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是如何打造的——英美社会工作发展路径与挑战

卫小将

文章来源：《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4期

摘要：专业化是英美社会工作的显著特质，因其具有应对转型社会问题的功能而被多数后发展国家所沿引。也因此，英美社会工作被赋予一种光环效应而显现出某种程度的神秘性，这种效应导致的结果是英美的“专业帝国主义”和后发展国家的“专业理想主义”。对此，我们将对英美社会工作进行检视，重新追溯其发展路径，窥探其面临的挑战，解构其神秘色彩，以期使后发展国家能规避专业化陷阱，更好地实现专业性与本土性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社会工作 专业化 路径 挑战

一、前 言

社会工作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衍生物，也是一种因应社会问题的专业与职业。它主要兴起于工业革命前后的英国，繁荣发展于二战前后的美国。二战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和沿引英美（尤其是美国）社会工作模式来应对本国发展中的社会问题。藉此，社会工作逐步开始演变为一种国际性的专业，并被赋予了扶助弱势群体的专业使命。在这种崇高使命的驱使之下，专业化开始成为许多后发展国家孜孜以求的特质，并吞噬和消解着各国传统的非专业化助人方式。美国学者詹姆斯·梅志里称此为欧美专业帝国主义的扩张，他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专业帝国主义：社会工作在第三世界国家》一书中就批判了许多后发展国家追求专业化过程中的盲从现象：“按照欧美模式培养社会工作学生，阅读同样的杂志、学习相同的理论和方法，诉诸于同样的实务模式处理不同的社会问题等”[1]。尽管如此，并没有阻滞后发展国家对于欧美专业化之路的探求。究其原由主要是许多后发展国家对于欧美社会工作普遍抱有一种“专业理想主义”的倾向，这种专业理想主义逐步滋生出一种“光环效应”。从本质上讲，主要还是由于后发展国家对欧美专业化发展路径和面临的挑战缺乏深入细致的梳理检视。有鉴于此，笔者将以专业化为轴心，聚焦于英美两国社会工作发展路径并进一步检视其存在的问题，即在看到“光环”的同时关注其背后的“阴影”。这种梳理与检视对于众多后发展国家，尤其是正处于专业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是不无裨益的。

二、英国社会工作专业化路径与挑战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社会工作专业诞生的摇篮。由于 20 世纪初社会工作发展重心逐步转移到美国，众多后发展中国家唯美国马首是瞻，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英国的社会工作。即便如此，英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及其面临的挑战对于后发展国家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众所周知，英国社会工作肇始于 16 世纪前后的反贫困工作。