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工作是具有浓郁的助人色彩的职业和制度，它从一开始就彰显了固有的人本视角。这种人本视角就是人道的视角、道义的视角和道德的视角。强调这一视角，才能不断挖掘出人道性资源，孕育人道主义的成果，真正衍生出对于发展的责任意识，确保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和从业者对于职业使命的忠诚，也有助于把社会构建成道德的诞生地和家园，对于和谐社会及其构建而言，这无疑是一剂甘露。

[关键词]社会工作  人本视角  和谐社会  人道  道德

社会工作最早诞生于西方社会环境之中，是具有浓郁的助人文化色彩的职业和制度。2000年以后，我国学术界才开始了对西方社会工作的较为系统和规范性地介绍，对于权威性的西方社会工作的论述也因此而得以出现。[①]，纵观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笔者感觉到，对社会工作的人本视角的分析和强调并不多见。事实上，人本视角是社会工作从一开始就具有的非常鲜明的视角。本文围绕着社会工作的产生和发展，集中就其人本视角作一尝试性的分析，并就该视角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的作用和意义试作探析，以期唤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

一

社会工作是以受助人的需要为中心，以科学的助人技巧为手段，以有效达到助人目的的服务性活动，它不仅是“助人自助”的学科专业门类，也是一种艺术和制度。[②]结合我们国家的现实，必须强调指出，社会工作应该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专门性的职业活动，它坚持助人自助的宗旨，遵循专业伦理道德规范，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③]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组织和社区，以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发展，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进而达到促进社会和谐运行的目的。简而言之，社会工作是围绕着助人这一核心任务的专门性的职业活动和制度。

社会工作最先产生于西方，古希腊人认为财富并不一定等同于幸福，只有能够与他人分享才是幸福，产生于公元1世纪的基督教教义中的利他、助人和博爱思想，也对社会工作的产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中世纪的宗教慈善活动和工业革命及其以后的社会性立法活动都也对社会工作的产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认为，所有这些，都昭示着社会工作所经历的漫长的历史准备期和长期的孕育过程。

一般认为，专业的社会工作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的产生也是已有的社会工作准备期的必然的逻辑结果。如果说以往的社会工作的产生主要是针对社会上存在的贫穷的问题的话，那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所以产生了专业的社会工作，则不仅仅是存在着贫困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新的社会问题。

众所周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正是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工业化的时期。如果说，“在简单的社会里，传统总是高高在上的”[④] 话，那么，在这个时期，“现代化需要社会所有主要领域产生持续变迁”的事实意味着解体和脱节构成了现代化的一个基本部分，[⑤]这要求每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当中的国家加以应对。在艾森斯塔德看来，每一次社会变革的新阶段，都将破坏旧式的工作与生产模式，使许多旧时的技艺形同虚设，并且减少了许多传统农业和手工业职业特有的传统安全感，这些演进还将大部分人置于变幻莫测的劳工市场之中，从而造成了失业这一工业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其数量远远超过了传统城市中的无业游民，[⑥]安全感的丧失、失业和低度就业就成为新问题之一；与工业化相伴的是城市化，虽说“在文明世界里，乡下人涌进城市的潮流一直是很普遍的，”[⑦] 但由它造成的“社会密度”的增加不仅经常瓦解了大量的农村社区，而且破坏了旧的都市环境，尤其是在初期阶段造成了大量的社会解体和全然悲惨的现象。由此引发的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在于，家庭领域也受到了冲击，家庭活动的范围及其功能都相对的缩小，造成了代际的紧张和疏远，其影响之大史无前例。同时，也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懈怠行为、犯罪和流浪。这就为专业社会工作的产生提出了社会现实的客观要求。随着工业化国家中政府社会服务项目地迅猛扩张，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而迫切的社会需求得到了满足。在国际开发机构和宗主国政府的帮助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非洲、亚洲和中南美洲，社会工作学校得以建立、数量猛增。直至八十年代，社会工作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职业，并以其独有的、特殊的方式满足着社会需求也解决着社会问题，也以此为世人广为称道。[⑧]

