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泽奇 爆发点在哪里——失业问题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影响分析
2007-06-02 作者： 邱泽奇
2002年4月29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即中国就业状况白皮书），就中国的就业、失业和社会保障进行全面说明；9月12-13日，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六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之前，党中央和国务院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两天以后，《洛杉矶时报》记者Ching-Ching Ni从大庆油田工人的抗议活动中获得灵感，于5月2日发表文章，把中国的失业问题形容为中国社会的定时炸弹。（Ni，2002）[1]但是，人们能够想到的却只是，中国的就业问题主要是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下岗问题。
可是当2003年2月16日新华网播发“毕业即失业”这样的新闻、主要媒体把目光聚焦在2003年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人们好像幡然醒悟：中国的就业问题似乎并不仅仅发生在再就业领域，失业人口似乎在“年轻化”，并变成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20多年前，毕业即失业曾经被宣讲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写照，今天却出现在了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看起来这像是一个历史的讽刺剧，但摆在面前的事实的确让人们感觉到，也许《洛杉矶时报》的记者不是在耸人听闻，失业问题可能会真的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也使人们联想到此前有学者用扎人眼球的标题发出的“最严重的警告”，认为中国经济繁荣的背后埋藏着巨大的社会不稳定。（王绍光等，2002）中国社会的失业问题真的这么严重？果真如此的话，爆发点又在哪里呢？
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失业人口总量、结构及其变化的分析讨论失业人口的社会特征及其可能的社会行为对社会稳定机制的影响。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将从数量角度对中国存在的就业压力进行总体判断；在这个基础上，第二部分将分析失业人口的社会特征及其变化趋势；第三部分讨论不同社会特征失业人口的社会需求及其对社会稳定机制的可能影响。
一、中国的失业人口压力有多大？
判断中国因为失业问题给社会所带来的压力，我们需要掌握两组数据，第一，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失业？第二，他们到底是那些人？
对中国失业人口总量的估计，我们需要考虑三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国有企业的富余职工和失业人口，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三是新增就业人口。
就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和失业人口而言，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汇集数据。基本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城镇登记失业数”。1992年登记失业人口393.9万人，失业率为2.3%；1995年519.6万人，2.9%；1998年571万，3.1%；2001年，681万，3.6%.[2]
仅2001年而言，对于具有23940万（国家统计局，2002）就业人口的中国城镇地区而言，近700万人的失业似乎并不是一件大事，不足以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
的确，在城镇社会中，登记的失业人员只是失业问题的小部分，绝大部分的失业人口并没有登记，这部分人口中包括了因效益不高导致的下岗人口和因破产倒闭产生的失业人口。1997年我们曾经根据1995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和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经验估计，对国有企业的冗员和下岗职工的总量做过一个估算。1995年国有企业职工总人数为11261万人，按照20-30%的富余量计算，在未来的3-5年内，下岗人员的总数可能达到2250-3380万人，这还不包括由于企业破产和倒闭导致的失业人口数。（Qiu and Zheng ，1998：231）根据中国就业状况白皮书公布的数据，1998-2001年，国有企业职工累计下岗的人口达到了2550万人，基本上在我们估计的范围之内。（国务院新闻办，2002）
进一步判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我们发现城镇各类所有制就业人口的加总数与城镇就业人口的小计并不相等，而且差距很大。2001年，分所有制加总的年底就业人口数为14781万人，而小计栏中的数字为23940万人，两者的差值为9159万人，占小计的38%.对此，国家统计局的解释是，“1990年及以后，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员总计、城镇和乡村就业人员小计资料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调整，因此分地区、分类型、分行业的资料相加不等于总计”。换句话说，到底有多少人就业和失业实际上是一笔糊涂账。由此，尽管中国就业状况白皮书说在2550下岗人员中有1680万人实现了再就业，我们仍然有理由把登记失业的人口和下岗的人口直接加起来，因为相对于9159万说不清是否就业的人口而言，3300万仍然只是一个小数。
失业人口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农村，2001年底劳动力的总数约4.91亿人，耕地总面积为19.5亿亩。根据曹幸穗（1996）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江南农村，每个农户经营15亩土地才可以勉强维生，当时的户均人口为5人，一般的家庭结构为一对夫妇加三个孩子。换句话说，一个劳动力大约耕种8亩土地才可以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有鉴于此，如果以每个劳动力10亩计，则农村现有的耕地只能容纳1.9亿劳动力，余下的3亿劳动力就是剩余劳动力，扣除大约有1.3亿左右在农村工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实际剩余的劳动力大约为1.7亿。（邱泽奇，2002：159）[3]
这个数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根据Harris-Todaro （1970）模型，尽管每个劳动力耕种10亩地可以保证一家老小的基本生存需求，但只要城市的预期工资高于10亩地的收入，即使城市已经存在失业状况，农村劳动力仍然会向城市流动。
