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瑞典模式”？特殊的瑞典“模式”是在30年代提出的，50年代和60年代达到顶峰。对这个模式人们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无休止的讨论和探讨，人们对模式的特征、长处和短处持有许多不同观点，评判家们也多如牛毛，因此，在这么一小块地方予以概括根本不可能。
　　瑞典模式的核心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与私人资本之间的一种“历史性妥协”。同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是，社会民主党允许私人企业发展并保留私有制；但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同的是瑞典建立了庞大的公共部门，大大拉平了贫富差距。此外还建立了强大的工会组织，推行了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归纳起来，瑞典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个庞大的、私人所有的工业部门。
　　一个庞大的、靠税收维持的公共部门。
　　一个强大的工会组织。
　　一项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
　　一项宏伟的贫富拉平计划。
　　基本出发点是，力图以平等和公正的分配把经济增长与私人所有制相结合。几十年的实践是成功的，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良好的历史和国际条件。但是，到了70年代，这个模式受到了挑战。
　　70年代瑞典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下降了一半以上：1971一1975年的年增长率为2．7％，1976-1980年下降到每年只增长1．3％。生产率的增长受到严重压抑。工业完全停止增长，从1974年起工业生产连续4年下降(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无论在20年代的工业危机中，还是在30年代的普遍失业时都未曾出现过这种状况)。1982年工业生产仍然没有超过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前10年的水平。
　　实际上所有西方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的发展。瑞典的衰退尽管比其他国家来得迟，但却很凶猛，持续的时间也较长，且更加深刻。1977-1978年和1981-1982年工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生产下降，投资大幅度减少，1976-1982年间西欧工业生产增长约为10％，而瑞典在同一时期则下降了5％。与此同时工业投资——明日生产的基础——却减少了40％以上。
　　那么造成这一衰退趋势的原因何在呢?有人试图以70年代的石油危机来做解释，或者认为是因为没有很好地贯彻经济政策所致。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则主张寻找更深刻的原因。
　　许多事实说明，战后最初几十年的特殊情况为西方世界生产率“非正常”的提高和工业生产的增长提供了条件。这也就是说，“瑞典模式”并不是瑞典经济良好增长的关键因素，关键的是，瑞典经济发展并达到顶峰时正好赶上外部的增长条件极为良好。然而，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许多良好的增长条件逐渐消失了，西方国家的经济普遍处于这种状况，而在瑞典则尤为突出。许多迹象表明，瑞典经济增长条件的恶化程度大于其他大多数国家。
　　增长条件恶化
　　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可以解释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经济的迅速增长，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一场大规模战争就如同一个巨型需求水泵，它先是用若干年时间吸干消费需求，之后再把需求释放出去，尤其是当战争结束之后，它会造就重建需求。这个水泵自40年代末开始生效，把整个欧洲推动了起来。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支持重建工作，这其中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瑞典一开始就特别受益于这种高速度的发展。战争结束时，瑞典——实际上是欧洲唯一的一个国家——经济完整无损，劳动大军整齐充实，而所有竞争对手却是伤痕累累，在一定程度上灾难深重，商品市场出现了对瑞典出口产品的疯狂追求，因为这些产品有助于欧洲的重建。
　　这些增长条件此后随着欧洲的重建逐步地消失了，美国也渐渐恢复了元气。然而，单靠引进和效仿美国技术很难实现迅速的增长。从瑞典方面来说。人们还看到，欧洲的重建是从一片废墟开始，进而投资新技术的速度快于瑞典。就这样，瑞典的竞争优势逐渐转变成劣势。
　　国际增长环境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发生了变化。50年代是政治经济的稳定时期．美元以其固定的汇率成为一种储备货币，到处都有人要。布雷顿森林体制赋予美元以固定汇率。
　　战争时期的调节和高额关税被取消，国际市场发展迅速，进而创造了更高的生产率，能源价格低廉，通货膨胀在很长时期内处于较低水平。
　　但到了60年代后期有迹象表明，这些条件开始恶化。美国的通货膨胀开始增长。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美国为了维持越南战争而印制
　　钞票。与此同时，西欧和日本开始抢占美国的领先地位，这使美元的地位受到削弱。60年代末爆发了美元危机，许多国家根据各自需要拒绝接受美元的高汇率，开始向外抛售美元储备。
　　固定汇率由此而被废弃。从固定汇率过渡到浮动汇率使世界经济更加不稳定，而且还使通货膨胀又开始上升。近几十年来，美元一直是浮动的，如同日元一样，而欧洲一些较小的国家多次试图在其内部联手实行固定汇率。
　　70年代中期，石油生产国组织大幅度抬高石油价格，进而又一次提高了通货膨胀率。与此同时，国际上降低了一些最主要的关税，从而大大削弱了刺激增长的因素。能源价格上升，实行浮动汇率和关税下降致使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许多国家力图通过非关税贸易壁垒避开国际经济的不景气，限制外国的竞争，这进一步阻碍了经济的增长。
　　所有这些变化对瑞典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因为瑞典对外界的依赖性很大。石油危机削弱了收支平衡，瑞典这个民族变得越来越贫穷。收支状况的恶化使得我们必须回笼更多的出口收入，以便有能力维持相同的进口。恶化的收支状况也使稳定政策包含一些新的、更加强有力的限制。采取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扩张政策以抵制不断上升的失业率，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摘自[瑞典]克拉斯•埃克隆德 《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瑞典模式”的经验与教训》，北京经济学院1995年版，P297-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