从社会工作尤其是专业社会工作产生的过程可以发现，社会工作最初的关注对象主要是新兴独立国家的城市里形形色色的、触目惊心的问题。从一般意义来看，社会问题的社会根源在于现实状况不能与社会标准完全相符，考虑到构成社会问题的突出事件都是由社会中的人所造成的，[⑨]必须得到强调的是，一种社会服务项目的产生和出现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决策和满足，而是特定社会经济状况的发生变化以及由这种变化所引发的必然性的产物。

二

透过社会工作产生和发展过程的意识形态成分，在笔者看来，社会工作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浓重的人本视角，对于该视角的探究和分析，一方面可以加深我们对于社会工作的理解，另一方面，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不无意义。结合本文的研究主题，我们认为，社会工作的人本的视角就是人道的视角、道义的视角，就是道德的视角。

在法国思想家卢梭看来，“在自然状态中的人类，彼此间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关系，也没有人所公认的义务，所以他们既不可能是善的也不可能是恶的，既无所谓邪恶也无所谓美德”。[⑩] 所以，可以认为，人道思想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而渐次萌发，开始时，它借助于文学、艺术等形式得以表现，后逐渐延伸于其他各个领域。它的产生首先渗透着作为个体的人对作为“类”的人的本质、地位和价值的深刻关注，渗透着人关于自我人格和个性发展的理念，同时也融入了人的“类意识”对外在无常世界的自觉。人类在“类意识”的不断衍化、明晰过程中，逐渐将之移植于具体的个体，这首先表现为关心他人、尤其是关注那些处境困难、身受痛苦、生命垂危及遭遇各种打击、挫折和不幸的个体，对于他们来说，最残酷的打击来自于社会成员的无动于衷，因为，人的需要是多元的，物质的需要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拥有安全感和自尊感的精神需要更为重要。

前已提及，专业社会工作之所以能够对于诸多社会问题抱有深切的关注，就是因为人道思想在起着非常巨大的支配性作用。爱心关涉的是价值，爱心眼中的世界是价值的汇集。[11] 如今，面对着社会整体的进步和人们精神状态的沦丧及人文环境不断下滑的悖论，尤其应该特别积极地提倡：在人们的互动中，要“通过设身处地而理解别人”，[12] 要与人为善，要尊重人、关心人和爱护人。这种人道思想正是社会工作（者）应该具有的灵魂，也是社会工作必须坚持的基本伦理道德原则。就社会工作方法而言，它尤其重视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运用相关知识和技能帮助困难群体解决问题。毫无疑问，这当中包含着一个全面而细致的咨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心理辅导的重视更甚于对物质需要的关怀。“尽管社会工作者不会对物质上的匮乏置之不理，但许多人相信，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处理与物质需求相关的情感和社会因素；同时，他们认为，这些非物质的因素常常制约着社会的正常运转。”[13]事实上，对于情感和社会因素的看重、对于非物质因素的关涉正好表征着社会工作的人本视角。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人本的视角更多地来源于个体“使自己处于另一个并不在场，”但“能通过经验与之相遇的人的地位之上，并且根据以往的经验解释这个个体”，[14] 来源于人的怜悯之心或将心比心的恻隐之心。卢梭认为，作为人类最普遍、最有益的自然美德，怜悯心实际上“不过是使我们设身处地与受苦者起共鸣的一种感情”，怜悯心对于相对软弱和易于受到那么多灾难的生物来说是一种适宜的禀性和理性的支柱，人类所谓的关爱、友谊和同情无非是固定于某一特定对象上的持久的怜悯心的产物。[15] 从人的生存的现实出发，首先，每个人都会面临生、老、病、死，任何人都难保自己能够躲避现实的捉弄；其次，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以优胜劣汰为规律，竞争的结果总有一部分人成为失败者，不得不面对收入低微和生存危机的状态。如果我们承认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话，那么，对于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组织和社区实施关怀和帮助就责无旁贷。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内，社会和个人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在伦理道德方面应该体现出国家、社会对多数人的利益、权利和人格的尊重，体现出绝大多数人对共同利益的关心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关心，这种关心和人道应该是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应该是现实的、真诚的，因而也应该是具体的。[16]