在反贫困过程中，政府出台的相关法令制度与宗教慈善人士建立的各种济贫机构为社会工作萌生提供了契机和延伸空间，使其经历了“宗教慈善行为—非专业化—半专业化—专业化—国际性”的蜕变历程。如图 1，其具体历史脉络为，十四五世纪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掀起的圈地运动逐步使农民与土地分离，许多失地农民逐步沦为流浪者。起初，对于这些群体主要由教会实施各种零散性救济；直到 16 世纪初，贫民流浪开始发展成为一种规模性的社会问题，单靠教会的零散性救助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政府开始介入并接管济贫工作，与此同时出台了一系列刚柔并济的反贫困社会政策。一方面，禁止贫民流浪，规定有劳动能力者必须工作，对于离开家庭外出谋生者进行收容、鞭笞和强行送回所在教区。[2]另一方面，规定教堂礼拜筹集的各类款项应用于救济病患和穷人。在此基础上，1601 年，《伊丽莎白济贫法》（简称《济贫法》）正式颁布，此法一般被学界公认为是社会工作之源头。《济贫法》对于社会工作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正式确立国家对于弱势群体承担的社会责任；二是开设“济贫院”、“习艺所”和“感化院”等救助机构；三是明确区分了“院内救济”和“院外救济”，明确要求体力健全者进“习艺所”用劳动换取救济，老、弱、病、残等进“济贫院”或实行院外救济，孤儿将被寄养或领养。[3]这些措施客观上催生了一批宗教慈善人士致力于弱势人群的服务工作，这或许便是英国社会工作者的一种初萌。当然，《济贫法》本身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不足，如忽略了贫困者的尊严和潜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越济贫贫困者越多的依赖现象，而且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等。因此，1834 年，英国政府在修改《济贫法》的基础上出台了《新济贫法》，《新济贫法》规定设立账目审查制度，废除院外救济，实施公共救济，削减院内救济水平等。由于《新济贫法》废除了院外救济，院内救济成为主要的救济途径，各种教会和私人福利机构（特别针对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精神病人等）不断涌现，不同程度造成了重复救济和资源浪费现象。为了规范这种无序救济，1870 年，伦敦成立了慈善组织会社，设立“友善访问员”，访问员通过入户调查而实施救济，并采取一对一和面对面的方式对贫民进行道德教化，使其树立生活的自信心。不仅如此，友善访问员还为机构中的病人、老人和孤儿等提供生活服务和精神支持。这些访问员的服务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慈善行为，开始模糊地接近于个案社会工作手法，但还缺乏专业系统的理论和技术支撑, 因此还不能称之为专业社会工作者。

