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探析*

杨发祥 闵慧

来源：《福建论坛》2011年第1期

摘要：农村社会工作是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其理论、实务和方法均发展不足。开展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和研究现状的系统梳理，着重从理论、方法与实务等方面探讨进一步推进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策略，对于构建我国社会工作体系，推进农村社会管理与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策略

近年来，随着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引入和中国城市社会工作的拓展，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探索和学理研究两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与城市社会工作相比，农村社会工作的覆盖领域和专业程度均相对滞后，难以满足广大服务对象的社会需求。本文试图在梳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及农村社会工作研究基本状况的基础上，探析当代中国农村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进路，为农村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提供策略思考。

一、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缘起与实践

（一）农村社会工作的缘起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开创的乡村建设运动，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探索。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兴起，主要缘于农村社会的现实需求、农村社会建设的政治要求与政策支持，以及城市社会工作的经验启示等。

首先，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是化解当代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现实需求和重要途径。从西方社会工作的历史来看，社会工作直接源于对贫困问题的积极应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飞跃式提高和实质性改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革、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和“八七”扶贫攻坚战略的实施，已使我国农村的贫困状况大为改善，但农村贫困问题依然相当严峻。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 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存量为4320 万人，其中绝对贫困人口1479 万，低收入人口2841 万。如果考虑物价和通货膨胀等因素，将贫困线提高至年收入约1300 元，那么全国的贫困人口将由目前的4000 万增至8000 多万。按农村贫困标准1196元算，2008年末农村贫困人口尚有4007万人。目前，我国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丧失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和社会保障对象；另一部分人是生活在生产生活条件非常恶劣、资源条件非常贫乏的地方。此外，农村外出务工群体庞大，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现象普遍，这类人口的脱贫及保障问题也急需受到重视和完善。

其次，农村社会工作的介入和有效运转，能为解决我国农村在市场经济主导下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提供良好的办法，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与有序发展，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从完善政府农村工作方法的角度看，社会工作的引进和推广是传统农村工作方法的有力补充。长期以来，党在群众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独特优势。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必须进一步探索群众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不断提高群众工作水平。社会工作是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科学助人职业，在群众工作中引入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大量吸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进入农村社会服务领域，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对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至关重要。现有的经验告诉我们，农村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工作，无论是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还是承接各类单位剥离的社会职能，都离不开发达的社会工作和高素质的社会工作人才。[1]推进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完善农村社会政策，改善农村社会服务，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中国城市社会工作已积累了不少本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农村社会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我国社会工作体系的构建迫切需要农村社会工作的兴起。中国农村社会工作，不仅是与城市社会工作相对应的一个学术领域，而且是中国社会工作的重要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主体。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激活了我国整个社会工作体系。[2]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在农村，他们始终是社会工作服务的重点对象和领域，加快发展农村社会工作是实现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的关键。总之，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解决乡村治理的难题、提升基层政府官员公共服务的能力，而且可以促进社会工作理论的创新以及加快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等。[3]

（二）当代农村社会工作实践

农村社会工作是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产物。国内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尝试期，即由知识分子发起、设计并亲身实践的乡村建设运动，为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提供精神资源和经验启示；第二阶段为20世纪中期，是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空白期；第三阶段为20世纪中后期至今，是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恢复期及新的探索发展期。[4]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主体主要有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和高校教育机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和由政府主导的农村工作，被学者称为“类农村社会工作”。[5]本世纪初，一批高校的专业社工师生在中西部农村贫困区，运用社会工作理念与技巧，开展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扶贫与农村社会建设工作，逐步形成了云南绿寨经验、湖南湘西探索和江西万载模式等三种实践模式。