对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界定必须考虑到对社会工作的对象的求助需求。社会工作的助人性不仅意味着这种帮助是双向互动的，而且也意味着受助者是完全主动的接受者。社会工作的助人行为是对于受助者的主动求助的“在意”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工作者的助人行动是“情境建构”的，是在与受助者的互动中形成的。于是，“在现代社会，出现了所谓的‘关怀市场’，这种市场满足的是人类关怀与被关怀的需要”，[17]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工作及其组织就是关怀市场的杰出力量。反观在我国社会现实中，社会工作的发展现状还难遂人愿，[18]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社会工作的“供给”机制及其人本视角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彰显，受助者还很少能够通过社会工作本身体会到人本关照或人本情怀。在这种情势下，尤其要强调：社会是作为人们学习和实践对他人承担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的场所。在人们越来越少地依靠自己、朋友、家庭和社区的社会中，我们会逐渐削弱对他人命运的个人责任感。结果，伴随着社会冷漠的增加，国家的非个人化机制将会取代人们自身应该拥有的共同的集体良知。为了恢复社会责任的契约，就必须保护某些领域，以抵抗市场的侵入。[19] 结合本文研究的主题话语，需要在强调社会工作的人本视角的基础上，不断滋养而不是破坏以人本视角为核心的强烈的人道约定、浓重的道义关怀和深厚的情感联系。

我们认为，在社会工作的人本视角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衍生出其对于发展的责任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将社会工作从因过分强调补救型干预等方面而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中摆脱出来。所谓发展不外乎是特定人群从较少的人道性向较多的人道阶段的一系列过渡的过程，[20] 所以，对于发展的责任意识的强调是和社会工作的本真意义相一致的。社会工作者对于团体和社区社会工作方法的开发，表明了社会工作并不是单纯地注重不同类型的工作方案的拓展，这其实很明显地流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社会工作的深层理念是和发展及发展背景的创设紧密相联着的，社会工作更关注向对象提供各类服务并帮助他们改善社会生存环境。有人认为，从国际范围来看，社会工作方式的不够标准化恰恰是其优势所在，[21]社会工作者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把它们有选择地应用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对象，从而有效应对不同的问题、需求和机会。笔者感到，这种工作的向度有助于挖掘社会工作领域内的“地方性知识”，从而体证社会工作的人本视角。可以大胆地预测，这是社会工作朝向发展型方向演进的一个基本要素和信号，这些多元化的途径将会在社会工作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得到预想不到的成果。

在罗伯特·K·默顿看来，专门职业是根植于人类价值的三方面的组合，即求知（knowing）价值（“试图获取系统化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价值”）、实用（doing）价值（“获取训练有素的能力和技术技巧的价值”）和“援助（helping）的价值”（“将知识与技能结合起来用于对他人提供专门的服务”）。[22]有必要指出的是，随着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专业社会工作者有可能在高职厚薪中逐渐失去对于社会良知的高度敏感而对弱势群体和社会问题变得越来越麻木，这有可能使他们放弃对社会工作的人本视角和个人尊严的捍卫，从而丧失“援助的价值”所应该具有的“服务理念”、“集体取向”等职业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社会工作的人本视角，就有助于不断重新强化和定位社会工作的社会位置，确保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职业道德和从业者应该具有的对于职业使命的忠诚。

三

正如我们已经所指出的，社会工作虽然最初产生于西方社会，但现已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曾撰文指出，所谓和谐社会，就是社会系统内部结构上的配合、功能上的配合以及结构和功能之间的配合达到相当的程度，这应该是社会运行规范化的基本要求之一。[23]人们对和谐社会的认识不可能取得完全的一致，但是，不管这种认识是怎样认识的不同，有一点总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和谐社会首先必须是一个好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尽可能为生活着想的社会，就要求我们只能采取生活的观点，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生活的问题从而看成是人道和道德的问题。[24]一个能够和谐运行的社会必须要求构建和谐共生的人际关系，这就要求包括社会工作者在内的每一位社会成员以接纳的胸怀面对精彩的平民文化和平民精神，要求对自身业已形成和固定化了观念进行必要的反思，要求不断形成和积淀为学和为人的高度自觉，要求人们能够不断挖掘隐藏于心中的人道性资源，不断地孕育人道主义成果。[25]当一个社会无视人本意识、退化成一种人道主义灾难时，就意味着它的正常机制已经难能再起作用，意味着民主法治的丧失、公民社会的破裂、诚信友爱的缺失，意味着市场机制已经被垄断和黑市交易所扭曲，也意味着人们已经被逐出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庭社区。“在人道主义紧急状态中，其他漫长的、或许是更悲惨的苦难形式也变得显而易见。”[26]正如鲍曼所言：“一个遭受过屈辱的个体，可能与其他同样遭受过屈辱的人和平相处，也可能互相敌视——但是他们不可能做的一件事是培育出相互的尊重”[27]，生存在这样的社会中的个体，其情感的满足必然会受到严重的缺乏。个体受到打击的爱，从最乐观的方面看，是以冷漠告终的，但在多半情况下，它却以怀疑和仇恨告终。果真这样的话，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运作就无从谈起。

