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以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在中国云南、四川和广东省农村近二十年的社会工作行动研究经验为基础，借助马克思主义生态视野，分析中国乡村社区衰落的表现及其社会根源，并探寻生态社会主义的出路。研究认为，区别于“个人主义—改良主义”“反身性—治疗性”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应该借鉴“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范式，致力于在小农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实施干预，推动乡村生态、生计和生活的“系统性恢复”与可持续发展，以此回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关键词：生态/生计/生活/新陈代谢断裂/系统性恢复

作者简介：张和清，尚静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东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过去20年，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绿耕”）在中国边远贫困乡村和灾区开展农村、民族与灾害社会工作实验，本文是对绿耕近20年社会工作实践经验的理论反思与实务模式探索，是行动研究的结晶。行动研究相信研究即实践，研究即是行动者，行动本身既是研究的对象，也是反思的依据，行动与研究合二为一，在行动中做研究，将研究结果指导行动，形成行动—研究的反思性循环。笔者注重在行动过程中收集资料，具体方法包括田野日志、深度访谈、焦点小组、参与式观察、一线工作日志等。本文的经验材料来源于绿耕社会工作者（以下简称“绿耕”）过去20年在云南绿寨村（2001年至今）、四川龙坡村（2008年至今）和广东溪流村（2009年至今）等农村社会工作项目点社区行动的积累。

一、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困境

（一）问题的缘起

2001—2006年，绿耕扎根云南绿寨的少数民族村落，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推动文化与发展项目。驻村社会工作者运用口述史研究方法评估村民的需求，发育出包括老人、妇女和青少年在内的七个兴趣小组，并与村民一起建立文化活动中心。以活动中心为依托，社会工作者与部分村民编写出版村史、开办妇女夜校、资助小学、举办大型文娱活动等。项目总目标是通过社区组织和社区活动，在丰富村落文化娱乐生活的同时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使村民重拾民族自信心。然而，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却不断遭遇项目目标与村民需求不相契合的状况。例如，在编写村史的过程中，面对社会工作者召集的会议，村民碍于情面一般都会参加，但当要求讲述村寨历史时，他们往往一边推脱自己不善言辞，一边请求社会工作者帮助销售农副产品。村民不断强调自己“没钱买化肥”“没钱看病”“没钱交学费”“没钱盖房子”等生计方面的困难。另外，村落的生态问题也令人担忧。为了赚钱，许多村民砍树种姜，破坏了生态环境；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几乎所有农户都存在过度施用化肥农药的现象，导致水源污染、土壤板结等问题。面对村民生态、生计和生活方面的问题，驻村社会工作者基本无力回应，挫败感很强。

2008年，绿耕进入四川省汶川县龙坡村和雅安市庙村推动灾害社会工作，之后经历了从紧急救助到社区重建的十余年历程。在此期间，笔者还深入青海玉树、广东茂名和云南鲁甸的地震、泥石流现场开展灾害社会工作调研，目睹天灾—人祸恶性循环所造成的山河破碎，深感切肤之痛，对当下乡村社区生态、生计和生活的脆弱性十分忧虑，对人类面临的灾难以及应对之策深感责任重大。

（二）社会工作理论范式与实务模式的本土困境

面对社区民众的生态、生计和生活问题，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己任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本应大有作为，但却遭遇专业发展的瓶颈：很多时候社会工作实务既无力回应社区民众的民生问题，也无法应对人与环境相互侵害的生态议题。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中国社会工作面临的理论与实务双重困境使然。按照派恩的观点，社会工作理论范式可以分为“个人主义—改良主义”“反身性—治疗性”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三种。“个人主义—改良主义”范式具有维护取向，社会工作针对服务对象的个人问题提供相应的社会福利服务，使其能够摆脱困境，恢复社会功能，达到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稳定运转的目的。“反身性—治疗性”范式具有治疗援助取向，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在持续不断的互动中相互影响，使社会工作具有反身性，在觉察和回应服务对象需求的基础上，协助个人、团体和社区成长与自我实现，进而使其走出困境，提升福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范式具有解放取向，社会工作通过赋权，使人们参与到学习与合作的行动过程中，改变致使贫困弱势群体处于不利处境的结构性因素，共同创建新的更平等的资源分配机制和社会关系。

在理论层面，受功能主义理论影响，“个人主义—改良主义”和“反身性—治疗性”范式强调个体对社会环境的适应，相比于社会改变，这一范式更加关注个人工作。“个人主义—改良主义”范式下的任务中心模型和“反身性—治疗性”范式下的心理动力模型，它们未将服务对象及其问题置于社会结构的发展脉络中加以理解分析，而是“针对案主的心理社会问题，探究可能的阻碍和可以催化改变的部分，并协助案主界定当前想要和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何，并解决问题，而非探究问题之历史根源”，故而社会工作者的处置策略重在“协助案主自觉与自决，让案主清楚觉知自己的问题，并决定目标、策略和自己的行动”。这种专业模式虽然有助于解决服务对象眼前的迫切问题，但忽视了人与环境的有机联系以及人的全面发展需求，因而无法有效应对人与自然的矛盾，也无法解决服务对象面临的生计困难、文化衰落和社会关系疏离等可持续生活的诉求。

