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从“证据为本”到反思性对话实践

——基于“青红社工”案例的行动研究

郭伟和  徐明心  陈涛

文章来源于《思想战线》2012年第3期

【摘　　要】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过程中持续存在着价值承担和干预效力之间的内在张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evidence-based practice model)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工作的主导性模式，这一模式把社会工作实践置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指引下，希望借此提升社会工作干预效力。但实践处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及日常生活的实践智慧都在挑战工具理性的实证主义专业模式。推行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往往遮蔽了反思性能动主体。因此，把理论研究嵌入反思行动的实践过程。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对话，就能够更好地平衡好社会工作价值投入和干预效力之间的紧张关系。

【关 键 词】社会工作/价值认同/干预效力/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反思性实践

　　一、社会工作的价值承担与干预效力的内在张力及其表现

　　社会工作实践有什么独特性?它和其他专业实践的区别是什么?这个问题应该被拉回到社会工作专业的核心位置。它不像医疗专业，只是把专业价值考量限定在专业操作过程之前的道德伦理操守，在专业操作过程中就不再依靠专业价值，而只依靠科学技术。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体现在整个专业实践过程之中，包括对案主问题的理解、判断和行动，都是一个道德和政治实践的过程。①所以，在社会工作专业领域，处理价值承担和干预效力的关系问题，不会像医疗专业那么简单明了，而是需要更加深入详细地分析研究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社会工作是对社会问题的干预，是帮助当事人解决生活问题的。在威廉姆·戈登(William E.Gordon)和哈瑞特·巴利特(Harriett Bartlett)等人的努力下，社会工作的干预焦点回复到个人和社会环境的互动，而不再是个人心理和人格层面。②同时，社会工作强调价值关怀甚于其技术手段，正是其价值目标一次次地矫正它的发展方向，把其从偏离轨道的泥潭中拉回到正确的发展道路。③

　　其实，社会工作中存在情感价值投入和有效干预之间的张力已经是个老问题。从社会工作专业诞生之日起，这两者就纠结在一起，并且伴随着这个专业的发展而变换其表现形式。它在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初期曾经通过功能和原因的争论而显现出来。④功能论认为，社会工作应根据案主的生活功能来进行分析和干预；原因论则认为，要分析案主问题的成因，并通过消除原因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它又通过心理动力学派和功能学派之间的争执而表现出来，⑤最后导致精神分析理论在社会工作领域的霸权地位。心理动力学派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借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构建自己的心理社会诊断框架，把案主当作一种问题化的、无能的、病态的对象，进行诊断和治疗。⑥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病理化的社会工作被威廉姆·戈登、哈瑞特·巴利特等人扭转，重新强调社会工作对专业关系的重视、对需要和功能的关注、对日常生活中的资源和支持系统的关注。⑦当今，在共同反对精神医学模式对社会工作的霸权支配的传统下，为了追求专业有效性，出现了新的分歧。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强调，社会工作实践应该根据科学系统的研究报告来定义问题和选择干预策略，而不是根据权威人物或传统来形成专业判断和干预。⑧而优势视角下的问题解决模式强调的则是案主自身的能力、天赋和其周围的资源、支持系统。具体来说，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挑战传统社会工作实务的有效性，认为以往社会工作重视的是权威和实务传统，而不是实证研究下的科学证据，主张以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为本。⑨而优势视角的问题解决模式，则反对任何层级关系和权威关系，包括科学权威和专业权威，主张走人案主的日常生活世界，挖掘案主世界的优势和资源，促进其优势和效能，恢复其社会功能。⑩我们把这两种模式的分歧概括为实证主义专业实践观和日常生活专业实践观的分别。

