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中的地位毋庸置疑，然而就此议题的整体性研究却尚显不足。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该系师生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在社会工作本土化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取得了显著成绩，形成了强调社会工作在社会学专业与学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始终面向社会现实和服务对象需要开展社会工作实务，以及灵活运用社会工作方法确保服务效果的特色与经验，这些特色与经验不仅有助于当时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发展，而且对于推动当下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不断深入裨益良多。

关键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本土化/学科建设

作者简介：齐钊，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在学科史的书写中，相较于社会学、人类学的既有梳理和概括，社会工作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术传统中所占据的地位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开始对此予以关注，但大多是围绕特定的社会工作领域进行历史学的回顾，较少从学科主体性或学科本土化的角度整体审视这段丰富而多元的历史，这为我们的进一步探讨留下了空间。通过对现存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过程中积累并形成了三个方面的特色与经验。

一、强调社会工作在社会学专业与学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创立之初，最鲜明的特色即是对社会工作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重视。当时的学校简章曾明确指出该系设立的目的是为教堂、教育机构、慈善和其他福利机构、政府机构、工厂和商业公司等训练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为了实现这一人才培养目标，该系在教学上除了相关课程的讲授外，还会邀请大学秘书、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理事、医生、医院的社会工作者以及从事慈善、社会、教育、犯罪、公共健康等工作的社会服务人员定期为学生举办专题讲座。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这种特色与首任系主任步济时（J. S. Burgess）为该系所制定的发展方针高度相关，即用科学的社会服务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为了能够满足当时社会上各个领域对社会工作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该系于1925年增设了社会服务短期科，并将系名改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由此凸显出社会工作在社会学系中的重要地位。

许仕廉就任系主任后，对于社会工作与社会问题方面的研究更为重视，主要体现在科门划分、课程设置、师资引进、学生实习等多个方面。

首先，在科门划分方面，该系1927年在原有基础上增设了社会服务函授科，专门为当时各社会服务机关的供职人员来此进修提供机会，特聘华义侠（J. S. Ward）负责办理此事。1927—1928学年，又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合办社会服务速成科，规定修读期限为1年，教学任务由该系与宗教学院共同承担，具体工作亦由华义侠负责。这样，系里的教学工作便被分为九个科门，其中与社会工作直接相关的共有六个，分别是社会服务学本科、社会服务学研究科、社会服务专修科、宗教社会服务研究科、宗教社会服务速成科，以及社会服务函授科。此外，暑期学校也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助力。当时系里规定，凡是与社会服务有关的科门，学生在毕业时除拿到学士或硕士学位外，还会获得社会服务证书，社会服务函授科的学生则会获得函授科证书。

其次，在课程设置方面，该系不仅于1929—1930年度更名为社会学及社会行政学系，而且考虑到工作范围的扩大与学生数量的增加，将课程划分为四组，其中两组与社会工作直接相关，分别是社会立法组和社会行政组；一组与社会工作间接相关，即社会研究及社会统计组。1930—1931学年，该系在上一学年的基础上将课程划分为五组，与社会工作相关的包括社会立法与工业服务组、社会服务行政组，以及社会研究与社会统计组，亦增加了工业服务方面的教学内容。1931—1932学年，尽管由于系里的经费减少而停办了社会服务短期科与社会服务专修科，但是为了推动社会行政的更加专门化，该系新设了社会工作职业训练委员会来专门审定专修社会工作的学生，并负责规划个人研究与校外实习方案等事宜。