除此以外，新增劳动力是中国失业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变量。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口的增长经历了两个高峰，一个1982年，另一个是1987年。其中，城乡的峰值阶段有所不同，且两者之间的峰值在时间轴上接续出现。总体而言，如果以16岁作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始年龄，那么1998年以后，由于人口自然增长所导致的劳动力数量将会持续增长，并会一直延续到2010年左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城市劳动力市场课题组，2000；赵晓，2002）。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趋势，1991-1998年中国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一直保持在785-928万之间，如果考虑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那么进入21世纪以后，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总量将在1000万左右。
简而言之，三支大军所汇集的需要就业的劳动力的总量大约为21300万人左右，是现在劳动力总量（74432万）的28.6%.所有这些粗略的计算只是就事论事，没有考虑到的因素包括：产业自然结构的变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各产业的影响、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的影响以及天灾人祸的影响等。
那么，中国到底能够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呢？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创在了17000多万个就业岗位。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城镇的就业需求出现了让人担忧的现象。不仅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率不断走低，1998年为50%，2001年降至30%，2002年则降至20%以下；（黄平，2003）[5]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也不断下滑，1992-1998年，城镇每年新增的从业人员在264-722万之间，大多数时间在400万人左右，而同期每年的新增劳动人口在800万左右，也就是说每年最多只有70%的新增劳动力能够找到工作。进入21世纪以后，高学历人员的失业率开始不断上升，到2001年全国重点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降为82.75%；一般院校的初次就业率迅速下降为68.2%；高等专科学校的初次就业率为41.23%，不到一半。[6]总体上看，至少有30%的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面临失业。[7]
根据有关研究，在未来的时间里，假定经济增长率为8%，就业弹性系数为0.13，每年可以提供的劳动岗位为800万个左右，即使加上自然减员所腾出的岗位，如果考虑已经积累的2亿左右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口，那么，下岗和失业、新增劳动力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三股力量的合流也是一个沉重的问题。不仅现在，在未来10-15年左右的时间里，失业人口压力将始终将是一个让中国乃至世界关注的问题。
二、失业人口的社会特征
如此数量的失业人口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定时炸弹吗？他们会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机制构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人的社会行为总是和他的社会特征和社会需求相联系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人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社会特征？他们有什么样的社会需求？用什么的行为来表达他们的需求？然后才可以探讨失业人口的社会行为对社会的稳定具有怎样的影响。因此，在讨论失业人口对社会稳定机制的影响之前，我们需要回答它前面的三个问题。
对于中国失业人口的社会特征，至今为止没有一个可以接受的表述，仅有的专门调查基本上都是针对下岗职工的。如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技术指导中心曾经于1999年5月组织过一次对下岗职工的调查，调查以后所得到的结论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社会特征可以表述为两高三低：年龄高、女职工比例高、文化程度低、技能低、竞争能力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研组，1999）。另有一项更早一些在全国55个城市进行的调查表明，下岗职工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占45.5%，高中到职高的占35.8%，年龄在36-50%之间的占46.0%（顾昕，1998）。对于整个失业人员群体的社会特征，我们无从知道。
幸运的是，刚刚出版的2000年11月1日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长表汇总数据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料的，[8]根据对长表中相关数据的整理分析，我们发现失业人员的社会特征与下岗人员的社会特征大相径庭。在整体层次上，失业人口的年龄偏低，文化程度不低，性别比相若。
从年龄结构来看，长表[9]提供了15岁及以上“全国分年龄、性别经济活动人口”数据，[10]包括以1岁为间隔的经济活动总人口、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在剔除了60岁及以上人口以后，我们重新计算了各年龄组在经济活动总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中的比例。结果表明：在经济活动总人口中，15-49岁是主体，占经济活动总人口的86.1%.其中，比例最高的年龄段为30-34岁，占15.3%；其次为25-30岁和35-39岁年龄段，占13.5%左右；接下来为15-19岁年龄段，占12.1%；其余年龄段均占10%略强。
