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与专业化：浙江社会工作的融合发展

童志锋

原文刊发于《社会工作与管理》，2017年第5期。

摘要:面对专业社会工作“水土不服”和本土社会工作专业性欠缺的双重困境，社会工作如何突破？这是当前社会工作发展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浙江在不断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社区融入为目标的“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和以技能提升为目标的“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双轮驱动”策略，有效破解了社会工作的双重困境，实现了社会工作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工作本土化专业化浙江

社会工作是在社会福利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有助于帮助社会弱势群体预防和解决部分因生活方式不良或经济困顿导致的社会问题，提高生活品质，实现社区融入，促进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1]社会工作可区分为两种类型，即本土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也可称之为传统社会工作与现代社会工作。本土社会工作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存在的一套系统化的，由政府部门、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实施的，帮助其成员解决现实困难和问题的制度化做法”。[2]作为我国传统的社会服务模式，本土社会工作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方式进行社会管理与服务。专业社会工作是“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培训为基础、以社会工作价值观为指导、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提供的社会服务”。[3]平等、公正、自主等理念是专业社会工作价值观的重要呈现。浙江社会工作发展与全国大多数省市几乎同步，近几年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态，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诸多问题。本研究基于浙江社会工作发展实践，试图对浙江本土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各自面临的困境以及破解困境的路径等问题进行思考与回答。

一、社会工作发展的双重困境

当前，社会工作发展存在两个困境：一是专业社会工作面临的困境,即在具体的实践中“水土不服”；二是本土社会工作面临的困境,即专业性欠缺，难以满足居民的社会服务需求。

(一)专业社会工作的困境

截至2016年11月，全国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人员共计288 768人，成立的民办社工机构6 000多家。[3]浙江省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人员已有22 455人，[4]占全国的7.8%；共有民办社工机构676家，[5]占比超过10%，稳居全国前三。当然，在浙江专业社会工作取得较快发展的同时，一些问题也开始显现。

首先，专业社工进入社区服务难，获得社区居民的认可更难。专业机构的社会工作者倘若没有当地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的配合，基本上是很难进驻社区开展工作的。如果每次做活动时，都需要社区专职工作人员进行协调，客观上会增加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如果没有足够的激励，未必能够调动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即使进入社区开展工作，专业机构的社会工作者也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与社区居民熟悉，取得社区居民的信任。此外，机构的社会工作者进入社区服务的困难还体现在地区文化差异方面，他们未必都来自本土，在语言、文化认同等方面与服务地区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隔阂。比如，如果不懂杭州话，社会工作者很难在杭州针对本地老人开展社会服务。

其次，由于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人员流动性较大，且无法确保机构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区域与对象的稳定性，使得社会工作者与社区居民信任关系难以建立。一方面，相对于其他职业，社会工作者需要面对多类突发事件，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工作压力较大，且待遇相对偏低，因此社会工作人才流失较为严重。有学者指出：“近年来，在我国社会工作总体形势发展良好的情况下，社工人才大量流失的现象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6]另一方面，由于目前社工服务遵循的是市场化运营的招投标制度，机构每年争取到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无法确保机构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区域与对象的稳定性。这两个因素导致已经与社区建立良好关系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及其社会工作者未必能够继续服务该社区。换言之，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对象与区域具有不确定性，不利于社会工作者与社区居民信任关系的建立。

(二)本土社会工作的困境

本土社会工作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精细化服务的需要。从社会工作的功能分析，民政工作与西方意义上的社会工作最为接近。民政工作也可以称之为本土社会工作。长期以来，本土社会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提供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群体利益分化、居民需求的多元化，传统民政工作的理念、方法与手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服务的需要。比如，传统的民政工作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动员方式解决问题，较多运用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引导群众。但随着居民的权利意识觉醒，平等的沟通与对话、自下而上的参与成为居民的重要诉求，传统民政工作无法满足此需要。又如，现代社区服务中心对工作人员的要求越来越专业化与职业化，如果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化训练，则无法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因此，本土社会工作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服务的需要。