再次，在师资引进方面，该系于1927年聘请时任司法部监狱司司长的王文豹担任犯罪学课程的讲师，并指导学生开展犯罪学研究，帮助学生理解当时国内犯罪现象发生的社会性原因，从而为社会工作实务奠定基础；同年延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主任李景汉担任社会调查班的义务讲师。1928年增聘美国韦尔斯利学院社会学系主任牛卫华（J. I. Newell）担任应用社会学教授。1928—1929学年聘请前上海大夏大学社会学教授、乡村社会学专家杨开道担任教授，他后来为该系的清河镇调查和清河试验区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聘任余协中负责清河社会调查的相关事宜，由其配合杨开道完成预期的各项工作。1929—1930学年，聘请原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林东海担任教授，由其主讲社会立法及社会与工业等课程；增聘芝加哥大学硕士毕业生张鸿钧担任讲师，负责社会行政方面功课的教学工作；留任该系硕士毕业生严景耀为助教，由其承担刑犯学与监狱行政课程的教学工作；留任曾帮助李景汉承担平教总会定县社会调查工作的该系本科毕业生于恩德为社会工作助理。1930—1931学年，增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并在纽约社会服务学校专门研究社会服务方法的王杰仪承担相应课程的教学任务和儿童福利工作；添聘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博士魏翠暎讲授儿童福利及精神病服务等课程。1931—1932年度，聘请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硕士雷洁琼为助教，由其负责普通社会学与儿童福利问题的教学工作。

最后，在学生实习方面，该系除与各种专门机关，比如北平社会局、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北平男女青年会、华洋义赈会等合作以外，大约分为两个层面来进行，一个层面是以社会问题为立足点，另一层面则是以自然社会区域作为实习的基本单位，前者关注社会问题的各个方面，而后者则注重整个社会的各个部分。关于社会问题，该系特别关注人口问题、家庭问题、工业与生活程度问题、社会组织问题以及国民经济问题等；在实习的基本单位方面，该系选取了北平北郊的清河镇作为试验区，对其卫生、经济、教育、自卫、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开展综合研究，将试验区的工作分为农村经济、农村卫生、农村社会与教育，以及农村调查与研究等四个部分。

此外，该系1933年的培养方案对办学目标所作的三个方面的介绍中有两个方面直接与社会工作相关，分别是社会建设专门人才的训练和社会服务方法的实验。而学生培养的定位则涵盖七个方面，其中五个方面属于社会工作领域，具体包括：（1）使学生能够加入地方服务工作，如城市之计划、模范乡村之建设、地方自治、平民教育、公共娱乐与公民训练的指导等；（2）使学生加入国家社会行政，如在中央政府的内政部与市政府社会局工作；（3）使学生在各种社会制裁机关供职，如监狱行政、感化工作与警察行政等；（4）使学生从事家庭福利、社会福利的工作，如在各种救灾、医药、卫生、儿童福利机关工作；（5）使学生能够做现代人口调查与人事登记等工作。由此可见，该系无论是办学目标还是人才培养的定位都鲜明地凸显出社会工作方面的特色。

在许仕廉之后，虽然系主任曾先后由多人担任，但是总体来看，该系在加强社会学建设的同时并未轻视社会工作的发展，这主要可从历年课程开设的情形中窥见一斑。

由表1可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的社会工作方面的课程既涉及基础理论，如社会工作入门、社会服务学概论等，又关注实务方法，如个案工作方法、团体工作等。不仅有课堂教学的实施，也有对实习教学的重视。同时，在具体的社会工作领域，该系所开设的课程重点关注贫穷与救济问题、儿童福利问题、家庭问题、公共健康问题、精神病社会工作等。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课程发生了些许变化（如表2所示）。

表2中1937—1938学年课程的减少与卢沟桥事变的影响不无关联，不过，从1938年开始，该系便设法在日军全面侵华的非常时局下坚持发展社会工作，并专列社会行政组进行课程建设，此时周励秋的加入无疑对课程的开设提供了不小的助力，可以看到，在1938—1941年社会行政组的十门课程中她一人承担了八门，为社会工作方向学生的培养贡献良多。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迫迁往成都办学，社会学系的课程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表3所示）。

