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已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2001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而亚洲发展银行专家组（2002）估算的实际失业率在12—15%.失业会给失业者带来各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影响身心健康，另一方面还会使失业者处于多重的社会弱势（socialdisadvantage）之中，如导致贫穷、排斥出消费市场、家庭关系紧张、社会网络分割、排斥出社会福利制度。长期失业者甚至可能成为低下阶层（underclass）中的一员，形成不同于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本文以社会排斥（socialexclusion ）为概念工具描述和分析失业者所面临的这些社会不利境遇，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相关的分析框架，探讨其用于我国失业及其社会后果研究的可能性。

　　由于各国的政治传统和意识形态不同，致使各国的社会排斥具有不同的含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排斥概念首先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被排斥者（lesexclus ）在当时指排斥于社会保险制度的人。80年代后，由于长期失业和新贫穷（newpoverty）在法国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用社会排斥来指称这些社会问题及其导致的社会后果：社会联系（socialbond）不稳定性的增加或社会团结程度的降低，比如家庭破碎、社会孤立（socialisolation ）、阶级团结瓦解、排外（种族歧视）以及城郊地区的败落。简言之，社会排斥在法国主要指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断裂。从90年代起，在欧盟社会排斥成为社会政策的焦点。为了整合各成员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欧洲委员会采用折中的办法将社会排斥定义为对基于公民资格（citizenship ）的权利，主要是社会权利（socialright ）的否认，或者这些权利未充分实现。在英国，1997年工党重新执政后，社会排斥研究在英国有了较快的进展。在英国学术界，社会排斥指个人未能充分参与主流社会或当时社会认为必要的活动。除欧洲之外，社会排斥概念也在北美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两岸三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虽然在不同的范式或话语之下，社会排斥具有不同含义，但这些不同的定义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强调社会排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综合有关文献，根据“排斥出何处”和“谁被排斥”两条线索，社会排斥可以分为经济排斥（包括劳动力市场排斥、贫穷和消费市场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和福利制度排斥5个维度（排斥出何处），以及个人排斥、团体排斥和空间排斥3个维度（谁被排斥）。

　　①经济排斥是指个人、家庭和地方社区未能有效参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

　　②政治排斥是指个人和团体被排斥出政治决策过程，这些个人和团体缺乏权力（disempowmentorpowlessness）、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声音（voicelessness ）。

　　③社会关系排斥或社会孤立是指个人被排斥出家庭和社会关系。豪斯等人从三个方面来考察社会关系。首先是社会关系存在（existence ），包括交往的人数多少、交往的频率如何。其次是社会关系的结构方面，主要指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s）的密度（density ）、同构型（homogeneity ）、多样性（multiplexity）或分布（dispersion）。第三是社会关系的质的方面，即社会关系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如何。依据以上框架，社会关系排斥或社会孤立是指交往人数和频率下降，社会网络分割和社会支持减弱。

　　④文化排斥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失去根据社会认可的和占主导地位的行为、生活发展方向（lifeorientation ）及价值观模式而生活的可能性。文化排斥的第二层是指处于少数的个人和团体不能享有他们的文化权利，即保有自身的传统、仪式、宗教信仰和语言等。

　　⑤福利制度排斥是指个人和团体不具有公民资格而无法享有社会权利，或者即便具有公民资格也被排斥出某些国家福利制度。后者包括排斥出社会救助制度。此外还包括排斥出社会保险制度，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保险制度只能保障失业者在一定时期内有基本保障，长期失业者将被排斥出社会保险制度；而从未工作过或缴纳过社会保险金的人也同样会被排斥出社会保险制度之外。

　　第二，强调社会排斥是由不同的社会推动者和施动者（socialactorsandagents ）导致的。

　　第三，强调社会排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排斥研究强调是“谁”（推动者和施动者）通过怎样的制度过程将他人排斥出一定的社会领域，重在揭示其中的机制和过程。

　　因此，可将社会排斥简单定义为个人、团体和地方由于国家、企业（市场）和利益团体等施动者的作用而全部或部分排斥出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文化权利以及国家福利制度的过程。

　　由于社会排斥概念具有以上特征，使其成为一个有力的概念工具。它可以描述脆弱群体（vulnerablegroup ）所遭受的多重不利境遇，揭示出将他们排斥出社会的推动者和施动者以及其中的机制和过程。

　　社会排斥是一个动态过程，主要表现在社会排斥各维度之间的互相影响。目前欧美国家的相关文献在这方面的讨论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由于社会排斥被认为主要是失业或排斥出劳动力市场，许多有关社会排斥维度之间关系的研究常以排斥出劳动力市场为自变量或关系的一端；第二，研究多注重以下两组关系：一是失业或劳动力市场排斥与贫穷之间的关系；二是失业或劳动力市场排斥与社会关系排斥之间的关系。

