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我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数字化转型，结合新技术创新服务模式是作为实践科学的社会工作承担数字化使命的重要体现。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家长对子女关怀不足，农村儿童各类行为和心理健康问题突出。以往研究表明，较高的家长亲职效能感水平对于缓解养育压力、促进儿童保护和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认知行为疗法，本文首次尝试构建一个适合我国农村家长的线上亲职教育服务方案并进行初步应用，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方法，将在湖北省黄冈市乘马岗镇Y小学招募的学生家长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通过腾讯会议软件为干预组开展四阶段、八节次的线上小组服务，采用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分别对服务效果进行前测、后测、追踪测量以及焦点小组访谈。研究发现，线上亲职小组服务作为一种成本效益良好、较能符合农村家长需求的服务方案，对提升农村家长的亲职效能感、改善亲子关系具有较为积极的作用。未来需继续完善干预方案和评估机制，通过扩大样本的范围，持续推广该干预项目。

关键词：网络社会工作；亲职效能感；农村家长；小组工作

作者简介：祝玉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银少君（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硕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和城镇化的纵深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数量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也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估算，我国因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守农村的儿童总数为6102.55万，占全国农村儿童总数的37.7%，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1.88%。民政部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即不满十六周岁、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而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 的儿童)总数约697万。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独特的群体，相比其他儿童，由于父母(或其中一方)不在身边，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着更大的受伤害风险，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在教育、心理、健康等诸多方面的不利处境。由于较长时间的亲子分离，主要照料者的关爱和监护力度欠缺，学校、社区等重要成长环境提供的资源和保护力度又较为有限，农村留守儿童普遍出现人际关系疏离、情感淡漠等情况，各类行为和心理健康问题突出。

2021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了父母作为家庭教育主体的责任，家庭教育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亲职效能感(parenting self-efficacy)是父母执行亲职能力的信念以及对自己可以成功参与影响孩子健康和成长的养育行为之能力的主观判断。研究显示，亲职效能感对家长的教养理念和教养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其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家长的养育水平，是决定亲职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亲职效能感高的家长更能及时纠正儿童的问题行为，引导儿童健康成长。有研究显示，我国农村地区的家长普遍存在亲职教养知识匮乏、亲子互动质量较低的问题，对胜任父母这一亲职角色的信心不足。因此，通过提升农村家长的亲职效能感来提高他们的亲职养育水平，对于改善农村家庭教育状况、促进农村儿童的健康成长具有积极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较高水平的亲职效能感对于缓解家长的养育压力、促进儿童保护和身心健康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西方国家在亲职教育课程或服务领域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这些亲职教育课程或服务是否适用于我国的文化和社会情境仍需进一步观察和验证。因此，结合我国农村地区儿童及其家长的特点，发展一套符合本土实际且行之有效的亲职效能感提升服务方案对农村儿童保护政策的完善和服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聚焦两个研究目标：(1)基于认知行为疗法发展一套亲职效能感训练的小组服务方案，以提升农村家长的亲职效能感水平，改善亲子关系，更好地实现农村儿童保护、促进儿童发展的目标；(2)验证“互联网+社会工作”干预服务对于提升农村家长亲职效能感的有效性。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亲职效能感的研究

亲职效能感(parenting self-efficacy)是亲职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该概念最早源于Bandura提出的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即在家庭教育领域的自我效能感，指家长关于自己对子女行为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感知能力。“现有关于亲职效能感的研究主要涉及两方面：(1)亲职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包括父母的人格特征、抑郁水平、社会经济水平以及夫妻互动和沟通模式等；(2)亲职效能感的作用机制，已有研究分别探讨了亲职效能感对家长抑郁、焦虑等负向情绪的调节作用，以及对家长的教养技能和发展积极的照料环境、密切的亲子关系与正向的儿童认知水平及行为实践的预测作用。还有一些研究重点探讨了亲职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有学者发现，家长的亲职效能感是儿童情绪特征与父母压力之间的中介变量。研究进一步发现，亲职效能感对家长养育行为的影响通过情感、认知、行为、动机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于父母的养育行为。因此，关注家长的亲职效能感水平是提升养育质量、改善家庭教育的关键。

(二)关于农村家长亲职效能感的相关研究

已有关于农村亲职教育的研究较少关注农村家长的亲职效能感水平。有研究基于性别视角对农村女性的自我效能感进行调查，发现农村女性的自我效能感受到经济收入水平的影响，随着收入增加，自我效能感会显著提高。还有研究关注半流动家庭父母的亲职角色，发现高效能感的父母通常会设定较为科学的教养目标和计划，更愿意寻求社会支持和更多的外界机会，从而发展出更正向的教养行为。“很多农村家庭经济水平较低，“重养轻教”是农村家长育儿的典型特征之一。有研究发现，农村家长普遍对教养子女感到不自信，具体表现为教育理念落后、教育关怀不足、难以给予子女以适切的情感关怀和充分的教育支持。也有研究认为，处在复原中的家庭(resilient families)未必会出现子女教养问题，相反，这些家庭往往拥有较为和谐的亲子关系，并愿意为子女发展创造更多教育机会。