2001年，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与云南大学农村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在云南省师宗县绿寨村进行社会工作实务探索，旨在支持当地的农民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独立自主地实施各种生计、文化和性别项目，以改善当地农民的生存状况，提升他们的能力和自信心。首先，通过口述历史的方法，教会村民、协助村民进行口述历史的访谈，借此接触村民，了解村里的情况。其次，组织发动村民自己讨论评估当前农村面临的问题，尊重农民的选择，增强农民的自信心。再次，发动村民开展传统手工艺的生产和销售，并组建社区公共基金，培养村民们的合作精神、理财能力和管理能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避免发展过程中妇女的边缘化，绿寨社会工作人员尤其注重性别敏感，强调农村妇女参与和增能。他们举办妇女夜校，成立“飞利浦·绿寨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让当地妇女村民参与管理教育基金会资助对象的选择、资金发放和管理等。这些活动调动起村民参与村落建设的积极性，增强了村民的信心和能力，改善了村里的性别权力关系，促进了性别平等，推动了文化身份认同和自信心建设。

2003年，湖南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系师生深入湘西自治州苗寨，设立了3个农村社会工作实习基地，进行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探索。他们在整合资源、提供直接服务的同时，侧重从恢复农村文化、提升农民自信心入手，紧紧围绕民族团结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主题，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先后发动村民在村寨成立苗歌队、苗鼓队、修建村寨社区活动中心等，丰富了当地的农村生活，改善了农民的精神面貌，促进了村落社区的健康发展。

2007年，江西省万载县作为欠发达农业县被列入首批全国民政系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地区。江西省民政厅同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和江西财经大学等3所江西高校签订了共赢合作协议，在万载创立社会工作实践基地。政府制订了社工人才队伍发展模式，搭建组��网络，开发社工岗位，创建与高校的联动机制和社工、从工、义工联动机制，制定了规范社工职业操守和职业技能标准的方案。高校社工则依托此平台充分实践专业社会工作技巧。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摸索，逐步创立了“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主导推动、部门密切配合、整合现有资源、社工义工联动、公众广泛参与、广大群众受益”的“万载模式”。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探索创新了新农村建设的思路，并成为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相比较城市社会工作而言起步要晚，但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速度、发展水平和所彰显的功能，已逐步引起政府的关注与研究者的兴趣，这正是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魅力所在。

二、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学理诠释与分析视角

（一）农村社会工作的学理诠释

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为其理论研究提供了鲜活素材和专业指向，国内外学者也在努力界定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基本内涵。目前，对农村社会工作的解释包括两种：一种是能力为本，强调通过个人和社区能力的增强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实现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目标；另一种是问题为本，强调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增进农民的福利。[6]可见，农村社区与民众是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对象。对农村社会工作而言，“以人为本”、“关爱与互助合作”、“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是四个核心价值。[7]然而，学界对农村社会工作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理解不一。

其一，在考察西方农村社会工作历史的基础上，侧重从工作目标与方向上来界定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基本内涵。在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离开家庭和乡村社会的支持产生了许多困扰，需要社会支持和照顾，农村社会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具有服务为本、教育为本和组织为本等三个明显的特点。农村社会服务和远程教育是西方农村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与城市社会工作没有明显的差别。主流的专业社会工作已经变成城市社会工作的代名词。农村社会工作不仅研究文献较为缺乏，也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8]而在我国，由于农村与城市长期处于“二元”分割的状态，农村社会工作的内容相对繁杂，任务也相对繁重，不能直接取经验于城市社会工作。国家与农村社会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乡村贫困，农民自信心低落和国家合法性危机等，是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工作面临的核心问题。[9]因此，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直接服务于农村、农业和农民，是为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增进农民福利而进行的社会工作，包括制定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进行社会救济，建立社会保障，兴办公共福利，普及文化教育，处理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社会管理，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推动农村社会的发展。

其二，在理解农村社区和农村社会工作理论的基础上，侧重从社会工作的方法与技巧上探讨农村社会工作的核心内涵。农村社会工作过程中所运用到的方法与技巧包括分析技巧、关系建立技巧、组织技巧、农户工作法、农村小组工作、农村社区工作等[10]，农村社会工作既关注政策倡导，社区动员与参与、潜能等，也重视与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除了社区层面的介入，同样看重对社区居民的直接服务，特别是从家庭、小组和个人层面对农民提供‘面对面’的支持和帮助。[11]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开展农村和农民的需求调查，参与民间组织对农民的培训和扶贫式开发行动，介入灾害等社会救助，联系政府与农民，降低对立与冲突等。[12]嵌入、建构与赋能，是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理念与方法论基础。