　　二、日常生活的结构惯性和反思能动性

　　上述争论的背后，其实涉及如何看待专业实践?它和日常生活实践又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最先被行动研究大师、专业教育家唐纳德·A.尚恩(Donald.A.Sch{C42W905.jpg}n)提出。尚恩指出，当今的专业教育都是在技术理性的思路下，给学生讲普遍适用的抽象专业知识，然后，让学生在专业实践领域去套用。然而，其不知专业实践过程是个充满不确定、复杂和多变的领域，严谨抽象的科学理论只会把社会实践的多样性、复杂性抹平，并不能提供针对性行动指南。这就是他所谓的技术理性主义专业教育中严谨性和相关性(rigor vs.relevance)之间的张力。所以，他提倡在面对不确定性、模糊性的实践情景时，要通过反思行动，来不断地试用和检验认识框架的适用性，解决专业活动中的实际问题。(11)

　　尚恩的理论建立于美国实用主义传统下。他只是紧紧盯住专业实践中具体情景下的问题，提出认识框架，并在行动中试用、检验认识框架，从而总结、转移到新的实践情景中去。这种微观情景下的反思实践导向虽然对于反对工具理性主义实践观非常有力，然而他仍然没有说清楚专业实践和日常生活实践的关系问题。让我们回到社会学的实践理论，来寻找这种困境的突破口。

　　社会学领域实践理论的两个当代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英国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布迪厄认为，日常生活是由一个个实践场域构成的。这个场域存在着客观社会结构、主观行动结构以及符号体系结构等三层结构。这三者之间是互相建构生产的，在一个传统的社会里，三者之间甚至是默合(doxia)的关系，也就是说，行动者的主观行动模式和客观的社会结构、符号体系结构是高度重合的。在当代社会，主要是借助符号权力运作，通过一套误识(misrecognize)机制，来实现统治结构对人们行动习性的刻画。于是日常生活实践就成为一个按照行为惯习(habitus)即兴表演的自然化过程。这个即兴表演过程注重的是一种感觉、而不是理性的反思，是一种特定时机的特定模式的前反思性的发挥。(12)所以，日常生活实践其实是一种统合结构的自然化运作，而这个自然化过程已经深深掩盖了实践场域下的支配性关系。

　　吉登斯也承认日常行为的程式化模式，而且也认为个体行为的程式和社会结构是一致的。但是相对于布迪厄，吉登斯强调日常生活中行动程式的现象学构成机制。也就是说，他认为人们在日常社会情境下，类似舒茨(Alfred Schutz)所说的，可以把这些情境下的行为方式反思归纳成实用的袖头知识，以备实践场景下的需要。只不过，吉登斯认为人们反思归纳的袖头知识具有结构性特征，反映了结构性关系，于是就成为新的社会结构生成的微观基础。(13)

　　上述两人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侧重于社会生活的再生产过程。这个过程更多类似布迪厄所说的是一个自然化的、前反思性的建构过程。问题是如何实现社会转型，乃至个人解放呢?在这里，他们也把社会转型的秘密赋予了人的另外一个属性——反思性。只不过，这里的反思性和尚恩所说的情景反思性有所不同。吉登斯在尚恩提出的情景反思性基础上，进一步结合舒茨的社会现象学，把社会变迁归诸于诠释性社会科学的社会反身作用。他认为，社会科学是一个双重诠释过程，第一阶是日常生活常人的反思诠释，形成一些零散的、片断的常识性知识；第二阶是借助于专业理性思维，在日常生活常人知识基础上，形成系统的条理性的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吉登斯认为，社会科学知识会再反馈给日常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指导原则，从而改变社会生活。但是，吉登斯关于反思性的认识仍然局限在个人行动层次上，而对于社会制度结构的转变则寄希望于一种意外的社会后果。(14)

