而更突出了,有些测算,评选事件的数据从百分比来看上升速度都很快。随着社会的发展,是不是社会问题就更加的突出了,我们知道胡锦涛同志在他的讲话中曾经提过人均GDP超过1000元之后社会矛盾会更加突出的想法,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在总体经济迅速扩张的时候,矛盾化反而更加突出了。经济改革是一个利益结构的调整,利益结构当然有些人获利多一些、有些人获利少一些,我的论文中提过四个利益的群体,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的群体,改革中获了很大利益的,普通的利益者,利益相对的获得者和在社会低层的利益群体。发展从来都是从某一部分开始的,小平同志在1978年三中全会之前的会议中,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群、一部分工人和农民可以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一些”的想法。所以我们近28年来,出现了很多的社会分化、也产生了很多的社会矛盾。

    第五,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社会公正。这里要理解社会建设是追求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追求的是投入产生的比例,以小的产出追求大的收入。社会效益也是这个理念,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的产出,英国思想家提出的效益,怎么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呢?核心是社会公正、怎样理解社会公正。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深化和理解的。对于社会公正的理解,我们改革以来也不断的修正我们的理念,如果讲社会公正,从建国开始毛泽东主席就主张社会公正,但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建设了,从76年大家感觉到公正开始走偏,不太是大家共同认可的公正的概念,所以我感觉到对于公正的概念,这里有什么叫公正?机会的公平、程序的公平、结果的公平,毛泽东主席比较强调结果,改革以后加上机会和程序的公平也很重要,我们对公正的理解也在不断的深化。

    以上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想法,和谐社会和社会建设的含义和重大意义。

    二、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

    我们知道,此次十七大报告提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把这个作为报告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提出来,也就是说突出民生,这样的话我们要理解,在理解社会建设上理解社会建设和民生的关系。民生我们知道,最早这个理念的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强调民生,民族、民权、民生,如果我们读孙先生的著作的话,在民生方面讲的比较多的是资本和土地两大问题,直到今天都不能忽视,资本和土地是财富的来源。所以涉及到民生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仔细读孙先生著作的话,孙先生强调公平、公正,强调公益事业的建设,特别是在资本和土地问题上。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这样说的,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孙先生把民生理解为社会公平、公正,这个理解我认为是不错的。我们讲社会建设,刚才讲到了实际是刚才所说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公正,不管是最大利益也好最终是实现社会公正。

    我感到中央此次的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民生建设,我们简单的浏览一下中央所说的六大方面,最终目标是要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公正。大家看报告都看到了,这六大方面:第一是教育,我们在大学当然突出大学教育,我们也理解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叫做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最终目标是要提高全体国民的教育水平,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今天基础教育的重要性。我们知道从获益角度来看,研究证明一个人越是受越高水平的教育,将来在收益上面,我们叫教育收益率,平均每一个人多上一年学,将来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国家曾经受到过教育负收益,这是八十年代的时候,脑体倒挂,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越受教育收益越小,大家就不受教育了。最早我在《光明日报》写过一篇文章,叫“脑体倒挂出现转机”,有人还给我写信,说李教授,不对吧,脑体倒挂怎么转了?那是大概1990年、1991年写过一篇文章,后来真的是脑体不倒挂了,脑体正挂了。大家看到教育收益率很高。但是教育收益率是一个人受教育之后他个人得收益,我们发现越是受过更高水平的教育,个人获益更大。基础教育是整体国民获益、国家获益,个人并不一定突出获益。所以我们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意义在于要提高全体国民的基础教育的水平,我们现在提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在国际上不算高。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六普还没有进行,到2010年进行。五普的资料显示,我国16岁以上的人均受教育水平7.4年,这个水平就很低了。即使像韩国那样的国家都达到将近12年的水平了,我们突出的看到了中央所说的人力资源强国,确实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欠缺,国民的人均受教育水平太低了,再看到有一部分人受到很高的教育,那部分就更低了,所以我感觉到突出社会教育的整体含义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我们确实应该把我们的基础教育提高,把全体国民的平均受教育的水平提高,这样国家的发展才有实力。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像小平同志讲的,总有一部分人发展先快一点,有一般人要大力的扶持,因为这部分是创新点,如果没有这部分创新是做不出来的。但是从社会研究这个角度来看,比较强调教育公平方面,是我们国民的整体教育水平应该上升的方面。这是中央讲的第一个内容,优先发展的教育。以民生为重点的六大内容之一。