(三)关于亲职效能感的干预研究

研究表明，针对父母开展的家长教育课程能有效减少儿童不良行为的发生，改善亲子关系和家庭环境并增强家庭的功能。家长教育课程涉及多个模式及学派。其中，行为学派的家长教育课程重点在于教育家长增加子女恰当行为及减少不当行为的知识和技巧；而关系模式的家长教育课程则基于人文心理学、心理分析和家庭系统等理论，着重提高父母的同理心、解决问题的技巧、积极倾听技巧等以提升家长的亲职效能感。例如，托马斯·戈登于1962年开发了“亲职效能训练程”(Parent Effiectiveness Training，简称P.E.T.)，为家长的亲职效能感干预提供了系统性指导。Matthew Sanders及其团队开发的“正面管教课程”(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简称Triple P) 目前已在世界多个国家推行，积累了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20世纪80年代，Dinkmeyer和Mckay基于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理论，设计了一套“有效家长系统训练课程”(Systematic Training for Effective Parenting，简称STEP)，在美国得到了广泛应用，STEP通过一系列训练为父母提供了与孩子沟通的技巧和方法，有效提高了家长的亲职效能感。此外，其他较为知名的亲职教育课程还包括澳大利亚的积极教养项目、美国的“父母即教师”项目(Parent As Teacher，简称PAT)，通过动员社会工作者对辖区内的家庭入户走访和调查，以授课培训方式为家长提供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建议。还有，中国香港地区的多元家庭开展小组面向注意力缺陷的多动障碍儿童的家长及家庭开展小组服务，是小组工作介入家庭服务的创新性尝试。这些亲职教育课程有效提升了家长的亲职效能感和亲职能力，帮助家长成为合格的父母。研究表明，参与亲职教育服务越多的家长，亲职效能感水平越高，而亲职效能感水平越高的家长，也会给予子女以积极的回应。在服务方式上，研究结果显示，以小组或者个案辅导进行的家长教育课程同样有效，而以小组形式开展的家长教育服务的成本效益更佳，且组员之间能建立支持网络，因此使用更为普遍。

目前，我国针对家长亲职效能感的干预实践主要在社区和学校层面开展，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改善家长的教育理念、知识和技能等内容，面向的服务对象包括幼儿园父母、初产妇、学前残疾儿童家长、地震灾后父母等群体。研究显示，家长在接受亲职效能感服务后对于育儿的信心得到显著提高。一项针对中国困境家庭的家访计划发现，参与相关培训后，家长的效能感有所提升。这些研究成果为在我国开发以保护农村儿童为目标的亲职教育服务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四)网络社会工作相关研究

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对社会生活和组织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给传统的社会工作服务带来了新 的机遇与挑战。由于数字化转型的主要表现之一是社会联结和群体行为在时空角度的流动性，因而数字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让技术服务于“人”的治理，将线上虚拟空间拓展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场域。“从全球社会工作服务实践来看，网络或数字社会工作已越来越被视为应对不确定性和脆弱性的重要服务模式。“为降低服务对象在服务获得上的地理—社会障碍， 一些社工服务开始尝试使用信息通信技术作为对传统服务的补充，或者借助数字技术推进正式的远程临床服务(formal distance clinical practices)。社会工作者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外展服务(out-reach in virtual space)，例如借助随时随地可共享协作的掌上微服务，将社会工作的直接服务拓展至更大的人群范围。澳大利亚一项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了解农村民众自杀污名化现状及其与自杀知识掌握程度之间的关系，并采用网络干预的方法改善农村民众的生存状况。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由武汉的社会工作者发起的志愿服务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跨学科远程互联”(Interdisciplinary Remote Networking)的干预服务模式，借助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为受疫情影响的民众提供在线服务，有效地满足了服务对象的多元需求。

网络社会工作在实践中面临一些挑战。首先，由于互联网的远程性，在开展活动时互动效果会受到影响，且对服务对象的观察也有一定的局限；其次，网络社会工作也面临专业伦理问题，特别是服务对象的信息在服务过程可能存在泄露的风险；第三，针对网络社会工作的监管机制尚未健全，缺乏规范的工作流程和服务标准指引，网络社会工作服务的规范化建设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基于以上挑战，2018年民政部发布 了“互联网+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志愿服务)”行动方案，强调要大力推动“互联网+专业社会工作”服 务，这为我国社会工作服务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思路。因而，结合新技术创新专业服务模式以回应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已成为作为实践科学的社会工作承担数字化使命的重要体现。

