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工作的“绞溢”病象及其诊治的可能路径 

卫小将 李zhe 苗艳梅

来源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摘要：社会工作是衍生于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学科与实务，当其被移植于中国大陆本土时，如果不考虑两种文化的异质性，必然会造成专业发展的营养受制，本文称之为“绞溢”现象，具体表征为专业身份的纠缠不清、理论与实务的断层等。这一病象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病理根由，如，专业发展中的“自我殖民化”、“ 麦当劳化”和“剧场化”等倾向，本文要具体深究的正在于此，并依照这些病由对该专业发展的绞溢现象提出了某种可能的诊治路径。

关键词：社会工作；绞溢；自我殖民化；麦当劳化；剧场化

    作者简介：卫小将，太原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院社会工作教研室主任。（太原，030024）

    社会工作源起于19世纪末西方工业革命时期，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它主要承负着社会安全阀和稳压器的功能。鉴于此，一些学者期望通过沿引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及其运行模式来缓解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类似社会问题。目前，这种期望已演进为一种集体诉求。然而,就在社会工作即将正式全面付诸实施之际，人们却发现强行移植的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实务、价值和技巧等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是不完全相融的，致使我国的社会工作在专业化进程中出现了不容忽视的“绞溢”现象。因此，我们必须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进行再检视，以期找出排异症状的相关病理及诊治的可能路径。

一、“绞溢”现象之表征

   “绞溢”原本是农艺学术语，两股相交谓之绞，水满外流谓之溢，二者结合意在描述木本植物嫁接后出现的一种亲和力不强的现象。嫁接时，由于忽视了两种植物的品种、生长环境以及亲缘关系强行将其用绳索绕缠起来，从而导致了营养梗阻外溢的病象。本文使用“绞溢”一词，旨在表明“社会工作”这一衍生于西方基督教、人道主义、乌托邦和实证主义文化语境中的学科与实务，当它被强行移植到中国本土时，由于忽视了异域文化的差异性而出现了一种跨境遇的水土不服和梗阻。具体而言，绞溢现象主要表现如下：

（一）、专业身份的纠缠不清

    社会工作这一概念并非内生于我国本土，而是一种舶来称谓。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FSW）和国际社会工作学院联合会（IASSW)将其界定为：“致力于促进社会变迁，解决人类相处中发生的问题，增加人类权益，提高社会福利，并通过人类行为理论和各种社会政策，对人类与环境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社会工作干预。人权原则和社会公正是社会工作的基本要求。”职业从事社会工作的人称为社会工作者，简称社工。[1]基于这一概念来寻证当下中国大陆，很难在原初意义上使社会工作在现实层面得以体认。就我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社会工作教师、学者而言，他们虽掌握有专业的理论和技巧，但不以助人为职业，因此不能称之为社会工作者；对于民政和社区工作者来说，尽管他们与助人联系紧密，但更多的是利用福利权力协助政府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也不能称为社会工作者；各类志愿者基于社会责任和义务，自愿无偿服务，可是又并不一定具有专业社会工作的背景，也不以助人为职业，所以亦不等同于社会工作者；各类非政府组织（NGO）和非赢利组织（NPO）似乎最为接近社会工作，但这些组织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却又先天不足。即按照国际概念的标准是无法确证当前大陆社会工作者存在的实然性的。正是由于这种存在的非实然性才为大量的貌似存在提供了征显条件。有鉴于此，社会相关部门与组织竞先从西方社会工作经典定义中寻摘与自身工作范畴、职能相似或相近的语句来突显其专业身份。于是，除了高校专业人士、民政和社区工作者、各类志愿者、非政府组织和非赢利组织之外，党务工作者、司法工作者、教师、医生、警察和律师亦等都据此宣称自己为这一领域的工作者。这种盲人摸象式的专业身份认受似乎逻辑地含蕴着这样一个隐喻：只要富有热心、爱心和信心者都可以从事社会工作。此结论不仅为我国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认证和岗位设置的具体实施制造了实质性障碍，而且也造成了政府、从业人员、服务对象和社会成员对社会工作的模糊性接纳。这一绞溢现象的存在，直接阻碍着社会工作在当代大陆本土环境下成长的营养供给，并最终持续地影响着其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进程。

