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基于两个前提性判断：一是我国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二是我国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前一个判断是关于经济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GDP连续几年高速增长，2007年上半年达到11.5％。这表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具备更加高超的调控能力。后一个判断是关于社会的。近些年，我国社会矛盾大量表现为利益矛盾，主要是社会利益关系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变化。这同样要求我们必须具备更加高超的调控社会和管理社会的能力。
　　但是，调控社会要比调控经济更复杂、更艰巨。如果说前一阶段的经济增长是与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相伴随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通过拉大差距激发经济增长活力的，那么，在新的发展阶段，能不能靠缩小差距，让大多数人获益，激发更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发展活力，从而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问题，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完全正确的。事实证明，这带来了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但小平同志也预见到，到了一定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共同富裕”的问题。什么时候提？他当时指出要在“本世纪末”即2000年前后提出。可以说，今天提出让大多数人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完全符合小平同志的设想的。
　　近年来，我们强调“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强调更加注重公平，意味着要从只有少数人获益大，转变为大多数人都获益大；从发展角度看，也就是从少数人活力大，变成大多数人活力大，这样就只可能总体上增大发展的活力，不可能降低发展的活力。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不仅都是经济发展水平高，而且比较而言，社会福利水平也高。在发展中国家中，我们只见到有因为差距太大，社会动荡而发展受挫的国家，未见到差距太大，社会动荡而能够发展起来的国家。这个事实从总体上表明了公平与效率、发展与福利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总体上应该是均衡的。
　　如果说前一阶段的经济增长是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以及劳动力的低成本特别是农民工的低工资相伴随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靠不计环境成本、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取得的，那么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协调、不和谐、不科学、不可持续的。我们党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由“增长”到“发展”，虽是一词之变，体现的却是发展理念的变化。
　　那么，替代过去发展动力的新的动力源泉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高素质的人才，这是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先决条件；二是合理的社会结构，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这是形成和谐的利益关系的主要基础；三是理性的社会需求，也包括理性的消费需求、文化需求乃至政治需求，这是形成有序的社会秩序的必要前提；四是合作主义为主导的良性竞争。这些是真正增强经济发展活力的途径。
　　怎样才能尽快促进这些新的发展动力的形成？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要求，协调好、处理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形成和谐的利益关系格局。
　　这样才能变“矛盾凸显”为社会和谐。 (景天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