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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

丁元竹 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的若干思考

2008-09-07 作者: 丁元竹

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的若干思考

 

丁元竹

 

内容提要 政府在现代社会管理中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再分配,确保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避免社会问题,为建设人类共同体提供必要的环境,让共同体参与社会再分配和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它们的参与减少社会问题。社会管理的目标是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消除或减少社会问题,保障人民的福祉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我国为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必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系统和机制,做好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大力支持社会领域的公民事务,妥善解决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问题。

 

关键词 社会管理 社会公平 社会问题

 

社会管理:概念界定、管理对象与手段

 

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缺一不可,需要整体推进,同时每一个改革又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需要分别认真研究。必须看到,在我国,人们对社会管理的研究还不是很多,至少比对社会政策的研究要薄弱。

在政府的政策实施中,社会管理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技术层面的社会管理,指在一些项目中,诸如环境生态、工程、灾害、社会风险等,对社会影响进行评估、控制甚至参与活动和参与决策的过程;第二,宏观的社会管理,指各级国家机关通过税收、财政支出、立法、司法、行政等方式对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平现象和不稳定现象进行干预,保障人民的福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防止社会问题的发生和扩大,避免社会震荡的政策行为。它包括相关社会政策的研究、制定、实施、评估等整个过程。而且,在某些国家,社会管理的过程也是对社会政策的目标、实施过程、实施结果进行跟踪、协调、干预的过程。有些国家将其称为社会政策的管理。在我国“,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① ,它包括城乡基层政权建设、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社会事业的发展与监管等。在此,所谓的社会事业是广义的,包括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社会管理实际上是执行社会政策。从国际经验看,社会政策包括扶贫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就业政策、医疗政策、教育政策、住房政策、社会服务政策以及社会秩序政策。社会管理的作用是约束人们的行为、组织政府运作活动、提供服务和福利。在传统的社会政策领域,社会秩序是不包含在内的,尤其是在以福利为核心的社会政策中,一向不谈社会秩序。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政策体系不仅应当包括福利内容,而且要包括更广泛的内容。

就中央国家机关而言,社会管理的对象是地方国家机关、企业、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等) 和个人,具体说来:通过对企业和个人征收所得税、物业税、营业税、财产税等,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公共财政来源;通过制定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施财政转移支付等,实现地区间和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扶贫资金、最低生活保障、福利支出等保证低收入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务;通过补贴(困难大学生助学金、就业培训) 等保障发展机会平等;通过出台各种规章制度,确保地方政府把属于地方政府负担的社会事业承担起来,确保足够的社会事业资金投入;通过减免税等,鼓励企业承担社会发展责任,如通过对企业的减免税,鼓励企业设立员工志愿者项目、社区服务项目、环境保护项目、员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项目等;通过制定法律和法规,使居民、社会团体在法律的框架内生活和从事各种活动,保障公共安全和公共秩

;通过规划、审核等,保证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

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包括税收、财政支出、法律法规、司法、行政。通过税收来汲取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进行收入再分配,向社会成员提供各类社会服务和社会公共物品,缩小收入差距;通过财政支出来支持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保证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供给的均等化;通过法律法规鼓励企业和社会成员参与社会事业的发展,组织社会成员开展活动,引导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进入社会领域,规范社会行为,防止社会冲突。在社会管理领域,政府的作用应该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确保基本公共服务能够被大众公平地获得;通过

财政转移对公共服务提供必要支持;建立针对脆弱和贫困人群的安全网;加强监管,保证公共服务的安全和质量;确保建立私营机构和市场有效参与的框架;建立稳定有序、安全舒适的社会环境。

社会管理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为了实现特定社会发展目标而采取的政策和行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原则至少应当包括公平、公正、平稳。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会和谐。进一步说,社会管理的目标是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消除或减少社会问题,保障人民的福祉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得到发展。这里所谓社会问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指影响全部或部分社会成员正常生活,妨碍社会进步的公共问题。

 

当前完善我国社会管理体制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 加强社会管理基本理论研究和探索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机制也基本建立,并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完善。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基本制度框架还不完善,亟待健全。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我国已经具备推进全面社会建设的基本条件。同时,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正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单一社会结构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社会结构过渡。推动这种社会转型的因素是自1978 年以来启动的发展、改革和开放。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体制深层次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正在加速这种社会转型。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期,不仅历史上长期积累起来

的深层次社会问题会凸显出来,而且还会出现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和不确定因素,其与原有的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得社会系统性的风险加大,或者说使得社会的脆弱性加剧,隐含潜在的发展风险。

从社会方面来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标志着我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正、加强社会管理、完善社会体制是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社会管理提出的要求是: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管理的基本规律;制定社会管理的基本方针、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社会管理的主体;合理配置社会发展资源,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社会质量的全面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社会管理对于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我们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与社会管理有关的各类问题。