　　布迪厄把反思性提升到一个突破结构限制、实现社会解放的高度。但是，他的反思性不同于吉登斯的反思性。因为，根据布迪厄的理论，文化实践场域依附于社会统治精英结构，而且主要在生产复制精英的文化资本，让普通大众误识，进而支配大众。这样，教育和文化并不能如吉登斯所言，反身建构社会生活，促进社会转型。布迪厄认为，真正的反思是对个人行动路线及其所在的社会场域结构的反思。借助这种对实践过程的反思，来改变个人习性和社会结构的关系，突破社会结构对个人行动的支配。(15)在这个意义上，布迪厄更加清楚地指明了对个人生活场域结构反思的重要性，从而把结构性转型和个人解放连接起来，突破了互动情景论。

　　也有学者从未来发展的方向来思考社会转型的动力。法国社会学者亚兰·杜汗(Alain Touraine)认为，突破日常生活的惯性反应，不是靠所谓的反思过去，而是面向未来的“历史质”的理解和争夺。他认为，社会实践不是一般的日常生活，实践过程是一种有目的的行动过程，或者是所谓的社会性运动过程。社会性运动不是简单的集体行动，而是借助社会学的干预，启发人们根据自己对历史发展方向和目标的理解(他所谓的“历史质”概念)，来争夺社会运动的发展方向，推动社会朝着理想目标转型。(16)

　　至此。社会理论讨论已经比较清楚地揭示出来：日常生活模式的惯性是受社会符号体系建构，也受客观物质结构和权力结构的支配。单纯地依靠进入日常生活，并不能自发产生反思性主体和解放性力量。我们需要反思性和批判性社会行动来帮助人们突破日常生活的惯性，提供个人解放和社会转型的方向和动力。正是在这里，反思性概念和“历史质”概念才有意义。前者通过对自己的过往经历及其结构性处境的反思，来达到个人解放和社会转型的目的；后者通过未来历史发展方向和方式的争夺，来达到目的。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才看见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局限性。实证主义认识论主要是采取一种抽离的立场，对一种客观化的社会现象采取客观的分析，目的是获得一种机械的逻辑关系，实现社会控制或管理的目的。这种认识立场和旨趣进一步起到了物化社会生活的作用，并且强化了专业知识和社会生活的等级关系。权且不论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下的研究结论是否能够产生具体的指导意义(前述唐纳德·尚恩已经对此进行了批判)。单就其认识旨趣来说就有问题——它追求的是一些客观和机械的工具性知识，只能产生对社会生活的管理、乃至控制性作用，无法产生反思和解放性作用。(17)所以，如果继续沿着实证主义思路，把社会世界客观化，探寻其中的变量因果关系，我们就永远无法发现社会行动的反思性能动主体，只能不断地产生异化、弱化的社会当事人。

　　正因上述原因，我们才不能同意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如果社会工作坚定地声称自己的价值目标是促进个人福利和社会公正，则它应该思考如何能够有效地促进人们的反省和能动性，从而造就社会转型的内在因子；而不是继续沿用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推行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把当事人当作一种无能的个体，把专业人员当作一个科学知识的机械执行者，从而借用科学主义名义掩盖并强化一种不公正的结构关系。

　　三、社会工作实践和研究关系的新模式：结构化的合作对话关系

　　如何运用反思性实践来突破结构性制度对日常生活的限制，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的是巴西批判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他认为，日常生活总是被各种意识形态机构所灌输和刻画，而常人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结构里，生成了自己的思维结构和人性模式。他认为要打破这种压迫和异化的世界模式，就需要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导模式，通过一种对话性关系，来刺激人们开始反思压迫性结构，进而确立真正的自我意识，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不去逃避世界。只有建立一个增能的个体，才能通过行动改造具体的压迫性环境。(18)而且，他后来特别强调，要在批判性对话中，和当事人构建希望，只有对未来敢于憧憬和充满希望，人们才会产生行动的力量。(19)弗莱雷不但促进了南美农民的解放性教育，而且对整个进步性社会工作和社会发展都作出了贡献。他促进了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转变，由不平等的知识和权力分配关系，转为一种平等的、合作对话关系，由一种安抚性社会辅导目的转为一种激进的(radical)社会转型目的。(20)

