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社会工作实务的伦理困境与伦理抉择

             ——基于上海青少年社会工作实践的质性研究

沈黎

文章来源：《社会工作》2012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工作》第7期。

[摘要] 社会工作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人与文化互动过程所形成的多元可能，这种多元可能往往使实务工作者在提供专业服务过程中遭遇价值抉择的两难。本研究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以上海青少年社会工作者的实践为研究对象，着力探讨当下本土社会工作伦理实践中的困境及抉择。研究发现，本土社会工作常见的伦理困境包括：保密与否、案主自决、利益冲突、专业界限、公平分配、价值冲突、同事关系。而社工在进行伦理抉择时，遵循三大基本原则：案主生命优先原则，法律规定、机构规范优于个人价值，人际关系取向。此外，研究以“人在情境中”的概念为框架基础，提出个体因素(即社工个体对伦理抉择的影响)、问题因素(即伦理困境本身对伦理抉择的影响)、情境因素(即外部环境对伦理抉择的影响)这个三维分析架构来系统分析社会工作伦理抉择中的影响因素及其过程。最后，研究建议要建构本土的社会工作伦理体系，即建构本土导向的社会工作伦理原则、建立操作取向的社会工作伦理机制。

 [关键词] 社会工作实务  伦理困境  伦理抉择

 [作者简介] 沈黎，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副系主任，主要从事本土社会工作的实践与研究。

一、序言

　　社会工作是一项以利他主义为核心理念，以实现社会正义为己任的助人专业，因此社会工作建立在强烈的专业价值观之上，其本身亦是一个伦理实践的过程。从社会工作助人专业的特性来看，它是一门具有高度本土色彩的专业，与当地的文化、政治、经济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沈黎，2010)。从社会工作实践的本质而言，实残不仅要落实到日常生活中，而且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敏感性。

　　中国社会工作实践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脉络，这决定了一些社会工作伦理议题、伦理困境与西方有所不同。例如，中国的情理社会使案主与社工的专业关系更具弹性；差序格局和身份奴隶，使得中国的助人模式有独特结构；权威主义和家族制度，使得案主自决受到怀疑；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于政府的“维稳”目标，这转换了社会工作者的利益立场(王瑞鸿，2006；沈黎，2007；唐斌，2008)。中国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特殊性，决定了某些困境无法在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框架内得到解决，伦理抉择工具、抉择过程、抉择策略都面临再造与更新的状况，这需要我们结合本土的社会文化脉络提出新的见解和指导原则。

　　因此，社会工作者作为能动的伦理实践者，其伦理实践受到人与环境互动因素的影响，既有个体特质因素、亦有社会文化因素；只有针对社工伦理实践的反思，才能收集经验数据和事实深描，这对本土社工伦理建构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研究以上海青少年社会工作者的伦理实践为基础，试图对以上问题有所探究。

二、文献回顾

　　社会工作建立在专业价值观之上，其本身亦是一个伦理实践的过程。社会工作价值和伦理是其区别于其他助人专业的基础；同时，也在社会工作者的日常工作中得以反映，为专业实务提供方向与指导，并对服务对象、干预框架、实务策略及成效界定等具有关键作用(Farley，2008；顾东辉，2004)。国际社会工作学术界的研究焦点涉及两大核心议题——伦理困境(Ethical Dilemma)与伦理抉择(Ethical Decision Making)。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议题常常围绕着这些焦点展开：个体的权利和福利，公共福利、公平性问题和结构性压迫，权利、责任、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同时涉及这些类别间的冲突等。社工在日常实务工作中经常会部分或完全地遇到上述这些问题，于是社工就面临如何做出伦理抉择的议题。

　　社会工作的本土性决定了其实践必须满足于当下的社会文化脉络(潘淑满，2000；王思斌，2009)，但回顾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研究，伦理议题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罗肖泉，2003；沈黎，2009；皮湘林，2009)。因此，在当下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过程中，建构本土的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与伦理原则是当务之急。我国当前本土社会工作伦理的研究，则主要围绕两个焦点展开进行：