“二战”以后,国际发展合作成为世界的一股重要力量。它在某些方面深深地影响和改变着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策和社会管理。国际发展合作是指发达国家、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提供各种技术和经济援助,包括民间贷款、其他赠款。一般说来,国际发展合作方往往以社会福利、社会安全网的提供者身份出现。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国际发展合作越来越集中在扶贫、权利保护、基本教育、卫生和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传统的发展援助侧重于单个项目援助,新的国际发展合作思路是通过增强能力、简化程序来影响部门,例如改革思路、要求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等。如何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制定出一套适应国际环境,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社会管理政策成为我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国际发展合作要本着对等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国际发展合作项目的事前审查和事后评估。

() 建立综合决策机制

综合决策是一种通过政府和公众参与决策实现全面发展目标的政策手段。政府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决策的目的是为了协调经济发展目标、社会发展目标与环境保护目标之间的关系。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利用市场手段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发展,政府的社会管理的核心是纠正市场的失灵。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相互协调的核心是:不能因为社会政策纠正市场失灵,而影响市场效率;也不能因为经济行为任意随市场波动,放任自流,导致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破坏以及环境的破坏。社会管理者必须考虑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环境保护目标的统一。所以,社会管理的综合决策需要各个利益群体的参与。从决策目标来看,就是如何在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环境保护目标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和协调;从决策行为来看,就是如何在各个利益群体之间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

() 社会组织和社区参与社会管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各类社会组织将更加广泛地参与到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公共服务提供等活动中来。因此,必须针对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实行社会组织分类管理。对于不同类别的社会组织,国家制定不同的法律和法规,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总的思路是:“放开一大片,限制一小部分”。“放开一大片”,即放开服务类社会组织,让它们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配合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限制一小部分”,即限制有政治企图或可能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同时,要进一步转变、规范和完善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职能,从公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转变为保证者,从直接拥有和管理转变为制定规则和监督评估。

社区建设是人类在严峻挑战中找到的修复社会机体,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主要是针对特定的社会问题、社会群体而采用各种手段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或群体,例如,从美国早期的社区公共服务、街区建设,到现在加拿大的利用社区社会服务解决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等。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社区不是万能的,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的特点就在于它利用社区组织,针对社区中存在的问题,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问题的解决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居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合作、认同,实现社区的共同归属。在这个过程中,社区组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社区组织的参与,政府的公共服务才能及时地送到有需求的居民手中。当然,居民的需求不一定非得由社区组织传递给政府,政府设置的各种热线也是传递居民需求的渠道,但是社区的公共需求的传递离开社区组织可能就不太容易实现了。同时,鼓励居民自我组织起来,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喜好,结成一定的群体,对于社区的健康发展也是不可缺少的。

 

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政策选择

 

()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系统和机制

首先,深入研究社会管理的对象、手段、目标、监测指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社会政策,开发适应社会管理和调控需要的社会指标,建立和完善数据采集系统。

其次,要确定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内涵。当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的若干思考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要认真梳理复杂的利益关系,着力解决一些影响社会发展的体制难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如何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问题;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中效率和公平的协调问题;混合所有制社会格局下政府的有效社会管理和调控问题;社会事业(文教、卫生、文化、体育等) 、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统一劳动力市场等领域的体制性障碍问题。这些问题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会制约着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运行效率的提高,这些关键领域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必须从体制上实现新的突破。

最后,还要处理好管理社会发展的有关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从中央政府确定的改革目标和方向来说,这些社会发展管理部门需要本着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目标,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己任来制定政策和配置公共资源,而不是各自为政,为实现部门利益最大化来配置公共资源。

目前有关社会发展管理部门管理的社会资源实际上是第二次分配后的公共财政收入。众所周知,公共财政的目的在于实施国家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公共财政出现的前提是市场失灵,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政权组织的角色,依据政权力量,以市场失效为范围,执行国家的社会管理者职能,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公共财政具有公共性和非营利性两个基本特征,其收支活动主要通过公共预算来实现,包括经费预算和公共投资预算。社会发展管理部门必须本着公共性和非营利性这两个基本原则来使用公共财政资源。不从根本上认识这个问题,就不能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这个问题不解决社

会管理体制改革就不能取得根本突破。

() 做好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工作

目前各省都在开展社会指标的研究和设计以及采样工作,如果各省都是各自为战,缺乏协调和统一,将来全国的比较和总结将会存在很大的困难,因此,国家应组织专家和各省一道开展研究,建立一套全国和各地都能使用的社会管理指标体系,为建立全国社会宏观调控机制提供技术支持。政府要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必须把其目标具体化,通过技术设计编制成可以测度的社会指标,就像经济发展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消费价格指数、国际收支、就业率、居民收入等一样。历史上,我国曾经建立并在实践中使用了若干社会发展的指标,有关部门和地区也根据工作需要和形势的发展设计了若干社会指标。但是,到目前为止,能够像经济发展那样用几个指标来预测社会发展的社会指标则很鲜见,对于社会宏观管理,这无疑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 实现社会资源合理有效配置