在实务层面，受“个人主义—改良主义”和“反身性—治疗性”范式的影响，一些社会工作实务出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化介入取向。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倾向于割裂式地套用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方法，针对服务对象的问题对症下药，或是使社会工作实务机械地透过“三大方法”解决个人问题、恢复社会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或是把社会工作看作化解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似乎“社会工作方法是个筐，什么问题都能往里装”。结果不仅忽视了服务对象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人的存在，更忽略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结构因素对其困境的形塑力量。此外，这样的专业助人关系还会强化服务对象的依赖性，弱化其能动性，以及因无法修补服务对象功能而增强社会工作者的挫败感。

在反思前两种社会工作理论范式及实务模式局限性的基础上，笔者以云南绿寨、四川龙坡和广东溪流村为例，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视野分析乡村衰落的现状及其社会根源，并探寻生态社会主义的出路。之所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视野，是因为其具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范式的解放取向和结构立场，乡村生态、生计和生活的恶化及相互缠绕与社会结构有着深刻而广泛的渊源，马克思主义生态视野关于人与自然新陈代谢断裂和系统性恢复的观点有助于本文分析乡村生态、生计和生活恶化的社会根源，提炼社会工作干预的本土经验，以此回应乡村振兴战略并推动可持续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视野与中国乡村衰落

受到当前西方绿色社会工作理论思潮和具体实践的启发与反思，笔者对一些继承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社会工作学者积极回应当代生态环境议题、探寻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路径的行动和倡议十分认同。例如，英国学者多米内利在《绿色社会工作：从环境危机到环境正义》中倡导可替代的整体世界观。她认为，西方关于世界的思考方式和工业化进程优先考虑人的利益，强调人对自然的控制和剥削，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中逐渐发展为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

绿色社会工作挑战这种人类优先的二元对立观点，认为人与自然万物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相互依赖，人类的经济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反过来影响人类福祉。建议开展整合社会工作实践，既要致力于改变全球结构性不平等和贫困问题，加强互信与团结，更要充分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造福弱势群体。但相比于侧重环境伦理的绿色社会工作，笔者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视野，它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造成新陈代谢断裂及人与自然的双重破坏，而且从社会主义角度指出了新陈代谢断裂的系统性恢复与可持续发展之道。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与可持续发展

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人类灾难和不平等方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最为广泛而深刻的。马克思从他所处的时代特征出发，把目光主要投注于资本对人的剥削，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仅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没能重视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态问题的论述。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态问题越来越突显，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问题的精辟论述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首先，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一方面，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本身是自然的存在物，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类通过劳动获取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而劳动是以自然为前提的，没有自然，劳动不可想象。“正像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存在一样，他的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这种条件不是他的产物，而是预先存在的；作为他身外的自然存在，是他的前提”。另一方面，人在自然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作为自然的存在，人类受到自然条件和自然规律的约束；作为能动的存在，人类将自己的各种需求转化为对自然的改造，从而开辟出人化自然和社会化自然。同时，劳动也是联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为了不断实现与自然更新、更高的交换需求，人们必须通过合作共同完成与自然的交换，于是分工越来越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就变成人类集体协作的实践活动。

其次，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批判揭露了生态、生计和生活恶化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以资本为原则、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商品生产。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本性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双重作用。一方面，资本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在不断加剧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社会走上了一条充满冲突和对抗的不归之路。由于马克思生活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压迫残酷。这一时期他对资本本性的批判目光更多投注到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以及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化问题上，其目标在于探寻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道路，而对资本压榨资源、破坏环境的一面没有进行系统的批判。

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马克思那里寻找批判的武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读，使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学说发展为关于解放自然的生态学说。其中，福斯特从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挖掘了“新陈代谢”和“新陈代谢断裂”这两个反映马克思生态观的重要概念，分析马克思使用这两个概念所包含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之间关系的辩证性，强调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揭示了马克思生态观点的意涵。

１.“新陈代谢断裂”

19世纪60年代，在反思第二次农业危机时，马克思采用了“新陈代谢”概念来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着新陈代谢，而劳动是人和自然新陈代谢过程的中介。他一方面强调劳动对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发挥着调控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劳动的本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马克思用“新陈代谢”来定义劳动过程，实际上是利用这一概念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引发了“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发生“分离”，并且“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此外，马克思还将“新陈代谢”的使用从自然领域扩大到商品流通以及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社会现象入手，将“新陈代谢”贯穿于资本主义的劳动、价值、货币和商品等领域的分析，为揭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供了基础。如此一来，“新陈代谢”概念既有特定的生态意义，也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