其三，在分析农村社会工作教育内涵的基础上，侧重从农村社会工作者知识和能力结构上来界定农村社会工作的基础内涵。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很强，对农村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化要求也较高。各院校教师在进行理论学习与研究的同时，要更多地直接参加农村社会工作实务工作研究，积累实务经验，开发出可操作的本土化教材，实现我国社会工作教育与农村实际的有机整合。[13]社会工作课程与实习的开发、设计和研究，应下沉到缺少社会工作服务和社会工作者的农村，这对于构建和谐农村具有重大的前沿性学术价值。[14]

总之，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应根据中国农村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处境，特别是对农民“真实需求”的充分理解为前提，农村社会工作的本质是农村社会工作者、农民、农村的社会文化脉络共同建构的过程。[15]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具体定义可为：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实际社会工作者合作，以村庄为基础，持守社会公正、社会关怀和真诚信任的伦理情怀，以重建政府与农民的自信心、自尊和权利意识为根本宗旨，通过与村民的同行，广泛参与和增能，达到村民团结互助，减少社会冲突，维护农村社会稳定；通过对村民提供个人、家庭、小组等直接服务，改善他们的人际关系和沟通能力，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目标。[16]这一学理诠释涵盖了农村社会工作的主体、客体、目标、内容及方式方法，为学界较多采用。

（二）农村社会工作经验的分析视角

作为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活动和服务，农村社会工作需要超越一般的农村工作经验与方法，建构适切农村社会的基础理论与实务理论。农村社会工作进入我国学术视域为时不长，相关的理论研究较为薄弱，用于分析本土经验的视角也不多见。目前，在农村社会工作经验总结或模式归纳中，主要应用到的分析视角有优势视角、比较分析视角和文化分析视角等。

1.优势视角

社会工作领域一个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变化就是优势视角的兴起。这一模式的兴起彻底改变了社会工作者对案主系统的看法及其适用的基本助人原则[17]，它反对将服务对象问题化，认为问题的标签对服务对象“具有蚕食效应”。优势视角以赋权、成员资格、治疗、整全和悬置怀疑为核心，提出了不同于缺陷模式的基本实践原则：每个人、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创伤、疾病和抗争具有伤害性，但亦是挑战和机遇；要与案主合作从而更好地服务案主；所有的环境都充满资源；强调关怀、照顾和脉络[18]，体现的是一种积极的正面思维。农村社会工作者应该从社区和村民现有的资产和能力出发，而非从社区及村民缺少什么、出现了什么问题、社区的需要是什么入手。[19]张和清等基于云南省绿寨村“城乡合作”项目的实践，在对“缺乏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认为优势视角的农村社会工作是当下中国社会工作介入模式的范式转向。它既突破了传统“问题为本”的扶贫模式，也超越了“缺乏视角”和“工作者为本”的介入模式，立足于透彻的社会分析和农村自身的优势，整合地思考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20]

2.比较分析视角

外来的专业社会工作要嵌入到乡村场域，有一个本土化的适应和创新过程。因此，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经验与模式的总结和提炼，自然会涉及到专业社会工作与传统农村工作方式的比较。在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郭伟和对农村社会工作制度性条件的反思。他通过体制内演进与体制外发育的冲突比较，在分析大学生村官计划和国际援助社区发展项目两个案例后提出，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制度性条件和方式，必须处理必要的制度性撞击和互相调适，这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现行乡村组织管理体系和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之间还存在不可共约性差异，要想建立二者之间的契合性关系，需要慢慢地对话与碰撞，双方互相改变各自的假设、理念，逐步达成基本共识。[21]在专业社会工作与传统行政性社会工作的比较方面，萧洪恩等认为，民政社会工作在目的和目标上与专业社会工作较为一致，但在具体工作手法、理念上存在差异。在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的社会工作仍以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推行为主。民政社会工作具有“双重”利他、信任关系、乡土知识和资源优势，是专业社会工作所无法替代的。[22]

