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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体制改革 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社会体制改革30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黄家亮 马国栋
载《光明日报》理论版2008-7-29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在京联合主办了“中国社会体制改革30年”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深入探讨了社会体制和社会建设中的学理问题,并就近30年来中国社会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以及改革所面临的深层问题发表了看法。
对社会体制改革的认识。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指出,社会体制改革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社会建设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从正向看,就是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机制,并相应地建立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体制和社会力量;从逆向看,就是要不断创造和完善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风险的新机制、新主体。社会体制改革是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的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国家行政学院丁元竹教授指出,社会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决公平、公正问题,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协调政府、社会组织、私人部门的相互关系,最终达至社会和谐。中国人民大学洪大用教授则强调,社会体制改革应更加明确政府、企业、基层社区、非政府组织、公众的权责,进一步将社会建设目标下的制度安排系统化、条理化。社会体制改革应注意培育社会自组织力量,强化公共意识、发展非营利组织、培育慈善和服务精神。
关于社会体制改革的阶段。上海大学李友梅教授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市场化改革阶段,一是社会建设阶段。1978年后,以市场为中心的资源分配逻辑逐渐代替了之前以阶级和身份为中心的资源分配逻辑,使社会体制的重建得以可能。然而用这种市场化的资源分配方式来组织社会生活会造成公共产品配置不均、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突出,这对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因此,探索社会自身的目标诉求和逻辑结构,构建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相互关照的关系,成为我国新一轮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南开大学关信平教授从社会政策的角度将社会体制改革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后期)主要是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难题而进行的应对性调整,强调的是“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工作”;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在市场化、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步脱离“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工程”的思路,构建比较独立的社会政策改革体系;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是逐步确立在构建和谐社会指导思想下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的长期性目标的社会体制改革思路,更加注重在社会公平基础上的长期发展。
关于社会体制改革的经验及具体问题的探讨。洪大用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方面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也暴露了需要深化改革的诸多问题。这主要表��在:人民生活水平整体提升,但是贫富差距扩大;就业方式日益多元化,但是就业压力依然很大;教育机会不断扩大,但是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问题日益突出;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但供需矛盾依然突出;社会保障改革逐步推进,但其防范风险的能力还不强;民间组织迅速发展,但其社会功能仍然有限;基层社区建设不断加强,但居民自治程度依然有限;突发事件应对能力不断增强,但公共安全仍然不容乐观;环境保护一直受到重视,但环境状况依然恶化。还有学者系统总结了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相对成功的经验,主要包括:是在机会和利益总体增多情况下的利益再分配,能够得到绝大部分人的认同和接受;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尽可能保证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采用了“昏迷疗法”,即让老制度逐渐趋于失效的状况下推进制度转型。此外学者们也清醒地意识到,我国社会体制改革依然面临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社区治理体制、社会工作体制、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制、社会风险与危机管理机制、民间组织等许多方面。如中国人民大学刘少杰教授指出,由于单位制和当代社会生活“脱域”等因素的影响,城市主要社会成员(职业群体)的主要社会活动不在城市社区之中,城市社区建设存在普遍性的边缘化问题。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则指出,困扰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推进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建设。他认为职业化和专业化是联系在一起的,职业化的努力一定要和专业化的发展结合起来,建立二者良性互动的机制。
关于社会体制改革的方向。学者们认为,在宏观上,社会建设就是要改革和完善政府间关系,培育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角色;在微观体制上则要发育和壮大社会组织,逐渐形成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有学者指出未来社会政策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竞争背景下的发展型福利社会。在责任模式上,坚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与民间相结合;在政策体系的建构上,应该加大社会政策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步伐和力度;在政策的具体内容上,将普惠型和选择型结合起来;在管理体系上,要强调全国统一模式与地方特色模式的协调。而在社会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方面,不同学者则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做出了论述。有人认为作为未来社会体制改革重点领域的关键问题,公共领域的投资体制改革应该是社会体制改革的切入点。也有人认为,进一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应当围绕以下一些重点领域进行:财政投入体制改革;社会安全体制改革;居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非赢利社会服务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社会可持续性体制建设。中央财经大学杨敏教授则进一步指出,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领域就是要解决“价值观多元时代的社会共同性追求”问题,即在一个价值分化和多元的时代如何在公众价值观领域建立起社会共同性,这是关系到社会秩序、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赖以存在和维系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