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时代与“留守”的必然

——对农村“留守儿童”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岳天明 郝世亮

 摘 要：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悄然所至和全球化进程的长波脉动，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业已到来，“流动性”时代成为难以回避的现实，这种现实通过空间的流动性、认同的流动性和个体安全指数的流动性等方面表现出来。本文以“流动性时代”为背景，以社会学学科的广阔视角对“农村留守儿童现象何以出现？”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解读。

    关键词： 流动性；社会实践；认同；留守儿童

    近几年来，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日益突出，引起了包括学术界和政界在内的人们的极大关注。若从社会发展的广阔背景来分析，“留守儿童”的出现是人们不断的社会实践活动前提之下人口不断流动态势之中一种常见和必然的社会现象。之所以“常见”，是因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此相联，人类社会历史上各种形式的人口流动和迁移司空见惯，由于自然灾害和环境恶化的生态移民、政治迫害造成的自发移民、基于经济建设和国防战略而进行的政府组织的政策性移民等，不一而足，只不过“留守儿童”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称谓的出现要很迟；[①]之所以“必然”，是因为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民工潮”无论是从涉及范围、人口规模还是持久性上来说，都应该算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观”。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不断“导致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一系列剧烈震颤，使得本土社会种种现实问题所产生的压力也进一步得以增强”，[②]留守儿童及其社会问题的出现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在时代的“流动”潮流下分析留守儿童之所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原因，以凸显社会学分析的广阔视野，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日常生活中正在发生着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③]从而体征社会学丰富的想象力。

    一、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与“流动”时代的到来

    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长波推进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造成了当代社会不同于过去的特点，国内学者将之称为“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④] 这种巨变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典时代旧时现代性挥别了过去的辉煌而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以富裕与贫困、发达与落后、繁华与凋敝以及兴盛与衰败等等为基本特征的二元对立，而且，这种对立也有愈演愈烈的倾向。在当代中国，当社会改革不断地推动着社会转型进程的同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包括活动方式和交往方式以及认同方式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正如美国学者所言，与人合作虽然能够增加自己的力量，但也会导致孤立和不安全感的增加，以致对自己在这个世界所扮演的角色与生命意义产生疑虑并因此加深了自己身为一个人的无力感与无足轻重感。[⑤]一种浓烈的飘浮感、无助感以及有时甚至是深深的自责感凝成了非固化和流动性，这种直观的体验又借助于以往的集体和组织的淡出而得以强化，更是固化了社会内部的分离趋势，“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变得极其自恋”。[⑥]当代社会的“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对社会的分化和结构性巨变过程起到更强烈的催化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现当代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无可置疑的是，这是一个通过不断的社会实践活动而表征着社会结构的巨变性时代。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克罗齐埃所说，“在一个处于变革日益加速的社会当中，人们的活动条件和活动方式的变化开始向我们提出极为深刻的问题。”[⑦]

    社会也是一个组织，在这个组织中，虽说“那些把人们联结起来的要素比那些把人们分裂的要素更强大和更重要，成员之间的差异之处，与他们的共同之处比较起来是次要的和第二位的”，[⑧]但可以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性恰恰更多、更明显地表现为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在这个时代，“流动性”是其显著的特点，每个人被先验地定义是临时的，人们彼此之间的交往，不需要过多地慎重考虑未来的前景，人们只是对社会甚或流变的工作单位抱有一种试图拥有亲密感觉的憧憬。生活在一个快速变革着的社会之中的人们，以很大的“道德密度”[⑨]偶合在一起，不断地出入于各自的生活进程中，被各种各样的人所夹裹与包围，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几乎被陌生人所充斥，而使得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遍的陌生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必须和陌生人生活在一起”。[⑩]在不宣而至、不辞而别的过程中，在变化中的人际关系技巧中把他人视为体验快乐的潜在源泉，人们也不再把世界视为是稳定和可靠的，在喧嚣与寂寞的脉动中默默地编织着属于自己生活梦想的画布。如果表述得极端一点，甚至于可以认为，对于生活与社会之中的个体而言，问题的核心也许就在于，“漂泊不定、无岸可依的人，不知道哪里才能找到一个‘安稳可靠的位子’好让他们有所归属”，[11]整个社会在冥冥之中、不知不觉地在营造着一股身不由己的探寻“原乡情感”（primordial affinities）的氛围。