    第二,就业,中央讲就业是民生之本。一个国家要想平衡的发展,能够减少一些矛盾,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让人人都有工作。应该说我们在改革以前也曾经试行过,人人都有工作,当时是计划的方式,分配工作,人为的配置,人人都有工作。最后发现效益低下,今天中国建立的是劳动力市场体制,包括北京师范大学都不包分配了,以前是包分配,每一个学生都有工作。包分配有好处,大家就不用费心了,这样就限制住了,所有的事情都跟你没关系,你是安排的工作。市场配置之后有很大的优点,效益是提高了,但是问题也出来了,我们国家最大的特点是劳动力资源最大,我们算了一下,到去年年底,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一般是强调17-60岁的人口,差不多达到了7.9亿,一个国家要想给7.9亿人找工作,难度非常大。包括大学毕业生,过去高校没有扩招之前大学毕业生很抢手的人才、很好找工作,高校扩招以后,周济部长提出,准备到2020年扩招到40%,我想40%,工作怎么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也涉及到一个国家怎么配置教育思想工作。现在不要说大学生,有很多的海归派,最近大家说海归变海待了,待业了,也不好找工作。所以要理解劳动力市场机制,一个人群扩大以后,是一个供需关系决定的。

    政府非常大的责任在于创造就业结构,从社会建设的结构来看,各个单位、各级政府都应该思考,就业这件事情不是个人的事情,虽然找工作是个人的事情,但从国家的层面看是个人的事情。我们最近颁布《劳动合同法》,在颁布之前有些人在单位工作没签合同,《合同法》颁布之后,如果你把一个人雇用到6年以上,不能随意解雇人家,叫事实合同。结果很多单位一听说,拼命的开始解雇,把大量的人解雇,中央电视台就解雇了一大批的记者,因为要签劳动合同,眼看要到第六年了,过了第六年就不好解雇了。一个单位究竟承担什么责任,我感到,从社会建设角度来看,恐怕我们每个单位都承担这样一个责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有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业不应该简单的是一个人的责任,就业应该是社会所有人都应该为此作出努力的目标。

    第三,收入分配。这是大家提的最多的,我本人研究收入分配、贫富差距,今天无论是地区、城乡的收入分配来讲差距比较大。我也测算了一些,但是看到数据太大了,我也不愿意公布,因为很刺激人,别人说差距这么大,改革搞错了。我认为不能这么理解,中国在这个阶段可能就要差异大一些,我有一个文章讲中国的经济分配与政治分层,所谓的差异是中国的目前的配置,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是资源的配置差异比较大,政治差异非常的大,可见差异本身有一个内在机制,中国目前是差异大了一些。前几天公布一个数据,一个姓杨的小女孩有数亿。中央强调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关系,可见中央也是很重视的。

    第四,覆盖城乡居民的保障体系。这一点我刚才讲到了,是社会建设的非常核心的内容。社会学传统上用社会学概念并不多,但是社会工作等等概念,很多讲的就是覆盖城乡居民的保障体系,中国人难度很大。直到今天为止,城乡差异仍然很大,也不能说一下子把问题解决,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是急了一点,58年大跃进,小平同志讲的谁的头脑不发热,我相信确实大家当时都认为,不能说6亿中国人都不冷静,但是总的来说大家都发热,都以为人快就解决了。改革以后最大的变化是大家意识到了开始用温和的方式,不要下药太猛,反而把人害死了。需要有步骤,有节奏,不能一下子做到大家都一致,最终的目标是做到大家都一致。

