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的“文化自觉”

何雪松

载《社会建设》2014年第2期

摘 要：建构贴近中国现实的社会工作知识框架与实践体系这一使命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与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是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本文讨论了社会工作与文化自觉的关联性，强调文化自觉是建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与实践框架题中应有之义。本文认为，推动社会工作的“文化自觉”要坚持“中层理论”取向与后实证主义立场。

关键词：社会工作；文化自觉；中层理论

尽管社会工作在中国已经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但社会工作颇受诘难的议题之一就是所谓的“缺乏理论”，这一诘难的背后隐含的判断是社会工作只是强调实践，而不注重理论反思。在国内语境下，社会工作常常被简化为应用社会学的分支或社会学理论的应用，这显示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与学科界限尚未得到确认。这样的质疑与诘难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社会工作的知识框架与实践体系的独特性都有待进一步厘清，专业边界需要进一步明确。尽管就全球范围而言，社会工作的职业化有了长足的进展，但社会工作较多地依赖其他学科的理论与知识却很少反作用于其他学科这一专业意象并没有实质改变，这严重制约了社会工作专业地位的提升。即便是在美国的社会工作界，最近他们也在讨论如何使得社会工作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即“社会工作学”（science of social work）。这显示，社会工作在英美等国家发展了100多年也远未完成学科建设这一重任，需要努力的方向是建立完整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并确立学科或专业边界。

中国社会工作的健康发展，一方面离不开知识体系与实践框架的指引，另一方面又为知识建构与学科建设提供了现实基础。因此对于中国而言，除了学习西方之外，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建构贴近中国现实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与实践框架。这一使命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与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是紧密勾连在一起的，这是因为，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与实践框架只有扎根于中国的社会文化脉络，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特有的“精气神”。

一、“文化自觉”与社会工作的关联性

“文化自觉”这一说法，是由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在对自己的研究与现实的反思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在费老看来，“文化自觉”之中的“自觉”所指向的是一种“不自觉”状态，人们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体认、去认识、去解释，这就是不自觉的文化，也就是说对自己的文化没有认识，以浑然不觉或习以为常的方式看待，或简单地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粗暴应对。因此，所谓“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这样的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而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因此文化自觉是在全球文化坐标之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全球化进程之中实现自主适应，而非被动适应。

在西学新知不断引入的情况下，知识界很容易为“新”所困，有时候会简单地将所谓的“旧”弃之一旁，处于一种对自己的文化不自觉的状态。人们常常于日常生活与行动中实践某种文化，却没有“自知之明”，这就要求反思我们的行动或实践，特别是那些不太容易在“译语”中得到解释的行动，我们可能是浑然不觉，而理性需要我们“知而行之”或“知行合一”，社会工作的“文化自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得尤为重要。

文化自觉要求我们从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源中寻求理论支持。中国传统上从来就不缺乏关于如何助人、如何践行关爱、慈善和福利的论述，这些都是社会工作理论的聚焦所在。比如说，潘光旦重新阐释了“位育”的观点。“位育”一词源出《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注解是：“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也就是“安遂所生”。潘光旦将位育之道扩展为一个宏大命题，认为求一个所以安遂所生之道是民族的根本问题，因此奋斗终生的目标就是“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其实位育这个观念与社会工作的目标关联密切，因为社会工作就是希望调节人与情境之间的动态关联。重返这样的经典论述可为建构中国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提供思想资源，这也是笔者近年大力倡导的一个学术方向。

文化自觉更是要直面社会工作实践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群体或社区秉持的特定的文化与思想倾向。在动态的社会工作实践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有着诸多的文化差异。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不自觉意识到自己的文化，就难免出现判断上的偏差，引发理论和实践的困扰。试举三例：

例子一：案主对社工说，“你人很好，我要与你做朋友”。

例子二：案主对社工说，“你人很好，帮了我很多，我要请你吃饭。”

