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12日，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 以下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的精彩演讲。

张维迎：谈中国改革30年，就不可能不谈收入分配。其实任何一个制度都是一个收入分配制度，也就是说我们普通的人，社会的成员怎么获得收入和财富，就是说一个体制改革也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在1978年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基本的特点。第一以追求高积累和平等分配为主要的目标，第二，所有的分配杠杆都控制在政府手里，也就是政府来分配，没有要素价格。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我们涨工资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感谢政府，因为我们觉得所有的收入都是政府给我们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要素和产品的价格都由市场供求决定，这个决定的过程，同时决定了资源的配置和收入的分配，中国的改革可以说从一个政府主导收入分配到市场主导收入分配的这样一个变革过程，但是目前的情况，政府仍然在资源的分配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市场在收入的分配方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两个结合起来就表现出我们现在收入分配当中存在的诸多令大家不满意的问题。

我们回想一下在改革初期，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我们要引进激励机制，反对大锅饭、平均主义，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早期，经济学家大量的工作是争论要不要按劳分配，在今天就可能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但那时候是一个大问题，到了84年到86年的时候又出现一个很大的争议，那就是红眼病，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的人的收入出现了差距，就引起了好多的社会矛盾，到了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我们知道正式确定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了十五大的时候，我们按照领导人的报告，就是不仅强调了按劳分配，而且强调按照生产要素分配，鼓励资本技术也参与收入分配，这是一个思路的变化。

我刚才谈到1984至86年的红眼病，我在1986年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管理世界1986年第一期，题目是《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研究》，当时有这几段话有必要谈一下，新世纪收入分配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在优先考虑刺激效率、平衡资源和资本积累的前提下，兼顾公平分配和物价稳定。工资改革的根本方向是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决定。这是我在20多年前的一篇文章谈的一些想法，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应该说这30年的改革有一些基本的事实，我们前面几位演讲嘉宾都说了，我们的效率是大大提高了，人均收入，人均GDP大幅度上升。大致来讲，我们不到10年，人均GDP就翻一番，仍然在人类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个奇迹，在过去的话，200年里面美国每40年GDP翻一番，我们比人家发展慢，如果按照一个集中化来看，发展非常快。

贫富问题应该是基本解决，但收入差距是扩大了，以世界银行的统计来看，无论按照老的标准还是新的标准，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是大幅度下降，如果按老的标准80年是4.7%是贫困人口，到2002年只有4.8%，全中国的贫困人口按照老的标准是81年是23%到01年3%，按照新的标准81年贫困人口是52.8%，到2001年7.8%，贫困人口比例的降低，与每个省的GDP的成长有显著的相关性，也就是说，GDP成长比例越大的地区，贫困人口减少的幅度是越快，我想印证了邓小平的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基尼系数上升，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全中国的基尼系数现在达到了0.45的话，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分别看来都低于0.4，所以这也就是厉老师上午讲的二元化结构可能带来的统计上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

现在有关收入分配的争议越来越多，实际上这是一个怎么评价我们的改革成就的问题，现在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就是改革的成果全民分享，问题是我们过去30年改革的成果是不是全民分享呢？我个人的答案，是的。过去30年改革的成果也是全民分享的，当然分享的程度有所不同，发展还是不是硬道理？这个已经受到了挑战。前面讲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是不是还是正确的，也受到了质疑，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否应该坚持，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首先要探讨一点，我认为尽管改革30年，中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扩大了，但是中国人的公平程度大大的提高了，我讲的是公平程度，如果我们用斯坦福大学的教授Pencavel先生的话来说，把城市划为五个组，1999年和1995年之间的变化，好比说在中国1999年，最高收入的人在95年的时候仍然有43.9%的人最高收入，而最低收入的20%的人到95年的时候也只有49.6%的人处于最低收入，其他50.4%的人都已经跳出去了，而我们对比一下美国，美国在1993年处于最低收入的人，98年，五年之后仍处于最低收入的是70.4%，而1993年处于最高收入的人，到1998年仍处于最高收入阶层的是59.1%，这两个数字都远远高于中国的数字，也就是从这个数字来讲，过去我们中国的收入的流动性比美国都高，这意味着机会均等大大的提高了，在我们研究收入分配的时候，发现有一项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一个我们看一看GDP的增长与收入的差距，我们显然基尼系数的扩大是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伴随而来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收入差距就是为了实现GDP的速度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跨地区的数据看可能不完全是这样，同这个数字上，横坐标就是按照人均GDP各省的，纵坐标是01年的基尼系数，我们发现收入水平越高的地方，平均而言收入差距反倒越小，如果我们按照增长率来看，也是一样的，平均而言，增长率高的地区它的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比较小，特别像浙江、福建、广东这些地方，而收入增长比较低的地区，恰恰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比较大，可能我就谈第一个困惑。

