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至今，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环境的看法已经不再正确。在任何国家的几乎所有的发展时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劳动力市场上，主要的劳动力供给者，是那些由于非正式移民或临时劳动者的身份，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被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集体谈判，以及其他维权制度和网络所覆盖。但是，只要这些劳动力在流动和寻找工作上是合法的，并且不受公开的官方排斥，这种流动就是自由的。迄今为止，农村劳动力已经获得流动就业的政策环境。但是，如果我们把劳动力流动与人口迁移看做是不同的概念的话，即把劳动力流动理解为临时性的异地居住和就业，把人口迁移看做是以永久性改变居住和就业地点为目的的身份转变，则后者的政策环境的确还没有完全形成，而构成制度障碍的核心是现行户籍制度。
　　从计划经济时期完全隔绝城乡人口迁移与流动，到允许农村劳动力异地务工经商和非户籍迁移、通过投资和其他购买方式取得蓝印户口、开放小城镇户口和放松入籍条件，户籍制度已经在改革的道路上走出很远。但是，迄今为止户籍制度改革尚未触及其本质，即户籍身份上所附着的福利差异。目前各地在试图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时，通常是从放宽入籍条件上着眼。例如，特大城市户口主要针对引进高素质人才的需要，对高学历、高技能劳动者开放，部分大中城市采取选择性开放的方式，而小城镇基本上是全面开放。正是不同类型的城市户籍身份具有不同的福利含义，导致了这种开放程度进而改革深入程度的差异性。
　　可见，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质并不在于是否放宽了入籍的条件，而根本在于是否把福利因素与户籍身份相剥离。表面上看，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越难以推进，而户籍制度不改革却又无法改变其附着的福利内容。但是，如果采取“功夫在画外”的改革方式，即不是去单纯考虑给哪些人改变户籍身份，而是着眼于把福利内容从户籍身份上剥离掉，则可以打破改革的两难。目前与户籍身份附着在一起的种种福利因素，如社会保障、社会保护、教育获得和其他公共服务，都处于改革的过程中。因此，把户籍制度与这些领域的改革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互相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有助于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的推进，也抓住了改革的实质内容。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的时刻，就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开始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到来，这通常也是形成善待普通劳动者的制度环境的时候。因为，随着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短缺，一方面，企业为了获得充足数量和合格质量劳动力所进行的竞争，必然导致工资提高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由于个别企业对待劳动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会伤害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大部分企业倾向于通过积极的倡导和游说活动，推动有利于保护劳动者利益的规制和立法的出台。由于今后劳动力供给将主要依靠从农村转移出来，“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也将创造有利于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可见，正确地做出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及其结构判断，是对发展阶段做出积极应对的经验前提。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摘自《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