（二）、理论与实务的断层

    社会工作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日趋成熟，学术界对于社会工作理论的研究与世界之接轨已初显端倪，并正逐步向全球社会工作研究嵌入，成为其一部分。这种游离于中国人自身文化、习惯、理念和经济水平之外的“专业化”的理论，比照我国“半专业”或“非专业”的实务，必然会出现对接上的断层。我们可以发现工作员在同一个案的不同阶段分别引用“危机介入法”及“家庭结构疗法”来帮助一个家庭功能失调的家庭，或者用“认知行为疗法” 帮助水火不兼容的夫妇，又或者通过“精确治疗”去协助情绪低落的母亲，甚至用“社会学习理论”来帮助一群社交能力有困难的儿童。但是，无论这些术语是英文还是中文书写，它们的一个共同点都是通过西方文献去界定人之特性，便朝着这些对人的理解去引入某些手法。[2]也就是说，在西方理论的导引下，我们的社会工作者常常自觉不自觉的基于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人性观去着手解决当事人的问题，而忽视了中国人的感性、人情、面子、认受性和家本位的特质。关于这一断层现象，我们不妨再以家庭社会工作具体而言之。一般来说，当前我国的社会工作者比较倾向于用家庭结构疗法来帮助问题家庭。工作者通常通过介入家庭内部，厘清家庭成员的界线，从而来改变家庭结构，纠正家庭成员的不良沟通模式。这种助人手法是基于西方人的家庭伦理价值的，西方人在人与家的关系上，人永远是第一位的，人是家的主宰，家只不过是人活动的一个场所，家庭成员之间有明确界线。而中国在人与家的关系上，家则永远是神圣的，是第一位的，是凌驾于人之上的。因此关于家庭结构疗法对中国家庭的实用性，最令人吊诡的是：中国人强调“家丑不可外扬”，自家的事不需要“外人”插手；为了维护家庭和睦，个人问题可以忍；“知子莫如父，知女莫如母”、“血浓于水”这些都是不需要专业人士帮助理清界线，消除误会的，等等。依次类推，还可以反思更多理论的实用性与否。据此，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不能简单地用中国的实务来诠释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的，恰恰相反，我们应该用中国的现实来证伪国外的相关理论，并从中总结和发现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工作理论，以此规避理论和实务断层的几率性。

二、“绞溢”现象存在之原因

    从农艺学上来讲，“绞溢”病象缘于树干肌理的营养受阻，同理，当这一现象表现于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时，作为对常态成长所需的营养诉求，其受阻因素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一）、社会工作的“自我殖民化”

    我国大陆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业已十多年的历史，而学者们对于社会工作本土化及本土性社会工作的探讨尚嫌不足，从而使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具有某种“殖民化”的色彩。[3]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殖民化”是一种“自我殖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学者们在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进程中就普遍存在一种“专业理想主义”倾向。专业理想主义，即以专业建成作为终极价值信仰作为其行动者的目的。在确立这一目的后，至于是否达到，后果是否合理，均不在考虑之列，只有行动才是作为行动者的研究者考虑的对象。在这种专业理想主义的内驱力操使之下，学者们热衷于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翻译西方经典著作，引进各种专业理论和实务技巧，统编各类专业教材。

    诚然，这些行动对社会工作在大陆本土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基建性作用。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专业理想主义的倾斜性强化，影响了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的正常发展，在相对意义上，其速度大大快于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因此，我们会发现，在研究领域，充斥市场的各类社会工作书籍中几乎没有专门探讨社会工作本土化和本土社会工作的，书中的理论和实务几乎都是西方和港、澳、台的“舶来品”，同类著作都有“形异神同”之特点；在教育领域，西方地道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方法虽然进入了我们的高等教育课堂，却很难应用于实践。我们培养的学生对于西方社会工作的起源、发展、现状和各种助人技巧可以侃侃而谈，而面对我国实际的社会工作处遇时却变的无所适从，有的学生甚至忽视了本土一些常识性的助人知识：如申请低保所需的程序、独生子女家庭可以享受那些优惠政策，孤寡老人可以获得那些救助资源等。