可以看出，在1945—1946学年，该系的课程不仅明确区分了社会学组和社会行政或社会福利组，而且对两组共同的必修课与各自的选修课分别作了规定。此外，也有训练社会救济人才及盲民福利人才的特别课程，以便为解决当时抗战后方的社会问题提供学理与实务支撑。之后，随着燕京大学由成都迁回北平复校，社会学系的课程也相应有了一些调整（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这一时期继续坚持开设社会工作方面的课程，不仅延续了基础理论和实务方法并重的特点，而且重点关注儿童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等领域。同时，雷洁琼也成为承担该系社会工作课程最多的一位教师。

综上可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自成立以来至1952年院系调整，始终将社会工作置于社会学专业与学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从办学宗旨、教学目标、师资力量、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凸显出社会工作在该系整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即社会工作不仅在该系社会学专业与学科架构的搭建及逐步体系化的过程中不可或缺，而且也恰恰在这一过程中从社会学那里获得不少的滋养，从而生长出社会工作与社会学之间的互惠共生关系，为推进当时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二、始终面向社会现实和服务对象需要开展社会工作实务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在社会工作实务方面最大的特色是始终面向社会现实和服务对象的需要开展工作，这种特色首先体现在该系创办的清河试验区中。譬如，清河妇女社会工作的兴办即与当地社会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吴榆珍在试验区看到当地妇女教育特别缺乏，当意识到乡村妇女教育的提倡由职业教育入手会比文字教育更加容易时，便于1930年10月在清河镇开设了一个女子手工班来提倡妇女职业教育。后来，她又发现当地八九岁以上的女子在学习手工时会因照顾弟弟妹妹而分心，于是为帮助她们照顾弟弟妹妹，便于1931年3月在镇上开办了一家幼稚园。试验区在1932年秋季成立的清河镇家事训练班也是为了满足当地妇女的需要，这一训练班专门招收15～30岁的妇女学习家事、缝纫、食物选择、写信、记账等常识。此外，清河地毯班与仁利工厂合作开办的仁利地毯分工厂在学徒期限的规定上，正是因为考虑到乡间女子学习的特点，所以将原本六个月的学习时间缩减为两个月。

在反思乡村妇女文字教育的问题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曾提出两种改进途径，认为无论是改良课本还是编辑刊物，都必须确保内容与文字能够适合乡村妇女的实际需要和兴趣，换言之，在他们看来，文字教育只有满足上述条件，才能真正促进乡村妇女思想、观念与态度的改变，进而对她们的实际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小本贷款在清河试验区的施行也是为了满足服务对象的需要。因为当时中国的农村属于小面积耕种，在未达到集合农场制或大规模耕种之前，农民并不需要农业机械化的投资，相反，他们所需要的投资仅仅是以小户农家为单位，这种投资主要用于购买肥料、籽种、农具及耕畜等生产资料，而小本贷款恰恰扮演了这种角色。

清河试验区的供给合作是面向社会现实和服务对象的需要开展社会工作实务的代表性事例。当时的供给合作有两种类型，分别是食盐与煤球的供给，两者均由卢家村合作社负责。食盐的供给完全是为满足本社社员的需要而兴办。卢家村属于河北省昌平县管辖，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人们应当在本县境内购买食盐，但是昌平县盐店的食盐无论质量还是价格都没有清河镇的食盐令人满意，因此，卢家村合作社的社员便想出一个补救的办法，即由合作社从昌平县沙河镇的老盐巢大批购买食盐，这样不但价格便宜、斤两实足，而且质量也好，买到后再按各社员的需要进行分配。煤球的供给也是为了减轻社员的负担而举办。各社员家庭冬季用煤球取暖、夏季用煤球做饭，一年的煤球需用量非常大，但零碎购置却很不便宜。于是合作社便向试验区借款300元作为资本，在冬季农闲时由有车的社员去煤窑拉煤末，合作社再以月薪2元雇用一位长工负责摇煤球与看守煤厂，社员用煤时可来此购买，价格较为便宜。这种煤球供给事业不仅可以帮助社员们在用煤时省钱、为合作社拉煤时赚钱，而且所有的盈余也均是按照社员购买量的多少进行分配。