如果把这个结果放在中国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的背景下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个结构是可信的。14-19岁年龄段的比例之所以高出其他三个年龄段，[11]是因为在广大农村地区，15岁左右是初中毕业的年龄。由于教育条件的约束和家庭经济状况的约束，使得超过60%的农村青年在完成了初中教育以后就进入了劳动力市场。（邱泽奇，2002：127）如果能够考上高中，就再有3-5年的学习，20岁左右就是高中毕业的年龄。由于城镇初中升入高中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农村，（邱泽奇，2002：127）这样城镇高中毕业生直接加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就会大大增加，加上每年100-500万左右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就大大提高了20-24岁劳动力人口在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例。
对就业人口的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20-49岁年龄段是就业人口的主体，占就业总人口的80.6%.其中，30-34岁占17.1%，25-29岁和35-39岁年龄段分别占15.0%，其他三个年龄段都在11%左右。[12]
在失业人口中，非常引人注意的是，不同年龄段失业人口占失业总人口的比重随年龄段的增大而不断下降。15-19岁占22.2%，20-24岁占20.5%，25-29岁占14.5%，30-34岁占12.3%，35-39岁占11.6%.40岁以上各年龄段的比例均在9.1%以下。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失业现象集中发生在15-24岁年龄段，下岗人口年龄段所占的比例反而很小。35-44岁（10岁间隔）的失业人口占失业总人口的比例仅仅相当于20-24岁（5岁间隔）失业人口占失业总人口的比例。很显然，这是一个与实际观察相符的结论，现实地描绘了中国失业人口的年龄分布。
那么，这些人接受了怎样的教育呢？从长表资料[13]中，我们发现，一半以上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占50.7%；接下来是高中，占27.9%；再接着是小学，占%9.2%.此外，我们还发现，大专和中专生的比例之和达到了10.8%，余下的比例都不足1%.很显然，这个分布证实了我们在失业人口年龄分析中的判断，即低年龄段的初中毕业生是失业人口的主流群体。
那么这些人到底曾经做过什么呢？从同一份长表中，我们分离了失业人口失业前的职业分布。经过汇总的数据表明，原“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是失业人口得主体，占56%；其次是“商业、服务业人员”，占26.7%；接下来是专业技术人员，占8.0%；再后依次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4.8%）、“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3%）、“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1%）和“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0.5%）。当把受教育程度和失业前的职业交叉考察的时候，我们发现失业者中占据主要比例的是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14].
这个结果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我们前面的结论。从前面失业人口年龄分布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15-19岁的初中毕业生主要来源于农村。农村的年轻人从学校出来以后，并不是直接加入当地的农业生产。事实上，很多地方已经无地可种。在这种状况下，大多数年轻人都会尝试着外出打工，而且打工所从事的绝大多数都是体力活（如建筑、运输、搬运等）和操作活（如劳动密集型的各类工厂工作，当然也包括了商业和服务业）。同样，在城镇，初中毕业生如果不接受专门的职业培训也只能从事类似的工作。即使接受专门的职业培训如职业高中，大多数也只能从事非技术性性的职业如商业和服务业的工作。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年第三季度对89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的结果，16-34岁的求职者已经占据了求职总人数的70%，其中16-24岁和25-34岁约各占一半的比例。这些求职者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占全部求职者的45.9%.而在所有这些求职者中，失业人员的比重高达58.4%.换句话说，在主要城市求职群体中，大多数是年轻的文化程度为初中和高中的失业人员，而不是文化程度为初中的中年下岗人员。（莫荣，2003）
综合城乡、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资料，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在中国，失业人员的主体是文化程度为初高中、年龄15-24岁的年轻人[15]，如果他们曾经工作过，也只是从事过一些体力劳动或简单操作劳动。其次才是下岗职工、城镇和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
三、失业人口的行为取向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了解了失业人口的基本社会特征，我们还需要知道不同类型的失业人口到底有什么样的社会需求？这些需求会表现怎样的行为取向？不同行为取向会对社会稳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可以根据失业人口的基本社会特征和他们的社会需求，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农村青年失业群体；第二类是城镇青年失业群体；第三类是下岗职工群体。有人认为，农民依靠土地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外出打工只是为了赚一些非农业收入，因此，农民实际上是一种隐性失业，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影响；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冗员具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也不会对社会稳性形成负面的影响，有问题的是城镇失业和下岗的人员，他们的预期于改革的方向相悖，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赵晓，2002）实际的状况究竟如何呢？
1.下岗职工的影响：余热效应
中国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失业人口的关注是由下岗职工引起的。就社会结构而言，下岗群体基本上是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一代人，出生于20世纪的50-60年代，经历了群体斗争性极强的文化大革命，返城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没几年，就遇到了国有企业改革，下岗了。现在是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就是他们的生命线。没有工作，吃什么？对这个群体而言，基本生活保障是他们的最关心的问题，而满足基本生活保障的有效解决途径，就是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因此，就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会需求。