    这种专业理想主义正好迎合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1]膨胀的意向，对社会工作的自我殖民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正如黄宗智所言，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理论大多把现代早期以来的西方设想为单向整合于资本主义逻辑的社会，但是明清以来的中国实际明显不符合这样的逻辑，而进入近现代，在西方帝国主义冲击之下，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由于现代西方势力和理论一直产宰着全世界，中国（以及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使用西方理论来认识自己，结果把实际硬塞进不合适的理论框架。[4]从这个意义上来审视大陆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当前学界对于境外的社会工作缺少反思批判，甚至忽视了“文化帝国主义”软霸权的侵蚀，对于社会工作本土化和境内社会工作更是无暇顾及，误将接纳西方社会工作等同于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了，忽视了这种跨境遇的“水土不服”，从而使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具有某种“自我殖民化”的色彩。这种“自我殖民化”的扩展导致了西方社会工作在面对我国的实际境域时出现了营养受阻的“绞溢”现象。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在实务领域，我们是隔着太平洋在为美国或欧洲培养着永不可能出口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作为西来的社会工作在中国大陆的发展的瓶颈钳制，必须引起学界同仁的警惕。

（二）、社会工作的“麦当劳化”

    美国马里兰大学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教授1997年提出了著名的社会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理论。该理论主要是指麦当劳以及它的基本原则（效率、可预测性、可计算性、透过非人性的技术进行控制）开始影响社会越来越多层面以及全球越来越多地方。[5]基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苏国勋研究员沿引这一理论，指出了当前社会科学的麦当劳化。[6]与之类似，我们认为，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的社会工作，同样也存在着麦当劳化倾向：首先，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社会工作受管理主义思潮的影响，试图在社会服务过程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有的国家政府甚至借助市场竞争机制来经营社会福利服务。这无疑提高了服务水平和效率，但潜在的一个消极隐患就是:过分的注重效益和效率，使得社会工作疲于应付市场竞争，从而忽视了社会工作助人的初衷和弱势群体的社会需求；其次，社会工作还呈现着一种可预测性的特征，就像麦当劳的汉堡一样,不论在世界的那个角落都拥有统一的配方,统一的工序,相同的生产流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社会工作者，在实务过程中都以共同的理论和服务模式为依据，使用相同的专业术语和技巧（同感、尊重、接纳等），甚至助人程序（接案、预评估、制定服务计化、介入、结案、评估）都是大同小异的，即使在服务过程中出现一些特殊情况，都有设计好的固定模式去应对（如当事人伤心，我们可以用右手轻拍他的肩膀，然后递给他一张纸巾）。然而，这种麦当劳模式使我们忽视了一点，即社会工作所面对的服务对象是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生活习性相异的人，因此我们不能以定制的方式统涉这一领域的一切服务行为；再次，社会工作也存在着技术控制工作者和当事人的现象。如社会工作者在助人的过程中，过分注重技巧、职业操守和机械化的程序而将“自我”这个活生生的个体抽离了。诚然，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在“工作”，但是，却又仅仅只是在工作，而不是在助“人”，这实际上使社会工作者放弃了对人之尊严的真正认肯；最后，理性的不合理性似乎也是社会工作难以避免的。在社会工作中，助人时强调工作者要保持“价值中立”，不能渗透个人情感。这种理性戒律的逻辑结语是：社会工作者在被迫做一种“去人性化”的工作，而使受助者在“去人性化”的环境中接受服务。这实际上违背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的人性事实。如此，要求本来不可能剥离于情感的人无情，虽然可能在主观上做到操作性中立，而客观上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负面性偏颇，使社会工作的服务缺乏了实际意义上的沟通理性。

    由此观之，社会工作所呈现出的麦当劳化趋势几成事实，它正像美国汉堡一样将触角伸向了中国市场的各个角落，从根本上说是思想界的世界美国化或欧洲化的一种张显。而我们当前所应该做的，不应是不假思索的去接纳这些成品，尔后迫不及待的用于我们的服务对象身上；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停下来，基于我国实际的“气候”给予这一模式以营养改造，从而为消解绞溢现象寻求确实的通道。

