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

——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

杨菊华 李路路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提要：文章使用2006年东亚社会调查的家庭主题调查，构建了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与代际互动的理论分析框架，比较、分析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家庭凝聚力的现状、特点及相关因素的异同。模型分析结果表明，首先，现代化的进程并没有导致家庭功能的衰落，代际之间在日常照料、经济支持、情感慰藉等方面依然存在密切的互动。这些互惠行为反复且经常发生，当亲子的空间距离邻近时更是如此；其次，东亚四地在家庭凝聚力方面表现出巨大差异，在不同维度的凝聚力方面也展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家庭凝聚力在韩国保存最强，台湾地区次之，中国大陆再次，日本最弱。这些有悖于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发现也许是尚在进行的、与现代化相抗衡的维系家庭传统的斗争，而这种斗争也许正是延续代际同住、情感联络、实际支持的强大社会压力的折射，致使在社会变革和家庭变迁面前，亲子之间的资源依赖与互补成功地延续着传统的家庭团结力量。可见，家庭凝聚力具有强大的抗逆力性和适应性，深厚的文化积淀超越了现代化的作用。
    关键词：现代化；家庭凝聚力；亲子同住；情感联络；代际支持
    *本研究得到日本住友财团（Sumitomo Foundation）"Family Change and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What Can China Learn fromJapan"项目（No.078066）的资助。
    
    东亚国家和地区一直以强固的家庭凝聚力而著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至少一个孩子（尤其是儿子）与父母居住，照顾他们的老年生活（Unger ，1993；WhyteParish，1984）。代际关系是双向互惠的；老者是家庭的中心，家庭伦理强调父慈子孝、尊老爱幼。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东亚社会经历了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口变迁。人口转变与工业化、都市化、家庭政策的推行等多方面因素一起，缩小了家庭规模，重构了家庭成分，改变了家庭环境，再塑了代际关系。比如，中国大陆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约四分之一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四分之一的家庭有女无儿。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家庭规模也由于生育率的急速下降而大大缩小。家庭现代化理论预测，随着一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扩展的亲属关系纽带将被弱化、传统的家庭形式将变得更为松散，核心家庭将成为独立的亲属单位，这些变化必然导致代际（尤其是亲子）之间凝聚力的相应削弱（Goode ，1963）。
    而我们的问题是：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东亚社会？随着现代化变迁的进程，东亚社会的家庭凝聚力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本文使用2006年东亚社会调查（EastAsian Social Survey ，EASS）的家庭主题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及台湾等三国四地家庭凝聚力（family solidarity ）的现状、特点及相关因素的异同，试图回答下面三个相关问题：
    第一，东亚社会的家庭凝聚力是否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而被削弱？抑或有很强的抗拒力，原因何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难以直接回答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对东亚四地家庭凝聚力的影响，但是，东亚四地的家庭调查数据提供了一种可能，因为它们的现代化程度不同——日本最高、韩国和台湾地区次之、中国大陆最低——因此可以将它们近似地看作是一个现代化的发展序列，进而可以近似地检验现代化对家庭凝聚力的影响。按照传统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推断，在这四个地区中，由于日本的现代化程度最高、中国大陆的最低，人们有理由假定，日本的家庭凝聚力最弱、中国的最强。
    第二，在这四个东亚社会，家庭凝聚力更多地表现出一致性还是差异性？一方面，鉴于东亚三国四地享有类似的人口转变模式及强调代际互惠的文化背景（如：儒家文化体系），它们的家庭凝聚力可能展示类似的特点，尤其是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之间；另一方面，鉴于它们在人口转变和家庭变迁的起始时间、进程、阶段以及社会支持体系、都市化程度等方面的异质性，各地家庭凝聚力的模式和相关因素或许存在较大差异。
    第三，家庭凝聚力通过家庭形式和居住模式、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及物质往来等多种形式（或维度）表现出来。本文同时关注这三个维度，并探讨不同维度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哪个维度受到更大的冲击，哪个维度具有较强的抗逆力而得以延续，从而更深入地揭示现代化进程与家庭凝聚力之间的关系。有研究表明，都市化的发展和家庭观念的变迁等会改变亲子之间的居住模式，拉大亲子间的距离，但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亲子情感交流和除日常照料外的物质往来的便利性，使代际资源具有相互依赖、互补互惠的特点（王跃生，2006；Milagros et al .，1995；Morgan Hirosima ，1983；Pimentel，2004；Thornton Fricke ，1987）。
    通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补充和发展现有研究：
    其一，立足东亚。该地区是近年来世界上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同时家庭变化最活跃之地，因此，也是探讨社会经济转型、人口转变对家庭影响的最适宜之地。
    其二，聚焦家庭。在中国，家庭研究并未引起学界和政府足够的关注，因为与其他一些社会问题（如：经济发展、社会分层）相比，家庭被认为是次重要的。除少数家庭学者外，家庭问题一直被当成"私人"问题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跨国或跨地区研究更是十分罕见。然而，学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所谓家庭问题其实具有明确的公共意义，它可以影响家庭成员多方面的福利水平、家庭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等，并最终影响家庭的和谐与稳定（Li，2004；McDonald，2000；Wilkie et al .，1998；Xu，2004）。
    其三，比较视角。我们使用2006年东亚社会调查的家庭主题调查数据，某种程度上将填补东亚地区家庭凝聚力比较研究的空白。据作者了解，由于缺乏兼容的数据，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无大陆、日本、韩国及台湾四地的家庭比较研究。2006年东亚家庭调查提供了时间最近、内容兼容且具有可比性和代表性的大型社会调查数据，使多地区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简述东亚家庭凝聚力的背景及处于转型时期或转型后的家庭变化；在此基础上，构建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与家庭凝聚力关联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介绍数据的特点、描述数据的特征、陈述数据的分析结果；最后，对分析结果进行总结、解释和讨论，并探讨家庭凝聚力的延续和变迁对家庭功能、公共政策的启示。
    