(五)已有研究局限性

已有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目前的亲职教育课程大多面向孤独症儿童父母、残疾儿童父母等特殊人群，也有面向幼儿或中学生家长等一般人群的课程，然而针对农村家长的干预研究较为有限，考虑到乡村不仅存在地理位置偏远、对外流通性差、规模聚集程度低等经济竞争上的地理弱势，也缺乏优质的社会服务资源，而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利用为优化服务资源的城乡配置、降低服务供给和服务获得成本提供了可能。其次，亲职教育服务的内容大多是授课式的知识教育，较少采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开展家长教育 服务。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开发并实施提升农村家长亲职效能感的线上小组服务，并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方法对服务成效进行科学评估。

三、 干预设计

本文采用干预研究方法，首先基于认知行为疗法开发亲职效能感提升的服务方案，并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方法（Bandomized Controlled Trail，RCT）测试干预服务方案及其实施效果。RCT是从目标人群中选出合适的研究对象，通过随机化分组并对不同组实施不同的干预，比较试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在干预效果上的差异。由于采用随机分配的干预措施可以降低干扰因素的影响，相较于观察性研究或者单一实验设计而言，RCT能更有效地证明干预方案和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干预方案设计依据

1.理论依据

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简称CBT)关注个体的认知活动，特别是信念系统和思维对个体行为和情绪问题的影响，并以目标导向与系统化的程序重建认知，解决个体的情绪与行为问题。认知行为疗法通过改变服务对象的不合理认知来改变个体行为，在认知矫正与行为矫正之间建立一种良性循环。该理论认为，服务对象是具有理性和能动性的个体，想要改变个体意识之外的信念，就必须将个体行动重新带入思考范围中，帮助修正个人的错误观念，并引导个体觉察非理性的认知和情绪与行为问题之间的联系。

CBT主要有三种治疗模式，分别是认知重组疗法(cognitive restructuring therapies)、应对技巧疗法(coping-skills therapies)和问题解决疗法(problem-solving therapies)。CBT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在许多心理和行为问题的治疗中被证明卓有成效，如抑郁症、焦虑症、创伤应激障碍、儿童行为问题等。CBT也被应用于家长教育实践中，已有研究显示，家长可通过认知重塑，找出自己在教养子女方面 的情绪困扰与固有思维模式的关系，逐步运用不同的认知行为介入技术，转变非理性信念，改变其在教养任务中的特定行为模式。因此，CBT能帮助家长建立正确的教养认知，并在育儿实践中运用正确的亲职技巧，建立起教养的信心，进而实现亲子关系的改善。

2.实证依据

在干预实施前，本文评估了农村家长的亲职效能感水平。结果显示，在教养认知方面，有50%的家长 表示“对孩子抱有内疚情绪，但不知如何改善关系”；66.67%的家长表示“有时候我觉得我什么也没做到”；半数家长表示“为人父母让我感到紧张和焦虑”。在教养态度方面，大多数家长表示“不善于主动对孩子表达爱”，只有35%的家长表示“我能适时地拥抱孩子并说出鼓励的话语”；大多数家长表示“会提供孩子学习和生活所需的各项物品”，45%的家长表示“我会主动询问学校老师关于孩子的近况”。在教养行为方面，半数农村家长表示“我不会大声指责孩子的过错”,有一部分家长表示“我会花很多时间、精力管教孩 子的行为”，约1/3的家长表示“我对自己教养子女的方式有信心”。在教养能力方面，半数家长不同意“自己在照顾孩子上已具备足够的知识”，66.67%的家长不同意“我具备好父母的所有特质”。综合来看，农村家长在教养认知、态度、行为以及对自身养育能力的主观评价等方面表现较为一般，普遍对教养子女信心不足。

3.项目理论及核心要素

在认知行为疗法理论的指导下，针对服务对象因不当教养观念所导致的亲职效能感低、亲子关系紧张等问题，本文在设计服务方案时，特别注重帮助服务对象识别并纠正不合理的认知，帮助他们建立对于亲职能力和养育行为的合理认知。项目理论描述了一系列旨在产生积极干预结果的活动因果关系链，呈现干预方案使服务对象发生改变的核心要素。图1描述了“K.A.G.E.爱伴成长”线上小组服务项目理论的核心要素。