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也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东北下岗职工的状况在中国具有较高的代表性（李培林，1998）。根据斯人（2003）等对辽宁四个城市下岗职工的调查，主体为30-49岁（占调查总体的92%）的群体把主要的收入花在了吃饭和子女教育方面，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子女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在五类问题中，[16]选择“子女教育费用太重”的占40%；选择“有病看不起”的占25%所有。在问到对社会状况的评价时，80%的人认为社会公平状况很差；如果有人组织集体上访，1/3左右的人表示会参加，另有1/3左右的人表示会同情上访者，但不会参加上访。同时，绝大部分人认为过去5年中，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了，而且对未来的5年也不抱希望。
美兰德信息公司于2002年10-11月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5000人的调查结果（周江，2003）也显示，城市居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收益最少的三个群体是工人、农民和教师；目前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是失业下岗和干部腐败。他们最关心的热点问题是社会保障，接下来依次为下岗失业与就业、医疗制度改革、社会治安和反腐倡廉。而且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对社会保障和失业下岗的关注程度越高；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对住房、子女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的关注程度也越高。
需要一份稳定工作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费用，但国有企业的改革又偏偏让他们都下岗了，怎么办？一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和成熟的群体，似乎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来解决眼前的困难。
还是让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好了。一家有近40年历史的国有针织企业被一家私营公司购并，300名原针织厂的工人要么成为下岗职工、要么被买断工龄并与企业脱离关系。所有的手续都符合法律程序，无论是下岗的还是被买断的原针织厂工人都在相关的法律文书上签字画押了。但是，在遇到生活问题或者预计到会出现生活危机的时候，这些工人还是会聚集起来集体上访或者制造社会事件。因为在工人们看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了几十年，最后落到这个下场，他们不甘心，也没有其它任何办法来解决问题。上访和与政府讨价还价是他们可以想到的最直接的途径，也是下岗职工基本的行为取向。[17]
根据有关部门的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群体与政府之间冲突的数量逐年增加，其中绝大部分是下岗职工的聚众上访和影响公共秩序的事件。1993这类事件为8700多起，1994年10000多起，1997年则上升到15000多起，1998年飙升至25000多起，1999年32000多起。还需要注意的是，在1999年发生的冲突中，冲击党政机关的冲突比1998年上升了57%，占全年**件总数的1.6%.
不过调查资料同时也显示，这类冲突虽然组织性、重复性、连续性趋势在增强，但涉及的地区和行业比较集中，也没有发现向其它行业和地区扩散的趋势。1999年，在所有冲突中，吉林、辽宁这类冲突的数量占整个数量的40%，并且主要发生在石油、矿山、煤炭、森林工业、纺织等资源枯竭型产业和夕阳产业。从近10年的资料来看，类似的冲突基本上局限在（1）传统工业地区，尤其是资源型工业地区；（2）下岗工人与政府之间。
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这样的冲突之所以形成，是因为这些下岗职工有一个共识，认为他们还是国家的主人，即使是下岗了，而且下岗时也签订了协议，但是在他们看来，只要生活有困难，他们还是权利找政府，也只能找政府，而且政府也有义务来帮助他们解决，法律途径在他们的行为取向中没有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地方，下岗和买断工龄等本来应该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的纠纷，下岗职工们仍然寻求上访、闹事等途径的原因。
如果把上访闹事等现象放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失业状况的背景下来考察，就会发现这样的行为基本上发生在文革中的一代身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发现在群体之间的扩散。因为我们观察到第一，在所有的下岗职工群体中，卷入这类冲突性事件的人口数量不大，在下岗职工群体中的比例也不大，没有形成横向联盟。第二，尽管中国失业人口的主体是年轻人，但在年轻人中，我们没有发现有人组织起来到政府部门上访或制造事件对社会秩序构成影响。由于这样的行为取向没有向下一代传递，类似的冲突事件也就不可能形成纵向的联盟。没有横向联盟行为形不成规模，没有向下传递的行为没有后代。由此可以认为，部分下岗工人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计划经济制度的余热效应。余热效应的影响总是非常有限的。
因此，尽管在一定的情形下余热效应会有很大的政治影响，甚至会成为一时的新闻热点，但对于一方的社会稳定而言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会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稳定构成实质性的影响了。总体而言，它只是计划经济时代部分工人的行为取向，是计划经济制度的余热，可以发挥热量的时间也不会太长。随着这一代人的退出历史舞台，余热也就散尽了。
2.城镇失业青年的影响：游戏效应
如果说对于文革中的一代而言，工作是他们的生活来源，是一切其他活动的基础的话，那么对于他们的子女，20世纪70-80年代出生的人而言，工作的意义远没有那么严肃，这是因为对长表数据中“未工作人口的生活来源”的分析表明，[18]父母几乎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来源。15-19岁年龄段的未工作人口中，98.4%的生活来源与家庭；20-24岁的比例也有90.9%；甚至25-29岁的也有80.3%.
