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福利制度的特点及未来走向

黄晨熹

本文发表于《人文杂志》2010年第6期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社会福利快速发展,并引起我国福利制度未来走向之争。本文试图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特点及未来走向进行讨论。首先,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经济、福利文等三个方面分析塑造我国福利制度的社会文化背景,辨析其在国际社会政策比较中的独特性;其次,总结我国福利体制的特点:社会福利被放在次要地位,福利支出相对较低,具有明显的地域和职业分割;最后,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向作出判断,并对我国是否会走上福利国家道路这个问题进行简要分析。未来我国社会福利将继续保持较快发展,但仍将采用福利多元化的发展策略,而不会走普遍福利式的高支出福利国家之路。

关键词：福利制度　未来走向　福利多元化　福利国家

经过60年的探索和发展,我国社会福利取得长足进步。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特点进行总结,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分析和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当前我国正进入一个社会福利的快速发展阶段。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以民生为导向的思想指导下,各级政府都积极增加公共财政投入,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福利项目,于是引发“我国是否会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的学术争论。①

本文试图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特点及未来走向进行讨论。首先,分析塑造我国福利制度的社会文化背景,指出其在国际社会政策比较中的独特性;其次,总结我国福利制度的特点;最后,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向作出判断,并对我国是否会走上福利国家道路这个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一、我国福利制度的社会文化背景

我国现行社会福利是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背景因素长期持续塑造的结果,而且这种作用将继续影响我国福利制度的未来发展方向。更为重要的是,正是我国这种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造就我国福利制度在国际社会政策比较研究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它对建构我国福利制度的分析框架,诠释我国福利制度的形成机理,判断我国福利制度的未来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视角来总结我国的福利制度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我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路线。

社会福利和政治体制息息相关,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福利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构成我国福利制度的独特政治基础。19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我国成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柱。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等形成我国特有的政治意识形态。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我国福利制度的运行呈现出和其他国家明显不同的特征。

传统社会主义福利将(再)分配公平作为其规范性原则,社会福利的运行机制是由政府提供,根据平均分配和全民服务原则来分配资源,这种分配不是基于市场运作,也不是基于人们的付款能力,而是基于社会和个人需要,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角色就是确保这种分配原则的实施。①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经济上并不富裕,但改善社会福利的努力则毫不逊色。因此,有学者评论,“虽然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使用‘福利国家’来形容他们的福利制度,实际上,他们走的全民福利型模式更为彻底”。②虽然市场化改革导致我国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但这种改革并未完全改变我国的政治路线,我国仍坚持社会主义路线及其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体制仍在很多方面强烈地抗拒着市场化,③并将持续影响甚至“塑造”我国社会福利的未来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治管理体制提示我们,在分析政治因素对社会福利发展的影响时,要注意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党和各级政府特别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和指导思想,如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五年发展规划、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等。在自上而下的体制下,中央文件甚至领导人的指示常常是社会福利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新世纪以来,中央先后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社会建设目标,从而引发了一轮全国性的社会福利大发展,促使我国社会政策导向逐步转向民生主义。其次,可能影响未来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也是“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三农”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问题。在政治改革逐步启动、信息传播手段日益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开始越来越重视自下而上的民意传递机制。特别在强调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所谓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往往成为政府推行社会政策的重要动力。当然,这两种力量是相辅相成的,但以前一种为主。

(二)我国正面临快速社会经济转型。

首先是经济转型。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奉行的是基于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社会主义路线。虽然社会公平程度相对较高,但总体发展速度并不快。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走上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改革,并同绝大部分国家一样,把工业化和现代化作为追求的目标。经济模式的转变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对社会福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④一方面,经济快速平稳增长,政府财政收入持续增加,为福利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导致集体福利解体,福利供应难以满足社会需求,政府需要重新构建其福利制度。1980年代和1990年代我国政府提出社会福利多元化策略来解决福利供应相对不足和服务需求日益增长之间的矛盾。此外,由于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国家要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外向型经济的竞争力,我国社会福利未来发展将面临诸多挑战,如激烈的国际竞争导致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得不加入工资福利水准的“逐底竞争”,经济倾销引发社会倾销,面临更多国际干预等。⑤