例子三：社工送服务上门，很多人不愿意开门，但如果带点水果作为礼物，情况就很不一样。

这样的例子如果在西方的语境下很容易解决，因为有明确的专业准则:社工与案主之间是专业关系，不应存在私人关系。但在中国情形就很不一样，例如案主对社工的判断是“你是一个好人”，这是一个情感判断，似乎与社工表现出的专业能力没有多大关联；再如，案主希望与社工建立情感联接，而不仅仅是帮助与受助的关系，所以他要请你吃饭，要送你礼物。在与前线社工的调研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故事。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可以视而不见，照样如教科书规定的那样行事吗？还是从一个更高的高度来反思，我们何以遭遇这样的情形？这是不是代表了普通的中国人对待我们自居为社工的某种方式？如果他们是这样的方式与我们相处，那我们如何与之适应而又不至于丢弃我们所谓的专业？这样的问题实际上的确不是那么容易回答，实际上常常遭遇两难困境：按照案主期望的方式回应，就可能会打破所谓的专业界限或专业操守；按照现有几乎是引进的专业伦理手册行事，又可能会影响助人关系的建立或破坏助人关系的动态演进。这样的两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专业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又或者体现为引进的知识与浮现的事实之间的巨大张力。这个张力的背后是文化差异，核心议题是如何将引进的社会工作扎根中国的土壤。这样的张力也显示，我们需要建构知识体系与实践框架对此进行指引，而这样的知识体系与实践框架势必是扎根于中国人的思想模式之中的。这就要求，我们主动积极地反思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背后的文化意涵，这就是“文化自觉”的目标所在。

社会工作“文化自觉”这一议题已经引起学术共同体的关注。王思斌教授在一篇重要文献之中指出，“制度和文化对于社会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但是因为人们的任何活动都必须受一定的制度和文化的指导与约束，而且因为社会工作涉及的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的活动。在这一领域中社会工作者与受助者相互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受助者的行为必然受其长期生活于其中的制度和文化影响。由此可以说，如果不了解受助者所认同的文化和约束、指导其行动的制度，就难以理解受助者的行动，也就难以有效地向其提供帮助……文化和社会制度对社会工作（或求—助关系）的具体影响在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求助者和助人者行为的指导思想和在什么样的框架中(或怎样实施) 求助、助人行为。这对于探讨中国的社会工作模式是重要的。”这一段文字显示，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不能脱离文化的脉络。实际上，即便是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专家也认识到，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产生于西方国家，其价值观具有犹太教或基督教的传统，因此不能随意运用，原因有三：其一，不同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基础可能与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前提和要求发生冲突。其二，各个社会面临的问题和情况不同，因此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适应性就存疑；其三，存在文化帝国主义和压迫性殖民主义的担忧，这可能是对本土文化和体系的破坏。因此“文化自觉”是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要求。

当然，我们也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过于极化地理解这一问题，陷入说“不”或另起炉灶的立场之中，因为这样的立场都是一个中心化的立场：换言之，要么是西方主义，要么是东方主义的立场。而本文希望坚持一个全球主义或世界主义的立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们要突破物化的和外化的世界观。所谓‘世界’，乃是多个他者和自我在多方面、多角度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凸显现象，是由一系列联系、一系列互动过程组成的；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稳定的、超越地方和主宰地方的世界规律和世界理论。这意味着，如果不关心具体的、多样的、不断变化的他者，不仅在认识上容易自我中心化，也会把‘世界’这个概念泛化、抽象化、固有化；这样一方面只强调自我，要逞强，对别人的批评甚至评论格外敏感，另一方面又把‘自我’处理成世界的被动的组成部分，只会大声说‘不’，时刻准备着自尊心受伤，而不能形成真正的主体意识。同时，我们必须突破以中心为中心的世界观。我们要挑战现有的中心霸权，但是不一定要取而代之。一个人人都把眼睛盯在中心上、要进入中心的世界是危险的，甚至会是灾难性的。”毋宁说，我们要建构的是一个具有对话性意义的理论框架，它只是全球社会工作知识库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期待这样的理论一定会成为“中心”，因为在认识论多元的背景下，多元比统一更重要。全球各个社会面对的问题均很复杂，都没有统一的灵丹妙药可以解决，唯有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汲取智慧，才有可能逐步缓解各类社会问题，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知识转移与共享。