    质言之，这个流动性就是“不确定性”。关于目前生活的不确定因素，鲍曼有过精彩的分析。[12]他认为，至少应该提到的原因在于：第一，新的世界的无序性。在一个缺乏明晰结构和任何逻辑的世界里，一致性和方向感的缺失终将让人们连诸如“进步”、“幸福”的认识受到了置疑。顺便指出，这种认识和涂尔干的观点如出一辙，在后者看来，我们无法提供一个衡量幸福的标准，有时，“我们感受到的快乐越多，痛苦也就越多”[13]；第二，普遍的非规则化。社区规划（the project of community）和市场提升（the promotion of market）只有让那些极个别的有力者坚信，他们的家园在未来不会衰落，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在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他们的升级、社会职位、自我尊严及原有的认可会在一夜之间统统消失；第三，包括邻里和家庭在内的安全网在消费主义和统治精神的影响下，基于市场的无常和盲目性对个体提供的第二道防线早已弱化；第四，无所不在、极具渗透性的文化媒体传递的信息表明，人们很少像一砖一瓦地建造一座房子那样，逐而有耐心地建构自己的认同从而导致了认同的对象和认同本身的随意性和流动性倾向，“人们要永远生活在未被解决的‘认同难题’中”，[14]从而打破了常态与变态、平常与古怪、驯服与野蛮以及熟悉与陌生、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一方面，是前现代小规模共同体所具有的“浓厚的合群性”[15]严重缺失造成的本地人共同体对异乡人的最严重的指控，而异乡人认为，“一切驿站不过是宥于空间中的地点，注定会在未来成为过去”，[16]一切经过之处，迟早终将会被有意无意地抛在身后；另一方面，作为曾经被认为是一个“照顾和分担”（caring-and-sharing）的共同体，[17]社会通过福利制度显现出对防止个体不幸的集体保障的信赖，它本来是应该可以信任的、应该可以求助的，但如今，它也很有可能会造成对个体的痛苦的伤害，以至于有关“良好社会”的思考成为纯粹浪费时间的虚幻过程和想像。

    应该指出，以上分析主要是针对于西方社会而言的，但“人类不是会盛开千姿百态美丽花朵的无数蓓蕾，而是奔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一辆辆马车”，马车表面构造上的差别并不是马车之间永久的、必然性的差异，而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在路上所处的位置不同罢了。[18]在一个日益压缩性和更趋单一性的世界里，虽说塑造认同的种种依据之间可能会发生种种碰撞，但这些依据之间则会越来越具有“共享性”，哪怕是有争议的“共享性”。[19]所以，如今的社会感悟到了建立在生机勃勃的社会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浓烈的邀请。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利益结构的调整继续在进行优化的探索，新的阶级和阶层关系在重建共同的生存方式，社会秩序体系更加趋向弹性和可塑性，制度性转换促使人们作出新尝试和新选择，群体和组织的旧模式仍在分化和解体，个体身份的获得、失去或修正正因而也面临着新的机遇。”[20]总之，这样一个结构性巨变的时代无可遮掩地昭示着一个流动着的时代的悄然而至，这是无人能摆脱于其强大的影响力的必然潮流。

    二、“流动的时代”及其简单解说

    在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帕格（Peternity Ludwig Berger，1929—）看来，作为现代西方特有的思想成果，社会学的特点（他称之为“社会学意识”）之一在于其中性化趋势，它不能标榜某一种社会、某一种文化是唯一的标准，它必须用变化、宽容和尊敬的态度去对待其他的社会、文化和世界。[21]社会学的中性化趋势决定了笔者并非在某种偏向的立场上描述我们所面对的时代，这里只是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对其尝试性地作出简单的界说。当然，这也难能排除我们作为社会学者对于社会学学科所隐含的人文意义的思考。[22]而正是该向度上的思考也会在一定侧面应证这样的判断：社会学必然性地和当代社会是契合的。