抗战期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对伤残军人的研究及基于研究所开展的社会工作实务也是积极回应伤残军人的需要以帮助他们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对于伤残军人而言，他们需要心理的调整以再次与社会相调适，同时还需要学习新的技能以维持将来的生活。为根本解决伤残军人的内心冲突，该系师生认为由教育入手比较有意义，应当采用心理卫生教育和国民教育的原则，一方面使伤残军人认识自己的人格、调整自己的人格以解决内心的冲突，另一方面使他们认清自己的责任义务、国家的现状、政治经济的实情及身处的环境，这样才能解决他们的反社会行为问题。其次是由职业教育入手，一方面使他们学习一种新的技能以自力更生，从而解决其生计问题，另一方面则可以调整他们的心理状态，为他们创造一种成功欲的满足以减少其自卑感。为了将伤残军人眼前问题的解决与未来调适问题的解决合二为一，该系师生认为应当建立起以社会福利为前提的保护措施，具体包括六个方面，分别是组织成立伤残军人会、建立恤金与收容并行的制度、开展心理卫生运动、开展职业教育、推广伤残军人福利事业，以及开展其他文化协助事业和娱乐事业等。

面对盲军物质生活条件不足、家庭关系失调、子女教养失当、心理失调等问题，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富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当以盲军为中心，以其本身为转折点，彻底教导他们使其达到复员的目标，所谓复员包括盲军身心之复员、社会地位之复员、经济情况之复员等多个方面。在身体方面建议请专科医生利用最新的科学方法为盲军医治盲眼，使其达到最大可能的视力。心理方面及社会、经济方面的复员，则有赖于社会对盲军的态度及复员机关的努力。该系师生同时也强调应当建立盲人的自信以使他们自动、自助、自养及自立；应当在安定的社会秩序下为盲人开辟生活途径；应当以平等的原则对待盲人；也应当给予盲人智识的培养和职业的训练，使他们能够逐渐提高生活水平，重新较好地融入社会。

鉴于征属所面临的生计问题、租佃纠纷问题、职业问题、婚姻问题、民事诉讼问题以及教育问题等困境，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从工作、人员、经费等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工作方面包括工作机构、工作方法和工作性质三个侧面。对于工作机构而言，无论官方或私人的设施，均应形成一定的系统性。换言之，一方面要由政府来承办，另一方面更要将此种工作推动到民间，由全体国民来做，而政府则处于指导与监督地位。关于工作方法，一是在救济征属时应着重于实情的了解，以个案工作的方法开展被救济征属的详细调查；二是要将征属工作由城市推广至乡村，使全国每一个地方的征属都能受到政府的优待；三是要与其他各有关机关、团体分工合作；四是帮助征属组织合作社。关于工作性质，一是救济征属应当建设其人格，故应教养并施；二是应当注重征属的生产事业；三是应当注重预防，也就是在积极方面多做工作。在人员方面则是强调从事优待工作者应当经过专业的训练，并应具有各种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及社会工作经验，同时应当具有社会化的人格并富有同情心，也要具备清晰冷静的头脑。在经费方面，则应当既由政府拨定专项，又由民间的援助补充国库之不足，换言之，政府和民间在经费上应当相互合作、彼此补充、共同发力。

抗战结束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针对成都和重庆失业工人的实际困难提出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解决办法。所谓治标的办法是指紧急救济已经失业的工人，而治本的办法则是解决后方的工业危机。前者主要包括三种具体方法，一是由政府详细规定遣散办法、切实执行各项救济决议、设法使失业工人得到复业机会；二是由政府拨付专项资金使工人得到实惠；三是由政府为因交通工具等困难而没有立刻遣送回籍的工人提供必要的救济，解决其食宿问题。治本的办法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应当按照实际情况从速贷给各民营工厂一定款项以切实解决其困难，二是严禁国营工厂藉故开除工人、裁减紧缩。