（三）、社会工作的“剧场化”

    西方学者费力士拿早于一九一五年就对当时被社会工作专业化冲昏了头脑的社工们泼了一盆冷水。他指出社会工作缺乏一个“专业”所应有的特质，并认为社会工作不构成一个独特的工作范畴，而只是不同范畴之个别工作。他的诅咒的确令社工界在往后的数十年间不断地被身份危机这结论所困饶，亦令无数的社工在午夜梦魇中仍不知自己是否是一个专业。[7]因此，数十年来，社会工作者们除了寻求证据证明自己从事的职业是一门专业之外，还孜孜不懈地推动着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进程。其中实现社会工作的“剧场化”[2]是推进其专业化、保持工作者既得利益的一种有效手段。  

    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剧场论”中的相关术语可以用来说明社会工作的“剧场化”事实。那么，作为社会工作者在助人活动中外在的、呈现给受助者的工作场域，我们在此不妨称之为前台，前台包括社会工作者的从业资格、外表、行为举止及其公众形象；而对于社会工作者而言不愿被人看到的、为前台表演服务的场域则可称之为后台，后台主要包括专业局限性、专业团体利益和专业权力、地位等。实际上，社会工作者们常常通过一些“神秘性”手段来保持与常人的社会距离，防止他们从前台进入后台，从而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这些神秘性手段主要包括制造出一套专业特质和专业术语（将大众本可以理解的知识变得复杂化），将满足自己的需要“美化”为满足他人的需要，从而合理化自己的高薪厚禄。正如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所批判的：在后工业社会中，一切知识都被商品化，生产和制造各种新的专业知识成为提高社会地位和扩大权力的重要途径，谁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谁就有更大的权力，就会有更多的获取和垄断更多知识的机会。[8]另外，布兰登认为，如果你能够给予一个事物以意义，那么任何事物都是有意义的。[9]社会工作者正是通过“剧场化”获得更大权力的同时也建构了社会工作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只要社会工作不放弃人本主义的初衷和助人自助的使命，社会工作是否需要专业化并不重要。而当前在我国社会工作在本土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部门开始认识到后台利益之所在，所以出现了众多部门“博弈共存”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工作的发展进程，从而加剧了“绞溢现象”的存在。

 三、“绞溢”病象诊治的可能路径

    对于上文所描绘的社会工作发展在我国大陆表现出的种种“绞溢”现象及其内在病因，国内学者对此做出了各种可能的努力与尝试。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教授认为，“我国要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有很多社会问题需要解决，西方的方法对中国内地并不完全合适。只有按照国情，提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方案，才能全面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10]这里他所讲的“提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方案”即指社会工作本土化，这项工程不仅需要政府以及社工界所有人士长时间的探索，更需要一个清晰的方向去反思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能否符合我国受助对象的实际生活内容及思维惯习。在此我们仅打算就宏观意义上提出一些应对社会工作“绞溢”病象的办法，权且作为社会工作本土化探讨的抛砖引玉之辞。

 （一）、非专业、半专业和专业救助资源的整合

    王思斌教授认为当前的中国社会存在着民间和官方两个助人系统。民间系统即我们所说的非专业救助资源，它主要是基于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提出的。该理论认为血缘和地缘关系是中国人人际交往中一种很重要的关系，人们依此形成了一种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于是在进行人际互动过程中，人们都试着首先思考互动的对方在这个社会关系网中与自己的远近，并以此作为自己互动行为的依据。于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1]这种差序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时，首先会本能地诉求于社会关系网络中最近的圈层。如，家人、朋友、亲戚和邻里等——这些正是非专业救助资源——他们会在这些天然的小组当中获得来自物质或精神方面的支持。官方系统即半专业救助资源，主要指政府和“准政府”的救助机构，但较之专业社会工作却又尚有差距，而且只是少数人才能享有的特权。不仅如此，在官方助人系统内部也存在着与民间系统内部类似的差序格局和情感性关系，所以它亦不是专业化和常态有效的助人资源。那么，究竟何谓正式的专业救助资源呢？严格意义上说，在这两个助人系统之外的、刚刚萌生的接近西方“职业化”（专业化强、公平度高）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是可称之为正式资源的。这种服务机构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理论为基础，利用专业化知识和技巧实现其助人自助的。目前，在社工角色含混不清的情势下，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既要充分发挥业已存在的非专业和半专业求助资源的有效作用，又要大力培育和发展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从而实现三种救助资源的有机结合。