    前面我们从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的视角分析了“流动”时代的到来。必须指出，这里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流动”一词，它绝非简单的空间意义上的位移，而是借助于时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 ）机制，让居于社会结构网络之中的个体在长短不一的时空跨度上“延伸”开去的过程，如此一来，社会活动便“越来越依赖于与时空中不在场的那些人之间的互动”[23]，远距离的社会时间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便会交织在一起。某些后现代主义学者，甚至通过有意无意地将历史夷平、逃避历史性的分析和对现象的历史性考察，借助于对当下时刻作共时性的极端推崇和描述，构想了一种彻底的现在主义。[24]可以认为，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是和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发展起来的“时空社会分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结合本文的研究主题，我们认为，对于“流动性”时代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首先，是空间的流动性。流动自然是和空间有着直接关联的，但在这种空间中包涵着城市景观与乡村景观、“此在空间”与“彼在空间”等在存在辖区意义上二元对立区间的融合与重组而绝非单纯的空间隔离和彼此的对立；其次，是认同的流动性。社会生活中潜伏着的无序着某种危险性倾向，那就是人们会无视既存的事物也渐次丧失有关他人的真实感受，留存于现实中的信任或认同只是人们在婴、幼儿早期阶段获得的经验；再次，是与前二者有关系，尤其是受认同的流动性影响的个体生活安全指数的流动性，这实质是指个体安全状况的不稳定性，它要求个体“必须对这个愈益复杂而充满风险的世界即刻作出反应”，[25]人们“试图在不被危险伤害这个主要是否定的、自卫的目标的过程中达成团结”。[26]有一位美国学者表述得更为直接，他说：“若说人永远都有需要，那么人类今天最需要的就是安全感，需要免于痛苦与无常，需要谜底得以揭晓，需要困惑得以解除。”[27]据此，我们也曾经强调，“安全”应该是社会运行规范化的基本要求之一。[28]

    通过以上粗线条的分析，可以认为，“流动性时代”是一个和整个社会发展的特定时代相关的、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这个“时代”即为现代性时代，它“通常不指别的东西，而是指当代社会和目前时代”；[29]这个“含义”集中于现代性时代对时空范畴在根本意义上的社会建构，它既包括对社会环境中个体存在的物理层面的重组和建构，更包括对于认同和想象这个意识层面上的建构，它表现为各种空间实践和文化观念的生产历程和传播过程。

    以上的视角给我们进行有关留守儿童现象的社会学分析搭建较为开阔的学术平台。至此，“留守儿童现象何以会出现？”将被置于我们的关注点之内。

    三、“留守”的必然性分析

    结合研究的任务和主题，这里主要集中分析留守儿童这一社会现象出现的必然性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留守”的必然。本文认为，农民工的出现是留守儿童存在的基本前提，而农民工之所以出现又是和我国现代化的独特道路有着直接关联的，而这一切又源于无法避免的“流动性”时代。

    （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道路和流动农民工的出现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欧美发达国家有着不同的逻辑。在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上，中国无疑是一辆迟到的“马车”，负重太多的车身决定了她不可能沿着“前车之辙”顺利前行。当西方的现代化经验无法为我们提供蓝本时，“后发赶超”的现代化道路在这片土地上完成了跌宕起伏的历史画卷。

    建国以后，中央政府适时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构想。重工业导向的战略使得我国很快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强国的战略联系的“高强度的积累模式”保证有限的资本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共同形塑了“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会资源实行全面垄断”的总体性社会[30]。城市单位制及农村公社制作为基本的支持性设置使得城乡间的资源和人口社会流动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同时，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导向的工业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重工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必然转向，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对排斥劳动力，大量的城市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会遭遇瓶颈；导致了经济结构出现了“重、轻、农”比例失调的问题，“非农产业部门在产值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就业增长缓慢”[31]。这种僵化的城乡二元社会极尽疲态，这注定了它的终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再分配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变所导引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推动社会结构全面而深刻的转型。马克思指出：“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交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32]按照波兰尼的看法，其实，市场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它的重要性是通过市场与其得以运转的制度联系在一起的，[33]换言之，“市场仅仅是某个制度设置的附属特征”。[34]当市场借助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些要素并将之囊括进开放、自由的制度环境中时，“社会生存本身就屈从于市场的法则”。[35]这样，整个中国大陆在改革热潮中显示出的激情无以复加的表露了出来，深圳特区的财富神话使全国各地的知识份子、干部、工人和农民演绎了改革开放初期“孔雀东南飞”的时代性流动的乐章。特区的示范效应很快刺激了国人压抑已久的创造力，人力、资本、物产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全面流动起来。在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民获得了土地的自主经营权，这一变化一方面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另一方面给为农民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各地乡镇企业及沿海地区外贸加工企业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主要渠道，据统计每年有8，000万人至12，000万的农民工进入城市，[36]农民大规模流向城市的序幕就此拉开。