　　第一，中国本土思想对社会工作价值观的本土化研究。这类研究是目前社会工作伦理研究的热点，强调吸取中国传统思想、回应现实意识形态，进而对来自西方的社会工作价值观进行改造，使之适应中国土壤的生长(徐道稳，2002；刘华丽，2007；王珏，2008；何雪松，2009；陈良瑾，2009)。诸多学者在对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的探讨中，都涉及到本土社会工作价值和伦理的建构路径(王思斌，2001；徐永祥，2004；顾东辉，2007；李迎生，2008；张昱，2008；文军，2008；熊跃根，2009)。

　　第二，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实务发展中的伦理困境与伦理抉择。这类研究随着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逐渐增多，现有研究集中在青少年社会工作和医务社会工作领域的伦理困境的分析(罗肖泉，2007；刘斌志，2008)；亦有对于伦理抉择进行本土反思的研究(焦金波，2005；江娅，2007；杨竹，2007；沈黎，2008；曾群，2009)。

　　从本土社会工作伦理建构的视角而言，现有国内社工伦理研究亦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研究对象皆为理论本身，而非以社会工作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非客观性，使得现有研究成果难以回应当下社会工作实践的需要。第二，研究方法以哲学思辨式为主，缺乏经验实证性研究，使得研究结果难以指导社工的伦理实践。第三，研究视角为宏观哲学范式，强调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特征，忽略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的微观哲学范式。因此，在参照国际社会工作伦理建构的发展经验同时，要推动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仍需学术界对本土社会工作伦理进行系统研究。

　　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试图立足本土社会文化语境，从微观的理论范式出发，以社会工作实践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着力探讨当下社会工作者本土伦理实践中的伦理困境为何、伦理抉择方式，进而探讨建构本土社会工作伦理可能的出路。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视角与内容

　　本研究将社会工作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从青少年社工的视角出发，在本土社工实践社会文化因素的背景下，探讨当下本土社会工作伦理实践中的伦理困境和伦理抉择。主要内容包括：1.本土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即探究本土社工在实践助人历程中，实际经验的伦理困境与问题有哪些？他们是如何受到个人、专业、机构和社会等因素影响的？2.本土社会工作的伦理抉择，即研究本土社工遇到困境如何进行伦理抉择，涉及抉择工具、抉择过程等。

　　(二)研究方法的选取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探讨有关上海社会工作实践的伦理���境与伦理抉择。定性研究设计试图从当事人的视角来理解人类行为。本文运用深入访谈法，通过与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探讨其所经历过的伦理困境、所作出的伦理抉择等，分析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主题、类型及伦理抉择的工具、策略等。

表1：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伦理困境及伦理抉择研究

研究内容\\&本土社工伦理困境及伦理抉择\\&

研究方法\\&深度访谈\\&

研究对象\\&典型个案抽样，选取不同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社工，共7名\\&

研究工具\\&深度访谈大纲(自行设计)\\&

数据分析\\&研究者将所有数据资料编码、比较，以图找到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主题、类型与模式

　　(三)研究对象的选取

　　本研究以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为研究场域，挑选7名社工作为访谈对象。研究对象基本资料如下：