　　如果将社会仅视为市场经济系统，而不存在国家福利制度及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则可以对经济排斥内部的关系做一种简单的线性描述：由于失业或从事不稳定的职业（边缘工作）而导致收入减少，因而陷入贫穷状态，买不起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或者成为“被排斥的消费者”。实际上，一些市场经济国家的研究也确实发现了这种趋势。比如马丁内兹等在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失业者总体上具有经历贫穷的最大风险；阿德尔曼等根据1999年英国贫穷和社会排斥调查的资料发现，遭受劳动力市场排斥的家庭往往不使用或限制使用一些基本生活用品（如煤气、电力、饮用水和电话等），并且无钱使用一些地方性服务（如体育健身设施、博物馆和艺术馆、交通服务、影院和剧院等）。而且不仅仅是基本的生活用品和服务。彼特曼在澳大利亚的研究还发现，低收入会导致被排斥出休闲参与。

　　但是，有些研究却发现，多数欧陆国家（尤其是丹麦、芬兰、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失业率大幅度上升时并没有伴随贫穷比率的大幅度上升。其原因在于，社会不仅是由市场经济构成的，还包括其他部分，如国家福利制度及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这些制度或系统会对失业的负面影响起到了缓冲作用。

　　首先是福利国家制度的作用。福利国家建立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即通过国家福利制度的干预减弱市场对公民地位和得到服务的影响。依此逻辑，如果能够得到补偿或保障，失业未必导致贫穷。不过，各国的去商品化程度不同，比如埃斯平—安德森按去商品化程度的高低，将西欧福利国家分为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型、欧陆保守主义型和英国自由（或市场导向）型；而加利和鲍格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欧洲福利国家分为普遍主义型（丹麦、瑞典）、就业导向型（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自由或最小化型（英国、爱尔兰）和亚保护型（subprotective ）（南欧国家）。各种类型福利制度对失业影响的缓冲作用的大小亦不同。哈特加发现，在北欧国家和加拿大，失业和就业家庭的贫穷比率没有差异；在德国，失业是导致贫穷的风险因素，但失业者和就业者的差别并没有随着失业率上升而有所变化；在英国和美国，失业是导致贫穷的风险因素，并使失业者和就业者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所以，失业率与贫穷风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受到福利国家或社会政策模型的影响，在社会民主主义或普遍主义型国家，失业未必导致贫穷。加利和鲍格姆还发现，普遍主义型和就业导向型国家总体上要比自由或最小化型和亚保护型国家能更好地为失业者提供财政保护。但以上都是假设失业者具有公民资格，并且实际上享有了社会福利权利。对于那些排斥出国家福利制度的失业者而言，无论他们是因为没有公民资格，还是因为耻辱感等原因而未领取以收入审查为基础的社会福利金，上述的结论均不适用。

　　其次是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的作用。可以设想，如果失业者的家庭成员仍然工作并有可观的收入，或者得到亲戚朋友的资助，他未必会立即陷入贫困状态。鲍格姆在法国发现，职业的不稳定性（包括从事危险工作和失业）会使人们的收入减低，并使排斥出社会的几率增大。但他同时还指出，这只是总体层面上的统计关系，并不意味着每个处于不稳定职业状况的人都排斥出社会，即便是一些长期失业的人，也可能由于家庭团结（familysolidarity）和社会网络支持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而免于陷入社会排斥的过程。居尔昆恩在北欧6国和苏格兰的研究发现，家庭支持在防止失业青年陷入贫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克金恩对芬兰失业青年的研究也发现，由于家庭、亲戚、朋友和邻里的支持，失业并不自动地导致社会关系网络排斥。不过这种中介及其所起的缓冲作用究竟有多大，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加利和鲍格姆发现，在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力量最强大的意大利南部，家庭所能起到的主要缓冲作用是为失业者提供住宿，因为许多失业者的家庭本身也不富裕。加利等在保加利亚、捷克和斯洛文尼亚3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发现，在缺少国家福利机制的情况下，并没有发现社区支持有所上升，社会网络也没有给予失业者很多支持。这些研究表明，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所能起的缓冲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身的状况（本身是否有能力）和是否得到外界的支持，以及需要他们中介或缓冲的范围有多大，是否超出了他们的承受力。

　　关于失业和社会关系排斥的关系，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有类似的研究，如加霍达等在奥地利玛瑞萨镇的研究发现，突如其来的失业导致了社区共同体的衰败和个人与共同体的脱离；巴克发现，失业者与朋友的交往减少。但近期（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研究对失业导致社会关系排斥的论点有所修正和补充。