尽管至今为止我们没有获得这一代人的生活和工作观念的权威调查数据，但是既有的一些资料已经足以支持我们的讨论。举例而言，互联网上曾经有过一场关于“七十年代人”的争论，《新周刊》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八十年代人”的调查，说得都是城镇和城市的年轻人。通过这些不太全面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把生活当作游戏的新人类。
关于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的讨论，是由《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引起的，文章的题目叫：“拒绝和七十年代生的人交朋友”。[19]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是新人类，他们（1）常常不断地制造一些新名词如“酷”、“炫”；（3）毫无理由地把自己弄得很神秘，其实他们什么追求也没有，只会听流行的声音，跟着时髦走；不过（3）他们会写病句、会毫无理由地找人上床，然后就喝酒、抽烟。由此，作者认为，“七十年代生的人都是古惑仔，都是拿着大片刀砍人到处炫耀的角色，分别只是有知识和没知识，共同点都是没有文化，没法沟通。”因此，“和七十年代生的人交朋友，你不是虐待狂就是受虐狂。”
此文一出，即刻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的猛烈攻击。首先他们不承认自己是新人类，如果说有，那也只是1978年以后出生的人。其次，他们认为自己是赶上了计划经济影响的最后一代一人，为此有人专门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说明“生于七十年代的人，是最后一拨这样的人”。[20]第三，他们认为，几个美女作家和几个文痞并不能代表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而在他们自己看来，七十年代出生的人（1）有着自己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有着比前辈人更新的知识结构和行为准则，对历史有着比后来者要更认真更负责的态度；（2）都很自信、自知、自强、优秀，并且几乎都很聪明、美丽，他们健康、明朗，他们活跃、勇敢、有爱心、富于理想，开明而知大义，但也很现实，不会做无谓的牺牲，相信努力付出就会有回报；（3）也崇尚自由的爱与性，精神家园从不拒绝震撼，能够承担得起自己的选择，承担得起这选择之中的欢乐、痛苦、责任和义务；（4）处于历史交汇的十字路口，处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间地带，是封闭与开放、传统与变革之间的一股浪潮。[21]
正因为如此，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还认为，
文革我们没赶上，所以我们不需要指挥，也不需要英雄。我们有自己的个性和自由。我们呐喊，但不打砸抢；我们尖叫，但不“一言堂”；我们实干，但不拿“五一”劳动奖章。……我们尝试，尝试用灵魂来拷问人性，尝试用皮肤来写作文学，尝试用眼球来衡量价值；我们自主，旅游玩自助，未婚先同居，看球踢掉老婆，开发软件与打麻将一样可以连熬三个通宵；我们放纵，在酒巴玩崩极跳，在厨房玩爱情，在网上玩虚拟；我们自由……这就是我们，这就是70年代。50、60年代正在老去，我们正在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
我们没有赶上新人类，但跳舞毡我们一样的玩，袋袋裤我们一样的穿，摇头丸我们一样的吃。我们也把头发染红，穿迷你裙也穿齐袍，也出国念书，也逃学旷工。总之80、90年代的新人类，还不能说我们老。我们没有文学，但有思想；没有艺术，但有个性。哪象80、90年代的新人类，把人家的垃圾当饰物戴在头上，把国外的洗澡水当香水浇在身上，把50、60年代的老黄历和指挥棒扛在肩上；脚上穿着旱冰鞋还只能在自家院子里溜，放个风筝还被父母拽着线，摇头丸一吃就吃到了海洛因。80、90年代太嫩啦，玩也得让父母操心，还是在家乖着点！
生于七十年代的人，
他们与毛主席周总理无关，与文化大革命无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无关，与一九八六无关，与一九八九无关……一句话，生于七十年代，所有的制度对我们来说都已经或正在变迁而成为传说。我们沿用的一些词语，例如粮油关系、分配、单位，正在这个社会失去着实际上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我们所目睹的所体验的成长的经历，就是一个所有父母言传身教的或自己道听途说的生活经验全面崩溃的过程。[22]
总之，生于七十年代的人成长在一个急剧变迁的时代，他们没有国有企业的意识，没有规则约束的恐惧、没有依靠等要的概念，出国、跳槽、离职、学车、“要买房、找建行”，对他们而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政府对他们而言，只是代理人而不是老板或仆人。他们也上网，学着用自己的方式与政府对话，追求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并不追求立即实现。尽管有人认为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只是共享一个符号，没有共同的特征，是追求多元化的一代。但在我们看来，这正是他们的共性所在。
而现在刚刚开始接触“工作”的八十年代生的人虽然与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有些差异，但不是本质的差异。这是一个被市场经济、涨工资、下海、港台歌星、洋快餐、大片、互联网等一路潮涌而言的一代人，尽管他们中的多数现在还在学校学习，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还是让我么看看《新周刊》于2001年4月的调查[23]结果吧。
在50-60年代出生的人看来，如果说70年代出生的人是蛊惑仔，那么80年代出生的人就是“男宝宝”。[24]他们认为，男宝宝们即使到了高考的年龄，也还需要妈妈抱一抱，甚至把奶瓶当水杯；正因为如此，他们目无师长，却并不叛逆；他们无拘无束，却没有成府；他们很喜欢赚钱，却从不吝啬花钱；他们追赶潮流，却并不崇尚奢华。