从核心要素1开始，“K.A.G.E.爱伴成长”项目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培训服务团队，借助干预方案、干预手册、干预工具及材料使社会工作者具备相关技能。核心要素2聚焦于此次项目的实施，服务团队借助腾讯会议软件，远程开展满足服务对象需求的小组活动。同时为了促进项目的持续优化和调整，在单次活动结束后会安排每周一次的督导会议，每次持续1—2小时。此外，服务团队利用情绪卡、音乐库、积分代币制等工 具激发小组动力。与此同时，借助核心要素3中服务对象关键要素的改变与要素2干预实施的双向互动，家长能够通过与小组成员的互动觉察自身的非理性认知和教养行为的关系，尝试转变关于教养的非理性信念。核心要素4作为近端结果的效果，能够促进家长教养行为的改变，改善亲子关系。在此逻辑模型中，核心要素5作为远端结果，通过实现家长自我成长，拓展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提升亲职效能感。此外，在小组服务的过程中，来自家长和家庭的反馈、服务团队以及督导团队的反馈，都有助于干预方案的优化，并不断丰富本次干预项目的变化理论模型。

(二)干预方案制定

1.干预目标

(1)通过对服务对象开展正面管教的知识教育，增加服务对象对亲职知识的了解。

(2)转变服务对象对育儿的非理性信念，促进服务对象对育儿的正确认识，从而改善亲子关系，提升家长的亲职效能感。

(3)提高服务对象的自我了解和社会支持，帮助服务对象实现自我成长，增强家庭的功能，见图2。

2.干预方案设计

将满足资格条件的小组成员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不进行任何干预，对实验组进行干预。干预方案设计了总共8节次的小组活动，每周1次，每次100分钟，共计8周。小组活动前10分钟进行暖场活动，随后就主题展开讨论(见表1)。在规定的小组活动之外，不进行其他干预。

干预方案的设计参考香港教育局开发的《亲职学习多面体(家长教育手册)》(简称手册),在对农村家 长需求开展评估的基础上对手册进行改编，其中，参考手册中的亲职之道、语言沟通、管教之道三次活动 内容分别设计了“亲职之镜(亲职之道)”“情境侦探(亲子沟通)”小组活动，并补充了手册未涉及的家长情绪管理方面的内容，该部分在“他山之玉”活动中。此外，结合需求评估中服务对象普遍对自身教养能力缺乏信心的情况，设计了“我很优秀”“家之动力”两个活动主题。最后，结合小组工作在初始阶段破冰和告别阶段回顾总结、处理情绪的安排，设计了“同行有你”“学海无涯”“颁奖典礼”三次主题活动。对此，本文设计并开发了亲职小组干预方案以及各阶段相应的工作手册、PPT文件、交互式微信社群指导语等小组活动所需的材料。

3.干预活动的时间和地点

综合考虑服务对象的时间后，小组活动定于每周日晚上7点开始。“K.A.G.E.爱伴成长”线上亲职小组 服务为期2个月，第一组服务于2021年7—8月开展，第二组服务于2021年10—11月开展，每次活动控制在100分钟。活动小组服务全程、督导会议及评估均借助“腾讯会议”APP开展，工作者通过线上签到、屏幕共享、云录制、视频纪录片、微信群等形式辅助干预服务的开展。

4.干预服务的实施者

干预的实施者为4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接受过较为系统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具备较为扎实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技能，具备认知行为疗法的相关技能。为保证服务的专业性，本文也邀请了专业教师和资深一线社会工作者担任实务督导。其中，实务督导接受过认知行为疗法的培训和认证，具备较强的专业资质，对本次干预服务的开发和实施进行全程督导。

5.伦理问题

本文严格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参与、保密以及无伤害原则。尽管考虑到干预研究的保真度要求社工应避免告知家长此次干预的目的，以免家长出于对专家学者的尊重，对研究产生期望，从而无法控制安慰剂效应；但线上服务对象的招募又要求社工详细介绍此次干预活动的内容，从而获得来自服务对象的信任和认可。因此，在招募和筛选研究对象时，工作者详细介绍了研究相关事宜，告知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参与研究，并且能在中途随时自愿退出。本文严格遵循保密原则，对研究过程中收集的相关资料 (音频、视频、文本资料以及问卷数据)做匿名处理且仅用于研究分析，在后期分享和推广干预成果时也会严格执行披露程序，以获得服务对象的同意和授权为前提。此外，告知他们研究主要聚焦于教养子女的知识和技能，帮助提升亲职效能感，改善亲子关系，研究对象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本文通过随机分组的方式生成实验组和控制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临床偏倚，增加实验可靠性。然而有些家长主动要求接受干预服务，如果被随机分配到对照组，按照实验要求无法给予其干预，这有违服务对象的意愿，与社工的伦理要求不符。这意味着服务对象接受干预的可能性是由计算机随机分配的， 而非服务对象的需要。因此，为了满足实验需要，本文一方面尊重服务对象主观意愿和服务对象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为被试者提供关于随机和盲法(blind)的信息，同时告知对照组在实验结束后有权根据个人意愿选择接受同等水平的干预服务。