二、文化自觉的“中层理论”取向

实现文化自觉，就是要尝试建立中国文化与社会工作的关联，形成了较为系统且贴近社会工作实践的论述。这需要从一个更为整体性的视角来理解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思想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新的概念框架去理解与社会工作相关的政策、服务与实践议题。就目前而言，比较现实的策略是致力于建构可以指导中国社会工作具体实践的中层理论。

所谓中层理论，如默顿所言，“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起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中层理论原则上应用于社会学中对经验研究的指导，中层理论介于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之间。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由于远离特定类型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而难以解释所观察到的事物，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则完全缺乏一般性的概括。当然中层理论也涉及到抽象，但是这些抽象是与观察到的资料密切相关的，是结合在允许进行经验检验的命题之中的。中层理论涉及的是范围有限的社会现象，正像它的名称所表现的一样。”将引述的内容中“社会学”一词替换为“社会工作”可知，社会工作的中层理论是可以指导实践，但并不必然下降到微观的工作假设或技巧的层次；中层理论具有一定的抽象程度，但又不尽然是一般性的概括，而是对范围有限的社会现象的指涉。而这恰恰是本文所倡导的，引入“文化自觉”是为了建构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工作理论，但这样的理论可能只是对有限的议题是有效的，并不能指望其无所不能从而可以涵盖所有的层次与领域。相反，要强调中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累积性：一方面，这个体系是建立在西方已有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基础之上，要以文化自觉的态度审视这些体系在中国的适用性，这需要从经验层面对它们进行验证，被确认有效的就需要纳入中国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从切己的关怀出发，在一个个具体的问题领域、政策领域与实践领域累积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工作理论成果。唯有这样，中国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与实践框架才可能是连通中国与世界的。

这样的设想也符合默顿提出中层理论的初衷：挑战与质疑传统社会学中的“体系癖”，因为抽象的体系并不必然具有现实的解释力。相反，概念的生成要更多植根于经验研究的发现而非理论游戏，这样的理论才是中层理论的目标所在。中层理论是为了统一经验发现，就如同一堆铜钱可以用绳子串起来一样，这中层理论就是绳子，而铜钱就是一个一个的经验提炼。当然，我们也要警惕过度地依赖经验研究而导致的经验材料的碎片化，强调必须使“中层”概念的应用尽可能与对整体的社会结构的解释发生关联，以成为其合理的组成部分。也就说，微观的或中层的理论不能脱离宏观的框架。要思考的是，这一串铜钱在更大的社会世界里其意义是什么。所以社会工作的“中层理论”既要有现实敏感度，又要有社会学想象力。

文化自觉的“中层理论”策略是先研究一个个具体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背后的文化意涵，将文化看作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从而尝试建构“理论”去解决具体的政策、服务与实践议题。不过，与默顿不同的是，本文坚持认为，社会工作需要一点“体系精神”，因为没有体系精神，社会工作知识库将会一盘散沙，最后只能以所谓的“价值观”作为与其他专业的唯一区分，这不利于社会工作的专业声誉与学科地位的建构。尽管我们很难在短期内形成一个具有广泛解释力的社会工作一般理论，但“中层理论”的叠加就有可能形成具有统整性的、具有中国特征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与实践框架，这样的专业梦想不应该放弃，而是要为之奋斗的目标。

三、“文化自觉”的后实证主义立场

“盲人摸象”是一则耳熟能详的故事。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要想认识“象”并非易事，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摸”，才有可能组成一个“象”的图片，这代表了某种后实证主义的立场。正如亚历山大所指出的，科学是两极之间的连续体，“这个科学连续体的一端是抽象的、概括性的、形而上学的因素，另一端则是具体的、经验性的、事实性要素，而科学话语的其他因素，包括意识形态、模型、定律、命题、方法论假设和观察性陈述等，则位于这两端之间。”这一段引述对社会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既牵涉形而上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又关乎微观的、实践的命题，它试图连接经验观察到的世界与非经验的形而上学世界这两极。一个完整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应包含了科学的不同层次。循着这一思路，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建构需要这样的多维视野：既要重视形而上学的理论探索，又要关注科学知识的实践取向。相应地，社会工作的“文化自觉”也要体现在科学的不同层次，从认识论、方法论到干预模式、实践技巧。要而言之，社会工作的“文化自觉”就是要引入后实证主义所倡导的多维视角，这样就可以吸纳并综合不同的理论与方法，重构现有的社会工作知识库存。