表2：受访者基本资料

序号\\&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专业\\&工作年限\\&

A1\\&女\\&30\\&本科\\&行政管理\\&7年\\&

A2\\&女\\&36\\&大专\\&法律\\&8年\\&

A3\\&女\\&28\\&本科\\&社会工作\\&8年\\&

A4\\&男\\&33\\&大专\\&中文\\&6年\\&

A5\\&女\\&26\\&大专\\&监狱管理\\&5年\\&

A6\\&男\\&23\\&大专\\&社会工作\\&2年\\&

A7\\&女\\&24\\&本科\\&社会工作\\&1年

　　(四)深入访谈法的运用

　　深入访谈是一种“重复的面对面的在研究者与访谈对象之间的接触，它的目的是要理解访谈对象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有关生活、经历或情境的种种观点”(Taylor&Bogdan，1984)。研究者于2011年6月至8月间，共访谈了7名社会工作者。每次访谈前与访谈对象取得联系，约定访谈时间、地点。访谈大多安排在访谈对象的工作点。深入访谈是参照事先设计的访谈大纲进行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请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工作年限、学历、专业等；2.在工作过程中遇到过什么伦理困境？这些困境属于哪类伦理议题(例如双重关系、案主自决、保密)？3.当时的第一反应和想法是什么？实际上是如何处理的？4.处理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例如是否会影响到专业关系、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等)5.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处理方式？6.在作出抉择时，会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例如个人、专业、机构、社会等)7.选择这样处理的伦理抉择工具是什么？处理的伦理排序是什么？

　　在对每位社工进行访谈时，研究者以访谈大纲为基础，灵活地采用多种提问方式和提问顺序，在倾听的过程中不断追问，具体化研究对象的回答。同时，做好访谈笔记，记录访谈过程中重要的语言和非语言信息。访谈结束后立即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

四、研究发现与讨论

　　(一)本土社会工作者的伦理困境

　　1.保密与否

　　保密原则意味着社会工作者在没有得到当事人在知情的情况下给予的许可，不会向任何人披露从他那里获得的资料。然而，要执行这一原则并非总是轻而易举。《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伦理守则》认为“当披露资料可以防止给当事人或其他可以确定的人造成严重的、可以预见的、近在咫尺的伤害时，社会工作者可以打破保密限制”，或者出于“迫不得已的专业上的理由”(1.07c)，社会工作者可能要披露得到的机密资料。

　　在本土情境中，由于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工作会受到多个行政部门的影响，保密的问题尤为突出和复杂。在与7名实务工作者的访谈中，研究者发现，多名社工谈到了保密的议题，其中主要有三类：一是涉及到可能对案主本人或第三者产生伤害时是否仍应保密；二是对其他社会工作者、其他领域的同事、行政部门或第三方部门(如街道、居委等)、司法机关、案主的亲属是否要保护案主的资料；三是对案主本人，社工是否应提供资料等。

　　“她离家出走，住在朋友家里，但让我保密不要告诉她家人。”(A3)

　　“我曾经碰到过案主来问社工要求看档案资料，他看到服务记录，就说给我看看好吗？而且他除了要求看对他本人的服务记录意外，还要求看其他人的记录。”(A4)

　　“我有一个曾经的服务对象来找我，问我要其他青少年的信息，因为他现在在做卖保险工作。”(A7)

　　“一般活动都会拍一些活动照片，中心和工作站都会有要求要拍照。活动照片都是要上交的，但是照片好像并没有在网站上或刊物上刊登过。现在案主对拍集体照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反应，都很配合，他们可能也都习惯了。”(A2)

　　2.案主自决

　　案主自决强调案主自己有权利来做自己的决定，大部分情况下社工界主张自决是一项绝对权利，但也都会承认当自决原则用于实践时，其应用会受到限制。研究发现，青少年事务社工在案主自决的伦理困境中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当案主在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选择上与社工有分歧，社工该怎么办？二是当案主的决定和其家长看法有不同时，社工该站在什么立场？

　　“她告诉我，她现在跟一个比她老十多岁的男人同居。我其实一直想告诉她这样做不值得，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该说。”(A5)

　　“我以前的一个案主，当时碰到他和他父母想法不一致的情况。父母希望孩子去工作，孩子不想工作，想要出国读书。当时他的父母希望我能帮助他们来说服孩子，让他去找份工作上班。”(A1)

　　3.利益冲突

　　把案主的利益置于优先地位是每个专业伦理守则的基石。NASW伦理守则明确规定“社会工作者的首要职责是增进当事人的福祉。一般情况下，应当把当事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案主利益是社会工作者最优先考虑的事，但社工对社会或特定法律职责，有时也可能取而代之，而对此案主应当被提前告之。利益冲突是常见的情境，青少年社工常常会面对在案主和自己的利益中如何取舍，在案主和其他人的利益中如何取舍，在自己和其他人或政府的利益中如何取舍。

