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性的文化内涵——民族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

E．L．塞罗尼—龙文 周志静译

《中国民族报》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民族关系委员会所采用的族群定义是：“任何视自己的文化不同于其他社区，并与社会政治层面根本相关的社区组织。”族群性理论引起社会科学家的注意，是在上世纪60年代。它突出了多民族地区国家构建问题。人类学研究方法对于分析族群性问题有着独特的贡献，在当前研究的问题中，分析族群性的文化内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研究族群性的文化内涵非常重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它可能是明晰族群性和社会分层二者相互关系的最好方法。

许多经典研究都曾这样记录到，在一个多民族社会中，当各民族被相互依存的因素联系在一起，而无法逃脱相互之间的关系时，他们最终会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框架中产生分层。在这种框架中，最强大的力量设定了社会规范。各个民族遵守社会规范的程度不同，获得资源的途径也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别越大，族际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对暴力与和平、公正与犯罪、惩罚与奖励中的民族因素作文化分析，可以非常有效地分析出那些缓和或加剧族际冲突的机制和结构。要想分析这些民族因素，我们似乎需要采用心灵主义的方法，因为它与相关人群的价值观、态度和信仰有关。不过，社会文化研究的长处在于它的整体论，它使我们能够发现不同行为模式的催化剂。当这些行为模式被固定下来以后，它们甚至会与那些有意识的价值观、态度和信仰失去关联。而且，文化的人类学分析中暗含比较研究的特点，这使得我们可以从各种行为的功能中，分析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反过来，这种分析又能够为民族实践提供有价值的观点，为消除不同文化间的误解与冲突，提供深刻的见解。

第二个原因在于，它对于研究族群性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有所借鉴。

人类学在研究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强调了3个关键点：第一，政治主权。无论它与现代人对它的理解有多么的不同，都会为拥有庞大人口的群体——民族，建立起民族特质。第二，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组织，产生于被领导的人口和资源大量聚集这一历史情境中。第三，民族主义作为催生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以国家主权的合法性为文化同质性下赌注的种族民族主义。很多现代民族国家实际上是多民族的，但其国家文化却是取得支配地位的群体的单一文化。这是民族冲突日益加剧的根源。在一些意识形态中，某些原则的滥用加剧了这种状况。这些意识形态被视为是“统一的”、“民主的”，但实际上，它们对于民主所谓的“广义”解释，关注的是个人主体自由和政治权力，进而引出“公民国家”的概念。“公民国家”与“民族国家”相对，由一群共享社会契约的人组成，他们受到社会契约的保护，而社会契约是由公民身份决定的。的确，许多现代民族国家的宪法基础包含了这些原则，同时也掩盖了种族民族主义的现实和文化霸权。美国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其抽象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实际行动形成了对比，广大人民否认美国文化存在的事实，更掩盖了这一现象。

全球化引起了大量人口迁移，加剧了多民族共存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同质性的减少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减少。新移民在共同起源的基础上，把自己与移入地民族社区联系起来。他们的涌入也加深了同主流群体的文化距离。外来文化的表象，如语言、宗教、家庭体系、教育、饮食、装饰品、娱乐、艺术表现，甚至是医疗实践，被吸收这些文化的大量人口强化了。这一切又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生活在一个由完全不同的文化预期勾勒的情境之中。在各种所谓的“公民国家”结构之中，都有这种预期。这个发现引出了后来的“身份政治”，后者利用个人主义人权传统，为保护群体的文化权利而辩护。

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就是源于这个看似矛盾的策略，它也有可能限制妥协政策。然而，它的广泛应用反映出了对文化及其发展动态的误解，以及对族群性的文化内涵可能加剧冲突的错误理解。这样一来，它的后果总被认为是适得其反。多元文化教育，是上世纪最后25年最重要的教学发展。人类学对族群性文化内涵的研究，对多元文化教育发展最恰当的形式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这些努力无论在范围上，还是效果上，都十分有限。

甚至还有人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其目标是要推翻民族国家，但它已经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中被经济动力削弱了。如果按照这观点，多元文化主义就会引起大家的不满，像我们所知的那样，将“部落制”等同于“文明的衰退”。人类学家很有必要澄清，“部落”(tribe)一词指的是一种特定的政治组织，其特点是某个阶段的人口聚集，它与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关。同时，还应该指出，在历史上，部落间的冲突远远少于广义的国家间冲突，特别是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因此，可能逐渐出现“国家权威的丧失和小规模半自治单位的产生，同时伴随着一个超国家联邦或几个类似联邦的兴起”。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帝国的危难，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多民族国家的危机。但是，前南斯拉夫的案例向我们鲜明地展示出，超国家政治单位也许无法缓解其成员之间民族冲突的潜在根源。正因为如此，它是不稳定的，它的解体随时可能发生。需要重申的是，明确理解国家中的文化变量，可以为缓解政治冲突提供深刻的见解。

最后，研究族群性的文化内涵十分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与人类学自身的认识论价值有关。

研究民族群体的文化特质，对于了解在文化的产生、稳定、变化和消亡过程中政治自治的作用具有借鉴意义。换句话说，通过研究这些不同排列组合的文化，人类学对于文化的定义将会更加精准。

文化人类学是对文化及其多样性进行科学研究的学科；文化是我们这个物种最基本的适应机制，而文化多样性是这个机制的随机结果。这就是我们分析的立场，我们的研究方法既允许又限制我们从这个角度研究人类行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我们研究的文化存在于我们观察到的行为之中，对这些行为进行解释，我们既要从行动者本人的角度看，也要从多层次比较的角度来看，这是我们方法的基础。对族群性文化内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这个学科的目标，更好地理解相关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并将我们的研究推向新的理论构建和民族志分析之路。

（作者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民族关系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