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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区视野下的慈善事业发展
董海军 吕耀鹏
文章来源于:《社会工作》2012年第4期
【摘 要】我国传统社会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慈善理念。近代以来,传统慈善理念逐渐消解,而现代慈善理念还未建立。“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地缘优势和社区精英使社区成为培育现代慈善理念的良好载体。在现代慈善理念的指导下,个人和社区自治组织将是推动社区慈善事业发展的主体。由于个人和社区自治组织不是强势力量,在推进社区慈善事业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政府部门和社区工作专家保驾护航。
【关 键 词】社区/社区工作/慈善事业/慈善理念
“十五”期间,我国正式把慈善事业纳入“十五”规划纲要中,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自此,慈善事业正式纳入政府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了政府主导慈善事业发展的格局。但是现实中的事例反映出我们面临着慈善民间组织发育不良,普通大众慈善意识淡薄、参与度不高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以社区为载体培育慈善意识、发展慈善组织,政府和专业方法应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一、社区是培育慈善理念的载体
行动与意识密切相关,没有强烈的意识不可能有积极主动的行动,建立在自觉自愿基础上的慈善事业更需要有相应的慈善意识或理念。培育慈善理念,有必要发扬我国传统慈善理念和积极培育现代慈善理念,而社区是培育的理想载体。
(一)慈善事业的转型发展对社区的呼唤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守望相助、出入相携的传统美德(孙中民,2009),这不仅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更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慈善理念。近代以来,我国社会环境发生了转变,同时,中华民族传统慈善理念的生存环境逐渐消解,这就形成了对社区载体的呼唤。
中华民族慈善传统的核心是“仁”,它是两千多年来炎黄子孙的主要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这集中体现在儒家的思想中。从“仁爱”到“仁政”,从“善道”到“不忍人之心”,从道德情感上“爱人”到道德行为上以慈善施于民,体现了儒家思想所包含的慈善理论的丰富和完善,同时也为我国慈善理论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黄家瑶,2008)。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揭开了中国的近代史,同时中国的慈善事业与中国的民族救亡结合在了一起,慈善理念也表现出关注祖国安危的特点。如洪秀全的天下太平、康有为的大同思想、陈独秀的民主与科学、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等思想理论,都突破了中国古代慈善文化原来意义上的乐善好施、赈灾救民、扶贫济困、苦乐共享的狭隘范围,而是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存亡、富强和发展联系在一起,与世界发展联系在一起(蒙长江,2005)。
现代慈善理念强调慈善事业的公益性、自治性、非政府性等特点,由民间组织实施。然而,新中国的建立,祖国安危消解,社会也发生了转型性发展,国家政权的下放,激情的共产主义理想压缩了传统慈善理论践行的民间空间,慈善事业被视作封建毒素和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被扫地出门。《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的报告》把包括民间慈善事业在内的旧福利救济事业定性为“统治阶级欺骗与麻痹人民的装饰品”,并且表示,在新中国的福利救济事业中,政府是主体,“吸收”个人和团体参加,这无形之中否定了民间慈善事业的独立地位(周秋光、孙中民,2008)。
因此,我国慈善事业面临着传统慈善理念消解及现代慈善理念还未建立的处境,需要寻找培育载体。在社区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社区成了培育慈善理念的理想载体。
(二)社区培育慈善理念的优势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社区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以社区为载体培育慈善意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地缘优势和社区精英是培育慈善理念的优势。
1.“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有助于慈善理念的培育。在慈善理念的研究中,研究者大都赞同西方的观点,即认为应该本着公正的态度,促成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于是,他们大都主张“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不利于培育现代慈善理念,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会导致一种自私自利的人际关系,人只关心群体内的事,而对于群体外的困难则置若罔闻。但是,笔者认为正是这种“自私自利”,却有利于在社区范围内培育慈善理念。我国的农村社区大都是历史上形成的自然村,村民世代居住在一起,促使村民秉承“我村”的观念,他们都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群体内”有困难的人。我国的城市社区大都是由改制前的单位转变而来,社区居民都是同事的关系;即便是新建的社区,在近十年的社区建设中,居民已对社区有了归属感,因此,城市社区中也是“熟人社会”了,居民之间都是自己人的关系。正是这种“自己人”的观念,促使居民间形成互帮互助的传统,从而培养居民的慈善意识。