其次是人口转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饱受人口基数的困扰,人口总量大大降低了平均水平。同时,长期的人口控制使得我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面临严峻的人口转型带来的影响,特别是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即以尚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的经济来解决发达国家所面临的老年照料的社会经济问题。而在户籍制度改革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之背景下出现的快速人口城市化,特别是数以万计的农村人口进城打工,又对城乡福利制度产生强大的冲击。

再次是社会转型。一方面,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和家庭结构的多样化对社会福利产生多重影响。家庭规模缩小意味着家庭福利提供功能特别是照料能力减弱。而随着非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形态的不断出现,如未婚同居、非婚子女、空巢家庭、单亲家庭以及未婚母亲等等新的需求也应运而生。例如,缓慢爬升的离婚率表明未来单亲家庭的数量可能增长,因此,这个目前政府认为不严重的问题可能会有所加重。另一方面,随着单位制的消失,大量社会职能和责任回归社区,社区成为社会管理和社会福利提供的重要载体。尽管目前来看,社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但随着社区管理逐渐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过渡,居民们将享有更多的参与、合作、服务与互动。①而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的较快发展也预示着我国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它们是当代社会福利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公共主体。我国民间组织分布在社会各个领域,在社���服务、灾害救助、社会福利、尊老助残、保护妇幼、保护环境等方面发挥相当大的作用。社会组织的未来发展状况会直接影响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

(三)我国具备独特的福利文化

任何一个社会皆有其自身独特的社会福利提供方式,这种方式来自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它也反映出根植于社会结构中的价值观和制度安排。所谓福利文化(culture ofwelfare)就是指这些因应文化的价值观和传统。其中价值观影响人们对责任义务和资格权利的看法,而传统则是这些价值观的实际表现形式。②许多了解中国文化的香港学者都十分重视传统价值观对我国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福利的影响③。黄黎若莲指出,和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安排相比,我国的福利文化存在三大基本差异。首先在于如何看待个体上。中国社会强调集体主义,而西方社会则强调个人主义。其次在于社会和家庭的社会分工上。家庭和宗族是中国社会的核心,它们不仅是与生俱来的社会照料机构,是其成员福利的主要提供者,而且有道德义务承担神圣的职责。而在西方,由于受到现代化的冲击,家庭已经基本丧失农耕时代的功能,人们较能接受用社会项目来弥补家庭功能的缺失。再次在于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上。在古代和近代中国,人们并不认为,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契约关系。政府提供救济是统治者仁政爱民的表现,而不是他们对民众所负有的责任。而在西方,由于普选制的推行,使得投票者具有更多的发言权,政府必须对选举过程中提出来的公共福利问题作出积极回应。社会福利被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正是这种基于权利的观念构成了福利国家的基础。

二、我国福利制度的特点

(一)社会政策服从于经济政策,经济发展优先于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被放在次要地位。

改革开放以前,囿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以及社会福利拖垮经济发展的成见,我国就存在“重生产、轻消费”的思想。怀特指出,该阶段我国采用发展至上的策略,强调高积累以加快经济发展,同时由于不具有生产性,福利开支则被压在很低水平上。④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在改革开放后继续得到强化。我国的发展策略仍以经济高速增长为优先,而且这种增长通常以牺牲诸如医疗照料、教育、环境保护等其他公共产品为代价。由于经济增长可以让地方政府“名利双收”,即在填满地方政府“荷包”的同时彰显地方政府的政绩。因此,经济增长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往往具有财政和政治上的双重动机。由于地方政府扮演了中央政府在提供资源和发展经济中的角色,中国被一些学者定义为“地方发展型国家”( local developmental state)。①与此相反,在社会领域,除社会稳定外,社会福利措施一般不纳入官员评估体系中。因此,政府对社会福利的重视程度明显低于对经济的重视程度,社会发展常常要让位于经济发展。近年来,随着中央宏观政策的民生化导向,民生问题逐渐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因此,这种“重经济,轻社会”的发展方式将逐步得到扭转。

(二)我国公共福利支出相对较低,但多元化的福利提供策略则产生了相对较好的福利后果。

一方面,如果把社会支出定义为社会文教费,那么2006年我国社会支出为10846亿元,约占当年GDP的5.1%,比重明显偏低。②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我国在社会保护和医疗以及教育等方面支出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甚至落后地区国家的平均水平(图1)。因此,有学者指出,我国在社会福利支出方面属于“落伍者”(welfare laggard)。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增长速度看,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福利支出正在“迎头赶上”,特别是在社会保护和医疗开支方面,其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其他