　　然而，社会过程的多重结构及其支配机制并不是向人们自我显现的，而是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结构化情景和外脑的帮助来反思和认识的。社会工作一方面需要转变实践者和案主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需要重新定位实践者和专业研究者的关系。社会工作不是不需要外部专业研究者，而是不需要一个居高临下、提供抽象而缺乏具体相关性的研究者。在这方面，法国社会学家杜汉关于社会学研究者和社会性运动的关系的构造给我们提供了启示。他认为，社会行动过程(他所谓的社会性运动)是需要社会学干预的，而具体的干预方式不是居高临下的指导，而是要求社会学家直接参与到实践过程，其主要作用是创造一个学习情景，定期把行动者从社会行动中拉出来，对行动过程和行动方向，进行对话讨论，引导社会行动朝着理想的社会模式发展。(21)这样，综合弗莱雷和杜汉的概念，我们提出一种双重对话关系：实践者和服务对象之间，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都是一种反思性对话关系。下面，我们将以“青红社工”为例，来阐述这种反思对话性实践模式。

　　“青红社工”是一批高校社工院系师生在“5·12”地震之后，在四川灾区创办的一个社工服务机构。“5·12”地震之后，陈涛(本文作者之一)参与国家民政部社会工作专家组以及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专家组，到灾区进行社会工作紧急救援。紧急救援结束后，我们在一起思考如何帮助四川灾区居民更好地恢复生计，而不是仅仅提供心理辅导。于是，我们一起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申请了灾后重建的投标项目，希望把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和灾后社区生计恢复结合起来，探寻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当我们获得项目审批同意之后，尽管我们已经比较熟悉国际社会流行的可持续生计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22)可是，我们根本无法进入当地社会直接运用这个发展方法。我们去和当地基层部门谈我们的工作目的和计划，他们表示赞赏和同意，但是他们都借口现在灾区居民思想不稳定，而且情况复杂，婉言拒绝我们的好意。中国的政治社会体制迫使我们思考，如何进入当地的社区生活，突破当地体制性限制。这里没有任何现成的国际研究结论可供我们借鉴，而国内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文献，也只是指出了中国社会工作的体制性特征和嵌入性要求，(23)但是就如何嵌入现有的体制之中的讨论却付之阙如。更何况，社会工作岂是仅仅嵌入现有体制就大功告成?更有如何转换(transform)现有体制，促进社会公正的使命要求。这里，我们明显遭遇了实证研究的逻辑结论和中国社会实践过程的复杂性的难题。国际流行的社区生计发展方法和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发生了平行错过。然而，没有具体的研究结论指引，不等于我们都变成僵化的文化傀儡。合作性对话关系，开启了我们新的空间和合作伙伴，并不断地跟随实践过程，引导我们改变合作关系。

　　“青红社工”进入当地的实践过程，正体现了这样一种双重反思对话关系。在我们确定了通过社区发展促进灾民生计恢复的策略之后，就面临着合作伙伴的选择问题。但那时(2008年冬天)，四川灾区仍然比较敏感，对原来的救灾志愿服务组织进行外松内紧的监管，也不再接受新的外部NGO组织的进入。为了进入灾区，我们通过原来的工作关系，在当地妇联主席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家职业培训学校进行合作。但是，他们不时地告诫我们当地政府的一些敏感领域，并提醒我们，当地政府会随时根据情况对我们下逐客令。于是，开始时我们主要考虑如何通过他们来传递一种信息：我们是值得信任的，我们的工作和他们的工作可以找到一个结合点。这个职业培训学校主要对灾民提供职业技术培训，促进劳动就业，和我们的社区生计发展项目有一定的相关性。他们给我们提供场地、设施和一些便利条件，我们则尽自己所能帮他们联系外部资源和提供内部培训支持。于是，初步的信任合��关系建立起来。但是，在我们的交往互动中，我们慢慢地向他们澄清，我们并不是进行具体的职业技能培训的，而是有我们自己的专业使命和目标。他们逐步认识到，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理念主要是为了帮助社区困难家庭恢复合作互助性生计，逐渐改变了对我们的期待，也放松了对我们的告诫。这样，我们通过这家职业培训学校的职业培训班，散发我们的服务项目宣传单，和学员们密切交往，终于发现了一些我们的工作对象——社区中那些受到地震伤残、家庭环境比较困难、社会支持比较薄弱的居民。这是我们通过对话关系，转换了和工作伙伴的第一级关系。