    四、总结与思考
    
    过去，由于跨地区比较研究的缺失，我们并不知道在东亚社会这样具有特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地区中，现代化的变迁是否削弱了通过地缘邻近、情感交流、实际支持来衡量的家庭亲子凝聚力，也不清楚各地区不同程度的社会变迁对亲子凝聚力是否产生相异的作用。2006年东亚社会调查的家庭主题调查数据给我们提供了回答上述问题的可能性。虽然由于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有些重要因素因无法匹配而未能纳入模型分析，且因该数据是单个时点的横向数据而不能直接回答变化的问题及因果关系，但它是到目前为止，东亚地区惟一一个可以直接进行比较研究的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通过对该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三点重要结论，分别回答本文的三个研究问题。
    首先，尽管东亚四地的社会、经济、人口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家庭凝聚力没有遭到相应破坏，依旧得以延续，代际支持体系仍然正常运行。描述性分析结果表明，从人们的家庭观念来看，大约三分之二的成年子女有三代同住的意愿，近四分之三的子女认为子女具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满足父母需求的责任（请参见表1）。从行为上看，不是所有具有上述意愿和想法的受访者都能言行一致，但其践行的比例还是较高：约有一半的受访者与父母同住，并与父母保持密切的情感交流，一半以上的受访者给父母提供经济和非经济支持；这些关系不是单向的，父母也表现出类似的互惠行为，虽然其行为更多地受制于亲子距离、且以子女的需求为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化的进程并没有导致家庭功能的相应衰落，代际之间在日常照料、经济支持、情感慰藉等方面的互动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些互惠行为反复且经常发生，当亲子的空间距离邻近时更是如此。在父母与子女相隔较远的场合，虽然面对面交流和支持的形式受到影响，但亲子交流和交换以其他的形式进行着。
    东亚四个地区的比较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上述推论。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尽管与中国大陆相比，韩国亲子同住的概率偏低，但他们在情感联络、亲子之间的经济和非经济支持方面都明显超过中国大陆。除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外，台湾地区也表现出类似特点。若将本文测量的六个指标（尤其是从子女角度衡量的前四个因变量）同时考虑，并根据系数的取值加以判断，我们不难发现，家庭凝聚力在韩国保存最强，台湾地区次之，中国大陆再次，日本最弱；在用来衡量该概念的六个指标的四个指标中，日本的亲子同住、亲子联络、子女对父母的经济和非经济支持的比例和概率都是最低的，而父母却大量支持子女。在东亚四地中，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绝大部分指标上展现出更多的相似性，这或许是文化同源的结果。该发现仅仅部分地印证了现代化理论——日本最弱支持了现代化的假定，但中国次弱却与预测不符。这进一步表明，现代化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东亚社会家庭凝聚力的变化。
    在我们看来，家庭凝聚力是包括经济结构的���约、文化传承和积淀及现代化的力量在内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虽然有些力量的作用是相反的。从现实情况看，代际之间资源的互补性使现代化进程与家庭凝聚力相互兼容。女性的劳动参与，工作与家庭的矛盾和冲突，专业机构公共支持和服务的缺失或不足，人们对市场服务或公共服务的不满等因素，都使代际之间在包括时间、服务、经济在内的交换变得十分重要和必要。正是这种重要性和必要性，加上传统文化的传承效应，共同延续着家庭凝聚力。我们的分析证明，不仅工作与家庭的矛盾会对家庭凝聚力产生影响（Hirschman Minh，2002；Pimentel Liu ，2004），更为重要的是，本文通过对子女的家庭观念（即三代同住的愿望、对赡养父母的态度）变量的分析，揭示了文化传统对于家庭凝聚力也具有强烈的影响作用。这些有悖于现代化理论的发现也许是尚在进行的、与现代化相抗衡的维系家庭传统的斗争，而这种斗争也许正是延续代际同住、情感联络、实际支持的强大社会压力的折射，致使在社会变革和家庭变迁面前，家庭凝聚力并没有削弱，亲子之间的依赖和依存成功地延续着传统的家庭团结力量。事实证明，家庭凝聚力具有强大的抗逆力性和适应性，深厚的文化积淀超越了现代化的作用。
    其次，东亚四地在家庭凝聚力方面表现出很大差异，在不同维度的凝聚力方面也展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虽然东亚三国四地享有类似的人口转变模式及强调代际互惠的文化背景（如：儒家文化体系），但它们在家庭凝聚力方面表现出各自特点，韩国与日本之间的差异尤为明显，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差异略小。这进一步证实，现代化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当今亲代与子代的家庭行为和亲子凝聚力的情况。我们认为，产生差异的原因除前面提到的结构性制约及文化作用外，也与各地区人口转变的步伐和阶段、政治经济背景等因素直接有关。总体而言，日本的家庭凝聚力最弱，其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慰藉、日常照料和经济支持都很少，然而父母却大量支持子女。该发现表明，日本的代际关系更类似于接力型的西方模式，即代际支持主要从父母流向子女。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在这四个地区中，日本的人口转变发生和完成的时间最早，在二战以后人们自觉地限制生育，其出生率在20世纪50年代初骤然降低，总和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并持续缓慢降低，成为目前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起步很早的人口转变对家庭的影响基本完成，从而使日本家庭形式和观念在部分保持东方特色的同时，也较多地融入了西方元素。二是与日本社会收入对年龄的回报及良好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有关。无论在日常照料、医疗保险，还是在经济生活方面，日本政府都给老年人提供了较为优厚的福利水平，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日常照料亦有所托。一方面，良好的公共支持体系减弱了父母对子女养老的需求，另一方面，相对丰厚的退休金和养老金增强了父母支持子女的实力和能力。相反，日本社会激烈的竞争降低了子女供养父母的能力，却加深了年轻人对父母方方面面的依赖。