而在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看来，50-60年代出生的人是愤青（愤怒的青年），自己是小资，80年代出生的人则是真正的蛊惑仔。[25]在小资看来，蛊惑仔天生就是表现狂，他们会毫无顾忌地、不计成本地把头发染成没人能够看得懂的颜色，也会无所谓地做出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大胆的“举动”。尽管如此，蛊惑仔并不幼稚，相反，却是惊人地成熟，无论对金钱、对情感、还是对职业，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不仅逻辑清楚，而且务实、周到。在某种程度上，蛊惑仔的成熟甚至让小资自己都觉得自愧不如。在小资看来，蛊惑仔的成熟也许与他们的成长环境有关。蛊惑仔的生活历史上没有兄弟姐妹，因而也没有自己的世界。他们从小到大总是在和父母分享一切，他们理解没有工作的痛苦、他们理解涨工资的兴奋、他们知道这个社会在变，他们更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竞争，因为从进入幼儿园开始，他们无时无刻不处在竞争之中。正因为如此，他们比他们的上辈更加懂得人间的冷暖情怀，更加知道生活的意义；他们没有宏大的理想，却有很现实的目标。
而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却认为，[26]（1）有什么不好？开放、大胆、直率……我们早恋、蹦迪、染发、喝酒、抽烟，十六七岁做爱，在我们大多数人眼里，“初夜权”并不算什么！（2）我们喜欢名牌，喜欢我行我素，管人家怎么看，你赞成，是你新潮，你反对，是你守旧。（3）我们目的很明确，很少抱什么幻想；我们明白脚踏实地的含义，不再随便浪费一点时间；我们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知道大智若愚；我们宁愿别人有自己的想法，也没有时间去说服你们，我我们走自己的路。（4）我们成熟，是因为在你们的熏陶下，所以10岁就已经明白什么叫腐败。（5）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吃不饱，什么叫挫折，但我们很孤独、迷惘，所以我们只是在寻找，没有偶像可以崇拜，没有人值得去爱，没有希望可以期待，没有失望可以无耐，这是一个无聊的时代。
的确，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尽管在大人的眼里是男宝宝，在年轻人的观念中是蛊惑仔，但在这个社会上，他们的确有着自己的世界观：自信、脆弱又坚强、知道没有免费的午餐、工作只是因为喜欢。[27]
如果把70-80年代的社会需求综合起来，那就是他们没有对就业的强制性需求，他们可以不工作就生活的很好，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生来就已经衣食无忧。就业对于他们而言只是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只是寻找成就感的一个渠道，所以对于他们而言，就业的首要前期是他们喜欢，而不是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为生活所迫。
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上访的、“闹事”的群体中为什么没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工作，而是因为懂得新的游戏规则，他们知道这样做无济于事。除此以外，他们更知道自己脚的作用：脚是可以用来投票的。老板不好的时候，我可以炒老板的鱿鱼；我不好的时候，老板自然可以炒我的鱿鱼。
因此，他们更加注重游戏规则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对他们而言，就业与失业就是游戏的暂时状态。失业会造成压力，但他们知道这样的压力主要不是政府带来的，而是市场和其他社会群体带来的。因此这样的压力也就不大可能转化为与政府的对抗，更有可能的是转化为针对游戏规则公平性和公正性的冲突，如群体之间的冲突、员工与管理人员的冲突等等。对于社会的稳定而言，这样的冲突是一种常态，并不是引起社会不稳定的直接因素。但是，我们不排除这样的冲突在一定条件下会演化成个人或小群体的极端行为直至对社会的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
3.农村失业青年的影响：悬空效应
中国的农村人总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连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不过，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样的现象已经开始改变了。在逐步减少的耕地无力承载不断增加的人口时，出生于农村的年轻人选择了“离开”。从乡镇企业到大城市，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离开了他们祖辈耕种过的土地，到城里寻求另一种生活，另一种工作，这就是民工潮。
20世纪80年代初期，民工的出现从不那么引人注目，人们并不认为几个打工的农村人会形成什么影响。可是到后来，当外出打工的人们形成潮流，交通运输部门不得不把他们的流动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纳入生产规划、城里的工厂不能再忽视他们的要求、从中央到地地方的政府不得不认真关注他们动向的时候，每年1亿左右的农村流动人口就已经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开弓之箭。
由于这个群体社会特征的特殊性，我们认为这些人口中的失业问题才更加值得关注。
对于20世纪70-80年代出生的农村年轻人而言，他们不仅没有城镇同龄人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甚至小学和初中都是勉强混出来的，更没有所谓的小资和蛊惑仔特质。他们就是他们，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很少人奢望上大学，甚至很少人奢望上高中，更少人奢望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至于出国、跳槽、离职、学车、“要买房、找建行”对他们而言，就更是天方夜谭了。总之，他们与在城镇初生的同龄人完全生活两个世界，小资和蛊惑仔的特性在他们身上连影子都找不到。
但是，他们也不希望和自己的父辈一样，年朝黄土背朝天地过一辈子。即使希望如此，他们也很难做到。事实上，他们除了生在农村、认识一些农作物和牲畜、熟悉田间小路和山间小溪之外，对农业和农村社会，也是一窍不通，他们根本就没有成为农民的知识和技能基础。这就是在失业人口中占有重要比例的农村失业人员，一群被莫名其妙地悬在半空的人口：回到农村不会干农活，流到城镇又找不到工作。