　　我们要转换的第二级是专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在初步接触中，社区服务对象沿着常规的灾区救援模式，问我们能够提供什么帮助，也希望我们能够引进资源，提供具体的物质帮助。他们把我们当作一种灾后的慈善机构或者志愿者，这是他们对外界介入的习惯化反应。我们很清楚，虽然我们也计划提供小额的生计扶助资金，然而和他们的生计困难相比，那只是杯水车薪。如何转换这种“求一助”性关系，成为一种共同努力的合作伙伴关系呢?这是我们工作初期的内部焦点，因为即使我们团队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在实践“一线”的社工与当地居民建立了比较深切的关系，深切感受到他们的苦难和挣扎，所以比较倾向于尽快给予资金扶持，开展生计项目。然而，如果这么做，显然不能达到能力建设的目的。而问题是我们的专业工作者已经进入了当地生活情景，不能跳出当地的情景来思考个人直接麻烦和结构性限制的关系。所以，要转变专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的关系，就要转变专业工作者和专业研究者之间的关系。

　　要转换的第三级关系则是专业工作者和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按照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那样，通过外部专业研究报告来告诉专业工作者必须如何做。我们的做法是，把专业工作者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拉出来，进行结构化的对话、反思、讨论，使他们跳出地方情景的紧迫性和实用性，思考如何更加持久深入地启发当地灾民恢复和重建生计。在讨论会上，项目的专业督导人员提出。我们和居民的关系不是一种资金贷款关系，而是一种促进、增能、协同和合作关系。我们要相信他们具有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但是这不等于当地人提出的所有要求都是正当的。通过我们的启动资金，是要促进社区团结和内生的发展动力。社区团结和生计恢复是项目的两个目标。如果没有居民的参与、动员、组织和教育，单靠有限的扶持资金，我们是不可能真正帮助他们恢复生计的。我们和银行以及其他慈善机构的差别正在这里!前线工作员也在会上反映案主日常生活的紧迫和艰难，乃至对建立合作性社区组织提出怀疑。他们认为，为了追求社会工作的理想，一味地拖着不发扶持资金，服务对象开始不耐烦。也开始产生一些猜忌和内部竞争，这对工作带来很多消极影响。讨论会上的争执是激烈的，然而大家的关系是平等，通过平等的反思性对话，大家逐步地达成共识，需要兼顾居民的实际生活困难和团结合作的双重目标。

　　当面临实际挣扎和困惑的时候，不是实证研究给我们指引，而是我们的专业理念和知识在引导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结构性学习讨论机制，创造了一种对话性关系，定期地促进“一线”员工和项目研究人员进行对话讨论，以及及时的电子邮件交流。这类似于杜汗所谓的干预社会学情景：他认为社会运动不能靠直观观察把握社会关系的根本特征和文化场域的版图，所以需要研究者的精心安排，通过一种类似实验的方法来进行干预，才能提升行动层次，由反应式和适应式行为发展为构思计划和冲突的行为。(24)

