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消费空间”下青年个体社会化：一种消费文化视角的分析

扈海鹂

文章来源于：《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摘要]“新消费空间”是指一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化中发展起来的都市商业空间。从经济层面看，它显示消费文化的合理性完全被社会体制所吸纳；从文化角度来说，消费文化起着塑造青年人格的社会化作用。“个体社会化”是从主体社会化角度定义的。个体社会化的研究，并不排斥整体社会化的存在，只是更关注作为主体自我的社会化需求。当代消费文化具有价值建构的作用。青年社会化原来的伦理完整性已经断裂，具有多样性的个体社会化发展起来。

 [关键词]消费文化  新消费空间  个体社会化  价值建构

　　一

　　空间和时间都是社会构成物。现代性的城市发展中创造了社会空间的多样性及对社会空间的不断定义，由此，个人与空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多样复杂。在这一过程中，商业化空间与现代城市心理、个体意识有着强烈的关联。

　　21世纪初中国的城市化、都市化发展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变化，即新的消费空间的出现与生产。这种“新消费空间”既是一系列商业消费集聚的场所，又创造了一种新的营销手段。如大型购物广场、国际化大型超市，欧美、日韩、台湾地区商业品牌的精品屋，各种食品、商品连锁店集聚的商业广场(或商业街)。像南京这样的二线城市，在近十几年来，已有十多个综合性的商业广场，如德基广场、万达广场、金轮大厦、水游城、新城市广场等快速凸现，同时涌现出一些带有跨国符号的大型连锁商业、餐饮场所——宜家家居、沃尔玛、家乐福、欧尚、麦当劳、肯德基等，其势头可用“爆发式的占领”来形容。

　　按照列斐伏尔的观点，“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在当下中国，从繁华的一线城市，到西部地区的城市，新消费空间的发展有大致相似的情景，展现出一种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经济秩序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转变(或并存的)过程。这是一个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的过程。呈现出列斐伏尔所说的“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①。

　　新的消费空间对青年的影响，是“社会结构”运行的产物。近年来，中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比例不断下降，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断增加。自1995年中国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达到24.8％超过第二产业人数后，一直持续增加。到2010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例达到34.6％，超过第二产业就业人数近8个百分点②。伴随着社会转型，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离开农村、离开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中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增加，说明城市生活方式发展对服务业的需求在剧增。

　　另一方面，中国消费社会的发展伴随着中产阶级群体的扩大。当下中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已达到23％左右。他们是来自公务员，医生，电力、电信等垄断部门的职员，大中小学教师，跨国公司的中高层技术管理人员，民营企业家等。随着收入与生活水平、教育水准的提高、生活品位的需求，年轻一辈的中产阶层是新型商业场所的消费者、分享者。比起父辈，他们是立志过有品味、有格调的生活，通过消费来发现新的生活意义的人。

　　有了新的消费场所，有了大量新的、年轻的营销者与消费者，中国城市景象才更像全球化背景下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压缩”版本，并带来更深刻的一面：以城市为基础的消费生活特征与个体社会性格的变化——它发动了一场新的个体社会化过程，影响到个体对现代性下的自我及生活品位的再认同。在接受家庭、组织、政治生活的正式伦理教化之外，笔者认为，青年个体社会化的另一扇门是通过消费生活来打开的。舍此，青年群体、个体便不能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本文以新消费空间的观察为线索，从个体社会化的角度，通过对青年打工者、消费者的访谈，探讨消费文化对青年个体社会化及价值观形成的多重结果。

　　二

　　从个体社会化来说，消费文化，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价值认同，它是个体现代性认同的一部分。“个体社会化”这个概念的理论依据，来自埃利亚斯对“个体的社会”分析，他强调，在现代化进程或转型中，会“出现人的个性结构的变化，个人在其社会中地位的改变”。于是，会形成从“我们—自我平衡向自我—认同这边转移”。他提出要探讨“国家形成过程的某一个阶段如何促进了个体化过程，如何促进了对单个个人的自我—认同的更多强调。并且帮助他们脱离传统的集体组织”。他认为，探讨结构转型的纯技术的或纯经济难题时，不可忘记这种带有“过程—社会学特征”的问题。③