针对战后劳工教育所存在的问题，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明确指出不仅要实施劳工成人教育，还要办理劳工子弟教育，并且为适应劳工儿童及劳工妇女的特种需要，在童工及女工集团中亦应分别施行教育训练，于是劳工教育的范围即可被划分为劳工子弟教育、劳工儿童教育、劳工成人教育及劳工妇女教育四种。劳工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劳工健全的发展，因此在知能方面应当予以他们知识的灌输与技能的训练；在道德方面应当给予公民的常识以培育他们的优良品格；在身体方面则应当以康乐教育来培养他们身心的发展。由此劳工教育的内容也就可以分别对应为知识教育、技能教育、公民教育与康乐教育。

为了在战后进一步推动我国工厂劳工福利事业的发展，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通过对成都市新工业劳工福利的实际情形开展研究，提出应当从物资享受、精神享受及医务卫生三个方面加强劳工福利事业的建设。除医务卫生应分别设立单独机构负责推行外，物资供应的具体措施包括五点：设立消费合作社、建筑职工住宅、设置劳工子女教养设施、创办劳工储蓄、举办社会保险。精神训导包括智识的寻求与快乐的追逐，在智识的寻求方面，建议设立图书馆、注重时事报道、推行劳工职业补习工作；在快乐的追逐方面则建议设立业余俱乐部。

医院社会工作的功能在于既为病人治疗生理疾病，也为病人诊治社会疾病。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看来，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对病人的援助之所以做得好，正是因为那里的医院社会工作是根据病人的需要及具体情形而开展的。此外，门诊部的分科台及住院处也是视请求援助者的实际情形来决定是否接收。社会服务部负责接收这两个部门转来的个案，经拜访调查后开展适当的社会服务，他们的工作均是尽力站在病人的立场为其谋求疾病的治疗及社会生活的重建，丝毫没有接收病人的规则限制，也没有固定的经费限制。卫生部天津中央医院的社会服务部接收请求者同样是以请求者的实际情形为依据。尽管中央医院对贫苦市民的诊病有明文规定，但是该社会服务部并不刻板地依照规则工作，因为在他们看来，各个病人的社会背景、当时的处境皆不相同，刻板的规则实行起来有失服务的意义。

由上可知，无论是清河试验区的各种试验工作，还是抗战时期围绕伤残军人、盲军及征属所做的个案工作，抑或是抗战结束后对于劳工失业问题、教育问题及福利问题的解决，以及对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和卫生部天津中央医院社会服务部医院社会工作实务的经验的反思和总结，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所展现出来的最为显著的特点都是始终面向社会现实和服务对象的需要来为他们提供富有针对性而颇具成效的社会工作服务。

三、灵活运用社会工作方法确保服务效果

如上所述，面向社会现实和服务对象的需要开展社会工作实务的首要目的是切实有效地协助服务对象解决困境或问题，而实现这种目的并确保服务效果的根本前提则是能够获得服务对象的信任进而建立起友好的关系，这种信任的获得与友谊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工作者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地运用各种社会工作方法，而非拘囿于某些特定方法的生搬硬套。

譬如，在乡村从事妇女工作时，为了便于工作的进展，需要与四类群体联络以寻求合作，他们分别是地方领袖、本地妇女、本地男子及顽固与积极分子。所谓地方领袖，实际包括本地绅董、乡长及知识分子。与他们进行联络的原因在于，他们对地方事业握有很大的操纵力量，不但具有威权，而且为乡民所敬仰，倘若一项事业能够得到他们的赞助与提倡，乡民的合作就会容易很多。与本地妇女的联络，着重点在于同她们形成较好的关系而打成一片。与本地男子的合作主要是因为妇女工作是为了整个社会的改进，而社会由男女共同组成，因此应该采纳男子的意见与建议，加之在乡村中父兄、丈夫握有绝对的权力，倘若他们对于妇女工作不了解、不合作，那么妇女工作将很难进行。联络顽固分子与积极分子则是为了消除前者在舆论方面的不和谐而获取后者在舆论上的支持。