对于他们来说，城镇生活是他们的理想，因为很多人自从出家以来，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回到农村。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农村劳动力输出、输入或中转数量最多的100个观测点[28]的监测，2002年第二季度，农村劳动力返乡的数量下降，外出人数多于返乡人数。在输出地，外出人数已经是返乡人数的1.76倍。（莫荣，2003）即使没有这样的监测数据，近20年民工潮的发展从小群体到近亿人，就已经清楚地展示了这样的发展趋势，向城镇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年轻人买的是一张单程票，就像是搭在开弓之上的箭，没有回头的余地。他们所要的就是一份工作，他们不像下岗职工那样有光荣的历史和历史的包袱，即使下岗了也还要挑肥拣瘦地选工作；他们也不像小资和蛊惑仔那样有资格和资本把工作当游戏，喜欢就做，不喜欢就不做；他们不挑不拣，要得就是一份工作。这就是在城市地区一方面有成百上千万的失业人口找不到工作，另外又有上亿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里工作的原因。
如果这些数以亿计的离弦之箭在城镇能够稳定着陆，那么将不仅不会给中国社会的稳定带来负面影响，而且会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对过去20年高速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表明，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产业转移，每年对增长率贡献高达1.6个百分点，是这一时期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的20%.有美国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在今后30年，如果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转移的障碍被逐渐拆除，达到可以使城乡收入水平几乎相等的程度，那么，劳动力转移本身就可以对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赵晓，2002）不仅如此，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顺利转移，还会为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并为农村社会的发展让出更多的资源。
可是，让人极不乐观的是，对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的初步分析表明，在乡村被调查的4692.1万15-59岁的经济活动人口样本中，尽管失业人口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只有1.1%；[29]但在失业人口中，15-24岁的占了73.1%，其中15-19岁的人口占47.6%.而在城市（不包括“镇”）被调查的1995.6万15-59岁的经济活动人口样本中，尽管失业人口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7.1%，但在失业人口中，15-24岁的只占30.6%，其中15-19岁的人口占12.8%.俗语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而在城乡之间，农民的孩子早当家。在一定的意义上，15-24岁的这个年轻群体就是农村“流动人口”的主体，而他们却没有工作。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了解到，这部分人已经见识过城市生活，他们对城乡之间的差别具有深刻的体会，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回到农村去，即使有一部分人暂时回到乡下，很快他们又来到了城镇。这不仅是因为城镇任何一份工做工作的收入报酬都会高于种地的收入，还因为他们不曾习惯过农村的生活，就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他们的失业，就意味着生活来源的悬空，不愿意回到农村，在城市又没有根基。由此产生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在城市，来自农村的失业人员形成一个讨生活的漂流群体；在农村，回到家里的打工仔妹们根本就看不上父辈的生活；这样，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他们都是一个庞大的、特性最不稳定的群体。不过他们没有组织性，为了生活，在城市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在所难免，在农村组织起来独霸一方也很平常。如果获得不公正的待遇，他们也只会用跳楼自杀之类的手段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总体而言，这个群体不会形成有组织、大规模的与政府或其他利益集团对抗的力量。当然，这也不排除其中的少数人采用一些极端手段如爆炸和投毒等，直至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4.失业人口与社会稳定
综上所述，如果说失业人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的话，那么通过对这些人口社会特征和行为取向的分析，包括对他们的生活来源分析，我们知道这个炸弹，根本就没有爆发点。除了下岗职工以外，其他的失业群体根本就不具备形成大规模社会冲突的观念和行为基础。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排除少数人的极端行为会直接威胁甚至动摇社会的稳定如个案性的极端发泄活动、恐怖活动等。不过，具有这些行为取向的人不仅仅会来源于失业人口，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有可能产生类似的人或人群。而这些人的活动之所以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影响，并不一定会因为失业或因为他们的活动，而是因为现代社会的脆弱性。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信息技术和交通能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就足以制造一场毁灭性的恐慌，一个流行性的致命疾病就足以制造一场社会灾难。部分失业人口的社会行为反而只会形成局部的难题，而不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构成影响，因为那只是一部分人的问题。
四、结论