　　鲍曼从后现代角度分析了消费时代是一种“个人化社会”，他认为，后现代状况首先标志着一个逐渐自我意识的社会。它的最大特点是个人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意味着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一个消费商品泛滥的大型零售商店。”“资源丰富不仅意味着有挑战和选择的自由”，还意味着“他们可以摆脱最没有滋味的生活选择的自由”④。

　　贝克认为，个体化理论是有关第二现代性的理论。由于现代化动力的自我作用，现代化在21世纪初是个“取代了第一现代性的时代”。“第二现代性及其非线性个体主义，是经典制度消退的产物”。我们既有全球化，也有个体化，二者是平行的，都是第二现代性的基本特征。⑤

　　可见，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体性及个体社会化被强化，应是我们应特别关注的问题。转型中国快速城市化，以及产业转型中新消费空间的出现及发展，深刻体现了“文化变革以复杂形式同社会结构发生交互影响”⑥。从经济层面看，它显示消费文化的合理性完全被社会体制所吸纳；从文化角度来说，消费文化起着塑造青年人格的社会化作用。它导引出了该时代正式的整体社会化之外的个体社会化(无论在质上或是量上)的扩展，这同时也是青年个体价值观的形成与再生产的过程。

　　本文的个体社会化定位，主要是从主体(主观、自我)社会化的角度定义的。个体社会化的研究并不排斥整体的社会化的存在，只是更关注作为主体自我的社会化需求，包括关注更多的个人选择的满足，更多的个性多样性、异质性方面的被承认；包括发生在同辈群体互动中的自我论证、自我认同，以区别于革命社会、匮乏社会那种集体的、强制的、高度标准化、同质性的社会化。笔者认为，这种个体社会化的发展，部分源自于消费文化的性质。

　　消费文化的基本性质，在于它是符号、想象、娱乐与欲望的集合体。“购买”具有符号的象征意义。我们能够解释这些符号，是因为我们都了解符号的符码。“我们处于被符号、符码控制的社会。”⑦新的消费空间是符号、欲望的“诱惑者”。其影响不再是那种集体的、政治动员式的；它是由个体(表面与内心)与符号、想象、欲望及他人的互动来完成的。

　　消费文化的另一性质在于它是大众的、流行的。丹尼尔·贝尔作过精彩的阐述：“现代社会的文化改造主要是由于大众消费的兴起。”⑧消费文化具有大众消费特征。它的新颖、变化、时尚的性质，给现代生活以持续的刺激，使时间与空间充满个性化的价值和情感。

　　消费文化性质还在于它被浸入一种既定不变的年轻性格与心态，并在消费空间中建构着这种认同与文化心理关系。在新型消费场所，物的个性、符号、流行的个性，变成年轻人的个性，这是以往购买场所不可能提供的。一般来说，“中产阶级”是消费时代的主体。但只有在大众消费时代，青年群体才可能表现出某种“年龄阶级”的力量。20世纪60-70年代，发达国家在向消费社会过渡时，出现了“青年运动”。新的青年文化影响、引导了后来城市生活方式的进程⑨。埃德加·莫兰说“青年作为一个年龄阶级出现在20世纪中叶，这无疑是充满了表演和想象的资本主义不断刺激的结果”⑩。在此之后，“青年”也变成文化年龄。玛格丽特·米德曾用“后喻文化”、戴维·里斯曼曾用“他人指向型”等概念强调了青年与文化传递间的新关联。这些理念代表了青年人在文化分化、文化多元性中不可忽视的作用。

　　消费文化性质中也深藏着生活方式的区隔与优越。由于消费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我们消费不是因为需要，而是为了让我们与他人有所差异。这导致在消费商品中，我们同时又是在定义自己。其结果“生活品味”的竞争，成为个体风格及社会地位的竞争。