此外，为了乡村社会工作的顺利开展，在谈话、态度、衣饰等方面也有一些需要留意之处。对于谈话而言，要求社会工作者遇到哪类人便要会说哪类话，譬如，要组织一个幼女班时，与一位热心教育的绅董谈话，就要说是为了提倡女子教育；与一位守旧的村长谈话，则要说是为了教女子手工；与一位经济状况不好的家长谈话，重点则应强调是为了使女子能够赚钱。谈话时一方面要表示尊重他们的意见，同时也要使他们听从社会工作者的建议。说话时声音需要非常和蔼，并且越带乡间口气越好。由于一个新名词对当地人而言非但不易了解，反而会生出许多误会，因此说话所用的字词越本地化、普遍化越好。

与本地人来往时态度务必要谦恭和蔼，必须以平等的态度与他们相处，不能用怜恤的眼光对待他们。每去拜访一个家庭时，本地人一定会忙着找一块垫子放在炕上才敢请社会工作者坐下，这时最好说“不用不用”并立刻坐下去。他们斟茶给社会工作者喝时，最好也要喝上一点，这样表示不嫌他们脏，他们对于社会工作者也就觉得可亲。总之，只有对服务对象表示亲善，他们才能以真诚对待社会工作者。衣饰方面则应务求俭朴，并且越是乡间化越好，因为这样可以使本地人不感到隔阂。

家庭拜访是社会工作者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例如，清河试验区意图为即将开设的幼女班进行招生时，就请熟人带着去有女孩子的家庭拜访，通过与家长谈话动员他们将女孩送来上学。等开班之后，社会工作者至少要到每个学生的家里再去一次，目的是通知她们上课并与家长谈话，同时观察她们家中的情形，以求深切的了解。上课之后，若有特殊情形的学生，则要多去其家中拜访几次。倘若遇到学生时常告假或停学不来，也要到其家里去看因何缘故。一般而言，各学生家庭对于教员的拜访都特别欢迎，教员与家长见过几次面后彼此能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学校与家庭沟通的方法。

面对当时中国农民思想较为保守的特点，如何在当地开展社会工作，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想出多种提倡与宣传的有效方法。第一，“以农入农”的方法。该系师生发现，由于农村是以农业为主体，农产品的收获是农民最为切身的问题，因此欲使合作社进入乡村，则非从农业入手不可。这种方法具体指的是，先提倡养鸡养猪、改良猪种与鸡种，他们将来航鸡与波文猪推广至乡村，当农民看到来航鸡下的蛋很多，波文猪长得很快时就会对试验区的工作逐渐产生兴趣。而随着指导员与农民的往来增多，他们在感情上也就更易融洽，之后再从事合作社的宣传与提倡便会顺利很多。第二种方法是小本贷款法。试验区为流通乡村金融起见，预备了3000元的基金用来办理小本贷款，给农民放款时最多不超过20元，稍收一点利息以示限制，并将利息拿来继续服务于乡村。合作指导部则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借款人宣传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的积极作用。第三种方法是利用少年团。由于青年人比老年人更加容易对新事物产生兴趣，因此试验区将区内高小毕业及肄业的20余名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少年团，为他们提供生产教育，修业1年即可毕业。合作指导部利用这个机会竭力向学生宣传合作事业，希望他们能够回到乡下去倡办合作社。正是通过这三种方法，清河试验区与农民逐步熟识起来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小本贷款处为实现其功用，采取了一种优于增息方法的办法，即个人教育法与团体教育法相结合。个人教育法无需采取正式的方式，而是在与借款人接触时或他们前来还款时同他们做几分钟的谈话，在无形之中使他们受到一种刺激而发生好的反应；团体教育法则是以正式的方式进行，贷款处在一定时间分别召集借款人开会报告贷款的情形，在会中对信用特别好的人提出嘉奖，而对信用不好的人加以勉励，此外还给他们介绍一些新思想和新知识，以使借款人增长知识、提高信用。