四、 线上亲职小组干预方案实施

(一)成员招募与筛选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湖北省黄冈市乘马岗镇一所乡村寄宿制小学(Y校)的学生家长，主要通过海报宣传和校方推荐两种方式招募，招募标准如下：(1)Y校学生家长；(2)户籍或经常居住地在农村；(3)小学及以上文化水平，有良好的认知能力；(4)遵守知情同意原则，自愿参与本研究。经过筛选，本文共招募60 名符合标准的农村家长，最终51位小组成员被纳入研究范围，随机分配干预组(N="25)和对照组(N=26)。其中，干预组平均年龄为36.12岁，男女比例为3:22；对照组平均年龄为36.36岁，均为女性家长。在本文中，两组农村家长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家庭结构等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研究对象的总体特征为对自身亲职能力缺乏信心但关爱子女、提升亲职能力动机较强的农村家长。

(二)干预过程

1.第一阶段：第1—2次小组活动——建立关系

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关系。在第一节活动中，工作者通过热身游戏、播放音乐营造放松的小组氛围，协助组员建立分享互助的友好关系；随后工作者示范进行自我介绍，采用“三句半”形式增添环节趣味性，并鼓励组员主动介绍自己，引导组员主动探索自我，分享家长们在教养环境中正向或者负向的经验和感受，并给予必要的支持。随后，工作者邀请组员制订小组规则。在第二节活动中，工作者分享了“优势视角”理论，倡导组员关注自我的内在力量及优势资源，并在小组中使用优势转盘道具，邀请组员分享自己在育儿过程中最擅长的事情，引导组员发现自己的独特之处，通过优势挖掘将“优势视角”这一理念传达至组员，帮助改变组员过去“我不行、做不到”的非理性信念和消极心理暗示，打破自我设限，提升对亲职教育的信心。

2.第二阶段：第3—4次小组活动——认知重组

第二阶段主要聚焦觉察非理性信念和情绪、行为的关联，重建对教养的理性认知。在第3次小组“他山之玉”活动中，工作者首先分享了“萨提亚自我环理论”，带领组员开展自我环测评，并分享了不同种类的情绪脸谱，邀请组员现身说法，分析他们育儿焦虑或信心不足的诱因，并分享在过去的家庭事件中消极信念带来的结果和相应的处理方案，同时带领组员围绕非理性信念展开讨论，引导组员建立正向、积极的教养信念，提升学习和改变的信心。在小组活动的开头与结尾设置课前回顾与课后巩固环节，强化组员对所学知识技巧的掌握程度。此外，工作者会设置家庭互动作业，鼓励组员完成课后练习，巩固小组活动中所习得的亲职知识与技巧，促进家长的自我思考。在第二节“亲职之镜”活动中，组员完成“亲子自画像”环节练习，并分享对自我的评价和认知，工作者引导组员了解并觉察自己的非理性信念如何影响教养的情绪和行为。最后，工作者鼓励组员完成“爸爸妈妈是不是无所不能?”的讨论练习，进一步帮助组员了解父母在孩子心中的形象，以及孩子对父母这一亲职角色的理性认识。

3.第三阶段：第5—6次小组活动——技巧学习

第三阶段主要聚焦应对因管教所引发的情绪困扰和行为问题的技巧，工作者和组员一起探索科学的亲职技巧和方法。在活动中，工作者分享“暴力沟通”的三种类型及“非暴力沟通”的两种语言；随后，工作者设置情景模拟环节，还原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亲子冲突，创设组员的最佳体验情境，邀请组员分享“如何与孩子有效沟通”,借助言语鼓励和劝说持续强化他们改变的信念，引导组员将对教养子女的信心内化为即时的教养技能和行为，意识到父母对孩子的言传身教的重要作用，建立正确的教养认知。在活动最后，工作者合理运用小组奖惩机制，公布小组积分榜，及时肯定小组中期各位组员的积极表现，并为组员介绍“家庭会议”这一工具，帮助组员在课后练习“非暴力沟通”中长颈鹿式语言的运用。此外，工作者借助正面管教的“情绪脸谱卡”道具，和组员一起学习情感认知。在这个环节，组员互相扮演家长和子女，分别应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通过扮演孩子的家长所指出的情绪脸谱，组员可以了解自身行为给孩子留下的影响。组员通过活动学习暂时退场、深呼吸等控制和管理情绪方法。