　　看上去当下中国的消费品越来越丰富、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越来越热闹，但实质是：在市场成为社会与文化的交汇点之后，“经济逐步转而生产那种由文化所展示的生活方式”(11)，个体社会化总是在适应这种生活方式。在全球化背景下，转型中国的消费产业、商业场所、消费空间的不断扩大，强化了个体性的“表演、想象、刺激”，青年个体“被拉入”了消费文化符号的认同中。笔者认为，现今所有的商业消费空间，都在进行消费文化的价值建构。

　　三

　　个体社会化是从新的“消费自由的主体意识”开始的，它是一种社会性格的变化。而新消费空间，则是新商业秩序的展现。“人的个性特征在形成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关键就是，伴随着消费文化的发展，人们已从宣扬自己美德转变为宣扬自己的个性人格”(12)，它影响所有阶层。

　　笔者首先关注了新型服务业的青年群体(打工青年)在城市消费空间中的感受。对他们来说，新消费空间就是城市空间，这是他们接纳城市文化的场所，又是他们打工、获得日常收入的地方。在此，他们会有转变身份、“去边缘化”的体验与愿望。他们在这里工作，即换上跨国连锁商店的得体服装(统一的)，有了与品牌相“类似”的符号感觉、职业训练。他们最易改变的是发型、穿着搭配。如剪烫一个时髦的发型，染成黄色、酒红色，然后买一两件另类的、不贵的流行衫。因为年轻，怎么打扮都是青春的。他们中的一些成员慢慢地培养了一些习惯，不是为实用，而是为打扮、心情去花钱。

　　新型商业广场中，有不同层次的、密集的名牌店，包括服装、百货、工艺装饰品、西式面包、西式冰激凌、化妆品、个性化影院、新潮体育用品、时尚儿童用品……。对打工青年来说，这是一个体验、观赏城市生活的地方。新商业广场都是富丽堂皇、装修高雅的。久而久之，他们会觉得自己和这里的文化是一体的；和自己农村家里简陋的住宅、用水、如厕条件相比，会觉得这儿是天堂。“每次回老家都不习惯，呆几天就想回来。”好象城市更像自己的家；但有时又觉得自己是这个天堂外面的，除了廉价的工资与服务岗位，他们不属于这里。

　　这些打工青年变成更有个体需求、欲望的人。他们有时会说，“现在年轻人都想得开，拿得不多，但都敢花”。他们(特别是女性)开始买化妆品，逛超市，体会“选”与“看”的自由感；或去便宜的大市场，下狠心买一件小有感觉的衣服，去网吧，用手机下载电影与歌曲，什么流行语都了解。越是年轻，越容易学会这些。有的女孩子回农村老家时，包包里总是装着各种瓶瓶罐罐(补水的、面护的、隔离的化妆品)，她觉得已离不了这些“罐罐”，感觉自己和乡下姑娘不一样。在日常风俗方面，他们因为远离家乡、父母，常常是早恋、同居者的一群。

　　作为个人，他们似乎没有条件创立一种独立的生活方式。他们既不是白领，也不是蓝领青年，但他们的存在就是中国消费时代的独特景象。他们没有把自己当作城市人，也不再把自己当作乡下人，他们身上有更符合大众社会一般特征的一面，即原子化生存。这些青年中一般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少数还上过大专、中专，但绝没有任何家庭的权力符号，他们只代表自己，颇有几分本雅明笔下的“游逛者、流浪者、看客”的景致。

　　笔者关注的另一类青年是年轻中产阶级，或者叫中间阶层的消费群体。对这一类人群来说，消费文化，就是中产阶级文化。新商业空间是他们的消费与闲暇飞地。

　　在访谈中，笔者听到了很多这样的自我表白：“我爱用信用卡购物。刷卡时，就像不是用自己的钱，花得多还有奖励”；“和别人相比，我有自己常去的专卖店、会所。我喜欢品牌”。“我读研时的老师问过我‘信仰是什么’，记得我毫不犹豫的回答：品位!”“原来我开别克车已七年了，最近换了个宝马，有能力换，为什么不换呢?”“去一次专卖店，就会花上万把元，挺爽。记着张爱玲的话啦，钱要乘早花。开心就好!”