地区(图1)。

另一方面,高夫等主要利用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④这个综合性指标来度量福利后果,并据此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福利体制进行聚类分析。其结果显示,中国和大多数东欧中亚转型国家、中南美洲国家以及东亚国家一样,被划分在第一组,其特点是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非贫困率均高于平均水平。⑤如果我们采用高夫的福利后果测量指标来评估我国的福利状况,那么从图2和图3中可看出,1990年代以来,我国HDI指数及其排名都稳步上升。2005年我国的HDI指数为0. 777,排名81位,指数值超过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从HDI的构成看,我国的人均GDP排名比HDI排名落后5位。也就是说,相对来看,我国福利后果水平稍微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利用相对较少的社会支出获得了相对较高的福利效果。

这种“两全其美”的结果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后形成的福利多元化路线。随着城乡集体福利制度的解体,政府开始强调家庭、社会以及市场在福利提供中的作用,以契合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教育、医疗、住房和福利服务方面,市场作用日益凸现。如2004年我国的公共和私人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8%和2.9%。①用者付费、引入竞争机制、吸引民间资本、服务外包等的出现,充分表明市场在中国社会政策中的作用日益增强。②社会福利的多元化提供有效减少了政府的福利责任,使其可以在社会投入不多的情况下获得良好的福利效果。

(三)我国收入维持项目( incomemaintenance)具有保守社团主义或工业成就型的特点。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地区摒弃了前一阶段所采用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福利提供模式,即把福利当作一种无需努力或成本、人人自动享有的免费商品,而把建设基于供款的社会保险制度(包括养老、失业、医疗等)作为收入维持项目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基于家计调查的社会救助制度直到新世纪初才有较快发展。显然,在政府看来,社会保险的重要性可能要高于社会救助。由于社会保险项目更加强调工作动机,强调权利和义务相适应,强调对工作者的保护,因此符合蒂特姆斯之工业成就型福利模式的特点。③另一方面,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政府一直非常重视提倡家庭在福利提供中的传统作用。家庭及其衍生的社会关系(如亲朋好友)成为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在社会救助中,家计调查的范围一般超出核心家庭,申请人之成年父母或成年子女的收入往往也被纳入计算范围。针对一些不确定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收入转移(如赡养费),救助管理机构还提出了专门的估算方法。其背后的理念就是家庭应该是应对经济困难的第一道防线。这些方面体现出保守社团主义的思想。

(四)我国福利制度呈现明显的地域和职业分割。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家财力有限,社会福利的发展往往按地域和职业逐步推进,一般先在城市建立,然后向农村推广,最后是边远地区。而在城市地区,一般是先纳入公职人员,然后纳入企业员工,最后是其他人员如自雇者。我国亦是如此。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的建立,我国城乡之间存在明显的社会经济差异,其中包括社会福利的差异。怀特和尚晓援指出,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收入维持制度安排存在明显的双重分割问题。①在不同制度领域收入维持制度往往采用不同的保障原则,一般来说,大部分城市职工和居民可以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其他福利项目,但大部分农村人口则往往只能依靠自己、家人和社区。时至今日,这种双重制度分割仍然存在,只不过城市的内部分割转变为城市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如农民工)之间。从目前看,那些在城市地区长期工作生活、已经成为事实上城市人口的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福利项目的情况仍然十分差强人意。除此之外,医疗、教育、就业、住房和社会福利服务等项目同样存在此种现象。因此,索林杰指出,在中国福利政策中,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差异显著程度莫过于城乡之间。②另一方面,在城市居民中,社会福利也存在职业分割,其中一些优于其他的职业和部门享受较好的福利措施和保护。例如,公务员可以从地方公共开支预算中获取全额的医疗照料和退休金;军官以上的退伍军人可以从军费预算中领取津贴,而且他们都无需供款。

三、我国福利制度的未来走向

(一)我国福利制度未来发展的基本判断

毋庸置疑,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社会福利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社会福利和经济政策的关系将逐渐理顺,政府公共福利支出及其比重将有所上升,医疗卫生、收入维持、住房保障、就业安全、福利服务等继续成为我国社会福利发展的重点领域。而积极推进城乡社会福利均等化,特别是加快农村社会福利发展,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完善发展成果的社会共享机制将成为我国福利制度未来努力的方向。这种判断主要基于几点理由:

首先,政府观念积极转变和财政基础愈益雄厚奠定未来我国社会福利快速发展的双重基础,两者缺一不可。一方面,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上任后,先后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等重要指导思想,把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问题作为工作重点,并通过大力推进民生工作和社会建设来解决这个问题。党的十七大更是提出类似“福利国家”的社会建设目标,这些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会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影响甚至统领各级政府的工作,从而推动社会福利的发展。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GDP和政府财政收入稳步快速增长。到2008年底,中国GDP超过30万亿人民币,财政收入6. 13万亿元。同时,政府投入大幅增加。如2003-2007年全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累计达到1. 95万亿元,比上一个五年增长1. 41倍。③虽然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可能因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有所减缓,但通过采取各种积极应对措施,目前的乐观评价是我国经济已经逐渐开始企稳回升。④因此,总体来看,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政府财政收入也会继续增加,从而为社会福利发展奠定稳定的财源基础。

其次,各福利领域仍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难题。在医疗卫生领域,如何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成为未来改革的总体目标。在收入维持方面,如何进一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健全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特别是拓宽保障范围是未来几年社会保障部门工作的重点。在住房保障方面,如何切实保障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仍是未来一段时间住房保障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就业领域,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解决特定人群(如应届大学生、农民工、大龄就业困难群体等)的就业问题是未来工作的重点。在福利服务方面,如何应对老龄化的危机以及生活方式多元化带来的多元化需求是未来面临的难题。显然,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将大力推动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

再次,城乡福利差距仍然相当显著,农村社会福利亟待进一步改善。我国社会政策的重点一直放在城市,广大农村几乎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有学者批评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福利并没有增长。①因此,城乡福利差距不断拉大。如从收入维持项目(主要包括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看,无论在总支出,还是在覆盖率或保障标准上,城市都明显优于农村。近年来,“三农”问题被列入中央的首要政策议程,农村的社会投入不断加大,农村社会福利取得较快发展。我们预计,这种趋势仍将保持相当长一段时期。实际上,户籍制度是造成我国城乡福利差距的最主要制度因素,福利权利和供应上的差异构成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最实质内容。因此,未来户籍制度改革能否顺利推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乡福利制度的公平化程度。而这种公平化程度的高低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政府(而不仅仅是地方政府)从国民权角度出发进行全国范围内福利制度创新和突破的能力和魄力。

(二)我国是否踏上福利国家之路?

这个问题引起争论既有对我国福利制度未来走向的判断因素,又有对福利国家概念的界定因素。因此,在作出判断之前,我们先了解何谓福利国家以及福利国家的操作化定义,即满足哪些条件的国家算是福利国家。

首先,不同学者或不同国家对福利国家的理解见仁见智。斯皮格指出,福利国家可能包括三种含义:②首先,福利国家可能指一种福利提供的理想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国家承担为其市民提供综合和普遍福利的责任。所谓“综合”是指福利内容面面俱到,单靠“安全网”或最低标准是不够的;所谓“普遍”是指作为权利,人人享有。其次,福利国家可能指国家福利(state welfare),即由国家提供的福利。这种用法主要在美国。

再次,福利国家可能指社会中提供的福利。在许多福利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实际上福利并不是单由政府来提供,而是由私营、志愿、互助和政府服务共同组成。也就是说,福利提供者可能是中央或地方政府、政府资助的公司或机构、私营企业、慈善团体或其他非营利组织。不过,用“福利社会(welfare society)”来描述这种现象更为常见和确切。郭德则提出可以用“福利系统”(welfare system)来描述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混合的状况。③显然,我们通常所指的“福利国家”可能指第一种含义,强调福利提供的广泛性和慷慨程度以及政府的作用,也可能指第二种含义,强调福利提供的多元化途径,绝非政府单打独斗。

其次,学者们一般从两个方面来操作化福利国家:内容和效果。④但究竟应该采取哪些具体指标来度量福利国家变量,学者们则各执己见。有些学者采用定量方法,如分析福利开支或社会支出、福利规则和社会结构⑤或产出效果(即人们是否获益)(卢森堡收入研究Luxembourg Income Study)。典型的范例是瑟博恩,⑥他把福利国家定义为“社会政策支出占所有政府支出的比重超过一半的国家”。有些学者采用定性方法,如分析政策内容或采取行动的具体条款⑦或分析给付和服务详细运作过程(如提供给谁、提供什么、谁来管理等)。典型的范例是布里格斯。他认为,福利国家包括三方面主要内容:①首先,不管其工作或资产的市