2.社区的地缘优势有利于宣传慈善理念。慈善捐赠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但是仅仅寄希望于捐赠者的自觉自愿,我国的慈善事业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因此,有必要向捐赠者或潜在的捐赠者宣传慈善理念。
现代信息传媒非常发达,尤其是互联网,可以即时发布消息,但这些媒介面对的是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受众,宣传的内容比较宽泛,受众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社区慈善宣传可以避免上述两个缺点,即社区工作者凭借地缘优势,对社区居民的了解和熟悉,并利用掌握的资源,能够做到面对面的、有针对性的宣传,这样就能够引起居民心理上的重视,促使居民主动参与慈善事业。
3.社区精英是社区慈善的楷模。本文所指的社区精英,是由民间自发生成的,社区居民认可的,并具有一定威望、资源动员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的民间人士,它包括农村中凭借特有的名望、地位、特定文化中的位置为依据的人士以及城市社区中供职于居民委员会之外的人士。
人民群众是历史车轮的推动者,但英雄人物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英雄人物或社会精英对社会的发展起重要作用。社区精英就是社区慈善事业的“英雄人物”,是社区慈善事业的楷模。社区精英可以通过参加社区组织的各项慈善活动,践行慈善理念,为社区居民做好表率;还可以凭借其在社区中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宣传慈善事业的重要理念,鼓励广大居民树立互帮互助的意识,促进社区慈善理念的建立和发展。
二、个人和组织:社区慈善事业的主体
现代意义的慈善事业是通过慈善组织间接救助弱势人群,我国庞大的人口是发展个人慈善的先天优势。内生于社区、立足于社区、专业工作者是社区慈善组织的先天优势。社区的互助理念、社区慈善文化、社区慈善制度和气氛等,有利于发展个人慈善。
(一)个人方面
1.社区互助理念有利于推动个人行善。社会态度理论认为,态度的情感因素和人们的行动是紧密联系的,积极地情感会趋向于接近该态度对象,而消极的情感则趋向于逃避该态度对象。除了受态度影响外,当时情景对行为也有影响(时蓉华,1996)。社区居民间自觉自愿的互助行为是建立在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上的,因此社区互助是一种积极的情感;基于地缘优势的社区居民间的互助往往是一种积极地的情景,有利于社区居民采取符合社区互助的行为,因此在社区内形成的互助理念有利于推动个人行善。
2.社区慈善文化是个人行善的文化基础。
我国历史上形成以“仁”为代表的传统慈善文化,鼓励向善、劝戒贪婪的成分源远流长,成为人们慈善行为的基础。老子的“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傅华,2007),是当前社区慈善文化建设的宝贵基础和财富。我国的社区文化建设应继承传统慈善文化,建设社区慈善文化。社区慈善文化表达着认同、关爱和责任,慈善文化应该成为社区里软的灵魂。
慈善行为是一种利他行为,而利他行为又受到当地社会文化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的影响(时蓉华,1996)。因此,要大力发展社区慈善文化,为个人行善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推动社区居民自觉自愿的参与社区慈善事业。
3.社区慈善制度和气氛能创造个人慈善的环境基础。
2008年慈善捐赠的最大亮点是汶川地震唤醒了国人的个人捐赠意识。据统计,2008年中国大陆个人捐款达458亿元,远高于企业捐款数388亿元。无疑,巨大的自然灾害激发了中国民众的捐赠热情,但这种应急式捐赠不利于中国慈善事业的长久发展。因此,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制度,使慈善捐赠经常化、习惯化。这种制度应该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个人的慈善捐赠有法可依、有法保障。
另一个影响个人慈善行为的因素是社区的慈善气氛。人通常会在气氛的压力下做出和别人一样的行为,这种行为就是从众行为。社区慈善理念的建设、慈善文化的建设、社区慈善事业的制度化的目的之一就是形成社区慈善气氛,这种慈善气氛是人们参与慈善事业的驱动力,若没有这种气氛,个人参与慈善活动可能会有受挫感,甚至阻碍个人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
(二)组织方面
1.内生于社区:社区慈善组织生存的根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群体间和个人间的收入分配很不均衡,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数量庞大、情况各异的弱势群体。为了生存,他们势必会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从而导致大量复杂的社会问题出现,反映在社区层面就是社区问题。政府机构作为中国最完善的组织,职责之一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希望政府部门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以帮助弱势群体为己任的公益性慈善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因此,社区弱势群体的存在是社区慈善组织产生的依据,即社区问题催生社区慈善组织,是社区慈善组织存在的根本。
2.立足社区:社区慈善组织生存的源泉。发展慈善事业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即社会问题与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和发展慈善事业所需的资源。社区慈善组织所需的资源应源于社区、用于社区,这是社区慈善组织生存的源泉。