　　也就是在这十多年中，中国年轻的中产阶级用“消费自由”个性态度，重新写就了自我意识的新叙事。他们认为在合适的场合，穿合适的衣服，展示着装的符号力量，是个性、私人性的表达。一些中等收入，又有父母辈经济支持的青年，住高档小区，去会所健身、练瑜伽，家有跑步机，用钟点工，定期开车去超市采购，穿品牌服装。时尚消费无疑是中产阶级得以与非中产阶级区隔的主要方面。虽然中国中产阶级的薪酬在国际上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但在时尚消费和奢侈消费的态度上丝毫不落后。他们已把购物、汽车、住所、穿着、化妆品等转变为与等级、地位、品位的认同相联系的纽带；把参与“象征符号竞争释放出大量的能量”看成自信的表现。他们是书写“中国城市中产阶层青年形象”的一群。

　　中产阶层青年在新消费空间中关注生活风格的示范与设计感。像南京德基广场、金鹰商厦有很多高端品质的产品，供中高收入阶层选购、表达“自我生活情调”。生活风格是中产阶级生活状态的体现，它意味着过一种更带有个性风格、品质的生活。个体所生存环境越是优越，生活风格就越多地关涉自我品位与舒适度认同。而这些都能在新消费空间中找到。

　　在今天的大众消费社会，自我是和风格联系在一起的。“风格”是以个性的方式选择生活，它不一定和奢华联系在一起，但一定是某种流行的“符号”。消费文化塑造着青年中产阶层生活方式，也影响了“半穷人”对中产阶级风格的模仿。这些存在改变了、组成了当今城市消费空间中新的生活节奏和人生体验，负载着我们时代青年分层景象与心理特点。

　　四

　　消费时代开发了个体的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新的个人社会化过程的重要认同。“成功”定义不再限定在以生产为中心的劳动，而是推向了消费生活方式的享受性获得。越来越多的来自农村的、来自第二产业的打工青年为了挣更多的钱、得到相对更自由些的工作，进入了饭店、宾馆、会所、美容院、高尔夫球场、商业连锁店。他们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已不代表传统工人阶级的那种诉求。进入了消费时代，他们的追求更带有个人性，不再是集体的阶级意识。“新的成功”梦想，不论对于中产阶级们，或想成为中产阶级的青年来说，都是更迫切的。

　　从访谈来看，新消费空间里的营业员，都以80后、90后的年轻人为主，90％都是来自农村家庭或外地的乡镇。他们所从事的是服务业，他们也曾在制造业的流水线旁。由于营业员、美容师、美发师等工作，要和不同人打交道，每天时间过得很快；不必在上厕所前领牌子、不必单调地��着流水线上的零件，新商业空间的工作环境也很体面，还能学到技能与知识，这些是他们的满足感。如果他们还没有结婚，会为自己买一两件“奢侈”商品；而且，他们在新的消费空间里看到了“那些上过大学的城里人就是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有很多钱买贵的衣服”。当他们接触到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买得起奢侈品或中高档商品的城市中产阶级顾客时，会强化对这个社会的工具理性的识别，

　　与父辈相比，他们基本没有做过什么农活，没有苦难生活的体验。在新商业场所熏陶了他们的生活欲求和自我期待。与国有商业场所的一些中年女营业员相比，她们的优势是年轻；但和受过较好教育的城市女性相比，她们又没有多少优势。她们在城市职业选择面很“窄”。生存意识使她们会这样教育下一代：“我跟我的儿子说，不好好学习，就像你爸一样，去做苦工。”她们是当代就业结构中接受工具理性熏陶的一极。

　　在中国，由于城乡的二元结构，以生产为中心与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同时存在，里斯曼所说的“内在指向型人格”(勤奋节俭且具有个体奋斗精神的)与“他人指向型人格”(受同辈人流行文化影响的)也同时存在。这些新打工青年其行为是理性的，个人风格是趋向流行的；是职业奋斗者，也是流行时尚的认同者。一些男青年比如高尔夫球场的练球员、高档会所的游泳教练、美发店的发型师。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很辛苦，工资也不高，但“满足感”高于工厂车间的工作。他们会说：“很苦，但前景很好，这也许是能给我带来转机的职业”；“每天穿着职业服装时，我很知足”；他们不是父辈那种“苦行僧”类型的。这是时代对他们的改变。