“新陈代谢断裂”这一概念是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最早使用的。他以第二次世界农业革命为背景，用“新陈代谢断裂”概念论述生态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农业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借用这一概念指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出现物质交换新陈代谢断裂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大土地所有制及其所产生的各种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在分析土壤养分和肥力枯竭问题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农业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资本主义工业使掠夺土地肥力的手段更疯狂，资本主义商业加速了工农业对土地的掠夺。“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为“对大农业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大地产来说”，受所有权的限制，导致“对地力的榨取和滥用代替了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不二法则使资本家不仅剥削劳动财富，而且还掠夺自然财富。福斯特从马克思的分析中得出一系列关键性结论：第一，资本主义在人类和地球的“新陈代谢关系”中催生出“无法修补的断裂”，而地球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永久性生产条件；第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规模农业和远程贸易加剧并扩大了这种新陈代谢的断裂；第三，工业化和机械化农业共同参与了对传统农业的破坏；第四，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城乡对立的写照。上述结论揭示出资本主义新陈代谢断裂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问题。

２.“系统性恢复”与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基于“新陈代谢断裂”的分析，提出新陈代谢的“系统性恢复”之道。一是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认为，土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了土壤衰竭，阻碍了满足“人类世世代代”生活所需的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恢复土地公有制是消除新陈代谢断裂的可能途径：“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

二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强调合作生产。“历史的教训（这个教训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也可以得出）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

三是消除城乡对立。城乡对立的背后体现了人与土地关系的对立，马克思提出，通过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人口均匀分布以及恢复人类与土地的新陈代谢关系等措施来消除城乡对立。马克思提出的恢复之道就是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系统性恢复”，从而达致“新陈代谢”的恢复，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可持续发展关系。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丰富拓展了“系统性恢复”之道，提出在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基础上进行集体行动、生产过程非官僚化和工人对生产过程实施自我管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向更具社会性的形式转型等行动方案，基本形成了关于追求人和自然彻底解放的社会形态构想，即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指的是在生态环境问题政治意义日渐突出的事实中逐渐形成的、在社会主义视角下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理论分析与实践应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视野是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一些学者从实践角度进行阐释，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社会物质性实践活动”或“实践应用”。关于社会主义与生态环境问题，学者们也做了理论和现实的区分。佩珀认为，“从理论上说，如果应用适当的话，社会主义不一定导致一个污染的社会”。奥康纳也指出，“与资本主义的情况不同，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可能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在发展生产力为第一要务以及污染国际转移等因素的影响下，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环境问题似乎难以避免，这也使转向生态社会主义变得更具现实性。因此，在卷入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和允许生产资料多种所有制并存的背景下，探寻“系统性恢复”之道和生态社会主义出路，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五位一体”全面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生态视野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土地等）和人类社会（劳动力等）的破坏，导致人与自然的有机关系解体，也必然产生“新陈代谢断裂”。马克思还指出，正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工业化的大农业“齐头并进”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当劳动者与土地等生产资料分离，就产生了马克思所说的“新陈代谢断裂”。如何应对“新陈代谢断裂”，马克思主义给出的答案是系统性恢复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走向生态社会主义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中国乡村社区的衰落：生态、生计和生活危机

晚清、民国以来，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文明进程和世界贸易体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新陈代谢断裂的影响扩展到中国，中国乡村处于持续衰落的过程中。正因如此，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不解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问题也无从解决，农民问题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和中心环节。中国革命的胜利为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新陈代谢断裂提供了政治前提。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系列运动方式，实现了对农村组织和资源的强有力控制，为城市工业化积累巨额资源的同时，也造成中国乡村“乌托邦社会主义破灭”。改革开放后，农村掀起“大包干”浪潮，小农经营模式被恢复。20世纪90年代后，以资本主导的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政策，使几亿农民进入产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农业的历史进程，中国农业被重新纳入市场化轨道。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笔者及其团队扎根于中国云南、四川、广东农村从事社会工作行动研究，目睹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断推动农业产业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强制将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纳入到资本主导的农业产业链。同时，地方政府在农村的扶贫模式也从传统救济式扶贫转变为市场化开发式扶贫模式（“公司＋农户”等），许多农村社区非但没能脱贫，反而出现“新陈代谢断裂”式的生态、生计和生活危机。以云南绿寨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期，它还几乎是与世隔绝、保持传统生活方式的处女地，村民种田除了缴纳公粮以外，基本能满足自身需要，绝大多数村民过着“温饱、和谐而闲暇的生活”。但是从“大包干”改革后，地方政府以改变“原始生产方式”为名，强制村民放弃传统大春“种老品种稻谷”和“种卫生田”（种田不施肥）的习惯，改种杂交稻，并开始施用化肥农药。从20世纪90年代起，地方政府又与农业公司合力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仅在大春农作物种植上要求村民规模化种植杂交水稻，而且在小春农作物种植上要求村民通过“公司＋农户”的产业化扶贫方式大规模种植各类经济作物，使农产品的生产、销售越来越卷入风险莫测的市场经济。相应地，地方政府扶贫开发政策也转到产业化、市场化的发展模式上来。例如，有地方官员某次偶然造访“下三乡”（包括绿寨），未经科学论证，凭其长官意志推动全县少数民族地区规模化种甘蔗、建糖厂的扶贫开发热潮。政府与公司合力动员农民先规模化种植了两年甘蔗，虽然承诺包销，但由于滞销，政府最终给农民打了白条。之后，地方政府又通过提供低息贷款鼓励农民种植了三年马铃薯，并承诺给予种植补贴，但同样出现滞销，导致村民欠政府贷款、政府欠村民种植补贴，双方互欠马铃薯债。在地方政府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中，乡村干部陷入频繁调整产业结构的旋涡不能自拔，干群关系紧张，生态出现危机，村民生计和生活陷入困境。