（二）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命运连接——无可避免的“留守”选择

    参照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模式，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进城农民将会逐渐转变为新一代的“市民”。但我国的事实证明，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工在城乡二元体制下的“边缘人”的生存状态未能得到实质改变。“去组织”、“去集体化”的改革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失去的只是“枷锁”。流动性时代的到来所提供的机会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福音，但是他们的城市化之路却异样的艰辛。尽管第一代农民工中间有一部分成功地扎根于城市，但大多数农民工还是年复一年地如候鸟般往返与农村和城市之间。

    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工从乡镇企业时代“离土不离乡”的流动模式到后来的“离土又离乡”的流动模式，其命运起起伏伏。在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过程中，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庞大群体，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触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虽然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较早，但大部分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那些没有条件跟随父母进入城市生活的大量农村留守儿童则被忽视。

    在国内，对“留守儿童”的认识前后是有一定的偏差的。最早，“留守儿童”特指父母在国外工作、学习而被留在国内的孩子。[37]现在通常指的是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由父母一方或他人监护和照顾的18岁以下的孩子。[38]这一认识上的转变在一个点上正好表明了时代的“流动性”。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产物，他们的“流动性生存”和其子女的命运息息相关。当前，城乡利益结构的制度约制对于农民工的排斥效应、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弱势地位���及城乡群体认同上的错位等因素共同致使“留守儿童”群体的出现。

    1.城乡利益结构下的制度安排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排斥

    1953年7月，中央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紧急通知》。1956年，就业、粮食供应、住宅、交通等城市问题己显得相当突出，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而后的1957年一年时间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内务部、公安部等一共发布了8个限制农民进城的文件，到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强调公安机关要严格户口管理，同时严禁粮食部门供应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员粮食，盲目流入城市和工矿企业的农民必须“遣返原籍”，并且“严禁他们乞讨”，各地要“防止农民弃农经商”。[39] 城乡二元格局在50年代逐渐确立，现在看来，一方面，政府可根据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用政策、法令的形式将农民稳定在农村，发展农村经济；另一方面，也防止了城乡间的无序流动对工业建设和城市生活造成冲击。

    “任何一个转变时期都以一种断裂和连续性的破坏为特征。”[40]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早已过时的行政命令已不能阻挡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如今，社会各界对户籍制度存在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因为，“在目前跨地区社会流动频繁的情况下，现行户籍制度使得人口流入地政府可以设法免去为流入人员提供公共教育服务和制度性社会保障及其他各种社会服务、社会支持的职责”，[41]从而对试图维持城乡二元对立关系的种种努力形成了强大的排斥力。在现有的城乡利益格局下，流动的农民工作为城市现代化的“廉价劳动力”的角色很难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对于他们能成为新一代“市民”的乐观估计有些不合时宜，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生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特别是教育制度对农民工子女的排斥效应尤为明显。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学龄儿童在户口所在地就近入学，[42]无论是在教育资源还是教育要素上，城乡之间彼此都互不流通，将孩子带入城市的农民工家庭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缴纳昂贵的借读费在公办学校借读，要么进入不合格的民工子弟小学勉强就学。[43]相比而言，农村生活成本和教育费用相对低廉，这样，他们将孩子留在农村并在农村接受教育便成了必然性的选择。