　　当下中国，中产阶层的职业气质与自我形象，是通过衣着、汽车、居住等来体现的。我们不能假设生活风格只是在工作之外的。“工作选择和工作环境形塑着生活风格定向的基本因素”。正如布迪厄所强调的，群体之间生活风格差异，也是分层的基本结构特征，而不仅仅是生产王国阶级差异的结果(13)。它意味着一个消费文化背后的青年阶层的分化，以及个人社会化背后利益驱动、生活方式分化。在工具理性下，生活方式的分化是很残酷的。

　　在已是中产阶级群体的青年中，其工具理性体现在快速晋升的欲求。他们拼命做业绩，以让家人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为此，会去竞聘新职位，奔走各种交易场合、善于应酬交际、懂得职场上的消费规则。出行都是小车，买衣服决不手软，会包装自己。在笔者访谈的青年公务员中，许多父母就是公务员，或城市中产阶层，这使他们轻易地得到这个时代的稀缺资源——房子、车子、职业及他们的自信、舒适生活。

　　新商业模式在城市的极大发展，把大量的打工青年从农村、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他们从生产者变成产品推销者、消费者，从此便体会到“自由自在”的城市品格。在饭店、在宾馆、在理发店、花店、小工艺品店，打点工便能养活自己。就生活方式而言，他们再也回不到农村的土地上。但在巨大的工具性竞争与消费文化塑造下，他们又发现自己不过是吊在半空中的“城市化”——很难融入城市文化。他们做的属于这个社会中的“次要的工种”，都是临时性的、不固定的、体制外的、边缘的。在城市中，他们也是消费时代的新穷人。那点仅够生存吃饭的工资，使他们在城市里买房、恋爱、结婚、生子，都像是一种幻境。

　　打工青年的身份分裂感，不仅是城乡二元结构、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差异，更来自这个社会新的社会等级标准——文凭制度。“毕业文凭的高低决定工作的好坏，这就是英才管理制度”。文凭既是个人向上流动的文化资本，又是社会区隔的手段。霍布斯鲍姆说，这种制度是人为的，它是由教育机构制定的。“英才管理制度就是要改变人们的阶级意识，使人们从反对资本家，继而转向反对各种各样的有钱人。”(14)怨恨与仇富开始成为文凭式身份区分下的一种伴随状态。文凭本身既是工具性目的的动力，又是这个社会个体化的突出特征。没有文凭的新穷人的境况，在被老板解雇时变得很明显，他们什么都没有，只能回农村老家，或再在城市里重找一份工打。

　　工具理性下的区隔的另一方面，是权力与消费的结合对身份的区隔。在科层化的合理性、工具性的装饰下，体制内的权力阶层拥有的更多消费资源，包括多种灰色收入、闲暇消费及分享消费社会发展成果的多项资格。不客气地说，中国的消费经济发展出一套对权力阶层服务的机制与潜规则。一些青年人为尽快晋升，疲于应付各种的应酬、考核，他们更加深知、无奈、麻木于消费主义影响下体制内的负面景色。现实中国的阶层分化，是与单位分化、行业分化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如果你获得博士学位或是硕士学位，你就有机会成为中产阶级”的情形变得更加复杂。

　　快速的社会转型，使青年个体不再相信以前教育中的伦理的完整性。“我看到一束光，我想抓往它”、“我喜欢看的书是《坏蛋是怎样炼成的》”、“胜者为王”，是他们对现实的体验。转型中短暂无序与资源流动、机会与交换，需要他们同时在几套规则中生存与表演。

　　理查德·梅尔说，“新型的自主者将是一个受周围合理的果断行动和可利用的社会制度巨大影响的人，与机器打交道时，他是一个设计者或诊断者，而不是一个被动的奴隶。他看问题或行动的逻辑包含着多元的价值观”(15)。在当下中国，其“新型自主性”也发展起来。年轻人有更强的工具理性及对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追求，为改变自己的、家族的社会地位而更加努力奋斗。“他的道德观是实用的、好奇的”，旨在获得更大的生活方式、生活品质的满足。