　　在经过了工作思路研讨会议之后，我们就主要借鉴国际上流行的家庭生计参与式培训工具，来动员和培训组员。尽管我们参照了英国国际发展署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但并不是简单地按图索骥，只是借鉴其参与式贫困评估工具并进行了修改，共设计了7个评估工具，在招募的组员中间开始进行参与式评估培训，教育大家认清自己的社区资源分布、收入来源分析、影响家庭生计的制度分析、家庭日常活动分析、家庭资产控制分析、信息和帮助来源分析、生计困难成因和改变策略分析等。然而，我们并不是机械地执行这些评估工具，在执行这个参与式评估工具的过程中，我们融入了社会工作的小组活动，增加组员之间的接触和密切彼此的关系，希望发展小组的互助、支持功能。所以，我们创造性地把可持续生计框架和社会工作专业结合起来，根据当地的情况，引导当地居民通过家庭生计的探索，去反思和发展自己的新生活方向和社区人际关系。(25)

　　这种参与式家庭生计评估培训，开启了一个对自己家庭生计的反思和对话空间，也培养了一种互助、支持性小组关系。这个过程把单个社区居民从对“青红社工”的求助者，转变成一种通过他们内在力量来辨识社区资源和寻找发展机会的能动者，同时促成了一个互助支持小组，依靠集体的力量来促使家庭生计问题的解决。

　　四、理论何以影响实践：超越情景性反思行动

　　抛弃了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是否实践过程就不要理论，大家仅根据自己的生活世界的行动经验来对话?实用主义的反思行动理论，对此持一种相对主义的诠释论态度。他们认为，“任何情景的解释，都只是一种特定的视角，都只是对现实的一种解释，而不是现实本身。所以反思实践在此意义上承认，现实仅仅是由不同程度和方式的游戏者共享一种理解而已”。(26)正是在这里，我们对实用主义的反思行动理论不满意。它缺乏一种关于社会结构和生活世界关系的基本判断，忽视社会中种种支配、压迫关系的结构性基础，滑入了相对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由此，基变社会工作声称的促进个体增能和解放的使命更容易流人虚无。理论正是在这里进入了我们的对话反思过程。这里，我们转向哈贝马斯的双重世界观，把体系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支配和反抗关系拉到前台。他赋予生活世界更深刻的使命，不仅是反思构成自己的实用性知识，而且也通过沟通理性，来批判反思体系世界的殖民化。(27)当然，如何经由生活世界的经验扩展开，去反思体系世界的支配性关系呢?人们无法自然地由生活世界的直观经验直接跳到外部体系世界的逻辑关系。迈克尔·布若维(Michael Burawoy)的扩展个案方法启示我们，必须通过一定的理论范式，经由和相关理论的反思对话，进而才能理解微观个案过程和宏观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当然，如何选择相关的有穿透力和想象力的理论，需要根据田野资料的疑问和反常例子，来思考和寻找理论，进而反思和重构理论。(28)

　　因此，在我们的团队中，研究者主要是提供充分的理论思路来观照实践过程，对实践中的情景给予较为深入系统的思考和分析。当然，研究者并不是拿起科学实证研究的大棒去呵斥实践者，而是展开一种平等的反思对话。这样，研究者和行动者的角色分化，不是如实证主义认识论主张的那种抽离的关系，而只是介入实践的任务不同。研究者要进行更多的理论思考，行动者进行更多的行动干预。双方都要不同程度地进入对方的领域，发生交叉，然后对话交流，互相产生影响，进而可能修正理论，也有可能引导实践发展出新方向。理论和实践不再是一种等级差距的指导和遵循的关系，而是一种辩证发展关系。

　　五、结论：反思性实践作为整合实践和研究关系的模式

经过上述讨论，我们试图理清楚社会工作实践和研究的关系。社会工作实践把促进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公正当作自己的价值使命，而这种使命的落实需要通过有效的专业行动，帮助当事人从日常生活的惯性支配下解放出来，进行日常行为习惯的反思和建构未来的理想生活，转换现有的社会关系。所以，社会工作需要进入案主的生活世界，和案主建立一种批判反思的对话关系，引导当事人反思其内化的思想程式和行为模式，进而转换其行为模式和社会关系。而这种批判反思的对话关系受到地方情景的限制，需要一种具有想象力和穿透力的宏观理论，来启发和开阔实践过程。专业理论研究者正是在这里进入实践过程，参与到日常实践过程，和实践者一起进行反思性对话，促进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发展。至此，其实我们已经悄悄地修改了美国实用主义传统下的反思行动模式，在反思行动中插入了理论对话，引入了宏观视角，把微观情景和宏观结构制度视角，通过双重的反思性对话关系联系起来。这就是本文所得出的结论：把理论研究嵌入反思行动的实践过程，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对话，借此取代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下把实践置于实证主义的研究下面的不平等关系。