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媒体，甚至在一般社会大众的印象中，中国的失业问题都被认为主要是国有企业下岗所引起的，而且下岗职工的社会行为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本文对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汇总数据和相关资料的分析却表明，中国的失业人口压力的确很大，2亿左右的失业人口不仅现在，而且在将来10-15年间仍然是中国社会必须面临的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而是因为中国劳动力的总量绝对过剩，即使未来的经济发展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失业人口的压力仍然存在。
不过，并像一些媒体和学者所说的那样，失业人口的压力会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甚至是一颗定时炸弹。对失业人口社会特征和行为取向的分析表明，中国失业人口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1）下岗职工和城乡隐性失业人口；（2）农村失业青年；（3）城镇失业青年。这个群体的年龄集中在19-24岁，文化程度集中在初中和高中。而在年轻的失业者中，农村失业人口的年龄和文化程度都偏低，集中在15-19岁的初中毕业生群体；城镇失业人口的年龄和文化程度略高，集中在20-24岁的高中毕业生和更高文化程度的群体。显然，人到中年、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下岗职工在失业人口中仅仅占有很小的比重。
人的社会行为总是和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相联系。虽然2亿左右的中国人都是失业人口，但是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却有着重要差别，“就业”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意义也截然不同，为了“就业”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行为取向也不一致。
下岗职工的主体是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部分人群。人到中年，他们要养家糊口，既要赡养上一代，又要负担子女的受教育费用。由于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和成熟，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业和下岗，除了计划经济的解决之路，对于失业，他们没有能力获得更有效的方式。好在他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具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上访和“闹事”就成为了他们基本的行为取向，即使在可以寻求法律途径的条件下，他们仍然认为“找政府”是最有效的手段。这就是计划经济制度的“余热效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下岗职工与政府之间冲突的案例数量在不断上升，这样的冲突仅仅发生在有限的地区，并且集中在资源型和夕阳型的产业，冲突的模式并没有扩散，尤其没有向下扩散。因此，当这一代人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这种冲突的模式也会随之消失，根本不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
城镇失业人员的主体是出生于20世纪70-80年代的年轻人，独生子女的家庭地位使他们生来就衣食无忧，急剧的社会变迁培养了他们独立、善断、理性的行为取向。对他们而言，出国、跳槽、离职、学车、买房，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自己的事情，“就业”也不是什么政治事件，只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罢了，而且这样的规则仅仅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在不同的职业之间游走或是资源性的失业与政府没有什么关系。政府之于他们，只是代理人而已，既不是老板也不是仆人，与他们没有什么冲突。如果他们与谁有冲突的话，那一定不是政府，而是老板或者仆人或者类似的群体。这样的冲突在任何现代社会都是正常的事情，没有这样的重反而是不太正常了，因此，对于社会稳定并不会构成实质性的影响。
如果仅仅看农村内部，那么农村的失业问题要远比城镇严重，因为在2亿左右的失业人口中，主要的是农村人口。由于土地承载人口的弹性以及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异，使得农村失业问题看起来不那么严重。如果是在城乡隔离的年代，农村的失业或许真的不那么严重。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已经让1亿左右的农村人口成为了“民工”，他们已经看到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也知道城市里任何工作的报酬都高于从农田获得收入，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进入城镇，干哪怕是最下层的城镇人也不愿意干的活，也不愿意再回到土地上去，尤其是年轻人。这批人尽管出生在农村，由于与农业生产没有接触，使他们不会回到土地上去；同时，尽管他们喜欢城镇，也倾向于把自己的生活和城市拴在了一起，他们在城市又没有任何根基，这就使得他们悬在了半空。如果他们失业，落在哪里都会使他们成为特性最不稳定的社会群体。为了求生，他们会直接威胁一方的社会治安，但由于他们的组织性较差，不会形成大规模的利益对抗群体，进而也不会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严重的威胁。
因此，尽管我们可以把失业问题看着是中国社会稳定一颗定时炸弹，但是这个炸弹并没有爆发点。如果说中国社会的稳定存在有爆发点的危机的话，那么这样的爆发点一定是来自于少数人的极端甚至恐怖行为和现代社会的脆弱性本身，而不一定必然来自失业问题。至少现在看来，失业问题只会产生暂时的、局部性的社会影响。
参考文献：
Harris，J.R.and M.P.Todaro.1970.Migration，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A Two-sector Analysi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