图 1 英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图

19 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引发的贫困、失业、犯罪、酗酒、吸毒和卖淫等社会问题开始持续增多，并呈现规模化趋势,各种贫民区和贫民窟也相继出现。受基督教福音派“以实际行动关爱照顾每一个生命”理念的影响[4]，英美开始兴起睦邻组织运动。1884 年，牧师巴涅特在伦敦东郊贫民区设立首个睦邻组织机构——汤恩比馆，招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师生充当志愿工作者，志愿者经过短期培训后便进驻社区，与贫民生活在一起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事先没有制定明确的工作计划，只是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开展相关服务。[5]汤恩比馆的志愿者主要通过挖掘社区资源，倡导互助合作等方式解决居民的问题。这种服务方式与慈善组织会社一对一的道德教化有所不同，是一种依靠小组动力和社区合力解决问题的方式，已经具备了小组与社区社会工作的雏形，因此我们将这些志愿者称为半专业社会工作者。1895年，英国政府在慈善医院设立了首位医疗社会工作者，开启了医疗社会工作的探索之路。此后随着禁酒运动的兴起，又开设了监狱感化工作。1930年，英国从美国引进了精神健康社会工作。1942年，举世闻名的《贝弗里奇报告》出台，提出建立由政府统一管理的、普遍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这种普遍福利体系为社会工作真正走向成熟提供了平台，一方面，社会工作者摆脱了资源匮乏、难以为服务对象提供实质性帮助的困境，开始成为社会福利资源的整合者、承载者和传递者；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的济贫工作，开始转向提供精神和社会层面的服务。与此同时，英国社会工作受到美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影响，高度融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文化人类学和实用主义哲学等众多学科知识，最终走向了专业化和职业化道路。20 世纪 50 年代，英国兴起反院舍化运动，主要质疑和批评院舍照顾对服务对象造成的伤害（如脱离社会、依赖机构、丧失自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让入院者回归社会的社区照顾模式。至此，英国实现了社会工作的高度专业化，并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共同合作，应对贫困、环境恶化、种族歧视、艾滋病等社会问题，迈向一种造福全人类的国际性社会工作。英国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之呈现似乎给人一种错觉，即社会工作在英国的发展是一帆风顺的，应对社会问题也是积极有效的，是被社会大众积极拥护的。事实上，英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与挑战，饱受诟病与质疑。概括而言，可归结为“两种批评三种挑战”。第一种批评，认为社会工作是政府统治之工具而非真正为民众服务。1980 年代以来，受管理主义思潮和政府行政干预力量的影响，许多社会工作机构开始引入科学和行政管理手段，过多追求社会服务中的短时间和高效率，注重政府责任的承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服务质量和以人为中心的原初宗旨。因此，社会工作者也被戏称为政府控制和压迫民众的工具和帮凶。第二种批评，质疑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的伤害。1990 年代以来，视觉社会悄然兴起，各种媒体信息充斥受众眼球，英国媒体报道了几起社会工作者性侵犯妇女和幼童的新闻，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却形成一种蝴蝶效应，造成民众对于社会工作者的普遍不信任与污名化，对传统社会工作者“慈善友爱”形象造成巨大冲击。第一种挑战是，如何保持社会工作的福利性。一般而言，英国社会工作者大都隶属于地方政府服务机构（SSD），各种公共服务主要由地方政府社会服务机构提供，而私人与志愿服务机构仅在有限的几个领域内服务。1990 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而陆续推行社会服务市场化运作机制，鼓励私人服务机构进驻公共服务领域，形成多种制度混合的社会服务模式。这种社会工作服务进入市场竞争的做法可能会提升效率，但也会使福利行为某种程度上变异为商业行为，这成为社会工作面临的重要挑战。第二种挑战是，社会工作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受到质疑。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当前英国社会工作倾向于采用“制度——结构”框架来审视和解释社会问题[6]，即认为，种族、性别、年龄和残疾人歧视等社会问题的形成虽然与个人因素有一定联系，但根本上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结构造成的。因此，社会工作者应致力于改造宏观社会制度与结构，而非开展徒劳无益的微观社会服务。藉此来看，多数社会工作者从属于既有制度之内，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将制度结构的解释框架操作化并有效解决社会问题是其面临的重大挑战。第三种挑战是，社会工作者如何在服务中维持传统的家庭属性。家庭的本质属性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议题。传统上，无论是家庭组成形式与功能抑或成员权力、义务、分工都是既定的，然而，这种传统受到激进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群体的挑战，他们倡导“后家庭价值观”，反对把女性作为想当然的家庭照顾者，反对固有的个体对家庭的牺牲与承担，倡导家庭的组合形式可以多元化，既可以是男女同性家庭，也可以是未婚同居家庭，还可以是丁克家庭等。这种倡导对社会工作者形成巨大的挑战，因为个人与家庭是社会工作的重要服务领域，社会工作有时需要持守传统家庭价值观，倡导家庭的功能、个人的角色、家庭成员之间的承担及其对家庭和社区中的病人、老人和残疾人的责任等。[7]这些与“后家庭价值观”又相抵触，从而成为英国社会工作者未来面临的严峻挑战。

