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战略正由“单线突进”转向“共建共享”
　　 主 持 人：本报记者 王淼
　　特邀嘉宾：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常修泽
　　
　　 主 持 人：党的十七大将在今年下半年隆重召开，现在人们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今后的改革与以往相比，将会出现哪些新的特点。今年两会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特意强调：“我们改革和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这就需要解决民生问题。”您认为，对民生的重视，将给中国的改革带来哪些影响？
　　 常修泽：党的十七大召开将是今年的一件要事。此会之召开，也促使我从一个新的层面来思考中国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拿改革来说，我认为，今后的改革与以往相比，应该会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因为改革的背景将有新的变化。您知道的，以往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下一步不仅经济领域，而且政治文化社会领域也应综合改革。
　　 十六大之后这四五年，有一些新的构思，我比喻成“一个轴心，两个轮子”。“一个轴心”，指以人的发展为轴心；“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推进科学发展，一个“轮子”是构建和谐社会。您问我，对民生的重视，将给中国的改革带来哪些影响？我说，从深层来说，影响大的将是从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高度来研究改革。我认为，“共同建设、共同享有”，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发展战略正在进行相应调整和提升。对民生的重视，正是这种调整和提升的一个切入点。
　　 主 持 人：“共建共享”应该怎样理解？
　　 常修泽：目前社会上所讲的“共建”多指“共建和谐社会”，这固然是共建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中国整体的体制转型来看，应该是“四位一体”的共建：一是共建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二是共建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三是共建以先进文化为目标的文化体制，要以核心价值为基础，同时也要实行文化的多元化；四是共建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社会体制。四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并要让全体人民享受到以上四个方面的发展成果。
　　 民生问题涉及人们的就业、社保、衣食住行等。应该看到，这几年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上，老百姓不很满意，所以我们强调公共服务，包括在社会事业上多投入。但不能简单认为，解决民生问题，只要在社会事业上多投入了，就能够取得圆满成效，还要解决公共服务的体制问题、结构问题、发展方式问题。这是三个比较深层次的问题。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民生问题时，特意强调了“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并指出，这就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并借用诗人艾青的一句诗：“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阐释了自己对快乐的理解。
　　 常修泽：这句诗的意境是很深远的，春意盎然的，我感觉到作者和引用者的一种“人文关怀”。谈到民生问题，就涉及到了“共享”的问题。我认为，共享不仅仅是共享物质财富，而是“四位一体”的“共享”观。我们的视野要宽一些。
　　 具体来说，我认为，要让全体人民“共享”四个方面的成果：第一，共享改革发展的物质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特别是7.8亿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第二，共享改革发展的精神成果，应把这方面的问题纳入我们的视野，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第三，共享改革发展的社会成果，这些也应该列入共享的范围之内，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于公共服务的需要。第四，共享改革发展的政治成果，特别是在四个权利，即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方面，让老百姓能够享得，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需要。
　　 当然，这也需要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从今后的任务来看，应逐步由单项的、下端共享，发展到多元、更高境界的“共享”。要循序渐进，但是目标必需明确，是“四位一体”的共享，而不是单项共享。
　　 主持人：关于“共建共享”，您提了两个系列的“四位一体”。我理解两个系列的“四位一体”的改革的核心是要突破人们对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依赖，是这样吗？
　　 常修泽：是的。我认为，下一步整个国家的改革就是要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个方面整合起来，继续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以先进文化为目标的文化体制改革,推进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社会体制改革。这四个方面是统一的、完整的整体，缺一不可，前二者是重点。
　　 中国的改革在前20多年中，重点推进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后面三项改革推进不够。现在老百姓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要求日益增长，而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明显不足，而且配置存在问题,原因之一在于政府没有转型,改革推进的纵深度不够。我们要正视、面对中国新出现的矛盾，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包括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和政治问题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体制改革的大背景。
　　 要意识到，今天所讲的体制改革已经远远不能再局限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需要打破原有的“单线突进”的思想束缚，或者说，要突破对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依赖，应该有战略提升和战略拓展的思想准备。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和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密切相关。例如，中国的腐败问题就与政治权力膨胀而又没有得到有效制衡有关，必须从制度上寻求解决途径。
　　 主持人：今年两会前，温家宝总理发表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在谈到改革和创新时，特意强调“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赢得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的优势。”并指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是大海，海纳百川，不会枯竭。这是否意味着，今后的改革可能会更多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成果？
　　 常修泽：其实，依我之见，中国的改革本来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起步的。邓小平同志强调的最多的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且一直是把解放思想放在前面。但在这些年的改革实践中，在“解放思想”方面做得远远不够。上世纪80年代，也强调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是呢，强调的多是经济领域内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等等，这些当然需要借鉴，但不够的，应该是“一切文明成果”，包括政治社会生活领域的“文明成果”。
　　 我记得，中共十五大报告就提出社会文化领域“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的问题，中共十六大报告更明确提出“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两个报告都明确写有“健全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以及“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内容，这里都讲了“民主”“自由”“人权”，但是，写是写上了，对此可能引导不够，学术界研究也不够，以至好多朋友对此感到很陌生。
　　 最近，温家宝同志在文章中和此后的记者会上强调，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种思想与十五大、十六大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现在之所以对这些进行强调，我认为与推进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有关。
　　 我这里还拿“共建共享”的主体———“人”来说明。我们现在不是讲“以人为本”吗？从横向上分析，这里的“人”不是指的某一部分人，而应该界定为“全体人民”。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博爱”的精神，“博爱”的胸怀。原来人们认为博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现在就要纠正过来，要给博爱“平反”：博爱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不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共产党也要讲博爱，社会主义国家也要讲博爱。据我观察体验，中国的老百姓很向往民主、平等、博爱等普世理念，这是人心之所向。
　　 既然讲博爱，那么视野就应该更为宽阔。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体制共建的人和共享的人应该是很宽泛的，涉及到三个系统：一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系统，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二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系统，就是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六组社会群体；三是“社会主义管理者”系统，这部分应该被独立出来，以更好地发挥他们在共建和共享中的协调作用。
　　 主持人：您是说中国的改革发展战略正在进行重大调整，同时需要进行一次新的思想解放？
　　 常修泽：如果说，1992年将“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进行界定，把它们从“姓资”“姓社”的窠臼里解放出来，使之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从而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的话，那么，今天在已有“健全民主”、“保证自由”、“保障人权”等内容的基础上，把“自由”、“民主”、“人权”的内涵进一步厘清，使之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也有可能使目前相对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新的进展。
　　 我们可以回想：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中那个非常重要的论断。之前人们认为计划姓“社”而市场姓“资”，但是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将这种传统的理念打破了，他认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是人类共同的调节经济的手段，于是才有1992年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改革目标模式。现在我们面临类似的情况，要进行“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也需要从传统观念的窠臼中解放出来，让人们明白民主、自由和人权究竟是什么东西。
　　 提出人类共同的价值和文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经历过深度的启蒙运动的国家而言（五四运动虽然也是一场启蒙运动，但深度广度略显不够），这样的思想是难得的，为下一步的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启迪。因此，我想，如果我们真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共建共享”为特征进行新一轮改革，必将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系统改革，而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单线突进”。而在全方位的改革中，最重要的就是时代提出的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至于如何协调展开，我们需要研究缜密的、并具可操作性的具体方略。
　　 （原出处:中国改革报 发表日期:2007-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