　　①在社会关系量的方面，近期研究发现，虽然与就业者相比，失业者参与社会活动和交往数量与频率略低，但并不明显，有些研究甚至发现失业者与亲戚和朋友的联系频率反而增加，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失业者有较多的时间进行社会交往。

　　②虽然参与社会活动和交往数量与频率没有明显降低，但在社会关系结构方面却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失业者（尤其是女性失业者）参与的社会活动多以家庭为活动场所；二是失业者交往的对象亦多是失业者。加克森和沃尔舍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个：第一，由于缺少金钱，失业者较少参加社交活动；第二，由于耻辱感，失业者较少与有工作的人来往；第三，失业使失业者与因工作原因而建立起关系的人的交往中断。另一个解释这种现象的重要理论是威尔森提出的贫穷集中理论。他发现，由于有工作的中产阶层的迁出，使得集中在旧城区的大量失业者和穷人缺少与就业者的联系。这样，失业者的社会网络结构呈现单一化的趋势，与主流社会交流和联系的机会减少，尤其是缺乏就业的信息和机会，导致弱劳动力联系，进一步恶化了失业者再就业的可能性。莫瑞斯和加利称这种现象为社会分割（socialsegregation）或社会网络分割（segregationofnetwork），威尔森称之为社会孤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社会分割和孤立现象不仅体现在个人层面，也体现在地方社区层面。由于失业者和穷人的集中，且与主流社会脱离，使得整个地方社区也逐步衰败，形成空间排斥。而这种空间排斥反过来又影响了个人层面上的社会排斥。比如，居住于被排斥社区中的个人，无论他们的个人特征如何，都会遭受“地方歧视”（placediscrimination ）。卡斯尼兹和罗森伯格对美国布鲁克林的红地角街区（贫民区）的研究发现，由于歧视以及缺乏联系，即便是当地的私人企业主也不会雇佣这个街区的居民。

　　③在社会关系质的方面，由于社会分割或社会孤立的原因，失业者获得的有效社会支持不多。

　　简而言之，近期的研究主要是从三方面来讨论失业与社会关系排斥的关系。在量的方面，失业的影响不显著；在结构和质的方面，失业对社会关系排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造成社会分割或社会孤立，从而使失业者获得的社会支持降低。

　　最后，有关研究发现，并非完全是失业本身导致了社会关系排斥。鲍格姆在西欧7国的研究发现，在法国、德国和英国，劳动力市场排斥确实和社会关系排斥相关；在西班牙、荷兰和丹麦，失业者和就业者在家庭关系的质量上没有差异；而在意大利，失业者与家庭的关系反而更强。他认为，各国的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结构、社会网络的强度和国家干预程度都会影响到失业与社会关系排斥的关系。加利和鲍格姆特别强调了福利国家的作用。他们认为，福利国家不仅具有去商品化的作用，也有“去家庭化”（defamilialization ）（个人脱离于家庭）的作用。在福利供给较高的国家，个人可以不依靠家庭而独立生活。丹麦和荷兰等国的失业者多独自居住，并非完全是因为失业而导致家庭内部的排斥（exlusionwithinhousehold），主要是与家庭结构相关，而这种家庭结构又与福利国家的去家庭化程度相关。



　　总结以上的经验研究发现，可以在社会排斥有关维度之间建立如下的关系（见图1）：劳动力市场排斥导致贫穷及消费市场排斥，但福利国家制度及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会起到缓冲作用。不过，当失业者被排斥出国家福利制度时，福利国家缓冲作用并不存在，并且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排斥与社会关系排斥尤其是社会分割和社会支持相关，但受家庭结构和福利国家等因素的影响；最后，贫穷集中会加剧社会分割或社会孤立，形成空间排斥，而由此造成的弱劳动力联系又降低了失业者再就业的可能性。

　　除上述社会排斥有关维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外，还有关于失业和贫穷与政治排斥之间的文献。彼希—斯密斯指出，英国失业率高的地区投票率低。他还指出，由于失业者脱离于工会，缺少了表达自己利益的组织和声音，因此遭受了政治排斥。另一方面，阿德尔曼等则发现，英国的失业者会更多地与国会或地方议员联系，积极参与政治运动。兰金和奎安在美国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的情况，最贫穷社区的居民往往积极参与社区组织和活动，试图防范贫穷集中的不良效应。不过，他们都没有报道这些组织和活动的效果如何。根据这些研究，基本上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失业者较少参与选举活动。其次，在非选举活动方面，失业者虽然脱离于工会，但并没有完全被排斥出社区组织和活动，但由于缺乏这些组织和活动效果的报道，还不能确定失业者政治排斥的程度究竟如何。