在中国，尽管政府推动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但在允许生产资料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的前提下，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资本对农业产业化市场链条的主导。农业产业化、市场化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主要是为了实现交换，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这几乎成为所有参与主体的愿望。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些特征在中国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的进程中得以呈现，同时也充分印证了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工业化经营的大农业携手破坏了土地的自然力和人类的自然力。

首先，土地的自然力遭到破坏，引发生态环境退化，出现马克思基于“新陈代谢断裂”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农业对自然的破坏问题。这一方面表现为地方政府与资本主导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单一品种的规模化种植，既破坏了生物的多样性，也导致农村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日益恶化。在云南绿寨，大规模种植某一新品种后，就必须依靠大量施用化肥农药才能保证农作物收成，从而造成土壤板结、水源和食物污染、生物种类减少，还导致村民农药中毒事件时有发生。

在广东溪流村，地方政府自2001年开始实施“一村一品”工程，村民大肆占用山地、耕地规模化种植砂糖橘，造成番薯、蔬菜、豆类等传统农作物种植严重萎缩，生态环境不断退化，村民生计过度依赖市场，生活自主性逐渐丧失。更重要的是，生态环境退化诱发多种病虫害，最终导致果树绝收，村民陷入生计危机。另一方面，当农业种植无利可图，而维持家庭教育、医疗、建房等方面的开支又不断增加时，许多村民只能“靠山吃山”，私自非法砍树、挖矿……过度农业产业化、市场化造成的土地自然力破坏致使农民生计困难，而急剧扩大的消费支出又驱使农民不惜竭泽而渔地向自然索取，从而不断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

其次，资本主导的农业生产方式破坏了人类自然力，抑制了劳动价值，造成劳动者日益贫困。在绿寨，改种杂交水稻和小春经济作物后，农民被纳入到工商资本主导的层级化长链市场。在长链市场中，农民仅处于生产环节。在生产投入方面，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持续上涨，农业种植成本不断增加，而农产品价格起伏不定，当种植成本高于农产品价格时就会出现“越种越穷”，甚至“血本无归”的生产致贫现象。在生产产出方面，由于规模化种植严重依赖市场销售，而市场价格又波动剧烈，加上销售环节层级繁复和运输成本高昂等因素，农民只能获得很小部分的农产品价值，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以绿寨种姜为例，在姜的种植成本约１元／公斤而收购价格为３—４元／公斤时，大多数村民开始种姜，但不久后姜价急转直下，最低时不足0.5元／公斤，大量姜农血本无归。如此剧烈的市场价格波动使村民生计和生活充满风险，原本相对独立的小农生产方式逐步被资本主导的市场形塑。“生产致贫”和“谷贱伤农”均无益于农民在劳动中实现自我认同，产业化生产方式与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相互配合，导致农民丧失自信心，身份认同出现危机，昔日的“种田能手”在面对高科技新品种种植要求时变得无所适从，成了“文盲农民”。而乡村社区原有的劳动互助习俗也在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中遭到瓦解。一直以来，云南绿寨和四川龙坡延续着重要农事全村参与的“换工”习俗，在农忙季节，村民们会互相投工投劳，家家户户轮流“换工”，直到全村农事完成为止。但随着产业化农业的兴起，“换工”逐步演变为“卖工”（花钱雇工），乡村互助互惠的社会文化习俗日渐瓦解。

在长期与村民的交往中，笔者深深体会到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下农村贫困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因此，仅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分析新陈代谢断裂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消费方式的角度予以补充分析。资本主导的以追逐利润为首要原则的扩张型生产方式必然要依赖大量消费的支撑，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视野下，受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外力牵引”，人们为了补偿“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所带来的痛苦，借由消费来寻求幸福，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膨胀的消费助推生产方式的继续扩张，生产出更多、更细分的商品，而这又会进一步强化消费，如此循环往复，形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模式，在消耗自然资源的同时又向自然界倾倒废弃物。不止于此，现代社会的消费方式已超越了单纯的消费范畴，它与人们的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甚至成为生活方式的代名词。