 (二）、理性和感性助人价值观的融合

    深受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中科学与理性精神的影响，西方社会工作者谈到价值这个概念时，往往将其放在很理性的层面，注重将价值认同转化成一套专业的、系统的守则。如价值中立、公正、尊重、共情、自我决定、个别化等等都是这种守则的具体体现。无疑这套守则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社会工作者的行为，推进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但它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社工作为一种道德实践的载体，其服务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过多的强调了知识、技巧和理性，会有意无意的将社工本人抽离了实务本身，只是机械的重复“演示”一套规范，缺乏一份感性的生命力量。与此相反，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助人过程中尤其重视感性的作用，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 这个“心”不单指理性，也包括道德和良心。它会牵动人的情感，当个体行为不符合社会期望时，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同样，社会工作者在实务中，不仅要有一种把自己当作客体的能力，深知“头上有青天”，接受自我的监督，更要有一种道德情怀。香港理工大学曾乃明教授认为这种道德情怀应通过文学、小说、戏剧和诗词歌赋等来培养。因此，在当代社会工作价值的建构应将理性和感性相融合，用生命去影响生命。

（三）、职业化和去专家化的角色定位

    在理性原则的强势作用下，现代经济与高度的职业化，使社会偏重于功能专一的、普适价值标准的、自我取向和情感中立的角色。在这种大背景之下，西方的社会工作也逐步发展出了一整套系统的理论、价值观和职业操守，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从业人员。建立了权威性的资格认证系统，成立了专门的监督组织。从而使社工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成为一种与律师、医生并驾齐驱的职业。无疑，这是一种进步，它较之宗教的怜悯和志愿者的关爱更具科学性和专业性。然而社会工作在试图更专业化的过程中走的太远，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质疑和批判。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社会工作专业本身是被人为建构出来的，他们自称所谓专业只不过是把他们提供的服务专利化，将其它竞争对手拒之于门外的行业而已；他们发展出的一套专业理念无非是使他们控制当事人的方式更合法化的话语；他们像帝国主义一般在利益的驱使之下横向扩张，不断开拓新的市场。[12]当然，在后现代主义者的猛烈抨击之余，我们也的确可以看到社会工作在专业化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过多强调了效率而忽视了公正；社会工作者的专家化造成了与当事人的鸿沟；社会工作者是应对当事人负责，还是应对机构负责的倾向性疑问等等。据此，在当前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进程中，我们既要推动其职业化，以便与国际接轨，又要有一种去专家化的批判反思精神，真正做到为公众服务。

（四）、福利性和经营性策略的相互补充

    虽然社会工作从诞生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标示了其“利他主义”和“非赢利性”的本质特征。然而，我国社会工作经营模式的福利性和经营性却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工作应该以福利服务为主，经营性服务为辅，经济效益是手段，社会效益才是目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工作应该走市场化的道路，因为没有经济效益，社会工作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焦点集中于如何看待社会工作赢利的问题。其实，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之下，我国社会工作意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行业，应该也必须以市场竞争机制作为驱动力，走经营化道路，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而，这并不是要违背社会工作福利性的初衷。我们判断一国社会工作的性质并不是单看是纯赢利还是纯福利，而是要将二者有机相结合起来，看赢利背后的福利性，即经营获得的经济效益用来干什么，运用于哪些群体。如果用来兴办公益事业，用于救助弱势群体，就具有很强的福利性。所以，在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过程中我们要尝试走赢利性和福利性相结合的模式，兴办社会企业，实现优势互补，扩大社会责任承当范围，在保证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凸显服务质量和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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