那么，浙江如何破解社会工作的双重困境难题？本土化与专业化的融合发展是其基本路径。

二、本土化与专业化：浙江社会工作的融合发展

浙江社会工作如何实现融合发展？这里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介绍：一是浙江社会工作融合发展的历程与背景，二是浙江社会工作融合发展的具体实践。

(一)从接触到融合：浙江社会工作发展历程

1.本土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的接触阶段

2001年浙江省高校开始开设社会工作本科专业教育，这是浙江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开端。2002年初，浙江省民政厅与省自考委联合开展了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学历自学考试和岗位资格培训。2001年之后，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等一批高校社会工作本科专业陆续开始招生。2005年，浙江省第一批社会工作本科人才从杭州师范大学社工系毕业。由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设置，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开始加入并充实浙江社会工作各个领域，有力推动了浙江社会工作的发展。同时，由于大多数高校规定社会工作本科专业学生需要在毕业前进行社会实践，这促使高校与浙江省内的社会工作实务部门合作建立实习基地，促进了专业社会工作理念、知识、方法等的传播。

2005年以来，杭州市、宁波市瞄准建立规范的社区专职工作者管理体系这一目标，强化制度引领，相继出台了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管理办法等系列政策文件，对专职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录用、聘用、培训、考核、工资福利等进行了具体规定。[7]宁波市还出台了相关政策，组织和鼓励相关人员参加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并给予取得资格的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相应的职业资格津贴。[8]215

在此阶段，本土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开始了初步接触，但是专业社会工作并没有对本土社会工作产生较大的影响。

2.本土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的融合阶段

2007年，按照民政部的部署，浙江省启动了首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试点城区和单位包括杭州市上城区和下城区、宁波市海曙区和江东区、嘉兴市南湖区、浙江残疾儿童康复中心、宁波市社会福利院(光荣院)。这标志着浙江省正式进入社会工作创新发展阶段。2009年，浙江省又启动了第二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试点城区和单位进一步扩展到了杭州市拱墅区、杭州市江干区、杭州市西湖区、嘉兴市市区、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嘉兴市96345社区服务求助中心、绍兴市社会福利中心、绍兴市慈善总会、温州市社会福利院、温州市精神病院和温州市儿童福利院。①经试点探索，产生了杭州模式、宁波模式等，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元运作和公众参与的社会工作管理和服务的新格局。

此阶段，浙江省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日益重视，组织领导得到加强，宣传培训工作也逐步深入。浙江省第十六次全省民政会议强调“要以发展的眼光高度重视队伍建设，着力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者人才队伍，不断提高民政工作领域专业化社会服务水平”。[9] 2007年初，浙江成立了由一把手任组长的省民政厅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领导小组，统筹规划全省民政系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8]215-2172011年浙江省出台了《浙江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②，这是第一个有关浙江省社会工作的总体性规划文件。2014年，《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加快推进“三社联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浙民基[2014]135号)③出台，从“三社联动”统合考虑社会工作的发展。2015年，经过浙江省民政厅评选，浙江财经大学等21家单位获批首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另有杭州青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29家单位获批省首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实训基地。[10]

(二)本土化：浙江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的社区融入

一般而言，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即“产生于外部的社会工作模式进入中国，同其相互影响进而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发挥功能的过程”。[11]本土化在本文的语境中，主要指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嵌入社区、在地化的过程。如笔者曾指出，如何把专业社会工作与职业化社会工作应用于中国实践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点。[12]那么，浙江的专业社会工作是如何实现社区融入的呢？政府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大力扶持引导社工机构的基础上，浙江主要通过政府购买社工机构的社区服务、搭建社会资本与社工机构之间的平台等方式不断促进专业社会工作的社区融入。

1.政府引导民办社工机构发展

《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加快推进“三社联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兴办各类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政策。比如，鼓励社会工作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从事一线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兴办民办社会工作机构；敞开胸襟，引智聚力，以购买服务的形式，吸引先进地区的社会工作机构和人才开展社会工作督导培训、社会工作实务参与等；探索建立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资金资助制度，并组织向其购买服务，使之办得起、长得大、用得好。④2014年，宁波市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文件明确提出：重点扶持一批具有示范导向作用的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力争到2020年，培育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150家，建成社会工作示范基地50个，全市获3A等级以上的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不少于50家。所谓3A等级以上的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其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占比应不低于1/2。⑤丽水民政局出台的《丽水市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办法(试行)》提出，每年安排一定数额的财政资金，通过以奖代补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⑥

