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研究》序

郑杭生

伴随着和谐社会的发展和志愿精神的张扬，中国公益事业从幕后走到台前，从边缘走向主流，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开始步入人们的视野，大学教育基金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一种公益性的非营利组织，大学教育基金会不仅是社会剧烈转型期的产物，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呼唤与需求。它们在增加高校办学经费、促进高校科学研究、关注高校弱势群体、推动和促进高校建设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高等教育快速前进的特殊养料和新生力量。因此，在倡导公益文化和志愿精神的今天，研究大学教育基金会的现状与发展，不仅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与社会意义，而且对于第三部门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价值。

陈秀峰博士的这一本专著，是他博士论文修改的结果，也是他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在他进行博士论文选题时，我们在一起讨论、思考很久，后来，我们考虑到社会组织方面的社会学实证研究并不是很多而且很有意义，正好也有一个很好的契机，就是这几年基金会的规模和影响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是越来越大，因此就定下以教育基金会为研究对象开展分析。这既是为他做好博士论文定好题目，也是为他今后的学术生涯定好方向。整个文章在实地调查的经验材料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社会互构论等视角出发，通过对大学教育基金会的组织结构、资金劝募、资金分配、激励机制、监督机制、评估机制等几大方面进行详细论述，探讨大学教育基金会的目标取向和发展趋势，进而提出加强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管理的理念、手段、制度等方面的建设举措，建构和形塑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发展路径，力图为刚刚启步的大学教育基金会走上稳健而健康的道路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学者系统而全面地开展教育基金会研究，陈秀峰在此背景下能够拿出这一作品是非常难得的。总体而言，这本书的优点和特色在于：

一是在研究方法上突出了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本书以大学教育基金会为研究对象，充分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框架，特别是加强以社会互构论为贯穿全文的核心指导理念，突出强调出大学教育基金会既是社会剧烈转型期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行动主体主动建构的产物，同时也是约束处于一定情境与社会制度下行动主体的行动框架。例如在本书中突出分析了大学教育基金会与大学的特殊关系，以社会协同发展为视角，探讨了大学教育基金会与大学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与朋友关系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另外在各部分的实证分析中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分析视角，强调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组织的代表，大学教育基金会也是一个微型的“社会”，在这个微型的社会中，大学教育基金会必须处理好基金会运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关系，如书中详细论述了大学教育基金会在资金募集过程中的工作人员与捐赠者的关系，资金分配过程中基金会工作人员与捐赠者、工作人员与受助者及捐赠者与受助者等多元关系，基金会组织与工作人员的关系以及基金会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等，突出了组织与社会间的相互关联、互构共生。

二是研究框家合理、完整、丰富。首先本书在概念界定上厘清了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内涵，从双重性、私募性、组织目标的特定性、运作型以及志愿公益性等方面的特点对大学教育基金会进行了认真的解读；其次，在各部分的分析中突出了“问题意识”，在进行有关个案材料和深度访谈资料的基础上，对大学教育基金会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归纳、整理与分析，例如在大学教育基金会的组织结构中，对其组织结构的特点从扁平化、规范化、市场化、权力集中化、柔性化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在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资金运作中，对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资金分配要素、资金结构、资金分配目的以及资金分配方向等内容进行了分析。对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激励机制问题，从特殊的激励主体（单位体制与科层组织模式的高校）、正式激励手段的不公平、非正式激励手段的不确定以及价值激励方式比较脆弱等方面结合访谈资料进行了论证。在监督机制中，分析了体制缺陷导致监督虚位、立法缺失导致监督缺位、观念缺失导致监督无力、舆论力量薄弱导致监督无效等问题，使现状描述和问题分析很有逻辑性与条理性；再次，对策性探讨有一定的力度与深度，针对问题都进行了明晰的路径分析。例如在组织结构的设置中，提出了不仅要在组织体制上实现相对独立，还要引入共同治理机制，消解“内部人”控制，要“以人为本”，合理形成组织内人员的角色定位，要通过实质性的监督手段，保障组织功能的合理发挥。针对资金分配问题，提出了以系统优化为资金分配的原则、以竞争增效、能级对应为资金分配的价值目标、以充分有用为资金分配的效能标准，以弹性冗余为资金分配的灵活性体现等建议。针对激励机制，提出了要合理发挥物质激励的作用，实行正式激励与非正式激励的合理化分配，完善外在的社会政策制度等对策。

三是在研究观点上有一定的创新。围绕大学教育基金会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本书对大学教育基金会与社会、政府、企业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形成了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结论。提炼几点与读者共享：

从大学教育基金会形成的宏观环境和制度背景看，大学教育基金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又有一定行政约束的非营利公益组织，是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阶层分化的结果；

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兴起，不仅代表着中国非营利组织的成长以及公民社会的初步萌芽，还使得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深刻的变化和调整，要求国家与社会的界限进一步明晰，要求以公民个人权利为基础、以民间组织为要素的社会进一步获得自主性。

企业与大学教育基金会由于共同的社会责任的担当与分享，在社会建设与发展中共同扮演了“良好公民”的角色，在公益事业方面行使了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大学教育基金会与捐赠者良好关系的建构在于两者之间信任关系的相互建立，同时大学教育基金会与捐赠者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也为其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资本。进一步看，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说，大学教育基金会作为公民社会的组织实体是社会资本产生和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

志愿服务不仅体现了一种利他性的精神，一种不为报酬而自愿参与的精神，还为基金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人力资源、精神力量和道德源泉，推动了社会进步、教育发展和社会福利。

总之，这份《大学教育基金会研究》，并不仅仅是一个经验介绍，也不仅仅是一个实践总结，它更多的是在社会学视野下对微弱社会组织的深刻剖析。为了更好的推进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和社会建设，我们呼唤有更多的青年才俊能将目光投向这一片青葱的领域，让我国的社会组织更有生命力，得到更强壮的生长。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