4.第四阶段：第7—8次小组活动——成果运用

第四阶段重点在于帮助家长将平衡且正向的信念运用于日常教养实践中。在第7次“学海无涯”活动中，工作者将前六次小组活动的知识技能制作成“学习披萨”，整合干预效果，邀请家长分享自我改变的经历，促进反馈强化，例如向组员提问，“小组活动结束后，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您打算采取哪些步骤完成?”在第8次“颁奖典礼”活动中，工作者制作了“K.A.G.E.爱伴成长”亲职小组纪录片，以视频的形式记录了两个月以来组员的变化历程。随后，工作者为每一位组员颁发了毕业证书，组员们轮流分享自己在小组的成长和改变。随后，工作者邀请组员互送祝福，在温暖友好的氛围中，小组活动顺利结束。

五、 干预效果评估

本文采用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相结合的方法评估干预效果。过程评估主要包括出勤率、每次小组 活动组员的反馈和工作者的工作记录；结果评估包括干预结束后的焦点小组访谈和采用亲职胜任感量表(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scale，简称PSOC)对干预前(T1)、干预后(T2)、干预后三个月 (T3) 的亲职效能感水平进行评估。该量表由Gibaud-Wallston和Wandersman开发， Johnston和Mash改编而成，包含工具维度的效能感和情感维度的满意度两部分内容。本文采用工具维度的效能感量表测量研究对象的亲职效 能感水平，该子量表共有8道题目，采用1—5等级计分。中文版PSOC已在中国家长人群中验证，显示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在本文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812。

( 一)过程评估

1.活动情况

在小组活动过程中，观察者将每一节活动的参与情况、小组氛围、互动情况等方面做好记录，笔者也注意回访、听取小组成员的意见，根据组员意见进行调整。在全部8节小组活动中，第1组有7位家长全勤，8次活动出勤率分别为77%、92%、100%、92%、83%、92%、83%和100%；第2组有6位家长全勤，8次活动出勤率分别为86%、100%、100%、100%、77%、92%、85%和92%。本文将参与小组活动5次及以上的组员纳入分析，以保证干预服务的效果。

2.对活动的评估

就小组活动的效果而言，家长们表示通过小组学习到的关于教养子女的理论和知识转变提升了他们对亲职角色的认知，增强了他们对家长这一亲职角色的信心。同时，通过小组成员之间的同辈学习，让他们收获了来自组员的支持与鼓励，拓展了社会支持网络；此外，在小组活动之外，服务对象也表示能够将在小组内学习到的知识运用于育儿实践之中，并在潜移默化中改善亲子关系，实现家庭成员共同改变，增强了家庭功能。在小组结束后的回访中，工作者询问服务对象：“以5分为满分，分别给活动前和活动后的自己打分，您会给自己打几分呢?”[C1-178]其中一位家长表示：“觉得自己以前是2分，现在能到5分吧。”[A4-156]工作者继续追问：“是什么促使您活动后的分数变成5分而不是4分呢?”[C1-179]。这位家长回答：“原因呢，就是随着孩子长大，做家长的也得跟得上，通过参加这个小组，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有了进步，我对自己很满意。”[A4-157]

在服务满意度方面，如图4所示，组员对于服务满意度评分随着活动的开展而上升，显示组员对本次“K.A.G.E爱伴成长”亲职小组服务满意度较高。

(二)结果评估

1.干预组组内成员比较

使用配对样本t检验对干预组在T1、T2、T3三个时点的亲职效能感水平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进行分析(见表2、图5、图6)。检验结果显示，干预前后小组成员的效能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见表2、图5)，t值为1.914，df=24，p<0.1，效应量d=0.02。三个月后测量数据存在显著差异(见表2、图6)，t值为1.833，df=24，p<0.1，效应量d=0.24。

由图5可知，在参加完为期两个月的小组活动后，大部分干预组组员的效能感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上升最大幅度为1.5，最小为-0.375。值得关注的是组员A1的亲职效能感水平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负增长，可能的原因在于线上干预自身的缺陷，在服务开展的过程中无法控制干扰性因素，尤其是在服务对象注意力不集中时，工作者可能无法予以及时提醒，进而影响服务的效果。

2.干预组与对照组亲职效能感水平比较

本研究采用独立t样本检验干预组和对照组的亲职效能感水平在干预前(T1)、干预后(T2)及干预后三个月(T3)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见表3)，干预组和对照组在三个时点的亲职效能感指标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尽管本文采用随机对照试验的方法，线上干预无法排除实验同期社会环境中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例如通过焦点访谈工作者了解到，在开展干预服务的同时，Y校同期还开展了面向家长的家庭教育讲座，这些因素可能会对干预组和对照组的亲职效能感水平产生一定的干扰；第二，线上干预也无法控制线下的干扰因素，尤其是在研究中，干预组和对照组成员均为同一所学校的家长，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模仿也可能会使干预的效应溢出，使得两组组员在亲职效能感水平上有所提高。