第二个就是说国有部门更公平，由于国有企业内部的工资的差距都应该比较小，而私有企业按照私产的原则，要素的生产力来支付工资，所以差距应该比较大，我们就会想到说，国有部门占比例大的这些地区，收入差距应该是比较小，但是我们看看数字跟我们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这个图里面横坐标的代表的是说，所有就业人员当中国有部门占的比例，纵坐标代表基尼系数，我们发现，国有部门占比例越高的这些地区，收入的差距反倒越大，而不是越小。

第三，我们总是期望着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减少贫富差距，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这样来讲，如果政府收入占GDP比重高的话，这个地方的收入差距应该小一些才是，但我们用跨地区的数据也得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在这个图里面横坐标代表政府花的钱占这个地方的GDP的比重，纵坐标代表基尼系数，我们发现政府花钱GDP比重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越大，也就是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

第四个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不仅劳动有所德，资本有所得，改革开放前，劳动是收入的唯一来源，改革开放以后，收入多样化了，我们就想到，如果利润占的总收入的比重越高的话，这个社会的收入差距是不是应该更大一点，但是数据也不支持。这个图大家不容易看得见，我就按照国家统计的表格，地区的GDP分成四部分，劳动所得、利润、生产税和折旧，大体全国的平均水平，劳动所得占GDP的，剔除了税收和折旧之后，占GDP的2/3，但各地区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也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利润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的收入本身也越高，这个地方发现成长的速度平均也越快，这都不奇怪。我们来看这个，横坐标仍然是利润占GDP的比重，纵坐标是基尼系数，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利润占GDP当中比重越高的地方，它的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利润占GDP比重越小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大，这也是一个困惑。

最后一个困惑，市场化导致我们的收入扩大，贫富悬殊差别，应该是说思想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应该越小，政府仍然占主导的这些地方，收入差距应该越小，但是事实上我们发现了相反的结论。这个图里面的横坐标市场化程度我们按照樊纲他们的研究，而且我专门取了2001年的数据，因为我们基尼系数也是用的2001年，横坐标代表市场化指数，纵坐标代表基尼系数，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平均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不是越大，这就是我总结的五个方面的困惑，我们怎么解释这些困惑，这些收入差距的扩大，从改革开放以来，是不是我们为了效率的提高必须付出的东西，当然大家都知道有一部分收入的差距是合理的，另一部分是不合理的，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付出这部分代价，我们仍然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收入增长，当然我们是不是说愿意追求这样的收入增长，那是我们的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从经济学上来讲，这样的收入增长速度，我们是不是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来，我们先讲一个理论，James先生讲，效率与平等的矛盾来自有关个人能力的信息不对称。如果政府知道每一个人的能力，政府可以达到任何程度的所希望的收入分配，你的能力高，我就给你一个一次性的，规定你每年给我上交200万，能力低就不需要上交，不同能力的人规定一个不同的上交额度，我就可以实现任何我希望的收入分配，但是由于政府不可能知道每个人的能力，所以在任何制度下都不可能知道真正的平等，真正的公平，好比说政府希望说，我可以让每一个人只有100块钱的收入，但事实上这是不平等的，为什么呢？能力高的人，他为了赚这100块钱，他可能只花了1个小时，而能力低的人可能花了2个小时，所以能力高的人有更多的时间享受，所以事实上也是不平等的，所以他就讲，只要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要实现平等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出现了一个效率与平等的矛盾问题，或者用信息精神来讲，分配效率和信息租金的矛盾，如果要减少它的信息租金，你就必须扭曲资源的配置效率。

另一个不确定性会影响收入分配，不确定性越高，收入分配的差距就会越大。这个我们可以回到企业家理论，在1921年的时候，芝加哥大学教授写了一本书，分析不确定性与内容，在这个书里面提到内容的唯一来源就是不确定性，如果社会没有不确定性，实际上没有利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所有企业的收入都将划为要素的价格，利润本身不是要素的价格，利润是剔除要素的价格以后，多出来的那一块。