清河试验区的教员胡德荣在改革幼女班的管理时所用的方法值得留意，在她负责幼女班之前，其他教员对于学生都有些“哄”着的意思。学生犯错后教员不敢责备警戒，因为担心她们生气不来上学，因此养成学生放纵的态度。胡德荣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合宜，于是设法改良。恰巧遇到一位学生不听劝诫，她便责备了这位学生，由于学生以前从未受过责备，因此被气哭并收拾书包回到家里。胡德荣借此机会告诉其他幼女这种态度是不对的，教员劝教是为学生好，倘若一个人做错了事而不听劝诫，那将永远不会改正，也就不会进步成为一名好学生，并且试验区也不欢迎这种学生。后来这位学生再来上课时胡德荣就不许她来，以警戒其他学生。自从这件事情以后，其他学生的态度均得到了改变。若有学生犯错而教员对其进行劝诫或责备时，她们都非常愿意听从并接受教员的意见，她们对待教员的态度也非常好，如同对待家里的姑姊一样的敬爱。

在盲军家庭的研究中，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指出诚恳、谨慎、同情、客观是社会工作者必备的美德，而会谈更是研究时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技术。因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一旦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则一切调查步骤均可顺利进行。此种良好关系的建立实由往返接触而来，而接触的途径，则首推会谈，会谈时应注意克服种种障碍，如偏见、怀疑、固执等，尽力使对方畅所欲言以宣泄情绪；应取同情的态度，避免争辩，以使服务对象安心；有时还需引述社会工作者的相同经验以求消除对方的自卑感。

为了研究劳工的教育问题，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万华清经常到成都市福福丝织厂与工人们谈话并想方设法和他们多待在一起，以便联络感情。为了赢得工人们的信任，他还常常为工人们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例如替他们代写书信文件、介绍他们到福利社看病等，在他们与资方发生纠纷而需要法律援助时也为他们介绍律师。通过这些努力，万华清与工人们建立起非常紧密而友善的关系，因此他们也就特别乐于忠实地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这便为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并有效地推动了该项研究的进展。

为了确保医院社会工作的效果，宋思明和邹玉阶曾明确指出，社会工作者在与医生会谈时，首先，最好亲自前往晤谈，这样不仅能够得知医生关于疾病的详细叙述，而且能够避免隔阂；其次，应当善于运用适当时机与医生晤谈，一方面不要在医生忙迫时交谈，另一方面则要提问简洁中肯；第三，不可因略懂普通疾病情况而先于医生下诊断；第四，应当与医生合作，切忌与医生发生意见冲突；第五，最好能向主管医生寻求消息和意见；第六，应当与医生有定期的聚会。在对病人进行医药社会调查时，第一次与病人的接谈应当特别小心而机警，不仅应细心听取病人的讲述，更应表示友谊和同情心，以使病人愿意向社会工作者倾吐心中的一切。

由上可知，当时国内对于社会工作方法的介绍虽然不少，但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在使用这些方法时，并不是局限于教科书上的一般论述，而是根据社会工作实务的具体情形和现实需要，对其进行灵活使用，并且因时因地制宜地发展出一些教科书上所没有的方法，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相关利益群体联络法、相机而行谈话法、“以农入农”法、小本贷款法、组织少年团法、罚一劝百法等，正是对于上述这些方法的创造性使用，才为支持与帮助服务对象解决困境和问题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结语与启示