2000年前后，自给自足仍然是绿寨村民主要的生活方式，但之后却发生了变化。一是村民开始追求城市消费生活，争相赊账（借高利贷）购买汽车、摩托车、电视机、手机等商品，汽油费、手机话费等支出给许多家庭造成沉重的生活负担，出现“砍树买手机，卖猪充话费”等情况。二是许多村民盖大房子（炫耀消费）互相攀比，加上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支日益增加，开始出现入不敷出甚至背负沉重债务的现象。为满足支出需求，许多村民或外出打工，或“砍树”“挖矿”赚钱，当地生态环境遭到进一步破坏。三是与商品消费有关的生活垃圾成为环境污染的一大来源。村庄遍布廉价食品包装袋、纸盒、饮料瓶、塑料袋、电池等垃圾，举办红白喜事也时兴使用一次性水杯和碗筷。至于垃圾处理，村民要么随手丢弃，要么集中焚烧，因此生活垃圾尤其是难以降解的塑料垃圾成为村庄环境的主要污染物。此外，消费也加剧了人与人关系的疏离，村庄的互助文化逐渐没落，“赚钱—消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线，村民缺乏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对社区公共事务漠不关心。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与资本合力推动的农业产业化生产方式和市场化的销售模式以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侵蚀下的乡村文化统识，使得中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出现“新陈代谢断裂”，造成乡村社区生态环境恶化、生计困难、传统社会文化生活式微。这种生态、生计和生活危机的恶性循环使中国乡村社区呈现不可持续发展的图景（见图１）。

三、再造乡村生态、生计和生活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态视野对于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高速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和人与自然新陈代谢断裂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所面临的乡村生态、生计和生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结构性问题，相比采用任务中心模型的“个人主义—改良主义”范式和心理动力模型的“反身性—治疗性”范式将问题个体化，此类结构性问题的分析更适合采用解放取向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范式，即通过社会改革探索系统性修复的途径，推动生态、生计和生活的可持续发展。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传统小农经济必然被以雇佣关系为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集体化大生产所代替的观点不同，笔者的经验研究表明，小农经济并未在中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瓦解，反而展现出坚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根据这一现实，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视野，在实践中结合恰亚诺夫、黄宗智等学者的小农经济理论，探讨资本下乡背景下中国小农及小农经济的出路，尤其是探寻小农生产、生活方式和志愿合作对新陈代谢断裂系统性修复的可能，通过重塑小农组织形态实现生态、生计和生活的可持续发展。

２００７年绿耕开始调整农村社会工作的目标和行动策略，在继续秉持“扎根社区、精耕细作、弱势优先、彰显公义”理念的前提下，将乡村再造的行动目标确定为：运用社区为本整合社会工作的方法推动乡村社区生态、生计和生活的可持续发展。社区为本整合社会工作是以社区为服务对象，采用微观和宏观双重视角，系统分析社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优势资产，综合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专业方法，动员和组织社区民众共同行动，推动社会改革。社区作为村（居）民日常生活场域，一方面被社会结构性力量形塑，另一方面社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又能推动公平正义的社会发展。社区美好了，生活在社区的个体、家庭、邻里也会美好，更多的社区美好了，整个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美好。因此，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致力于社会改革。首先，社区为本整合社会工作的目标是推动乡村社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整体性发展。其次，社区为本整合社会工作的途径是城乡合作、公平贸易，通过城乡合作创造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的公平贸易市场，使生产者的劳动价值得到尊重，使消费者获得健康安全的农产品，重塑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再次，社区为本整合社会工作遵循的行动策略包括：（１）驻守村居。只有扎根乡村社区，才能深刻理解民众的“心声”“疾苦”和“愿望”。（２）优势视角。从社区基本需求和优势资产出发，最大限度激发社区内生力量，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３）志愿合作。通过志愿合作的赋权途径，小农及其劳动价值得到公平对待。因此，绿耕以社区为本整合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推动乡村生态、生计和生活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视野下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系统性恢复”的本土尝试。

（一）可持续生态再造

化肥农药的大量施用对乡村生态环境造成长期侵害。同时，在消费主义刺激下急剧增加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染越来越成为生态环境压力的重要来源。针对乡村生态环境退化，绿耕社会工作可持续生态再造采取了以下行动。

首先，改变化学农业在农业生产中的支配地位，扭转单一品种的规模化种植方式。在绿寨，社会工作者推动村民成立合作社，恢复本地老品种水稻种植，减少化肥农药的施用，逐步改变杂交稻种植面积独大的生产格局。合作社每年稳定地种植老品种水稻，通过减少施用化肥农药降低种植成本和单一种植带来的风险，同时有助于土壤修复和水体净化，维护了社区生物多样性，并为城市居民提供安全的食物来源。在溪流村，原来家家户户都有一片青梅林，青梅是一种粗生粗长、不需化肥农药的果树。2003年起，为配合当地“一村一品”的砂糖橘产业化种植要求，村民纷纷砍伐青梅树改种砂糖橘树。为了保护村中最后一片青梅林免遭砍伐，社会工作者动员村民成立青梅加工互助组，开发出梅精、梅汁、梅干等系列产品。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对青梅原材料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带动村民复种青梅树，直接减少了农药化肥施用量，改善了农作物种植结构。