　　五

　　在消费时代，把工作伦理与日常生活联结在一起的，不是信仰，而是对消费美学的认同。鲍曼说了很关键的话，“现在是消费美学占据了过去由工作伦理曾经统辖的位置”(16)。消费美学传播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个人社会化过程，就像杨绛先生写《洗澡》一文，表达革命时代对人的洗脑过程一样。可以不夸大地说，21世纪的个体社会化是消费时代的符号话语，是另一种洗脑过程。全球化把西方商业模式中的消费审美，变成一种消费符号的认同与想象。诸如你的职场与生活中的魅力，来自你怎么穿、搭配，怎么理解色彩，怎么化妆、保养，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怎样表达气质，怎么认识与表达符号，等等。

　　从个人社会化角度理解消费美学的传播，它就是一种个人体验、经验，是生活风格的学习与模仿。即在新的消费空间里创造、分享“假想的中产阶级”及“美满生活的符号想象”。在购买东西的时候，营业员如果说，“这是上海产的、北京产的、广州产的”，中产阶级青年购买者一般不会兴奋起来；但如果说“我们这个品牌是意大利的、法国的、美国的、韩版的，只是在中国生产的”；或者说，“这是地道的外销原单、是意大利原装的”，青年人会立刻“激动”起来，好像找到了“档次”。许多号称“一线品牌”的服装连锁店，被解读为“中档价位、高档消费、奢侈感受”的特性，也很有诱惑性。在如此消费话语的灌输下，青年消费审美视野越出了本土性，他们是全球的、跨文化的。

　　消费审美被设计成一个体现社会同质性、独特性和差异性的混合体。为了获得社会的赞同，保持生活风格领先性，就得关注流行潮流与时尚变化，消费时代的个人社会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地接受其审美熏陶的过程。

　　在我所采访的采轩、奇威、涵沛、超妍等商店或会所中，清一色都是女性服务员。她们基本都不是从专门商业学校毕业的，而是在被招工后，速成培训的。在工作中，她们每天都在向顾客重复“消费审美”的劝导：“女人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女人的美，一定是花钱保养出来的”；“姐，你不觉得你穿了这身衣服，有大牌的感觉吗?”；“三分气质，七分打扮”；“不同的年纪有不同的美，不要放弃自己，要给自己加分，不要做减分”；“打开衣柜，不觉得衣服像自己的战利品吗?”这种“被告诫”的社会化过程既是商业从业者(打工者)的学习，又是购买者(中产阶级青年)的学习。在色彩、面料、款式、搭配的生活风格修练中，“被传递的经验的无处不在，毋庸置疑地以明显的也以更为精细的方式影响着选择的多元性”(17)。

　　并不能把这一切看成是可有可无的变化。按照吉登斯的说法，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身体外貌和行为举止，都成为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方面。吉登斯说，在高度现代性的后传统环境中，无论是外貌还是行为举止都不是作为给定物而被组织的。但“外貌已成为自我反思规划的核心要素”，“身体直接参与到建构自我的原则上之中”(18)。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年轻阶层的审美品味、生活风格的培养，并不源于父辈的传承，而是对当下消费美学的学习、对现代性的体知。因为他们的父母辈是在批判“封资修”的氛围中长大的。

　　对生活风格、消费美学的某些特性的识别，最终都嵌入到这一代人的个体自我意识、性格中，变成他们不同于父母辈的社会化习性，这是过去时代所不可能的。从积极角度说，消费美学的普及与认同，打开了日常生活文化化、审美化的过程。越是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的青年，生活品味的意识就越强。布迪厄一直是把“习性”作为文化资本的一部分的。在中国当下，一种新的习性的培养，是从消费品味开始的，这是个体社会化的新的过程。