干预后三个月(T3)，两组的亲职效能感水平呈现出差异化趋势，其中对照组仍保持上升态势，干预组 的亲职效能感在后测(T2)之后开始下降。由于所有的干预服务在追踪阶段已经结束，干预组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行为倒退，参考以往的干预研究，这可能与研究干预服务的时间较短有关；第二，亲职效能感作为一种个体的主观评价，干预组通过接受干预服务学习和掌握的亲职知识和技巧越多，所感知的亲职挑战也越大；加之干预服务在暑期开展，期间家长和孩子互动较为频繁，这可能会对家长的亲职效能感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3.焦点小组访谈

农村家长亲职效能感水平的提升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亲职意识变化

对亲职认知的提升贯穿小组服务全过程，活动围绕对自我角色的认知和对自我优势的探索两个方面展 开。在第二阶段“亲子自画像”环节，工作者引导组员以优势视角看待自我，接纳自己作为不完美却是孩子眼中不可替代的父母这一现实。在第一阶段的“优势大转盘”环节，家长积极分享各自技能。

我以后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他其实有很多优点，我以后也要努力成为和善而坚定的父母。[A3-076]

我自己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爸爸，但是通过这个活动，觉得我对自己的孩子还是蛮有那个(力量)的。[A8-087]

为人父母是一个成长学习的过程，当家长转变非理性的教养信念，不再为养育行为感到焦虑和担忧，从“我不能”转向“我可以”，组员对自身的亲职能力和教养子女的信心也得到了提升。

(2)教养观念转变

教养态度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关注子女心理发展、尊重子女个人想法、主动表达情感需求三方面。组员对子女的关心不再局限于生活和学习领域，而是开始关注子女的情绪发展和心理健康，有意识地使用非暴力语言和孩子沟通。

我感觉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和孩子在主动交流，他在电话里有时候觉得我很奇怪，今天爸 爸怎么这么有耐心?之前可能我生气了，脸色变了会凶他，小孩就害怕，但现在我会控制住自己。[A8-141]

其实我好像一直在要求他当一个乖孩子，总是让他干这干那，现在想想小孩又不是机器，怎么可能完全按照我们想的来呢?反而是应该像A3妈妈一样，多听听他的想法才对。[A4-103]

在工作者的鼓励之下，组员开始转变过去含蓄式表达，向孩子主动表达“宝贝，我爱你”,让孩子直接且确定地感受来自父母的关爱和呵护。

参加了这个小组，让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他每天要抱一抱我，他会问妈妈你爱不爱我，我说，爱你呀，这个转变让我特别高兴。[A7-156]

(3)教养行为改善

组员的教养行为改善主要体现在情绪管理和正面管教两方面。在第二阶段“乐观有妙招”环节，组员分享了自己在情绪不佳时的排解方法：通过暂时离场、静心读书等方式让自己摆脱“被情绪绑架”的状态，冷静应对亲子冲突。在第三阶段“剧本重演”环节，组员意识到冷暴力特别是言语暴力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是隐秘而严重的，因而学会采用非暴力式沟通语言与子女交流，并且愿意在管教子女方面花费时间和精力。

我在培养孩子养成自己读书的习惯，每天晚上和孩子听那个凯叔讲故事(听书软件)，陪着她一起学习。[A2-178]

我家小孩看到我每周上课，他也特别好奇，还要求我每周以身作则不许迟到，通过这个课我 好像也在给小孩作出了榜样，我现在也会注意自己的一些行为吧，尽量不要给小孩造成不好的影响。[A5-145]

(4)教养技能提高

组员教养技能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对教养行为的科学性判断以及自我主动学习两方面。在第四阶段“学习披萨”环节，组员通过小组学习掌握了一定的正面管教知识和技能；此外，也有家长表示会持续学习，通过参加亲职小组或者家庭教育讲座、阅读教育书籍等方式实现自我成长。

有时候我闲下来，看看你们提供的资料，我觉得这些资料做得非常用心，真的是要去吃透它，每一个观点都是一种方式，教会我怎么样去跟孩子更好地交流沟通。[A7-145]