    2.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及影响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发育还不成熟的阶段，资源的配置并不完全遵循市场原则。劳动力市场在发育的过程中出现层级化现象，它“不能被不加区分地加以使用”，也不能被弃置不用，否则会影响到人类个体的生活。[44]在渐次层级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便具有了非常独特的“身份属性”：第一，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主体以处于18—35岁[45]之间青壮年为主。这一年龄段的农村人口大多组建家庭，有子女的家庭（且农村多为多子女家庭）就必须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有所安排。第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属于典型的“次级市场”。农民工大多从事体力型职业，主要有建筑、餐饮服务、流水线加工、废品收购、小商品批发零售等。这类职业收入不高，千元左右的收入供养子女就有些捉襟见肘；居住条件较差，条件较好的地区建有农民工公寓，但大多数人在城乡结合部甚至是集体“工棚”里居住，不能给子女提供必要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工作不稳定，动辄就转换工作地点带来许多不便。第三，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跨度大，流动呈周期性。跨省流动农民工多属于自组织或当兵作战的形式，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源，带着孩子更增加他们的负担和忧虑感。

    3.流动社会的认同危机

    在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下，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空间上的隔离产生了彼此认同上的陌生，原有的社会制度赋予城镇居民资源占有上的优势并因此强化了他们的自我优越感。让人透骨悲凉的事实是，一段时日以来，农民似乎成了低贱、愚蠢和落后的代名词。公共媒体动辄使用“农民诗人”、“农民歌手”、“农民企业家”等一些字眼，这种看似无意的“符号歧视”其实反映了某些人的优越感。一个文明的社会“集体无意识”地公然歧视一个弱势群体是极不正常和缺乏必要的道义性的。“城市社会的‘妖魔化’贬损，从社会心理层面上将农村流动人口推向从内部寻找社会支持”。[46]面对着难以逃离的流动性时代，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变得前所未有地丰富多样，信仰的不确定成为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人们不仅改变了对自己的看发，而且也难以形成对外界的稳定的认同，处在永恒怀疑心态中的人们对自己的未来心存疑问，相对性的文化意识一直通达社会体制的最下层。[47]挟裹在现代化流变中的农民原本可以全身依靠的乡土社会已经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安全感”，消费社会及其引发的残酷无情的冲动和生存压力促使其进入另一个“陌生”世界里寻找机会，体验有欠体面的迷狂；在“一个以‘消费和丰裕的显著性’为特征的社会”[48]里，他们不得不通过寻找一些有共享文化特质的小群体来缓解失去家园的失落感和漂泊感，不得不在城市里寻找“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的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49]，这样，诸如“浙江村”、“河南村”、“安徽村”等诸如此类的“心灵的社区”也在城市边缘“留守”和“寄宿”了下来。于是，传统的农民家庭便一如他们的行动轨迹一样不可避免地“流动”起来，作为个体安全的第二道防线难免支离破碎的困局。

    那么，农民工子女在“社会性断乳”之前的命运又将如何？不难想象，唯一能给他们提供落脚的地方只有他们父辈们扎根的乡土社会了。事实证明，父母一厢情愿地把孩子带入城市后，孩子们所遭遇的认同危机更为严重。如果说，成人还能在他们的同乡群体中找到一些归属感的话，那么孩子们所处学校的同龄群体则对于他们来说是真正的“陌生人”，对于他们来说，直接的体验也许不是社会地位上的巨大落差，而是缺少同龄伙伴的落寞感。他们在留守乡村的生活至少可以在玩伴当中找到属于童年的无忧无虑。

    由此可见，如果从社会现实看，留守儿童的出现是他们家庭每个成员都不得不接受的痛苦抉择，而这种抉择则是时代的流动性使然。在业已固化了的利益结构下，农民工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而他们的子女也不得不承受这不公平命运。我们可以从大众媒体中看到某某农民工成功融入城市的“神话”；可以从政府简报中读到政府为改善农民工及其子女生存环境而不断出台的种种政策和法规；我们可以亲见各级政府为安置农民工子女兴办的各类学校等种种举措，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我国的二元社会结构将长期存在，农民工问题积重难返，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是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过程，更是社会各个阶层人民追求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的过程。面对这样一个以“流动性”为基本特征的时代，为留守儿童的生存、教育和教育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业已成为社会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当然，探讨这一话题已不再是该文的主要任务。

（岳天明 郝世亮 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暨社会学系 兰州 730070）

＊    本文为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甘肃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生存与发展现状及其解决对策研究”和西北师范大学科研骨干培育项目（项目编号Nwnu-KJCXGC-03-26）的阶段性成果，对此资助特表谢忱！

[①] 经笔者检索，在我国，最早使用“留守儿童”一词的当数“一张”，他在1994年第45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