三、美国社会工作专业化路径与挑战

社会工作初萌于英国，继而辐射和延伸至美国，再以美国为中心向全球扩散。美国社会工作历经了百年专业化进路，形成了统一的伦理、系统的理论、标准的教育和实践模式，实现了高度专业化，最终成为世界各国社会工作之模板和典范。台湾学者李增禄认为，美国社会工作主要经历了非专业化、初步专业化、高度专业化、超越专业化和挑战专业化等五个阶段。[8]以此为依托，笔者作进一步的阐释和拓展，并对美国社会工作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作相应的探讨，如表 1。

美国社会工作的基本元素在 19 世纪中期开始趋于明显。当时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各类弱势群体问题不断涌现，并呈现规模化特征。这种情形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具有类似性。藉此，一些中产阶级慈善人士出于宗教“大爱”情怀，积极借鉴英国经验建立各种慈善组织机构来应对和缓解本国遭遇的问题，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慈善组织会社和睦邻组织运动，二者作为现代社会工作之先驱，从不同的视角定义社会问题，并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干预和介入。1887 年，在英国的影响下，美国第一个慈善组织会社成立于纽约州西部的老水牛城。慈善组织会社强调对贫困人口实施有组织和有计划的救济，主要派出“友善访问员”对申请救济者进行全面系统调查，并通过一对一的方式纠正贫困者的人格缺陷，这种倾向于个人主义的工作方式与美国移民文化产生共鸣[9]，即个体应调整自身去适应社会，而不是被动地等社会来适应自身。因此，这种方式迅速蔓延到其他城市并成为社会工作的最初实践形式。1889 年，美国著名慈善人士亚当斯·詹姆斯女士仿照英国汤恩比馆在芝加哥建立了霍尔馆，从而开启了美国睦邻组织运动之先声。美国睦邻组织运动的组织者一般是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贵族，他们与贫困群体为邻以便观察和了解其贫困的成因，从而获得一手资料。与慈善组织会社将贫困归结为道德与人格问题不同，睦邻组织运动将个人问题归咎于社会和经济病态。因此，他们诉诸于更宏观的社会手段（如组织工会等）解决社会问题，致力于推动立法，改善本地区域乃至全国范围的经济与社会环境。睦邻组织运动者融会浪漫主义、平民主义和渐进式改良主义的探索形成了小组工作、社区运动的基本框架。[10]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睦邻组织运动的多数参与者为上流社会的女性，她们的倡导和行动多数偏重于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立场，因此也留下了注重倡导妇女儿童社会政策的印记，这些也成为美国社会工作的传统之一。由此可见，慈善组织会社和睦邻组织运动虽为民间发起的社会救助活动，但已具备个案、小组与社区社会工作的雏形，我们称之为一种半专业的社会工作。

20 世纪初期，美国一些高校如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尝试开设社会工作相关课程，开始从学理上探索社会工作专业化的理据。1917 年，里士满女士出版《社会诊断》一书，旨在将社会工作发展成为一门类似于医学的专业和职业，这标志着个案社会工作的正式产生。此后近 20 年的时间里，社会工作不断借鉴和融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走上了科学和专业化道路，并不断应用到精神健康和心理治疗等领域。这种倚重临床心理治疗的传统使得美国社会工作明显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社会工作。时至今日，尽管小组和社区社会工作已经非常成熟，但美国社会工作界仍然偏爱“临床社会工作”的称谓。1930 年左右，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单靠私立社会服务机构难以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政府福利机构开始介入其中，为了满足社会对于大量社会工作者的需求，各种公立和私立大学开始培养学士、硕士和博士等不同层次的社会工作人才。1950 年前后，美国建立了社会工作协会和社会工作教育审议会，实行社会工作职业资格制度，社会工作者类似于医生、律师和会计师一样具有了专业地位，[11]并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美国社会工作开始成为其他各国的典范，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纷纷借鉴美国社会工作来应对自身国家出现的社会问题。至此，美国社会工作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专业化高度，因此我们称之为高度专业化阶段。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其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受到冲击与挑战，家庭伦理与道德开始瓦解，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盛行，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凸显，如贫困、失业、酗酒、吸毒、自杀、犯罪、卖淫、未婚先孕等。此外，各种社会运动不断，如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黑人运动和性解放运动等。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相互交织，使美国社会某种程度上处于一种失序状态。对此，单靠微观的个案社会工作已经不能解决问题，还须借助于中观的小组和社区社会工作，更需依靠宏观的社会政策、社会行政和社会保障等综合性救助措施。由此不难看出，这些方法已经超越了社会工作专业而进入一种综合性社会服务层面，我们称之为超越专业化。

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政府大面积削减福利，公共机构的社会工作岗位不断减少，大学出现社会工作专业“招生荒”现象。与此同时，社会工作的专业话语霸权及其对于服务对象的规训和宰制也受到了质疑与批判。这些对美国社会工作形成了严峻的挑战。21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美国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因此其也致力于国际社会工作的探索，期望通过协调和整合各国力量来解决共性的社会问题。