　　此外，在有关贫穷文化和低下阶层的文献中，可以发现有关失业和贫穷与文化排斥（第一层含义）的论述。李维斯认为，在阶层分化和高度个人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穷人由于缺乏有效参与社会主要机制的途径，而逐步形成一种自己应对贫穷的生活方式即贫穷文化。与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相比，这种贫穷文化被认为是一种“病态”。并且这种贫穷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代际传递，使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年轻一代也丧失以主流社会生活方式生活的机会。20世纪80年代起，低下阶层逐步取代了贫穷文化概念。“低下阶层”最初仅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术语，指后工业经济所产生的失业者阶层，这个术语后来逐步演变成用来形容穷人的一个标签，这些穷人（主要是黑人）被认为具有与主流社会阶层所不同的偏差的行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尤其是对待工作的态度）。但目前这方面的争议仍很大。第一，是否存在一个具有偏差行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低下阶层？赞同的有伯金翰姆、莫瑞和威尔森。不赞同的有加利、里昂纳德、马修等和莫瑞斯。第二，如果低下阶层存在，导致其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存在着文化与结构（Marks ）、个人能动性（indi-vidualagency）与结构性力量或者保守与激进的分歧。前者把低下阶层的产生归咎于个人的行为。后者则强调经济重构等结构性因素，认为个人偏差行为是低下阶层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失业和贫穷是否以及如何导致了文化排斥，还需要经验研究的进一步论证。

　　从以上对社会排斥维度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社会排斥的维度之间互相影响，并有累积性的特点。也就是说，一个人遭受某一维度的排斥后，会继续遭受相关维度的排斥。可以设想，一个不具公民资格的外来劳工失业后，由于无权享有社会福利，家庭成员又不在当地而无法提供帮助，很快会陷入收入贫穷状态，不得不减少消费，搬入房租低廉、穷人集中的旧城区，而居住在旧城区又使他处于社会分割或孤立中，进一步减少了再就业的可能性。因此，由于失业，他经历了贫穷和消费市场排斥，进而又遭受了社会关系排斥和空间排斥，最后这一切又减少了他再就业的可能性。另外，由于失业，他还可能脱离工会，失去了代表他的利益和声音的组织的支持。而长期失业还可能使他成为低下阶层的一员，形成不同于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第二，福利国家及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会对失业的影响加以缓冲。但当失业者被排斥出国家福利制度时，这种缓冲作用会减弱。而由于失去了国家福利制度的支持，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受到限制。第三，社会排斥诸维度之间的关系受到福利国家及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的影响，而不同国家的福利制度与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的特征亦不同，因此，社会排斥诸维度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它们在不同国家可能具有不同的模式。

　　以社会排斥为概念工具来研究失业及其社会后果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它具有三方面的优势。第一，社会排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可以用来描述和概括失业者因失业而处的多种不利状况。第二，社会排斥是一个积累性的过程，遭受某一维度的社会排斥可能引发另一维度的社会排斥，以社会排斥为概念工具可以揭示出失业者是否以及如何因失业而处于其他的不利境地。第三，社会排斥概念强调施动者的作用，以社会排斥为概念工具可以使我们关注是“谁”将失业者排斥出社会各个领域。因此，以社会排斥为概念工具，有利于对失业及其后果进行全面和动态的描述；有利于建立有关失业与社会排斥其他维度之间关系及其联系过程或机制的理论；有利于有的放矢地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

　　上面的分析框架还存在着局限，需要在今后的经验研究中加以改正。这个局限就是，它主要根据欧美国家的研究文献得出，未必适用于中国。罗伯兹对东欧失业青年的研究发现，失业未必导致社会排斥。因此，他认为社会排斥是一种西欧和北美特有的现象。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排斥研究发现，社会排斥虽然未必是发达国家的独有现象，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排斥有自身的特点。而笔者在上文也指出，社会排斥诸维度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地方性”，由于福利制度与社会关系系统不同，会使失业与其他社会排斥维度的关系呈现不同的状况。比如，由于可以获得较高的失业救济金，北欧国家的许多失业青少年并没有遭受社会排斥。而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险制度将一些群体排斥在外，从没有工作过的人或长期失业者就在其中。由于缺少了国家福利制度的支持，他们是否遭受了其他维度的社会排斥？失业与社会排斥其他维度之间的关系如何？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所起的缓冲作用究竟能有多大？这些问题都需要经验研究加以回答。

《新华文摘》2004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