其次，在日常生活中弥合人与自然的疏离关系，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人与自然的疏离表现为人与自然直接联系的减少、人对自然的漠视和侵害。因此，弥合人与自然的疏离关系需重塑人们的环境意识，使其日常生活习惯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需要。社会工作者通过组织主题讨论、播放环保电影、邀请环保生活践行者分享经历等方式开展社区教育，提升村民的环保意识；开展乡村社区生态导赏项目，促使村民重识自然，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与自然直接互动的生态体验平台。社会工作者还推动村民将环保意识转化为环保行动。比如，通过设置社区公益金制度，引导生计组织成员用公益金购买环保水杯，分发给所有农户以代替一次性塑料杯，动员村民循环利用近几年集中建房产生的大量废弃建筑垃圾打造社区文化广场，等等。

扎根日常生活世界，提供具有可替代性的多元选择，唤醒村民的环境意识和环保行动，是社会工作乡村社区再造之生态恢复的实践途径。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绿耕所推动的可持续生态再造实践主要依靠生计和健康等元素，还不能引导村民从价值观（信仰）层面关切生态环境。大多数村民从事生态生产的最大动力来自于改善生计，当生态保护与生计增收短期内难以协调发展时，村民可能会放弃生态保护。绿寨驻村社会工作者曾指出，“有合作社社员私底下使用化肥农药”，而溪流村也出现过村民因认为无法快速获得经济收益而退出生态种植合作组的状况。另外，在社区层面撼动环境不友好的日常生活习惯和消费主义行为异常艰难，减少塑料袋使用、开启绿色消费行动等都难以持续落实。面对这些问题，除了调整工作策略之外，还需以结构性视角思考问题背后的社会根源，在社区为本的实践中迈向微观与宏观的双向改变。

（二）可持续生计再造

循着平均地权的土地革命以及“社会主义改造”中土地所有权的集体化路径，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确立了独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小农生产仍然占据中国农业生产主体地位并将长期延续的重要制度前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并自主生产与经营的一项重要经济制度，是一种小农性质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它有效地提高了农业发展水平和农民生产积极性，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小农虽然数量庞大，但原子化的小农及其家庭根本无力应对资本的强势地位和复杂的市场波动，也无从打破“生产致贫”和“谷贱伤农”的怪圈。如何重构小农生产方式，建立新的市场机制并为小农提供具有保护性和公平性的生计服务，成为可持续生计再造的关键。恰亚诺夫的小农合作理论对这一问题具有重要启示。从组织方式出发，恰亚诺夫认为，小农基于自身主体性，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加工及销售合作，有助于小农摆脱受制于资本的弱势地位。他设想的小农合作虽然有追求规模化生产、以规模效益来降低小农生产成本从而提高生产收益之意，但其强调的合作是涵盖生产、加工及消费等环节的适度规模纵向合作，而非新自由主义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横向规模化生产的信赖。绿耕汲取早期“回避生计问题”的教训，从2007年开始，以互助合作的生产方式维护劳动者权益，试图重建另类的社区经济系统，推动生计可持续发展。

首先，基于志愿原则发展集体合作生产。在云南绿寨，社会工作者凭借与村民的长期信任关系，将有意愿的四个贫困户组织起来，支持他们以互助组的方式生态种植传统老品种水稻。之后，互助组成员每年都在增加，2009年正式注册成立农民专业种植合作社。到2014年，绿寨种植合作社社员已经发展到50户，种植老品种水稻面积达155亩，产量突破45000公斤，销售收入40余万元。在发展的过程中，村民充分发挥互助合作精神，积极解决种植和田间管理难题。因为老品种稻种流失，村民多方打听后分组深入更加偏远的山区寻找优良种子；在停止施用化肥农药的情况下，大家一起商量如何提高土壤肥力，不断尝试可用于驱虫防虫的传统技艺；当遇到灾害天气时，村民聚在一起讨论应对之策，集体行动抢救倒伏水稻、及时晾晒稻谷。在广东溪流村，社会工作者推动村民发展涵盖生产、加工等环节的纵向合作，不仅推动生态种植小组共同制定种植计划、购买种子及合作堆肥，而且组织青梅加工小组共同种植青梅树，采购陶罐、木炭、蜂蜜、米酒等原材料加工梅酒、梅精、话梅，还制定加工标准，参与销售活动。纵向合作使村民绕过诸多中间环节，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实现稳定增收。