一般来讲，更大的不确定性就意味着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理由是什么？如果你不确定性越大的话，要让人做企业，就必须使得这个人的能力和胆识非常的高，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环境比较平稳的话，中等能力的人也可以做企业，如果环境不确定性很高的话，只有决定聪明的人才敢做企业，而这种人毕竟是少数人。第二拥有不确定性，所以风险比较大，平均起来你要给他风险补偿，所以就导致收入的差距会扩大。在中国我们要特别认识到体制的不确定性，这种体制的不确定性来自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政府行为政策的随意性，在这个情况下，不仅是能力问题，只有有关系，有背景的人才敢去冒险做企业，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人那你就不能够做企业，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中国不同的地区之间，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有很大的差异，由此导致了不同地区走了不同的路径，这个图就是我对前面几个现象的一���解释，横坐标代表增长率，纵坐标代表不平等或者是基尼系数，那我们看不同地区走的路径是不一样的，一个高的不确定性地区，做生意非常难，冒的险也非常大，所以只有少数人敢做这个生意，为了获得同样的增长，他必须付出更高的不公平的代价，而一个低不确定性地区，好比浙江，为了获得同样的增长，只需要付出一个小的代价，我们刚才看的统计数字是一条斜线，这一条斜线是由这两个点，背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发展路径而导致的，所以我们发现，恰恰是那些高增长的地区，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它的分配更为平等一点，这个如果是对的话，它对我们下一步改革就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我们怎么能够保证效率的同时不损失我们GDP的同时，最大限度的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不公。

我想根据我前面的分析，关键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减少政府，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能够把全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或者政府的权利推进到像浙江这样一个省的水平，那么我们既可以保持高的增长率，同时又可以大大地减少我们收入的差距，与这个相关，我想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政治体制改革，我想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减少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像上午下午大家都讲到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政府也按照规则去办事的话，那么做生意也好，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也好，你就好预测我干什么能够得到什么，这时候的话那种极高的垄断性的利润，估计只有少数人赚的那个钱就会大大的减少。

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司法的独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司法的独立性，我们要建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我们还要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和对市场准入的限制，这一点我想刚才几位嘉宾都讲到，如果政府在配置资源，而我们又让市场再决定个人的收入，最终的结果就是大量的资源的价格以腐败的形式变成了个人的收入，这就会使收入分配不可能真正的公平。这个就是说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它不仅损害效率，而且也损害公平，我们不要以为效率和公平的这个交替一定是一个倾斜的，一定是一个负相关的，如果我们体制不对，其实我们改变这个体制，我们既可以增加效率，又可以增加公平，那政府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就是好多事情只有一部分人能做，另一部分人不能做，保护了垄断利润，也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还有一点重要的，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增加很重要，现在有大量的研究证明，现在个人的收入越来越与你的教育程度相关，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他的收入增加得也就越快，如果我们政府想帮助那些低收入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这些人的教育水平，我想全民义务教育就不要讲了，包括高等教育政府仍然应该加大投入的力度，但是我要强调一点，不仅仅是给钱，还要让市场机制引入高等教育，让不同的大学他们之间竞争，并且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好比说大学可以自主的去确定它的学费，这时候他可以一部分从高收入阶层来收的钱通过奖学金的形式补贴给低收入阶层的人，现在我们非常的奇怪，越是差的大学收的学费越高，越是穷人上的学交的学费越高，看看我们所谓现在三类大学，一年收2万块钱，有哪个城市人上？没有，全是农村的，而清华、北大一年就交4、5千块钱。

最后还补充几点，用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是不成功的，我们仍然应该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尤其在全球化的时代，对中国而言，离开了发展，不可能解决就业问题，如果把创业的人都吓住了，贫困问题就会重新的出现，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一点，新的《劳动合同法》当中的一些条款，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可能具有致命性的伤害。这个出发点也许是对的，为了帮助低收入阶层，为了帮助工人、团体，但实际有可能最后的结果，这个法律带来最大伤害的是这些低收入群体，包括农民工，包括城市的一些普通的工人，这就需要我们经济学家发挥我们的优势，我们要真正的研究一个政策，它的效果会是什么。

我想今天我们有10位经济学家在这儿登台演讲，我想最后强调一点，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绝对不是立场的分歧，不是说有一些经济学家是代表穷人，另一些经济学家是代表富人，经济学家的分歧是因为他们对政策的效果达到的目的不同的分歧，而且我相信只有在这个层次上讨论问题的人，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经济学家，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