2.政府向民办社工机构购买社区服务项目

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很难生存。近年来，浙江省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各类社会工作机构也通过购买服务的资金得到了成长。以杭州为例，2014年，杭州市本级投入966.63万元，向社会组织购买了108个项目。[13]2015年，杭州市本级投入915万元(其中福利彩票公益金500万元，社区服务业专项资金415万元)，资助164个项目，预计市区两级公益创投总投入可达3 000万元。[14]2016年，据《杭州市民政局杭州市财政局关于下拨2016年社会组织公益创投第一期项目资金的通知》，第一期资助了89个项目，杭州市本级投入已达1 075.8万元。⑦为了促进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机构项目落地，杭州市民政局明确要求申报项目必须获得实施地社区、街道办事处等基层单位的支持，并要求项目所在地区(县)民政局对项目进行监管。

3.政府为社会资本和社工机构搭建平台

政府是社会工作机构资金的主要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浙江省注重引入各类社会资本支持社会组织社会工作项目、社会工作机构发展。比如，2013年和2014年，杭州市上城区连续2年推出公益服务项目相亲会，通过“资本相亲会”“公益对对碰”等形式，搭建公益服务需求方、资源提供方、项目承接方三方对接平台，共吸纳127家企业参与，114个社会组织在现场获得举牌资助，惠及居民10多万人次。⑧

在政府政策引领、资金扶持下，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范围有了较大的扩展。尤其是通过“资本相亲会”“公益大舞台”等形式，使得越来越多的公众了解了社会组织、社工机构，激发了社会大众参与公益项目的热情，促进了民办社工机构的成长，减少了民办社工机构融入社区的难度。浙江省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这些机构扎根社区，在儿童、青少年、养老、助残等各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专业化：浙江本土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

截至2015年底，浙江共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32 294个，其中，村委会27 901个，村委会成员105 396人；居委会(社区)4 393个，居委会成员19 970人。浙江有超过10万的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活跃在城乡社区。[15]他们是社区建设的一线力量，在服务社区、促进社区治理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大多没有受过专业的、系统的社会工作教育或培训。为了超越传统本土社会工作上传下达的工作方式，满足多元化的人民群众需要，提供专业化、精细化服务，浙江省通过对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的制度引领和教育培训、开发社区社会工作岗位、培育特色社区工作室等措施，不断促进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化。

1.社区专职工作人员专业化的制度引领

为了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浙江省各个地市都出台支持性政策，在这些制度设置中，无一例外地都强调社会工作专业化，或者社会工作在职培训和岗位设置等。以宁波为例，2008年6月，宁波研究制定了《宁波市关于加强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推进社区社会工作的意见》，在总体目标中，明确提出了“建立以社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为主要内容的社区社会工作制度体系，推进社区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16]再以嘉兴为例，2010年2月，嘉兴市出台了《关于加强社区社团社工建设　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的意见》，此后又围绕社区专职工作者管理、社会工作专业岗位设置、社会组织分类管理体制、政府购买服务等社区、社团、社工“三社”互动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配套办法，形成了嘉兴特色的社会工作“1+X”制度体系。[17]

2.合理开发社区社会工作岗位

按照以需定岗、精简效能、量力而行的原则，浙江省逐步在一些条件成熟的社区设置社会工作岗位。截至2016年12月，浙江省共计开发设置社会工作岗位7 484个。[5]宁波市社会工作岗位设置主要以社会救助、青少年教育、老年人心理、社区矫正、社区综治、外来人员服务等领域为重点。宁波市海曙区实现了“一社区一示范岗”。2014年，宁波市民政局还在其直属单位中，设置了多个社会工作岗位，在全市街道(乡镇)中开发了以社会救助为主的专职工作岗位114个，并积极推进在社会组织中设置社工专业岗位。[18]嘉兴市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社会服务事业单位按照“一单位一社工”，在社区按照“一社区一社工”比例设置社工岗位，目前已明确设置社会工作岗位740个。[17]整体而言，社会工作岗位实行准入制度，配置的人员须持有国家颁发的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证书，持证上岗，目前，浙江省主要通过现有社区工作者存量转换和增量引进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相结合的办法进行配置。