    第五,医疗公共卫生体制。其实社会建设的问题有很多,可以提住房和其他的问题,但是中央为什么把医疗突出呢。确实和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推进医疗改革中到今天为止,感觉到问题比较的突出。2005年国务院发展中心社会部当时搞了一个报告,评价医疗体制改革,大家可能读过这个报告,结论很吃惊,我们的医改基本不成功。但是真的指出当时医改的问题,市场化的导向。后来发现医疗保障、公共卫生制度还不能医疗化导向。现在我们的医改方案交到温总理那儿了,可见国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涉及到生命健康的体制,非常的重要,我们感到中央把专门突出了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作为民生建设、社会建设的六大主题之一,我认为还是非常重要的。

    第六,完善社会管理、解决社会矛盾。强调怎样通过一套社会机制的建设来解决当前的问题,是总体性的。我刚才从听宋部长讲北京市准备新成立一个机构,叫北京市社会建设工委。很大程度上是完善社会管理的,但这个机制全国没有,北京市作为首善之区,提出这样一个机制,将来能不能普及到全国,当然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创新,制度创新这是北京市的一个创新。很大的工作是完善社会管理,但是这方面的难度是很大的,各种矛盾怎么缓和。我想是一个综合性的机构,能协调各方面利益的一个机构。

    这是我对于中央所提的以民生为重点,社会建设的内容的六个基本的认识。

    最后对于社会建设与民生问题,我想做几点反思。在思考社会建设和民生问题上,我刚才说了,我们的共和国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口号就是公平正义、就是民生、就是社会建设,虽然他用的词不是这样,但意思是这样的。但是在这个建设过程中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第一点反思是防止走两种极端,1949年的革命我们的目标是民生,是公正取向。到文化大革命,没有人认为是正确的。一个以民生为取向怎么能够走到完全相反的方面呢?我们感到民生这个概念、社会建设概念不能极端化,极端化容易走向“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不好,因为它走向极端了,极端的贫民化,最终造成的是普遍的贫穷,而不是社会进步。前几年我写过一篇论文,叫《丁字形社会结构》,我也不是一个理论的总结,是个经验的总结,我就把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拿来,用我们这种分析方法,叫做国际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数,一算非常的吃惊,中国社会是一个丁字形结构,没办法。就是一个大横道,农民很大。大竖道基本上是由城市里面各个阶层构成的。中央虽然强调我们要扩大中小收入者比例,但毕竟很少,算了一下,中国或者叫中等收入者或者叫中产阶级,低于13%,我算了一下大概是12%,算的差不多。为什么88%都不是?证明底层群体太大了,在这个情况下容易产生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英文是“迎合大众”的意思,文化大革命是和毛主席政策有关,但是全民搞是一个人的责任吗,是比较走向极端的民粹主义。所以我们要警惕,我们要头脑冷静,我们应该强调大部分人的利益,但是不应该走民粹主义。

    另一种极端,改革以后我们强调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但是有一些事件很不好,像黑砖窑事件的发生,什么人暴富了?有三种人,一是房地产商,1990年中央建设部文件允许土地批复,土地获益了,而土地本来是大家的,通过土地获益、当年国有企业转制,矿主都富起来了,矿都国家的,怎么让他们富起来了。所以我们的社会建设和民生建设应该防止这两条极端,走中国的社会建设的道路。

    怎样处理好改革要惠及多数人和目前毕竟社会各阶层是有差异的。我们的党章在吸收党员方面也同意吸收其他的社会阶层,其他社会阶层也是广泛存在的,中央文件讲的新社会阶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社会建设要处理好怎样惠及多数人,但是这个社会确实有分层的。中央在和谐社会上突出的口号是让大家各得其所,也是这个含义,让改革利益使前提国民共享,这是一个很值得处理的问题。

    另外,要处理好公共福利和社会利益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改革,社会建设政府承担很大的责任,和市场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社会建设也意味着我们对中国未来社会结构的预想,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社会,在资源配置上还是不应该差异太大,还是应该形成中小阶层为主体的社会比较符合逻辑。如果是垄断大自然,过于太大,而多数国民贫穷就是丁字结构,中央提出的口号很对,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社会的比例,把我们社会调整成橄榄形的结构,从对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讲,应该说是一个公认的想法。(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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