    近30年来，韩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人口转变并没有相应地削弱其家庭凝聚力，它似乎成功地做到了经济上现代化、文化上延续和传承二者的结合。韩国的人口转变起步较晚，且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行为，与计划生育项目密切相关；现代化的发展和家庭的变迁也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深厚和强势的传统文化，使得家庭凝聚力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仍然牢固地保持着。同时，韩国的医疗和社会养老保障等公共福利制度的建立也是近些年的事情，父母对子女的心理情感依赖和实际依赖都依旧存在，这也进一步维系着传统的延续。
    在东亚四地，现代化程度最低、人口转变起步和完成时间最晚、公共福利最差的是中国大陆。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刚刚起步，公共服务水准也相对低下，从而使亲子之间更依赖于代际之间的互动和互惠。
    从理论上看，这似应更好地维系家庭凝聚力。然而，中国大陆家庭的凝聚力反而不如韩国和台湾地区牢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生育政策的刚性制约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使其具有下降的速度过快、（在短时间内生育水平）过低的特点，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家庭规模，也使不少家庭有女无儿，家庭结构人为地遭遇巨大变故。同时，过去20、30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拉大了亲子之间的地域距离，改变了亲子居住模式，并赋予亲子交换模式新的内容和形式，使许多子女在维系家庭凝聚力方面有心无力；又如，近百年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对传统的家庭文化和伦理观念起到很大的破坏作用，远有五四运动、近有10年"文化大革命"等旨在摒弃传统文化、改变家庭理念的政治事件，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家庭凝聚力；再如，近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跨越跳跃式的，其间也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及对西方文化的接纳；最后，个体的人文资本积淀比较薄弱，且年轻妇女基本都参与社会劳动，故无论是亲代还是子代，维持代际支持的能力受到相应的制约，再次凸显了亲子之间在代际互惠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两难困境。
    最后，居住模式与亲子情感联络、代际支持显现出很强的关系，是代际互动和家庭凝聚力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亲子之间的空间距离给他们的互动带来一定的阻碍，尤其是面对面的联络和亲历亲为的互惠交流更是如此。距离对子女给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没有显著影响，但与父母流向子女的经济支持呈负关联。如前所言，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主要是基于子女的需求及对子女提供非经济支持的一种补充。
    虽然本文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推广性有待更多的相关研究结果予以支撑，但其发现对未来家庭功能的顺利实施及相应的公共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我们注意到，虽然儿子和女儿依旧向父母提供经济和非经济支持，且得到父母的支持，但变化的端倪已经显露，家庭凝聚力的传统模式也遭遇挑战。人口转变（如：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远距离的人口流动）及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进程等都使亲子同住越来越难以实现：子女居住在父母家庭的比例已经在不断下降（虽然幅度不大），而父母居住于子女家庭的比例却在上升（王跃生，2006），导致了亲子同住比例的相对平衡。在2000年的中国，虽然大部分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与子女同住，但该比例与1990年相比，男性下降了11.4%，女性下降了7.2%（曾毅、王政联，2004）。子女远距离的地域流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使亲子之间的相互照料愈发困难——即便他们都有此意愿，从而使代际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密有间"（intimatebut distance）。相反，人口老龄化步伐的加快增加了需要支持的老年人的数量，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使得家庭对公共支持的需求愈发迫切。如何扩展和强化政府在家庭这个"私人"领域的公共服务功能，建立怎样的公共服务支持体系，设计合适的家庭友好型公共政策，成为迫在眉睫的公共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