3.文化分析视角

社会工作专业极为看重文化敏感度，防止社会工作者将自己的文化价值和行为观念强套于案主或服务对象身上，形成文化侵略或压迫。文化分析视角认为，西方社会工作所掌握到的深信不疑的逻辑及价值观，是否适应于中国乡村本土，是否忽略了农村的特点和差异？古学斌等人在绿寨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反思农村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村落文化的矛盾，认为每个村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如果专业社会工作者只是拥抱一些抽象的专业价值理念，而无视当地的历史文化脉络以及权力关系，其工作不过是一种盲动，只会对当地的社区制造更多的矛盾，而无助于社区的能力建设。[23]可见，社会工作要在中国乡村扎根，不仅需要细致理解村落文化的内涵和运作，敏感察觉地方性村落文化的重要性，更需要自我反思专业知识的盲点和陷阱，以真正理解村民的行为规范基础。

三、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未来发展的策略思考

梳理和反思农村社会工作的理论、实务和方法，会发现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当然，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尚需要从理论追求、方法整合、实务拓展等三方面作进一步的策略思考。

1.理论追求

理论是实践的指引。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亟需相应理论的指导。就目前的现实来看，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理论发展主要依赖于外部知识的进展，理论外借是我国农村社会工作乃至整个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外借的理论常常会碰到本土适应性的问题。如何形塑适合于中国发展实际的农村社会工作理论？笔者以为，需要一定的理论整合和实践模式总结。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决定了将会产生大量零散的、片段的具有应用价值的非正式理论，我们需要通过对本土经验的提炼与传统思想资源的发掘，来将这些实践意义上的非正式理论上升到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架构，这是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理论的大体趋势。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无法脱离其特定的思想或理论脉络，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即是那些深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之下的思想模式，它是中国社会工作的构成性因素。[24]

2.方法整合

中国农村社会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必然要求中国农村社会工作以一种整合的理论或方法应对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个案、小组、社区等三大经典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在化解农村社会的具体问题时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正如张和清所指出，在围绕具体工作目标时，工作者要有足够的敏感和方法整合的意识，即当意识到应该从社区层面介入时，就动员社区、举办社区活动、开展社区教育等；当意识到应该从小组层面分享和交流时，就及时开小组会，推动小组动力形成，使组员在互动中成长起来；当意识到应该跟进个人、交流谈心时，就不失时机地开展个案工作。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传统行政性工作方法在一定场域中仍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由于行政力量的先天优势，农村社工行政与民政社会工作方法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一席之地。特别是在资源整合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单单社工可链接的社会资源非常有限，我国农村弱势群体的资源困境，很大部分还需要依靠传统行政框架来解决。

3.领域拓展

重建政府与农民信任关系和农民自信心、自尊和权利意识，是农村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和使命。但目前农村社会工作在农村地区还没有专门的机构，主要还是借助相关的政府农村基层组织、学院农村研究机构，以及关心乡村领域的其他民间组织等部门。[25]农村社会工作不应只局限于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许多城市问题与农村问题紧密相连，相互影响。从发展趋势看，当前的农村社会工作需要融入到整个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当中，才能使农村社会工作具备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为此，农村社会工作实务需要拓展新领域，聚焦新的农村社会问题。例如，随着大规模的乡城人口迁移与流动，农村留守群体问题日益凸显。留守老人的孤独夕阳、留守妇女的阡陌独舞和留守儿童的灰色童年，派生出大量新的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农村社会工作的介入。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需要通过政策牵引、政府扶持，在直接服务领域之外，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的倡导者角色，将服务领域向农村社会管理、社区发展等方向拓展，协调农村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以此激发农民自觉参与新农村建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