在集体合作生产方式下，小农收入与劳动投入息息相关，在计算集体产出的基础上，根据按劳分配原则确定个人收益。这种分配方式更能体现劳动价值，将资本主导利润分配时的劳动无价变为劳动有价。同时，还可以定期提取一定比例的生产盈余作为社区公益金，用于扶助社区鳏寡孤独者、修葺公共空间、恢复社区公共事务等，公平性和公益性在互助合作的集体生产方式中得以彰显。绿耕所推动的集体合作生产方式是在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基于志愿原则，将分散生产经营的小农循序渐进地组织起来进行集体合作生产，以克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小农生产缺乏规模效应和市场议价权、市场风险抵御能力低、社区公共性淡薄等问题。可以认为，基于志愿原则的集体合作生产是对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其次，建立城乡合作平台，推动公平贸易。从2007年起，绿耕把社会工作队分为城市和驻村社会工作者两部分，驻村社会工作者在乡村社区发育生产合作组织，城市社会工作者在城市社区构建消费者支持网络，进而建立城乡合作平台，开展公平贸易。公平贸易与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贸易不同，它可以避免因为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和中间商剥削造成的“谷贱伤农”，使农民获得合理的劳动报酬，同时也调动农民生产优质健康食品的积极性。公平贸易离不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对接，因此，没有城乡合作平台，公平贸易难以落地生根。为了支持农民合作组织搞好生态种养殖，绿耕城市社会工作者深入城市社区宣传动员，组织消费者进村体验，举办“城乡汇”农墟市集，甚至在昆明、广州等地开设公平贸易商店等。通过搭建城乡合作平台，生产者、消费者合理议价，将农村生产合作组织的农副产品直销出去。2007年夏，在绿寨传统稻谷即将丰收之际，绿耕组织合作社成员与昆明城市消费者召开议价会，尽管计算出的价格比当时杂交稻市场价格高出近三倍，但消费者尊重价格中包含的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很快与生产者完成了“公平贸易”。此后，绿寨合作社生态种植的农产品不断以“公平贸易”的方式被直销出去。2007—2014年的七年时间，绿寨合作社老品种水稻公平贸易市场销售金额超过100万元。

绿耕建立城乡合作平台，推动公平贸易，其实质是发育层级化长链市场的替代性市场形态——巢状市场。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市场主体作用的发挥。但在以往的层级化长链市场中，产品价值的绝大部分被工商资本占有，生产者与消费者被中间环节区隔开来，资本以农业企业的模式组织食物的生产、加工与流通，不断对生产与消费领域进行形塑，建构产品的质量标准，引导消费者的需求与偏好，从而引发劳动无价、农产品价格波动、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需要改变主导层级化长链市场的资本逻辑，培育替代性市场形态，以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巢状市场本身嵌入在市场之中，旨在绕过长链市场通道，将被区隔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被割裂的社会与生态关系进行重新联结。在巢状市场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对接，小农既是生产者（其生产一般是生态的），同时也是加工者和销售者，以此打破工商资本对中间环节和价格的控制，从而获取绝大部分农产品／食品价值，而城市消费者则由此获得安全食物，实现小农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互惠互利。

综观绿耕可持续生计的再造实践，如果说互助合作集体生产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农民的生产成本，那么，建立城乡合作平台、推动公平贸易方式则是打破资本主导的市场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实现按劳分配必不可少的环节。但随着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水稻种植面积大增，城市社会工作者面临着很大的销售压力。2008年、2013年绿寨合作社两次“大跃进”，使社会工作者陷入“卖不掉想方设法都要卖”的销售困境。2015年，当笔者再次为合作社扩大、连片种植面积扩大而感到欣喜时，却面临上一年稻米滞销问题。提高经济收入的殷切期望也使合作社社员日益陷入“为钱合作”的不良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绿耕决定重整合作社，逐步淡化“包销”模式带来的弊端。同时，社会工作者开始将村民的注意力从单纯关注生计收入扩展到关注可持续生活。

（三）可持续生活再造

受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消费主义兴起的影响，乡村社会文化生活逐渐衰落。提升村民文化身份认同、重建社会互助关系、破除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宰制成为可持续生活再造的着力点。

绿耕社会工作者采用口述史的方法整理村史，重新打造宗祠、老围屋、风水池等公共空间，开办农耕博物馆和农产品展览馆，以保育传统文化；举办“社区学堂”，让村民掌握、分享、传播传统技艺及习俗；恢复老品种稻谷种植，使传统稻作文化得以传承。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资产建设提升了村民文化身份认同和社区互助。此外，为了消除消费主义和攀比文化的影响，针对许多村民不惜花光所有积蓄甚至负债也要“修建洋楼”的做法，社会工作者邀请建筑师团队为村民设计出既能节约开支、又能保留传统建筑文化风格的生态民居，期望引导村民跳出“赚钱—消费”的陷阱。但也必须承认，在消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社会工作者改变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尝试收效甚微，有村民在讲述建楼目的时说：“不（是）羡慕别人住洋楼，（而是）害怕被别人看不起！”可见，转变村民思想观念，再造可持续生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绿耕乡村社区再造实践中，生态、生计和生活的可持续再造是相互统一和协同并进的。当劳动价值得到充分尊重时，不仅乡村经济得以改善、生态环境有所恢复，乡村传统文化也得以保育传承，村民生产、生活的自信心亦得到提升；当生态环境得到保护时，可持续生计也有了资源保障，在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过程中，村民的身份认同和价值感得以提升；当社会文化生活被重塑时，人与自然的疏离关系得以弥补，文化资源也成为可持续生计资产。乡村可持续生态、生计和生活再造实践有助于新陈代谢断裂的“系统性恢复”，有助于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见图２）。