毕竟，要让社会真正成为具有“照顾和分担”（caring-and-sharing）意象的共同体，[28]就需要彰显人本视角，谋求以人为本原起点、以人为活动主体和以人为价值目的来逐渐显现出社会成员对于防止个体不幸的集体关怀的信赖，否则，就只能给人造成痛苦的伤害。如果我们不把“和谐社会”当成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不把和谐社会的构建当作是一个纯粹思维上的抽象的话，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任何一次互动和交往，都应该渗透着对于“人的充分的信任与尊重、内心的亲近感、直觉的相互理解”，[29]这是作为确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基础和原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剂甘露。没有这个基础和原则，人和社会的存衍都是无法想像的。有了它，和谐社会的构建才能从个体的内心中得到基本的保障。

雷洁琼曾经指出：“人和社会都存在社会问题，都有困难人群，但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解决困难人群问题的方法不同。在传统社会，人们的困难大多依靠亲属群体的帮助予以解决。在现代社会，社会工作成为专业化的解困救难的手段。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发挥着解决社会成员的困难、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30]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社会，应该是一个用相互关爱、共同关心编织起来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也有基于这种平等权利基础之上的平等的能力和平等的责任意识。

十六届六中全会将社会工作纳入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中来，就是要从社会工作层面牢固确立人本视角，要充分考虑受助人的需要及其主体性，运用尽可能有效的方法帮助受助人满足其需要、摆脱困境的活动和过程，把社会构建成“道德的诞生地和家园”，[31]使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者在合乎道德和人道的结合中彻底地理解自我的责任并真正能够履行自我的责任，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营造人本关怀的温情和道义氛围。

通讯地址：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730070）

电子信箱：ytm030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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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金]本文为西北师范大学“知识与创新工程”科研骨干培育项目（项目编号：NWNU-KJCXGC-03-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岳天明（1969－），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主要从事社会学、民族学研究。

[①] 范明林、徐迎春：《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本土化和专业化》，《社会》，2007年第2期。

[②] 参阅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③] 哈尔和梅志里特别强调社会工作是“运用知识和技能来改善人类福利”的“全球性行业”。参见[英]安东尼·哈尔、詹姆斯·梅志里著，罗敏、范酉庆译，顾昕校：《发展型社会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

[④] [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0页。

[⑤] [以]S.N.艾森斯塔德著，张旅平等译：《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⑥] [以]S.N.艾森斯塔德著，张旅平等译：《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⑦] [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16页。

[⑧] [英]安东尼·哈尔、詹姆斯·梅志里著，罗敏、范酉庆译，顾昕校：《发展型社会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

[⑨] 参阅[美]罗伯特·K·默顿著，林聚任译：《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6—57页。

[⑩]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7页。

[11]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范祥涛译：《个体化社会》，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10页。

[12] [美]爱德华C·斯图尔特＆密尔顿J·贝内特：《美国文化模式：跨文化视野中的分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

[13] [英]安东尼·哈尔、詹姆斯·梅志里著，罗敏、范酉庆译，顾昕校：《发展型社会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页。

[14] [美]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15]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9—102页。

[16] 岳天明：《试论社会保障的伦理道德功能与意蕴》，《西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4期。

[17] 郭景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三重境界》，《探求》，2006年第6期。

[18] 郭景萍撰文认为，目前，我国“社会工作处于一种有服务供给而社会公众不屑于接受的尴尬境地。”参阅郭景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三重境界》，《探求》，2006年第6期。

[19] [美戴维·波谱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3页。

[20] [美]德尼·古莱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