六、 结论与研究展望

(一)结论

本文在需求评估的基础上，根据实证调查结果与理论来进行干预方案的设计、实施，并通过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来判断线上亲职小组的干预成效。结果表明：第一，农村家长普遍对管教子女信心不足，亲职效能感水平较低；第二，农村家长对正面管教的育儿理念和知识了解较为有限，缺乏系统性的学习机会；第三，“K.A.G.E.爱伴成长”的干预效果表明，社工通过对农村家长开展正面管教的知识教育，增加服务对象对亲职知识的了解，转变服务对象的非理性育儿信念，重建服务对象对科学育儿的认知体系，提升家长 的亲职效能感；第四，“K.A.G.E.爱伴成长”线上小组干预方案作为一种成本效益较佳、较符合农村家长实际需求的社会工作服务方式，对提升农村家长的亲职效能感、改善亲子关系具有较为积极的意义，具备一定的推广价值。

本文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样本的代表性不足。本文的样本量较小且分布较为局限，所纳入的人群均来自同一学校，且大多为女性家长，限制了研究结果对其他地区农村家长的适用性和可推广性。因此，研究结论的推广还需要在更广泛的学校和农村家长人群中加以验证。第二，本文采用非双盲设计，在干预方案和效果的因果推断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尤其是无法规避安慰剂效应和因观察者的偏好或期待而造成的偏差。同时，由于小组实行代币制奖励机制，因此无法排除人情和物质激励因素对于干预效果的影响。第三，干预人员的专业性仍需进一步提升。在本研究中，尽管实务督导具备认知行为疗法的专业资质，但实施干预者只接受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培训，未来的干预需尽可能由具备认知行为治疗专业资质认证的人 员实施服务；最后，干预的持续性效果有待于进一步检验。由于线上服务干预周期较短，追踪评估的周期也较短，未来还需继续完善干预服务方案，通过更长的干预时间来评估干预效果的持续性。

(二)研究展望

当前我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数字化转型，对于作为实践科学的社会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具体来说，未来的干预研究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向：

1.结合线上服务和农村家长的特点完善干预方案

相比传统的线下小组服务，线上干预依然存在挑战。第一，需求评估可能不够精准。本文在干预前通过电话或微信语音的方式对服务对象进行需求评估，在评估过程中无法实时获取服务对象的表情、动作等非语言信息，可能会导致对问题的认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未来的干预研究可考虑通过视频方式开展，并且提前对工作者开展线上访谈技巧的培训；第二，服务的参与度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尽管工作者多次强调全程开启摄像头以保持参与，但在服务开展过程中依然有部分组员关闭摄像头甚至离场，出现了短暂冷场(服务对象不应答)、服务时间拉长(等待服务对象上线)等问题。同时，在腾讯会议室里共享演示文稿时，曾出现卡顿、组员视频与音频同开导致中断掉线等情况，工作者通过将演示文稿以PDF格式播放、关闭视频以保证音频流畅等措施解决此类技术性问题。第三，干预方案需结合线上服务以及服务对象的特点进行设计。以暖场活动为例，由于“大风吹”等常见的游戏无法在破冰环节使用，因此可结合服务对象普遍感兴趣的话题引导组员分享讨论，并结合网络平台上的热门歌曲作为背景音乐营造氛围，帮助组员更好地适应并融入小组活动中。

2.扩大研究样本范围

由于研究对象均为同一所学校的家长，为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未来的干预研究可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在不同区域招募更多的服务对象参与干预服务。此外，可适当招募男性家长，将父职与母职效能水平的差异性进行比较，以验证该干预方案是否适用于提升不同性别、不同区域家长的亲职效能感水平。

3.完善评估机制

本文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评估干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干预组在前后测以及干预后三个月亲职效能感水平有显著的变化，但干预组和对照组的亲职效能感水平在后测和干预后三个月并没有显著差异。借助小组成员在小组内的表现和成长变化、活动结束后的满意度评估、质性访谈等定性数据，本研究力图使关于线上亲职小组干预效果的结论更为准确、全面。此外，工作者既是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服务的评估者，不同角色的交叉可能会影响小组成效的客观性。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完善对小组效果的评价，建立独立于干预项目以外的评估机制，增强干预证据的科学性。

4.持续推广干预项目

本文是一项“互联网+社会工作”介入家庭教育的探索性干预研究，尝试为家庭教育领域的社会工作实践提供方案设计和研究参考。本文通过开展线上小组社会工作服务，证实“互联网+社会工作”服务介入农村家长的亲职效能感提升方面具有较为积极的效果。因此，基于本文发展的干预项目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可以应用于指导更广泛的家庭教育实践。此外，未来的研究还需基于证据为本的实践逻辑，综合运用多元化社会工作方法开展面向农村家长的亲职教育服务，积累“互联网+社会工作”在家庭教育领域的实践证据，发展出符合我国家庭教育情况的、实际且行之有效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为农村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营造友好的家庭和社区环境。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建设》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