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强、或弱、或积极、或消极的政策效果，这种政策效果反馈到国家层面，促使国家对社会政策进行修正或再制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与家庭在社会政策上的“影响——反馈”机制。

我们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政策的制定、修正与完善都是在上述互动的过程中得以完成的。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政策（以下称“免费政策”）作为我国促进教育公平的一项社会政策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互动过程，但是作为一项仅仅实施了不到两年的社会政策，它的“影响”必然多于“反馈”。基于此种考虑，我们选择了这种互动过程中自上而下的“影响”作为本次研究的主题，虽然没有涉及社会政策的反馈机制，但是从本质上说，这篇文章写作的本身就是一种对于该政策的反馈形式。

二、研究设计

研究地点的选择应遵循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原则，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影响”，因而影响越“明显”，就越具有典型性，越容易使我们对免费政策的研究建立起相应的“理想类型”。遵循这一“典型性”的原则，我们决定选择西部某一贫困地区作为研究地点，这一地区的“典型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西部地区作为免费政策的首批试点地区，该政策已经实施了将近两年，因而它的作用也会更明显一些；其次，贫困地区人均收入较低，因而免费政策所免费用占家庭收入的百分比会较大，也就是说，这部分免费资金对这样地区的学生家庭来说所具有的意义更大，因而免费对其影响也就更大。这样，我们选择了甘肃省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榆中县作为我们最后确定的研究地点。

具体样本的抽取，我们采取了多阶段抽样的方法。第一阶段采用立意抽样的方法选择榆中县X中学全体学生作为样本框；第二阶段我们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样本框中随机抽出50个个体构成我们的最终样本，然后我们将问卷发放给相应的学生，由他们带回家交给家长填答。

由于免费政策直接影响的是家庭收入状况，而家庭收入状况通常与家庭关系直接相联系，因而我们决定选择家庭关系作为本次研究的切入点。所谓家庭关系，是指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与联系（邓伟志、徐榕，2001，85）。按照家庭成员间的人际互动可将家庭分为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婆媳关系等等（邓伟志、徐榕，2001，85）。通过前期实地走访，我们发现免费政策主要对以下两个变量产生影响，它们是：①夫妻关系；②亲子关系。在确定了这两个变量之后，我们将它们操作化为“夫妻因孩子教育而发生的争吵频次”、“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子女上学积极性”等问题。

在通过上述方法收集到的问卷资料的基础上，我们采用SPSS11.5对“免费教育对学生家庭的影响”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对各开放性问题及行了相应的定性整理。

三、相关数据及研究发现

（一）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50份，其中收回有效问卷4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88%。调查对象中男性23人，女性14人，7人未回答，男性的有效百分比为62.2%，女性的有效百分比为37.8%；受访者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6岁-40岁之间，该年龄段的人数占回答者总数的65.9%；调查对象中有58.5%的人具有中学文化水平，另有31.7%的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只有9.8%的调查对象具有“高中及以上”的文化水平。在所调查的家庭中有31.7%的家庭没有女孩��只有19.5%的家庭没有男孩，并且这样的家庭一般都有2-3个女孩（如表一）。

表一                       基本情况统计表                                  （%）

（二）政策认知

在被调查的对象中，有90.5%的人知道“义务教育免费”这一政策，并且有81.4%的人对该政策表达了“满意”或“十分满意”的态度，只有2.3%的调查对象对该政策“不满意”（如表三）。这说明，免费政策确实已经深入人心，给当地农民家庭带来了较大收益。这种政策效果产生的原因，除了严格的实施机制以外，同时还得益于学校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宣传。据调查显示，有52.6%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对免费政策的认知来源于“学校宣传”，另有39.5%的人认为他们的政策认知主要来源于“新闻媒体”。

（三）教育期望

如表二所示，在义务教育免费之前，有56.8%的学生家长认为孩子上学的目的就是“增强意识，提高素质”，而且还有10.8%的学生家长对孩子上学“没有期望”或是“认识几个字就行了”。在免费教育实施之后，学生家长的教育期望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有87.2%的学生家长认为孩子今后应该“继续深造，跳出农村”，已经没有人抱有“没有期望”和“认识几个字就行了”这两种想法了。这说明免费教育下家长的教育期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我们认为之所以会产生上述政策效果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父母教育期待的提高是他们积极的政策认知所致。积极的政策认知使学生家长对于免费政策产生了内心的认同，进而增强了其对教育本身的认同感，促进了他们教育期望的提高。

另一方面，父母教育期望的提高还受到免费政策本身的直接影响。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费孝通，1998，9），在中国农民的眼中教育的功能只是促进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流动，而这种流动的机会只是极少一部分人才能得到的，所以对他们来说教育是一个“风险投资”。 而中国农民尤其是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农民的生存环境受“低成本营运方式”（贺雪峰，2003，58）的决定性制约，在这种方式下，农民所有的风险都要避免，所有的开支都要节约。所以，既然是“风险投资”，而且得到回报的概率几乎为零，那么“上学浪费钱财”的意识也便生长出来了，学生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相对较低。义务教育免费之后，上述“风险投资”变得不存在了，“上学浪费钱财”的意识也相应的变淡，这促使学生家长的教育期望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表二                 免费前后学生家长教育期望之比较

（四）子女上学积极性

角色期待是与角色领会与角色实践紧密联系的，“他人对个体作出一定的姿态和暗示”（特纳，2006，363），使个体理解自己的角色并产生认同，继而又产生与之相适应的行动。作为子女心目中“重要人物”（特纳，2006，364）的父母的角色期待对子女角色领会的影响更加明显，父母角色期待的变化促使子女对自身的角色领会发生显著变化，这种变化外显为行为表现在学生的角色实践，也就是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得到了提高。

在调查中，上述观点得到了验证，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76.7%的学生家长认为免费以来孩子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有所提高。同时，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免费政策对家庭产生了“强效果”。调查显示，78.6%的家长认为免费以来学校教学质量“有所提高”，39.5%的调查对象对免费政策“十分满意”，41.9%的调查对象对免费政策表示“满意”（如表三）。

在调查中我们同时也发现，子女上学积极性的提高也对父母的教育期待产生了影响。在我们的访谈中许多家长表达出这样的看法：“孩子知道努力，我们也就有了盼头”、“孩子自己争气，当家长的不能拖后腿”等等。这些积极的教育期待与子女的上学积极性构成了双向互动，亲子关系作为“家庭成员间人际互动”（邓伟志、徐榕，2001，85）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上述互动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表三                      子女上学积极性及家长政策认知                     （%）

（五）夫妻关系

调查显示，在免费政策实施之后夫妻关系趋于和谐，这种和谐主要表现在夫妻双方对待

子女教育的态度上。免费前有70.7%的学生家长从未因为子女的教育问题进行过争吵，而免

表四               免费前后夫妻双方因子女教育问题争吵情况之比较

上述分析完成之后，让我们回过头来将免费政策对家庭的微观影响进行一下系统梳理。我们发现上述影响具有一种动态联系，具体形式如图三所示：第一排说明的是政策本身，第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