　　“有时会为了工作指标去开一些绿色的个案(不需要开案的青少年)，不然我无法通过年底考核。”(A5)

　　“我觉得服务对象数量太多了，但是从政府领导的角度来说，工作量才是你工作好坏的反应，他们不会来关注你具体是用什么方法、什么技巧服务，他们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量并不大。而且我觉得，工作量太大了，反而会影响服务的质量，有时候自己觉得很累，工作打不起精神，也就不愿意去跟对象多谈了。”(A6)

　　4.专业界限

　　专业界限指的是社工和案主之间的专业关系，当社工与案主超越专业关系时，他就会陷入双重关系的困境。双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给案主带来益处，但在社会工作过程中也有诸多弊端。对专业界限的把握和双重关系的问题，是在对实务工作者访谈过程中遇到最多的问题，在本土社会文化语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最容易遭遇两难的困境。

　　“好几个青少年都向我借钱，而且还不止一次两次。”(A3)

　　“你看，我这里就有一张借条，很久以前借的，我也不好意思催他还给我。”(A4)

　　“上次有个小朋友家长过来给我送礼，说是能否给他们家孩子介绍一个好工作，搞得我很尴尬。”(A5)

　　“我们点上有个女社工就碰到这种问题，那个青少年给她发短信表达爱意，被(社工)明确回绝了，对方还不罢休，还要送花。”(A6)

　　5.公平分配

　　源于平等和不平等原则的伦理问题常常会由于资源上的限制而加剧。当资源有限，不可能做到平等分配时，就会有伦理上的问题。

　　“从一些层面来说，公平的状况更能显现在物质、金钱方面，从辅导的状况上说，并没有提上议程。资源分配并不足以产生不公平，在信息的提供方面，我都会通知，信息发布的过程中并不会遇到，因为这些信息并不是垄断的。但是在过节发补助和物质上会更明显，因为那些资源比较稀缺而且有名额限制，给了A就不能给B。”(A1)

　　“有时候会有一些限定名额的出游活动，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去，所以就需要做出一些选择，究竟选哪些家长和小朋友去，而同时必定有一些就不能去了。”(A7)

　　6.价值冲突

　　工作者的价值观与当事人的价值观有明显的分歧是常有的事。因为价值观的不同，社工到底能否真正的接纳案主？当价值观产生分歧时，社工又会如何处理呢？在访谈过程中，几名社工也就此方面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经历与看法。

　　“我们有个男性服务对象是同性恋，他来的时候大家都表现得挺接纳的，不过他走了，有些人就会说，一个大男人，没事吃饱了喜欢男人干什么？”(A2)

　　“我原来是学监狱管理的，所以觉得犯罪人员是应该得到惩罚，但是现在的工作中，他们反而成为重点保护对象，失去了法律的惩罚性。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冲突，是需要自己去处理和调整的。”(A5)

　　7.同事关系

　　本土社会工作发展至今，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即有许多实务工作者并非专业背景出身。在日常工作中，常常会遇到与同事之间的价值观产生分歧、看待和接纳案主的态度不同、提供服务的能力参差不齐等情况。

　　“涉及到同事之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看到同事造假吧。这个很难说，现在基本没有人举报什么的，因为同事的小组、个案，我们其他人又没有参加，又没有什么证据。”(A2)

　　“由于我周围很多同事并不是学社会工作专业的，他们对社工的理念等并不是非常认同，或者说和他们的价值观、职业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认识都不太一样，例如他们会觉得青少年找到工作就可以不用再管他了，但是我却不是这么认为的。这样我们就无法很好沟通下去，可是时间长了，我觉得我也开始渐渐被他们所同化了。”(A3)