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特点和部门分工,可以把社会管理部门原则上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负责社会公平,主要手段是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包括教育、文化、卫生、民政、体育、劳动社保等;第二类负责社会安全和社会稳定,主要手段是行政和司法,包括公安、司法、安全、社团管理、安全生产等。当然,二者的分工不是绝对的,有些部门兼顾两种职能,比如,民政部门的社区建设和民间组织,一方面承担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另一方面又承担社会安全与稳定任务。社会公平与社会稳定也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互为因果,如果社会公平问题处理不好,社会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引发社会动乱。而社会稳定又可以为社会公平创造发展的空间和环境。例如,在以福利为核心的社会管理部门,非营利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对于非营利组织参与政治活动都是非常关注和提防的,包括美国。因此,必须妥善处理好两类部门的关系,推进机制和体制创新,保证社会公共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也要处理好两类系统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保证社会目标的有效实现。

评判一个国家对社会发展重视还是不重视,不是看它说了什么,而是看它做了什么,特别是看它把多少资源用于社会发展。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凡重视社会发展的国家,都会在公共财政中把社会发展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例如,OECD 国家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占其卫生总投入的70 %以上。再如,美国社会管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由早期的社会组织自我管理模式转向由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共同治理的模式,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社会管理。联邦政府所有福利项目(包括社会保障、卫生、各种福利项目) 几乎占去了其政府财政开支的60 %。即便如此,还是不能满足社会需求。需要帮助的美国人不得不转向其他福利资源———私人、慈善和志愿组织。为了帮助贫困家庭和个人,美国各级政府也直接或间接支持这些慈善和志愿组织提供各类社会服务,主要方式包括:建立和完善法律和法规体系;通过免税或减税鼓励私人和公民向慈善和志愿组织捐赠;通过政府资金直接支持慈善和志愿组织;通过对使用慈善和志愿组织提供服务的个人给予补贴、税收返还等对慈善和志愿组织提供间接支持。

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涉及的内容很多,根本性的内容之一就是要改革现行的公共财政结构,加大社会发展投入在政府整个预算中的比重。评价一个政府的社会管理体制,看其是不是真正地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关键要看其财政结构的变化。如果说我们是公共服务型政府,但是我们的财政支出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性投资,而不是公共服务型支出,那么这个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方向就值得去认真考虑。所以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首先要改革我们的公共财政体制,特别是改革跟社会发展有关的公共财政。政府财政要坚决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公共财政对于社会发展的支出内容必须以“市场失灵”和“公共产品和服务”为标准来严格界定和严格规范。

() 大力支持社会领域的公民事务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政府负责就是政府制订规则,创造环境,组织运作活动,提供服务和福利,通过协议方式委托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政府负责不等于政府包办,政府应当通过制度创新,广泛调动社会组织、企业参与社会服务的积极性。在美国,非营利组织通过合同或申请政府基金从政府得到的资助, 占非营利组织经费总额的35 % ( 2005) ,而在我国的香港地区,这一比重大约为80 %100 %。另外,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激励公众关心社会事务,捐赠钱财、时间,让公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目前我国部分居民对于公共事务的冷漠是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面临的挑战之一。政府不应在社会领域与民争利,相反,应大力支持社会领域的公民事务。政府不与民争利是实现公众参与的前提。

毫无疑问,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但是除此之外,是不是还需要有其他主体参与呢? 比如说我们过去讲的社会事业单位和随着社会发展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等。如果我们承认社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必须参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那么它们应如何参与、如何配合政府整体的改革战略呢?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地研究,进一步地明确。另外,就政府本身来说,现行行政框架内分管社会发展的政府机构很多,涉及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民政、发展和改革等多个部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到底以哪个部门为主,或者说由哪个部门进行总体协调和筹划? 因为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需要有一个总体设计。目前,社会管理及其体制改革是分部门进行的,分部门的改革不利于从整体上来完善社会管理体制,而且在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利益部门化趋势。

因此,必须深入研究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问题。“十五”时期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都是各个部门在自己搞自己的,其实际结果不利于各个领域改革的深入,也不利于发展。社会管理体制要改革的内容很多,例如卫生事业改革、教育事业改革、文化事业改革、就业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社团改革、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等。以事业单位改革、社团改革、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为例,“十五”期间,它们的改革是各个部门分别在抓,各自推进。毫无疑问,社会事业单位改革将是中国继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行政机构改革之后,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进行的又一项重大战略性改革。全面推进社会事业单位及社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涉及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两方面的内容,目标是要提高政府管理社会生活的能力,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这不仅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战略意义。但是事业单位改革离不开社团改革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以社区改革为例,现在的社区改革涉及到社团组织定位、社团组织管理等问题,如果社团管理不改革,社区管理体制怎么改革? 在社会管理领域中,把问题分隔开来的改革,从整体上来说是没法推动的。所以,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必须把跟社会发展有关的各种体制、各类机构、各种问题统一起来考虑,这是今后一个时期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

 

 ①李学举:《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 《求是》2005 年第6 期。

 

作者简介:

丁元竹,1962 年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载《江海学刊 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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