从2007年至今，笔者及其团队遵循知行合一的行动研究精神，大胆尝试并依据马克思主义生态视野不断反思中国乡村社区衰落的社会根源，持续推动小农户志愿合作，期望依靠社区经济的发展模式助力乡村生态、生计和生活的系统性恢复，再造可持续社区。为此，绿耕凭借志愿合作的组织力量将小农联合起来，借助“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共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生计”的社区经济模式，推动乡村社区生态、生计和生活的整体性改善。但我们也清楚意识到，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仍面临深层次困扰，诸如现实的结构性压力，村民重视“收入＋消费”的经济效益，轻视生态环境保护。村民重视“家庭＋自我”的个体发展，忽视组织与合作，尤其是深受城市消费文化的影响，难以安心守护乡土。实现再造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任重道远。

四、结论与讨论

采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视野分析当前中国“三农”问题具有很强的历史脉络

性和社会根源辨识效应，能够帮助我们厘清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如何

形塑乡村社区的生态、生计和生活。一方面，过去20年，中国农业发生了实质性的资本化，单位土地的资本投入不断增加。农产品价值的大部分被资本（尤其是大型工商资本）占有，农民不时陷入“生产致贫”和“谷贱伤农”的境地，化肥农药的大量施用造成土壤肥力衰竭、水质下降等诸多生态问题，随之也破坏了农村的生计基础。另一方面，乡村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不仅制造了大量污染物，而且不断攀升的消费支出转化为生计压力，通过进一步破坏生态资源要素提高收入，成为环境压力的又一来源。

基于绿寨等村庄的实践经验，笔者不断探索契合马克思主义生态视野的生态、生计和生活“系统性恢复”道路。卡尔·波兰尼认为，一个“脱嵌”的经济体制会给社会和生态带来双重破坏。作为“虚拟商品”的劳动力和自然在自发调节的市场上被出售和购买，人的劳动力连同附着其上的生理、心理及道德层面被一同处置，导致社会关系被损坏、环境被污染、生产能力遭受破坏等。与此同时，现代社会也出现了意图将市场扩张控制在某种确定方向上，以保护人、自然以及生产组织的反向运动。因此，基于中国小农经济的现实条件，以志愿参与为原则发展集体合作生产，建立城乡合作平台，推动公平贸易，以破除资本主导的农业产业结构和商业销售模式，将经济重新嵌入社会和自然中，是实现生态、生计和生活“系统性恢复”的重要尝试。同时，发展生态种植、改善种植结构、弥合人与自然的疏离关系以及改变消费意识和行为、保育传统文化和技艺、重塑社会关系等行动，可增强“自然”“社会”“文化”对经济的吸纳能力，推动生态、生计和生活的可持续发展。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小农经济会被资本主义大农业生产或社会主义集体化生产取代，小农经济必然消亡。但基于英、德等国经验“作出的预言未在中国发生，也未在第三世界的多数地方发生”，小农经济至今仍存在于许多国家（包括欧美等发达国家），以恰亚诺夫和舒尔茨为代表的当代小农经济理论两大学派都承认现代市场经济下小农经济可能持续的事实。即便如此，马克思关于小农经济和小农的部分论述以及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的设想仍不失理论价值，他认为“合理的农业”需要的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或“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从历史上看，农民非常珍视土地，对土地形成了“情感联系”，正是在此意义上，小农经济和志愿合作被认为是通向生态农业的途径，在社会主义中国，可以在去阶级化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小农经济。我国家庭主导的小农经济根基深厚，社会工作有可能借助传统乡土文化和现实需求将小农组织起来，发育互助合作社，联动家庭承包的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搭建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平台，以民主、公平的原则进行生产与分配，充分发挥小农经济在生态保护、生计改善、食品安全、文化传承和社区发展等方面的多元功能，助力实现生计发展、社会互助、文化认同、环境友好和社区自治等“五位一体”的乡村振兴，走出不同于资本主导市场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之路。

绿耕以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范式和马克思主义生态视野可能的实践途径，成为超越任务中心和心理动力模型的替代选择。在推进社区为本整合实践的过程中，社会工作应将事件或问题置于更宏观的结构性脉络中进行分析，建构与创造更具解放性的行动策略，以实现结构／政策、社区以及个体三个层面的改变。绿耕的实践立足社区，运用优势视角，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和地方性知识，通过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进行社区资产建设和能力建设，搭建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平台，这是基于中国乡村文化处境和社会工作实务脉络的本土化行动，也是契合马克思主义生态视野的理论探索，更是迈向乡村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出路探寻。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