　　从分层视角看，消费空间里的反差是很大的。很多在体面商业空间中工作的打工青年，处在多个审美处境的“两栖状态”：上班时在星级宾馆式的环境里工作，下班去郊区没有洗手间的、狭小的、租用的房子里生活，并面对从工地上、家庭装修现场回来的满身污垢的丈夫。她们没有机会去遵循工作中的生活风格，也不能规划其生活，受外在因素的约束的主宰。这两者都有个体社会化中很私人、很无奈的部分。

　　那些来自医院、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经理、垄断部门的中产阶层青年，是有能力把“品位追求”正当化的。他们是以选择多元的、有个性的生活为目的。但靠工资收入来维持国际大牌的消费依然有困难。想要得到“大牌份儿”的生活格调，依然常处在纠结与割裂中。当他们没有实力买一线的国际大牌时，“替代性的生活风格”的策略出现了：这就是买仿制的大牌。她们会这样说，“我穿的衣服就是有大牌的感觉，哪怕是仿制的大牌，所穿出的效果也绝不比某些穿正牌的女人的感觉差，我有这个自信与实力”。“我是品牌控，有的人买正牌的包，也像假的，有的人用假的也像真的。我显然属于后者。”替代性的策略还包括在实体店看好了一线大牌商品、型号，然后去网上(网店)购买，可省下好几百元。

　　有些体制内中产阶级青年，看似有强大的购买力，其实来自父辈的经济支持。当每月花上万元去做美容、买服装时，常是用多个信用卡来延迟压力，或用“啃老”的方式来满足奢侈消费。被迫行为变成了上瘾行为；自我满足本身包涵某种病态——不间断的焦虑感、对接受刺激的依赖，形成某种空虚、混乱的消费追求取向。中国当下的一些负面青年现象也在证明消费时代的消费人总是正常人、病态人的两面。“如果一个人只成为一个消费者，那就是病态的。”(19)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会使社会氛围趋于平庸化、去伦理化，导致偏离行为剧增、人文价值感丧失。

　　六

　　新商业消费空间强化了娱乐、休闲价值与乐趣，把匮乏时代的道德归属感变为富足时代的心理满足感；把职业竞争的焦虑感化解为消费生活中随意与夸张的娱乐休闲。这是个人社会化中自我论证、自我放松的一个路径，即人们通过购物活动的自我整合。

　　大型的商业广场通常是个购物、娱乐、玩耍、餐饮的综合体，主要购物者是青年人。一家三口、青年情侣、在校大学生、中产阶层年轻夫妇可在大商业广场花上一天时间慢慢享用，或在看电影前，先去采购，让整个消费时间变得象出门旅游一样津津有味。

　　消费文化的娱乐与休闲乐趣并不在于个人偏好，它也是一种商业空间的结构设计、引诱与安排。如南京德基广场是南京一线的高档时装购物广场，地铁站有直通该商厦的出口。虽然有价值上万元的一线国际时装，但该广场并非因“大牌”林立而驱赶平民顾客。其地铁通道与商场一楼间集中了几十家知名小吃、甜点面包等店铺及新潮运动服装店，其六楼有吸引大众光顾的电影院，这样就大大增加了“主题公园式”的娱乐性。在大中城市的周末，城市各大消费空间的娱乐式狂欢，每每持续到次日凌晨。

　　从文化民主的角度上说，在商业消费空间游逛，是现代人的一种情趣与生活方式。被普遍接受的态度是，“是不是真得很有钱，并不重要，只要你心态好，开心就行”。这种自我肯定的价值观取向，似乎是不再需要以往时代集体意识中的倾述、依赖、被救赎(归属感)。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接受消费美学的话语、符号的熏陶中，支撑人的生命本真持续性的原来的那种朴素的、神圣价值被替代了。装饰、模仿、财富、娱乐的价值被崇尚。就像舍勒说的，“价值序列最深刻的变化是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一切可以称为有用的东西，都变成产生舒服的手段”(20)。这就使所有道德的命题，服从于可用性、实用性的命题。装饰“形式”大于修练“内心”。如潮水般兴起的新的商业模式，扩大了消费的引诱性、强迫性。它不是集体式的、强调意义世界的；它是个人式的，娱乐排解一切的。