美国社会工作运作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这个系统包括公共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组织和营利利性组织等。在美国文化中，个人的社会需求通过自身、家庭和市场等多元系统获得满足。公共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组织被视为一种补缺型福利，当个人和家庭不能满足个人需要时才起作用。此外，当个人和家庭面临严重意外事故时，亲戚、邻居、教会和社区等非制度性支持网络也会发挥救助作用。[12]这些服务系统构成一个安全保障网络，使美国社会工作处于一种良性运行状态，较之其它国家具有绝对的优越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社会工作是完美无缺的，它也有自身的问题与不足。20 世纪末，福利国家的改革对美国社会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私人赢利部门的不断增加，政府财政削减了福利经费预算，公共服务部门雇佣的社会工作者逐步减少，致使专业化的社会服务受到影响。这些举措对于志愿者组织和赢利机构也间接形成挑战，一方面，公共部门专业社会工作者开始缩减，导致志愿者面临各种新的工作压力和挑战；另一方面，尽管赢利部门的增加为社会工作雇佣提供了更多岗位，但其对于利润的追求远胜于对于专业责任的承担。此外，私人社会服务增多带来繁荣的同时也意味着服务的市场化竞争，市场化运作中的管理主义不仅削弱了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自主性，也影响了当事人所能选择的服务种类。由此可见，社会工作引入私人服务改变了其传统上对于贫困和受压迫者所持的责任和使命，私人部门的工作者关注自己的利益胜于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在此方面，美国相关研究已经表明，私人服务部门在反贫困和维护正义方面相较于公共机构，较少秉持专业社会工作价值理念。[13]

美国社会工作面临的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工作者专业功能的发挥，如在收入水平、工作条件、实践效果、未来角色和职责等方面的影响。不仅如此，自尼克松政府伊始，受科学管理主义的影响，社会工作开始强调干预的有效性和科学评估，成本效应被应用到私人机构、志愿者组织和公共服务部门，导致社会工作机构注重服务数量大于服务质量，研究领域重视学术论文发表多于具体服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其专业化水平都有所下降。公共部门以往对于社会工作任职资格的苛刻要求逐步被简化和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福利人士，这不仅导致了专业标准的降低，而且影响了服务的实际效果。[14]在私人福利机构，雇佣者难以聘用到专业社会工作者转而雇用一些专业水平较低的咨询者，如婚姻和家庭咨询者、药物滥用咨询者和康复咨询者等。这种社会工作的非专业化侵蚀了传统社会工作的功能与角色，对美国社会工作形成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四、结束语

美英同属一个语系，都是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国家，共同倡导和秉持基督教精神、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和科学理性等(这些都是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虽然两国在社会工作理解和侧重方面存在着细微差异，但丝毫不影响其相互借鉴、彼此携手迈向高度专业化的大趋势。不仅如此，以美英为代表的欧美文化价值、政治主张和经济发展在全球社会具有绝对优势，英美社会工作在国际社会工作组织中也具有相当的话语权，其未来的国际化路线也日趋明朗。由此，美英社会工作专业化的特质被推向了一个极致，这也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社会工作后发展国家追求的目标与指向。在这样一种“光环效应”的助推之下，“多、快、好、省”的“大跃进式”社会工作发展方式似乎已经成为常态。诚然，专业化亦或正在推进的国际化本身并无可厚非，然而盲目的专业化即是一种“专业理想主义”，势必导致社会工作的“麦当劳化”现象。[15]因此，我们必须持守一种批判反思的理性精神，去检视美英社会工作发展路径与面临的挑战，发现其繁荣发展背后潜藏着的危机。只有厘清英美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路径，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走向专业化；只有深谙英美社会工作的短板与不足，我们才可能规避其专业化“陷阱”而顺利走向本土化。

注释：

[1][2][4]Midgley, James. Professional Imperialism:Social Work in the Third Word. London: Heineman,1981:21, 16, 17.

[3][5][8][11]李增禄：《社会工作概论》，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5 年，第 21 页，第 29 页，第 30 页，第24 页。

[6][7][9][10][12][13][14]Tomas D.Watts & Doreen Elliott. International Hand Book on Social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Greenwood Press,1997:178 ,179,10,10,13, 24,25.

[15]卫小将、李喆、苗艳梅：《我国社会工作的“绞溢”病象及其诊治的可能路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 年第 2 期。

【作者简介】卫小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北京，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