3.培育特色社区工作室

浙江在支持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同时，也注重挖掘本土社会资源，尤其鼓励并支持取得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的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基于街道、社区，创建特色社会工作室，运用专业社工知识和技巧解决街道、社区社会问题。早在2010年11月，宁波市海曙区就出台了《关于开展街道(社区)社会工作室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经社区自荐、街道推荐、区民政局综合评审，目前已在段塘街道等21个单位建立街道(社区)社会工作室，并获得政府资助42万元，每个工作室2万元。⑨与此同时，杭州市上城区也涌现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社会工作室，比如“湖滨晴雨工作室”“望江社会工作服务社”“陈峰工作室”“帮一把为民服务社”等。[12][19]

4.社区专职工作者的教育培训

浙江比较重视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具体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支持社区专职工作者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浙江各个地市都出台了相应政策，支持在职社区专职工作者参加国家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比如，杭州市出台了《关于优化杭州市区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待遇的通知》(杭民发[2016]298号)，杭州市区社区专职工作人员中，取得高级、中级、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资格证书，并从事社区社会工作(每年有个案研究)的，每月分别给予600元、400元、200元职称津贴。⑩二是加强社区专职工作者的上岗培训，提高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尤其是运用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化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的岗前培训、继续教育等。早在2011年，杭州市上城区就开始探索建立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专业培训、继续教育等不同阶段相衔接的教育培训网络，并按照每人每年200元和年增5%的标准，安排人才队伍教育经费。[20]三是大力培养社区社会工作高端人才，注重培养一批复合型、高层次、高学历的社区社会工作高端人才。2015年，浙江省启动社会工作专业督导培养计划，由来自中国香港特区的资深督导担任导师，为来自全省的社会工作督导培养人才进行为期一年的督导培养。[21]

三、讨论与结论

当本土社会工作发展不适合现代社会需要时，地方政府面临着不同的选择。是循着西方社会工作的模式，走以专业社会工作为主的道路，还是另辟蹊径，基于本土社会工作的现实，吸收专业社会工作的方式方法，完成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呢？浙江省在推进社会工作过程中，基于自身的制度与文化传统，通过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化和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双轮驱动”，促进了社会工作的融合发展，或可为我国社区社会工作贡献些许经验。

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在职培训论，即“通过对现在从事实际社会工作的人进行专业社会工作知识的培训而促使他们走向专业化”。二是专业替代论，即“把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寄希望于专业社会工作者对原有社会工作模式的替代”。三是专业转化论，即“在社会转型中根据需要设计一些社会工作岗位，来承担某些原有的和新出现的社会服务工作，并对这些从业者进行社会工作专业培训，从而在局部即某些社会工作系统实现社会工作专业化”。[22]如果以此为参照系，浙江在社会工作专业化过程中，主要采取了在职培育和专业转化两条途径，而不是采取了简单的专业替代。浙江社会工作专业化的特征主要有三个：一是主要通过专业培训的方式，转化原有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实现其专业理念与专业技巧的提升；二是依托原有的社区组织开展社会服务；三是在社区与管理过程中，既不排斥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方式，又重视社会自主力量的作用。而在推进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过程中，浙江省比较重视引导社会工作机构发展、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和政府搭建社会工作机构与社会资本对接平台的方式。

专业化与本土化是当前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路径。一方面，专业社会工作要“��地气”，嵌入社区发展；另一方面，传统社会工作要提升服务技能，强化其专业性。专业社工和社区专职社工两支队伍只有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融发展，才有可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发展之路。

abcdefgij笔者通过对浙江省各地市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调研访谈，获得相关内部文件和资料。h中共杭州市上城区委、杭州市上城区民政局2015年工作报告(内部资料)《由管理走向治理构筑基层社会建设新格局——上城区“三社联动”完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探索》，第2-8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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