　　注释：

①Clark, C. , “Moral Character in Social Work”,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06, 36, 

pp. 75～89; Chu, William C. K. & Tsui, Mingsum & Yan, Miu-chung, “Social Work as a 

Mor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2009, 52 (3), pp. 287-298;

 Hartman, A. , “The Professional is Political”, Social Work, 1993, 38 (4) , p. 365.

②Kris, J. M. , PIE Manual: Person-in-Environment System, Washington DC: NASW Press, 

1994.

③Specht, Harry and Mark E. Courtney, Unfaithful Angels:

 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4.

④Lee, Poter R. , Social Work: Cause and Fun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 Work, 1929, pp. 3-20.

⑤Johnson, Louise, C. , Social Work Practice: A Generalist Approach, Boston:

 Allyn and Bacon, 2006.

⑥Saleebey, Dennis, (eds.)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Boston : Allyn and Bacon, 2002.

⑦Gordon, W. E. , “Knowledge and Value: Their Distinction and Relationship in Clarifying 

Social Work Practice”, Social Work, 1965,  10(7) , pp. 32～33 ; Bartlett, Harriett, 

The Common Base of Social Work, Maryland: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1970.

⑧Briggs, H. E. and T. L Rzepnicki, (eds.) Using Evidenc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 

Behavioral Perspectives, Chicago: Lyceum Books, 2004; Gambrill, E. ,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n Alternative to Authority-Based Practice”,

 Families in Society, 1999, 80, pp. 341～350.

⑨Rubin, Alien. and Earl Babble, Research Methods for Social Work,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⑩Saleebey, Dennis, (eds.)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2002.

(11)Sch{C42W905.jpg}n, D. A. ,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12)Bourdieu, Pierr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13)Giddens, Anthony,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London: 

Hutchinson & Co (publishers) Ltd. , 1976;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a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4)Giddens, Anthony, The Constitution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5)[法]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16)[法]亚兰·杜汗：《行动者的归来》，舒诗伟等译，台北：麦田出版，2002年。

　　(17)[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弹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18)[巴西]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的教育学》，顾建新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19)[巴西]保罗·弗莱雷：《希望教育学——重现〈受压迫者教育学〉》，方永泉等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11年。

(20)Leonard, Peter, “Toward a Paradigm of Radical Practice”, in Roy Bailey 

and Mike Brake (eds.) Radical Social Work,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5, pp. 46～61.

　　(21)[法]亚兰·杜汗：《行动者的归来》，舒诗伟等译，台北：麦田出版，2002年。

(22)Ashley, Caroline & And Diana Corney,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

 Lessousfrom Early Experience, London : DFID, 1999 ;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Guidance Sheet. London: DDID. 1999.

　　(23)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制度和文化的视角》，《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

　　(24)[法]亚兰·杜汗：《行动者的归来》，舒诗伟等译，台北：麦田出版，2002年，第245页。

　　(25)参见“青红社工”的历次小组工作计划和活动记录。

(26)Fook, Jan. , (eds.) The Reflective Researcher: Social Worker\'s Theories of Practice

 Research, St Leonards: Allen & Unwin Pry Ltd, 1996, p.4.

　　(27)[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8)Burawoy, Michael, Ethnography Unbound: Power and Resistance in the Modem 

Metropol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Sociological Theory, 16 (1), pp. 4～33.

作者简介：郭伟和，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