一言以蔽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在20世纪上半叶经过数十年的辛勤耕耘和不懈努力，秉持致用与学理并重的理念，始终将社会工作作为该系专业建设与学科发展的重要任务，从办学宗旨、教学目标、师资力量、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凸显出社会工作在系里的重要地位与特色所在，培养了大批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建设事业的推进贡献良多；该系师生也始终坚持面向社会现实和服务对象的需要开展多种多样的社会工作实务；为了能够尽可能地达致为服务对象解决问题和谋求福祉的目的，如何根据具体实际灵活、创造性地运用各种社会工作方法则变得尤为重要，在这一点上该系师生作出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所有这些便共同构成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特色与经验，这些特色与经验不仅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工作领域影响颇大，而且对于当下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进程而言，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和启示价值。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同一时期的高校中，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均在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方面有所贡献。但是，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后者对于社会工作在社会学专业与学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的强调和确立更为用力，虽然前者在课程设置中不乏社会工作方面的课程，但是后者却在社会工作课程的体系化建设方面走得更远，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不仅在科门划分的层面将实际指代着社会工作的应用社会学与理论社会学并列，而且在具体的课程层面也为社会工作课程设有专门的组别。尤有进者，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方面也更为完善，因为该系不仅有社会工作方面的本科教育，而且也有研究生阶段社会服务研究科的设立，换言之，在人才培养的贯通性上，社会工作在社会学专业与学科建设中显然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正是源于上述这种专业与学科建设架构上的特色，后两种特色与经验的形成也就具备了基本前提。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三大特色与经验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譬如，该系培养的毕业生张鸿钧不仅在留学归来后回系里任教，而且先后担任国民政府社会部社会行政计划委员会委员、研究室主任和社会福利司司长，在其主持下，无论是社会部研究室编译出版的数十余种社会工作丛书，还是在社会福利事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都在高校以外的领域为当时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又如，该系毕业生蒋旨昂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期间所出版的《社会工作导论》以及同为该系毕业生的吴榆珍于1946年所出版的《社会个案工作方法概要》也均为当时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助益良多。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三种特色与经验的形成，在早期虽因步济时等创立者及任教者的宗教信仰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基督教的社会福音观念的影响，但是自许仕廉接任系主任且中国教师逐渐增多之后，基督教的影响便不断淡化，代之而起的则是这些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对空前未有的民族劫难和社会危机而由内心深处涌动而出的救亡图存的家国情怀和学术自觉，正是这种家国情怀和学术自觉强有力地推动着该系师生将自身所接受的科学的学术训练与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问题、拯救普通民众于水火之中的迫切需要紧密熔铸在一起，从而以“学术救国”的方式将社会工作本土化不断推向深入。

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其中社会工作被列为专业学位一级学科，这对社会工作本身而言无疑意味着一种积极的讯号。在此背景下，如何建设这门新设的一级学科便成为一项重要议题，其中所涉及的方面自然繁多。不过，在聚焦社会工作自身建设的同时，似乎无法避开社会工作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点上，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经验不妨值得参考，亦即，我们不必在两者之间人为地设置障碍，或者在两者内部各自画地为牢，而是应当将它们视为同等重要的学科，并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充分展开交流与合作，这样不仅能够确保各自学科的独立性，而且可以在相互的交融当中既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又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事业的不断完善。

最后，本文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在社会工作本土化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作出的贡献概括为特色与经验，而不是冠之以“学派”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避免学派一词所内含的某种固定性或规定性特征，力图呈现特色与经验这一表述所表征的实践性、丰富性与灵动性特征。这种实践性、丰富性和灵动性不仅提醒我们应当重视对于参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该系师生的思考、主张及探索等内容加以深度的总结与凝练，而且提示我们应当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和胸怀去对待并挖掘学科史中的多元化与多样化的个体与群体。或许只有这样，学科史研究对于当下的借镜价值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彰显与发挥。

（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建设》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