公益性是慈善组织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最大特点,就需要社区的居民、企业和其他营利性组织向社区慈善组织捐赠物资。我国的“社区超市”就是践行了这种筹资运营方式。以济南“慈善超市”为例,由济南慈善总会下设,以接受社会捐助、开展社会救助为根本宗旨的非营利性慈善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汇集来自企业与个人爱心捐助,集捐赠物资的接受、仓储、发放、变现为一体,开展经常性的社会捐助与救助工作(高功敬,2006)。
3.专业工作人员:社区慈善组织的优势。我国的慈善组织大都隶属于政府,或者慈善机构的领导人就是政府工作人员,这使慈善组织有比较重的行政色彩,运营效率低下。在社区工作视角下,社区工作者应该直接参与领导社区慈善事业,对社区慈善事业的发展起指导作用。
社区工作者是接受过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和培训的专业人员,他们理应是创立社区慈善组织的指导者和领导者。社区工作者不仅具备娴熟的工作技巧,而且善于与人交往。社区工作者系统的运用以社会工作价值观为指导的相关知识,在社区慈善事业发展中扮演四方面的角色:教育角色,即动员和鼓励群众成为本地区的领袖;催化者角色,即社区工作要找好社区成员共同关心或认为重要的问题,然后带领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促进者角色,即社区工作者要维系社区组织正常运作;桥梁角色,即沟通组织成员和社区之间隔阂的桥梁(O.William Farley、Larry L.Smith&Scott W,2005)。
三、政府和社区工作专业方法:社区慈善事业的动力和保障
由于个人和社区自治组织不是强势力量,组织性也有待加强,在推进社区慈善事业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政府部门和社区工作专家保驾护航。政府是推动社区慈善事业发展的动力,主要表现在:制定政策法规,明确社区慈善的地位、对社区慈善提供资金支持、加强管理,促进社区慈善健康发展、转变观念,为社区慈善发展护航。专业的社区工作手法是发展社区慈善事业的保障,这些手法主要有:增权、社区照顾、社区发展。
(一)政府方面
1.制定政策法规,鼓励社区慈善主体参与慈善事业。政府应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较为完善的宏观政策环境,主要是改革慈善事业的准入制度和双重管理体制,即改变由政府部门主管慈善组织的准入条件,使慈善组织独立于政府组织,改由登记主管部门负责慈善组织的管理和监督,统一管理(李坚、李月娥、张进美,2010);健全公益财产管理制度、公益机构分类分级监管制度、行业评估制度和信息统计制度,使政府从慈善组织的控制者变为慈善组织的合作者、服务者和监督者,使慈善组织的成长和发展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李丽琴,2009)。
2.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社区慈善发展。
资金支持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的财政支持,一种是通过税收政策调节间接给予支持。直接的财政支持,即通过政府的财政部门向实施慈善活动的主体拨款。税收政策,即充分利用税收手段,一方面适度减免慈善公益捐赠企业的税收幅度,另一方面严厉打击各种偷税漏税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和个人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慈善事业。
3.加强监督管理,保证社区慈善健康发展。
政府应该加强对社区慈善事业的实施主体的监督管理,规范他们的慈善行为,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监督慈善组织:一是建立统一的监督机构,应尽快制定出与国际接轨的、科学的、具有权威性的公益组织的评估体系,设定慈善项目评估指标;二是通过税收政策实现对慈善组织的监督。因为慈善组织是非赢利性,而且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所以应对其施行税收优惠或者免税政策,而免税条件的确定与审核即是政府对慈善组织的一种有力的控制手段(王俊秋,2008)。
4.转变思想观念,护航社区慈善事业的发展。
慈善事业的各类参与者,尤其是政府部门,不应该将慈善事业看作社会救助的手段,而应将其看作在自愿基础上的第三次分配,而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为慈善事业的发展领航开路。
(1)政府应利用其掌握的各种宣传工具,对慈善事业做广泛的宣传,唤醒人们的慈善意识,使人们自觉自愿而且积极主动地参与慈善活动,热心慈善事业。
(2)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不仅让大慈善家,也要让每一个参与慈善事业的人受到尊敬。
(3)应在政府的主导下,加强对慈善事业的理论研究。借鉴西方有益经验,对我国慈善事业实际操作和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进行研究,研究解决慈善理论滞后于实践的问题,使慈善事业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健康发展。
(二)专业方法方面
1.增权。本文采用对增权的操作化定义:第一,增权是一种理论和实践,处理权力、无权和压迫以及它们如何造成个人、家庭或社区问题与影响助人关系的议题;第二,增权的目标是增加个人、人际或政治权力,以便个人、家庭或社区可以采取行动改善他们的处境;第三,增权是一个过程,可以发生在个人、人际和社区等介入层面(黄肖静,2007)。
“增权”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改变人的态度来改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高社区或个人的自信心与自决意识,扩大人们的视野,以增强他们解决社区及个人问题的能力。增权并不是“赋予”人们权力,而是要挖掘或激发人们的潜能(陈树强,2003)。