场价值,确保个人和家庭能获得最低收入;其次,在面临风险(包括疾病、老年和失业等)之际提供社会保护,减少个人和家庭的不安全程度;再次,不管地位和阶级的差别,确保所有市民能获得尽量高水平的服务。当然,采取何种操作化方法主要依据福利国家概念的界定方式。

前面的分析表明,我国社会福利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但从目前看,我国走向前面第一种定义中的福利国家的可能性不大。

首先,社会政策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逻辑的产物。②福利文化将成为阻碍我国走向福利国家的首要因素。一方面,自立和互助一直是被政府和社会不断颂扬和鼓励的优秀品质。对许多市民来说,求助于政府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相对来说,福利权利思想的普遍性不高。通过西方选举制而形成的公共福利发展机制也不适用于我国。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和学界素来反对走上福利国家之路,早在1980年代决策者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这种观点。③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一直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而且这种思想的影响仍将继续。

其次,无论从福利内容的综合性和普遍性看,还是从福利结果指标看,我国社会福利离现代典型福利国家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而考虑到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短时期内赶上这些差距的可能性不大。例如,我国福利制度仍存在碎片化、城乡分割以及覆盖率偏低的问题。而从社会投入占GDP的比重或HDI来看,尽管近几年政府投入增长较快,但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明显距离,更不用说达到瑟博恩的“50%标准线”了。而从其他福利结果指标看,特别是从老百姓的主观满意度看,我国福利的总体水平仍存在很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再次,福利多元化仍将继续成为我国政府发展福利的策略。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首先,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这个实际国情不允许我国走上福利国家之路。人口和社会未来发展趋势表明,我国社会福利需求将进一步提高,单靠国家福利可能独木难支。其次,缓解公共服务的供求矛盾需要民间组织的参与。从国际经验看,公民社会比较成熟的国家,其民间组织更多地在教育、公共医疗、慈善、扶贫和环保等领域发挥独特作用。在我国,民间组织同样大有潜力可挖。关键是要在制度和法律上明确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要把政社分开作为政府转型的一项重要任务,尽快把某些公益性、服务性、社会性的公共服务职能转给具备条件的民间组织。再次,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家庭和邻里互助仍将为市民提供大部分福利,尽管这可能越来越受到人口和社会变迁因素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更可能走上前面第三种定义中的“福利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福利责任多元化分担的“福利社会”。

总之,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这个实际国情不允许我国走上高支出型的福利国家之路。各级政府应理性地根据其财政能力状况循序渐进地推动社会福利的发展,而且常常会采用多元化的福利提供方式来满足市民的需求,但是不走福利国家之路,不等于国家福利责任的弱化,也不能成为国家减少社会投入的理由。相反,作为现代国家,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作用不可或缺,而且通常会有增无减。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思路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种规律的响应。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社会福利将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不过,社会福利发展能否如我们所愿,和谐社会目标能否达成,整个过程将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需要政府、学界和社会共同关注和研究。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注释：

本文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广义社会福利(socialwelfare)概念,包括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津贴)、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和福利服务等内容,而非我国民政部门采用的狭义上的概念,即指帮助特殊的社会群体、疗救社会病态而提供的社会服务。

①如王建勋:《福利国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南方都市报》, 2009年3月23日;岳经纶:《完善的社会政策,关键不在于是否学习福利国家》,《南方都市报》, 2009年3月24日;薛涌《中国是否要以福利国家为样板》,《中国经营报》, 2009年4月11日。

Briggs, A. (1961): Thewelfare 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Eurpoean Journal ofSociology(2), 221-258.

Alcock, P. (1999): Poverty and social security. InR. M. Page&R. Silburn (Eds. ), British SocialWelfare in theTwentieth Century

(p199-222). Basingstoke,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St. Martins\' Press.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3)》,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1页。

黄黎若莲:《“福利国”、“福利多元主义”和“福利市场化”探索与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01年第1期。

梁祖彬,颜可亲:《权威与仁慈:中国的社会福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年。

黄晨熹:《社会政策》,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年第5章。

关信平:《社会政策发展的国际趋势及我国社会政策的转型》,《江海学刊》, 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