　　(二)本土社会工作者的伦理抉择

　　1.伦理抉择的基本原则

　　虽然不同社工对于伦理抉择的思考有所不同，但通过对大家的访谈，笔者梳理出一些基本的共同点，即本土社工在做伦理抉择时都会遵循一些基本原则顺序，这些原则有些出现在课本上，而有些则隐藏在大家的日常生活规则中。

　　原则一：案主生命优先原则

　　在访谈中，所有社工都坚信这应当是首先考虑的议题，大家一致认同生命价值最高，保护任何人的生命是最优先考虑的原则。当出现危害生命的可能性时，社工会采取一系列的保护措施。

　　“她(青少年)跟我流露过生活没有意义、不想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开玩笑，立马暗地里跟她父母联系，一方面要他们密切关注孩子，另一方面讨论一些沟通技巧的问题。”(A2)

　　“有一次一个青少年跟我讲到，他回去一定要找人狠狠教育XXX。我看他两眼杀气腾腾的，十分恐怖。虽然我理解他很气愤，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跟老师联系一下，不然XXX真被捅了就麻烦了。”(A4)

　　原则二：法律规定、机构规范优于个人价值

　　上海的青少年社工隶属于司法社工体系，自然他们对于法律的敏感度和认同度都较高。当法律有明确规定时，亦或机构有规范时，他们都更乐意使用这些法律规范，并认同这优于其个人价值。一方面和上海社工的法制意识较强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东方人的权威主义意识，社工更多偏向保守策略，不愿挑战权威。

　　“法律已经讲过的东西，当然是最基本原则。我们的助人自助也是应该在法制框架内的。”(A1)

　　“取保候审是严肃的事情，他(青少年)要是乱来，我肯定会和检察院沟通的。我要是为他保密，那就是纵容，跟何况我们的工作规定都写得很清楚。”(A5)

　　原则三：人际关系取向

　　“关系”是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元素之一，在此文化情境中，社工必然遵循关系的逻辑顺序行事。在上述两大原则之后，影响社工处理伦理困境的最关键要素就是关系的处理。首先，在伦理困境的解决中，社工会倾向于“以和为贵”的工作思路，争取“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次，“尊重权威、以长为贵”，只要不危及案主的基本利益，社工通常会选择案主非重要的利益让位于政府、机构或领导的利益。再次，“内外有别、增进关系”，对于内外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若非涉及案主的基本利益，社工可能会倾向于选择有利于其和多方关系和谐稳固的策略。

　　“老实说，我也看到有个别同事工作记录有造假的现象。虽然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也没有必要做恶人，跟领导汇报。”(A4)

　　“孩子跟他父母吵得很厉害，你说谁是案主，我该站在爸妈立场，还是青少年的立场，其实这个远比想象的难很多。但至少一点是肯定的，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各退一步是关键，退一步海阔天空。至于谁对谁错，那是次要的。”(A6)

　　“有的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些东西的确可以帮到青少年，但你还要找街道其他部门的人，要给人家带去那么多麻烦，搞得我像欠他们人情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不是我不想帮���(青少年)，是实在太麻烦了。”(A7)

　　2.伦理抉择的基本架构

　　综合访谈的结果，研究者试图勾勒出本土社工的伦理抉择影响因素架构。“人在情境中(Person in Situation)”是社会工作的核心概念，它展示了社会工作对于人类问题解决的双视角路径，即通过对个体和情境的同时介入来改善人类的福祉。本研究以“人在情境中”的概念为框架基础，提出个体因素(即社工个体对伦理抉择的影响)、问题因素(即伦理困境本身对伦理抉择的影响)、情境因素(即外部环境对伦理抉择的影响)这个三维分析架构来系统分析社会工作伦理抉择中的影响因素及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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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基于文化差异产生伦理困境及抉择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发端于西方社会的专业，当前中国大陆开展社会工作的模式基本上是将西方社会工作从价值伦理到技术方法进行了移植。社会工作实践整体是以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基础为架构来开展的，但本土文化势必带来伦理困境和抉择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中国文化中的人情关系、重视整体、尊重权威等思想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往往牵制社工并使其陷入伦理困境。若遵循本土文化原则，则有违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但若依照伦理原则行事，则可能使得社工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如此情境下，只要不侵害案主的基本核心利益，则通常倾向于向文化影响因素倾斜，在尊重本土文化的情境下，有限地遵循伦理原则。如，接受服务对象的小礼物、参加服务对象的婚礼等。