七

　　社会学的社会化理论，本质上是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的产物。这种方法是从社会的结构秩序来看待文化价值观的传递与内化。而个体社会化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互动理论，关注经验、过程、体验及互动性。当然，像“人的社会个性结构”或“个体的自我规范的阶段和样式”，这样的概念都包含了结构的、互动中表现出来的一些经验事实。

　　从这个角度解释，所有当代青年的伦理现象都是“结构性”的、同时也是经验的。笔者以为，当今青年社会化的突出特点，就是多样性的个体社会化。新的消费空间、消费文化的发展，推动了这个趋势。

　　对生活在消费文化下的青年群体来说，原有的伦理完整性已断裂了。从经验来说，他们常常从一种情境伦理转到另一种情境伦理。这是与传统时代，包括以生产为中心的时代是不同的。在那时，人们的工作伦理与他们的生活伦理是统一的，就像工作的艰苦朴素与生活的艰苦朴素是统一的。中国曾经的大庆精神、大寨精神、雷锋精神，都可以统一于“以革命信仰去工作与生活”及“劳动者被尊重”之中。但在消费为中心的情形下，社会伦理性是碎片的。消费文化崇尚富人文化、中产阶级文化，鄙视贫穷。人们不是看你多努力工作，而是看你挣了、“消费”了多少钱、在哪里消费、处在何种生活方式中!过去我们的社会可以通过阶级意识把穷人与富人在政治上联结在一起，但在消费文化的主导下，工人阶级也基本不再以传统的形式出现了。

　　消费文化，既提供可能狂喜、快乐的符号、情境；又是分化的体验与力量。它是诱惑、可能性、不确定性、分化的集合。所谓伦理的分裂性，就在这里。

　　当代中国消费文化的发展也是现代性的新阶段。在物的富足取代物的匮乏后，个性及人性获得了新的选择性。消费文化的价值建构的积极作用，不是可有可无的。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快速城市化、商业化进程中时，绝大多数的中国青年都可能是商业文明下的梦想者、受益者，这是一个大的社会转型。鲍曼甚至于用了这样的词，“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个人乌托邦’和‘乌托邦私有化’的时代”(21)。笔者以为这是肯定了我们处在一个充满个人化梦想的时代。到了全球化、后现代、消费时代，社会充满了个人的想象，这是无可厚非的。

　　消费文化下青年社会化，突出表现为个人社会化，即自我社会化(自我解释、自我生成)被扩展、多样性的社会化过程被扩展；当然也表现为个人风险性被扩展，药家鑫事件、“我爸是李刚”等事件，都是这类叙事。因为消费时代提供了个人选择性的可能性与风险性。消费文化下的价值分裂，也是后现代下的文化特性。它如何不变成个体的、社会的“道德风险”?这就需要大力关注多样性社会化下的自我认同与个体生存，需要制度化软环境中的正面价值引导与社会关怀，需要强化青年对个人选择、道德风险、社会责任的担当，在纷繁诱惑的消费时代中，学会选择、学会学习、学习自律、学会生存。

注释：

　　①转引自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②此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版。

　　③[德]诺贝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207页。

　　④[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7页。

　　⑤[德]乌尔里希·贝克等：《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16、17页。

　　⑥[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3页。

　　⑦[美]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杨淑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⑧(1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3、35页。

　　⑨扈海鹂：《中国消费时代的“阅读”与思考》，《学习时报》2010年3月16日。

　　⑩[法]艾德加·莫兰：《社会学思考》，阎素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12)[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1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3页。

　　(14)[英]霍布斯鲍姆：《论当前世界趋势》，《国际理论动态》2012年第4期。

　　(15)[美]大卫·里斯曼等：《孤独的人群》，王昆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16)[美]齐格蒙·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仇子明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76页。

　　(17)(18)[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6、112-113页。

　　(19)[法]艾德加·莫兰：《社会学思考》，阎素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

　　(20)[德]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8—139页

　　(21)[美]齐格蒙·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仇子明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