社区慈善事业不仅要关注社区弱势群体的物质需求,更应该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社区慈善超市和一些社会慈善行动,已经解决了弱势群体的基本物质需求,但仅仅满足物质需求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从精神层面帮助他们摆脱对困难的畏惧,将大大抵消物质满足感,这也是开展增权工作的前提。社区工作的对象是社区内的个人和组织,因此增权的工作对象也可以确定为个人和组织。在个人方面,可以运用个案方法中的心理社会模式和问题解决模式,以及小组方法中的社会目标模式和互惠模式,增强弱势群体的自我控制能力,并增强他们改变自己困难处境的信心;在社区工作者的帮助下,鼓励弱势群体与社区的其他群体接触,以期建立他们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去争取和创造就业机会和其他竞争机会。在社区组织方面,社区工作者要建立起一个属于弱势群体自己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参与者包括社区工作者、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驻社区企业的领导以及志愿者和弱势群体代表,弱势群体可以通过这个组织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并积极地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的制定。
2.社区照顾。社区照顾是指社区工作者动员社区资源,运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支持网络,联系社区内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机构,通过合作和协调以正式合法的社会服务机构来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性的服务(周沛,2002)。
社区照顾是这样一个过程:调动社区资源,即调动物质性资源,以解决社区照顾的需要;调动社会性资源,以保汪社区照顾能够真正的落实。社区联络,即宣传社区照顾工作,以树立社区照顾工作良好的公众形象和公共关系。社区教育,即对社区群众的教育和面向照顾对象的教育,促进社区成员融入社区交往和社区互动。社区照顾训练,指对社区工作者、义工、医务人员以及受助人士和其家属做专业的训练或培训(周沛,2002)。
社区照顾的目标是帮助那些困难群体,使他们在居住的社区内得到帮助,有尊严的生活在社区里。社区照顾过程中的资源调动和社区联络的功能与慈善活动中的筹集慈善物资和宣传慈善事业的功能相似,但是社区教育和社区照顾培训是慈善事业没有的,这正是社区照顾模式在慈善事业中的发力点。
对于社区教育来讲,首先应教育社区居民,使他们对社区慈善事业的发展负起一份责任。其次也应教育受助者,目的是使他们积极有序的配合社区慈善工作,同时,为社区慈善事业的发展负起一份责任。再次,实施社区教育的方法很多,比如,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课堂的形式直接教育受照顾者、社工、义工等,也可以通过社工在社区内的走访、调查、展览、讲座等形式。对于社区训练来讲,不仅要培训专业的工作人员,而且还要培训义工、邻里、受助者本人和相应的政府部门,使他们能够用专业的方法,为社区慈善事业的建设贡献力量。
3.社区发展模式。社区发展模式是在一个社区内,鼓励居民通过自助及互助的方式,广泛参与社区事务,解决社区问题,推动社区发展(周沛,2002)。
社区发展模式的目标并不是解决弱势群体的实实在在的问题,而是通过协助社区居民帮助弱势群体,培养他们关注社区慈善事业发展、参与社区活动和团结互助的态度。
社区发展模式可以通过运用个案方法中问题解决模式和任务中心个案工作模式以及小组工作中的社会目标模式,找出造成弱势群体问题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找到问题来说,应该通过走访、调查和召集受助者、社区居民与相关政府部门的方式,让他们参与到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过程来,共同出谋划策,找到问题的根本。关于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应在社区工作者的引导下,社区内的所有个人和社团都参与到问题的讨论中来,共同决定弱势群体的需求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参考文献:
[1]周沛.社区社会工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O.William Farley、Larry L.Smith & Scott W.Boyle,隋玉杰译.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时蓉华.社会心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周秋光、孙中民.政府在培育社会慈善理念方面的作用与责任研究[J].道德与文明,2008,(1).
[5]蒙长江.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历史沿革及现实挑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
[6]傅华.社区文化建设的”三个主题词”[J].红旗文稿,2007,(17).
[7]高功敬.慈善超市的运行模式——济南市慈善超市的个案分析[J].社会科学,2006,(3).
[8]黄家瑶.中西方慈善文化的渊源比较及启示[J].天府新论,2008,(3).
[9]李坚,李月娥,张进美.政府主导的慈善事业发展模式及其转型[J].党政干部学刊,2010,(2).
[10]李丽琴.明清赈恤中的官民互动及其现代价值[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11]王俊秋.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慈善事业监督体系[J].社会科学家,2008,(5).
[12]黄肖静.青少年增权研究述评[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3).
[13]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J].社会学研究,2003,(5).
[14]孙中民.论现代慈善理念的培育——基于政府责任的探讨[J].经济研究导刊,2009,(13).
作者单位:董海军,中南大学社会学系;
吕耀鹏,燕山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