　　2.基于情境多样性产生伦理困境及抉择

　　伦理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伦理本身的相对性、个体与个体间的差异性、以及情境与情境间的复杂性。社会工作实践的过程是一种多元差异的体现，本研究将伦理困境还原于真实的场景，通过对真实案例的探讨来寻找实务过程中，伦理困境产生于何处？社会工作者又是如何抉择？通过研究发现，社会工作伦理困境情境的多样性，一方面来自客观情况的变化多样，社会工作者在实务中往往能按照一定的程序流程进行办理。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社会工作者自我价值观或是服务对象价值观的多元化，社会工作者更容易陷入困境，而社会工作者就常常以自己日常一般抉择模式，来进行社会工作的伦理抉择。当然值得指出的是，在研究中发现，“保护生命”原则是所有被研究对象放在第一位进行伦理抉择的判断准则和工具。

　　(二)研究建议：建构本土的社会工作伦理体系

　　1.建构本土导向的社会工作伦理原则

　　研究认为，社会工作者的伦理困境产生的深层原因之一是，我国大陆尚未构建出一套建基于本土文化、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社会工作伦理守则。使用西方伦理守则的结果导致的是，在西方原有伦理困境的基础上，又叠加因文化不适应而造成的困境。这不仅是社会工作者的伦理困境，更造成中国社会工作伦理体系的困境。我国现有《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制定于1990年，其年代较早、内容较抽象，在专业价值特征、伦理标准和结构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对当下的社会工作伦理情境难以有实际的指导作用。

　　本土导向是本土化和专业化的整合，以本土化和专业化为两端，“外来经验的本土化”与“本土方法的专业化”则勾连两端成为中间状态，其涵义更加广阔，思路更加理性(顾东辉，2009)。就构建本土社会工作伦理守则而言，未尝不是一条可以探索的道路。外来经验在社会工作者进行伦理抉择时，已经有一套既定的程序和模式，如，伦理抉择的通用解决模式、伦理原则筛选工具等，为社会工作者解决伦理困境提供一条路径。可以将其融入中国社会工作者现有的伦理抉择过程中。在研究中也发现一些本土方法在处理伦理困境时，体现出其有效性和适应性，其所欠缺的就是一套规范的流程。因此，本土的一些个人化色彩颇重但又行之有效的方法，加以提炼总结，形成比较通用的模式。从“外来经验的本土化”与“本土方法的专业化”两个方向，进行本土社会工作伦理守则的构建。

　　2.建立操作取向的社会工作伦理机制

　　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复杂性，决定了做出伦理决定是一个多元化的过程，我们需要鼓励社工能够运用不同资源和资讯来处理伦理困境中的议题。同时，社会工作实务中可能存在发生守则的价值、原则及标准相互冲突的现象，守则无法提供解决冲突的简单公式，因此必须建立一定的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处理机制。

　　其一，机构建立社会工作伦理委员会。伦理委员会由社会工作专家、法律专家和其他相关专家，以及资深的一线社工组成，其职责在于制定和完善社会工作伦理守则，审核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行为是否符合专业伦理，为之提供专业建议，并确保案主的基本权益。其二，建立完善的社会工作伦理申述制度。对社工不当行为的投诉，机构或行业协会应当有一套标准化的专业流程来加以处理，如接受投诉、服务评估、投诉仲裁等。其三，强化社工的伦理教育。将专业伦理教育纳入日常培训工作，并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培训，加强社工对伦理议题的处理能力。其四，聘请专业督导。在社工日常服务中如果遇到伦理抉择困境，督导可以及时提供建议，防止社工因伦理困境而影响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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