一个重要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议题是，梳理中国人某些概念与行为需要超越实证主义的局限性，需要加入实证主义排斥的类似“理解”这样的“非科学”元素。比如说，费孝通先生就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一直没有很好地探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心”、“神”、“性”等问题，这是因为目前的实证主义思路，不太容易真正进入这些领域，难以把握，不好测量，不易理解，有很多根本性的障碍。因此“文化自觉”在方法论上要超越实证主义的路径，这一路径要加入感知性与体验性，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入文化的深层，这符合后实证主义的立场。

在费孝通看来，理学的方法对于感知与觉悟的重视是有意义的。“理学讲的‘修身’、‘推己及人’、‘格物致知’等，就含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特殊的方法论的意义，它是通过人的深层心灵的感知和觉悟，直接获得某些认识，这种认知方式，我们的祖先实践了几千年，但和今天人们的思想方法无法衔接，差不多失传了。今天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绝大多数学者，大多不知道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感受。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些方法都是错的、落后的、应该抛弃的。它们不仅在历史上存在了那么长时间，而且更重要的，这一套认识方法，已经变成一套理念，变成一群人的意识形态和信仰，确实解决了一些我们今天的很多思想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可能是感知案主、认识社会的方式，这样才有可能进入人与社会的深层结构，只不过以往我们对此重视不够，这是以后需要纠偏的一个方向。

实际上，这样的感知也强调体验性，即以同情的心态去投入到认知对象之中，从而体察到内在的脉动，贺麟一再指出这样的方法就是“体验方法”：“体验方法即是用理智的同情去体察外物，去反省自己。要了解一物，需设身处地，用同情的态度去了解之。体验法最忌有主观的成见，贵忘怀自我，投入认识的对象之中，而加以深切沉潜的体察。体验本身是一种生活，一种精神的生活，因为所谓体验即是在生活中去体验，离开生活更无所谓体验。体验法即是教人从生活中去用思想。体验法是要人虚心忘我，深入事物的内在本质或命脉，以领会欣赏其意义与价值，而不从外表去加以粗疏描写或概观。体验是一种细密的、深刻的、亲切的求知方法。体验即是‘理会’之意。所谓理会即是用理智去心领神会。此种方法，用来体察人生，欣赏艺术，研究精神生活或文化创造，特别适用。宋儒最喜欢用体验。宋儒的思想可以说是皆出于体验。而朱子尤其善于应用体验方法以读书。他所谓‘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深沉潜思’、‘优游玩索’皆我此处所谓体验方法。”体验的方法可加深我们对人和事的理解，对于社工而言，这样才能真正领会案主的处境，才能体悟自己在助人关系之中的成长，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无论是感知的方法还是体验的方法，都是试图在实证主义强调的“科学”方法之外为进一步理解社会工作所面对的人与事提供一个新的途径，这样的途径是内在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是中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但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将这样的方法操作化、具体化。有了类似的努力与尝试，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就会更加丰富多元，且呼应后实证主义所主张的多维视角。

四、结语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经验不可能从西方的理论框架那里获得全部的解释与理解，因此需要建构基于“文化自觉”的专业知识体系与理论框架以指引中国社会工作的方向。社会工作作为舶来品，我们无疑必须学习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和经验。但需要在学习西方理论的同时要警惕本国专业共同体因“不自觉”而处于失语状态。这就要求我们要做到“文化自觉”并寻求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创新。“文化自觉”就是自知之明，这样的自知之明并非只是迷恋于自己的传统，而是立足当下活的传统在全球文化的坐标系之中寻求自主性，并在全球化进程中吸纳先进的价值、理论与经验，并从而实现费孝通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样的立场对于建构中国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与实践框架具有重要的意义。唯此，中国的社会工作才具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并走向世界，为全球社会工作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