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50年前社会心理学发生的“危机”是影响其当代走向的标志性事件。这次危机导致了社会心理学内部与外部两方面的变化：在内部，不但引发了原本占主流地位的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再造，以行为主义为基础的研究范式弱化，新的“认知革命”兴起，而且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新生的社会建构论也破土而出。在外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本土化运动向美国主导的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其中最显著的是欧洲社会心理学成功建立了“第二个知识中心”，并通过社会表征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及话语分析技术等反过来影响到原本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心理学。

关键词：危机与“脱危”/转向与再造/本土化运动/后现代社会心理学

作者简介：胡洁，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助理研究员；周晓虹，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在现代社会心理学1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距今半个世纪前发生的“危机”是影响了整个学科走向的标志性事件。借用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来分析，这次学科危机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的背景下，在包括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尤其是青年“大造反”运动在内的一系列“异例”冲击下产生的。这一危机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发了学科内部大规模的反思和批判；二是引发了学科外部对刚刚经历“黄金时代”(golden age)的社会心理学的不满与怀疑。在此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传统受到了挑战，社会心理学在“脱危”之后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一、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

历史往往会在人们对它寄托太多期望的时候发生令人失望的转折。以1965年美国全面涉足“越战”为标志，蓬勃发展的美国出现了最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各类社会运动此起彼伏，“1968年，从1月1日到6月15日，全美爆发了221次大规模游行示威，这些游行遍及101所大学，有将近39000名学生参与其中”。美国学生的抗议很快在大西洋彼岸引起了反响：1968年，“在一个无论是季节还是社会行情都春光明媚的五月，一大群原以为已经被资本主义‘整合’得服服帖帖的学生，却在这个社会的核心造反了”，无论在法国、德国、英国还是在意大利，甚至在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资本主义及其生活方式被深深地怀疑。面对日益严峻的复杂局面，许多人呼吁社会心理学家“应该走上街头，迅速解决最迫切的社会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以往对解释人类行为一直信心满满的社会心理学家们一时间却手足无措，他们无法也无力为医治社会病症提供“药方”，这导致了一直作为一般大众心目中的“宠儿”的社会心理学开始失去人们的信任，整个学科发生了自20世纪20年代狂飙突进以来的第一次根本性危机。虽然处在学科边缘但却处在学生运动风暴中心的欧洲社会心理学家们，敏感地觉察到了这场危机。1967年刚刚获得博士学位、1968年正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指导下做研究的瑞士人威廉·杜瓦斯后来回忆说，此时“巴黎发生了‘五月风暴’。这一事件让我意识到社会语境是型塑个体社会经历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一点经常为社会心理学家所忽视”。作为呼应，莫斯科维奇本人既尖锐又形象地说，以1968年的“五月学潮”为标志的欧美青年运动是一张石蕊试纸，它检验出了西方社会心理学的不成熟性。

关于现代社会心理学危机的成因，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尽管后来有人看到“危机反映了美国社会更大的危机，同时也借用了当时流行的危机语言”，但在当时的美国学界，“绝大部分有关危机的文献都仅仅涉及诸如实验的不踏实，欺诈的道德问题，或是了解被试的必要性等方面”。比如，许多人都曾尖锐地指出，社会心理学的知识是建立在使用欺骗手段的基础上的，像阿希(Solomon E.Asch)尤其是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那样的经典实验，如不凭借欺骗就得不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并且被试者在实验过程中还体会到了焦虑、不安甚至罪恶感，对未来生活中的权威失去了信任，而这显然都是不符合实验伦理的。

相比之下，美国域外的学者所受的束缚较少，他们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心理学危机的分析率先深入到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层面。R.哈里认为，批评家们深恶痛绝的实验室实验实际上与美国的社会文化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牵连，换句话说，这正是所谓“北美习俗”的必然结果。因为正是这种习俗将人的品行视为受过训练的自动机式的人物的行为结果。莫斯科维奇则论证了意识形态对包括社会心理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影响，他明确指出：“社会心理学的根本而又唯一的对象应该是从意识形态和传播沟通的结构、发生及功能的角度，来对与这两者有关的一切东西进行研究。我们这门学科的适宜范围应该是关于文化过程(它主宰着一个社会的知识构成)的研究。”

上述批判固然有其合理性与深刻性，但对现代社会心理学危机的分析其实还有另一条道路，即从社会心理学的所谓“现代特征”——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和个体主义入手，找寻其危机的成因。我们想证实的是，正是这些现代特征在造就了社会心理学极度繁荣的同时，也埋下了日后导致其陷入危机的种子。(1)作为社会心理学最为鲜明的“现代特征”，实证主义既为社会心理学成为一门现代科学铺平了道路，也为其日后的危机留下了隐患。一方面，实证主义直接衍化出了社会心理学的客观主义(主张数据及其收集过程应剔除偏见，应是明显可证的)、行为主义(主张只着眼于外显行为，坚决排斥直觉主义、心灵主义以及现象学)和操作主义(主张社会心理学使用的概念，其意义不能来自经验过程之外)；另一方面，实证主义在现代社会心理学中的盛行，也直接造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恶果：一是过分崇拜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二是极端轻视理论研究和理论综合。(2)作为社会心理学中实证主义的具体体现的实验主义，同样有利弊两个方面：一方面，实验法增强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使之摆脱了空谈与臆想，有可能借鉴某些自然科学的严谨方法，获得有关实际社会问题的可靠知识；另一方面，当实验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甚至唯一的研究方法的时候，也造成了越来越明显的两大弊端。一是与社会现实的极端脱离，割裂了社会心理学研究同现实社会的联系；二是造成了“价值中立”(value-free)或“文化中立”(culture-free)的假象，以致学者们极易忽视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背景及个人爱好对研究工作的影响。(3)如果说实验法的创立和使用为实证主义原则的贯彻提供了可能，那么进一步，这种使用又是以个体主义的确立为前提的。而由F.奥尔波特所确立的个体主义立场，从理论上说，有效地抵制了早期社会心理学家将“群体心理”视为超个体的精神实体的唯心主义错误；从实际研究上说，由于它使研究者们能够直接而便捷地获得数据资料，从而使社会心理学的定量化研究成为可能。但是，“个体主义与还原主义的社会心理学造成的主要后果是，在相互依赖的社会和自然背景中，忽视了外在于个体的社会行为的原因”，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与现实社会的脱节。

二、危机、“脱危”与学科转向

20世纪70年代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这场危机，引发了学界的高度关注，有人统计过，在1970年后的10多年里，“有数百篇(本)论文、章节和著作被贡献给了社会心理学的所谓‘危机’”。但是，社会心理学界不同的学者对危机性质的判断却大相径庭。一方面，对格根、帕克等反对实证主义而提倡后现代主义或社会建构论的学者来说，危机似乎将社会心理学推到了历史转折的关键阶段，旧的范式面临挑战和崩溃，而新的范式正在形成，以使其能够“在第二个世纪中成功地进入成熟阶段”。另一方面，即使在“大多数人似乎都已经肯定危机已经到来”的年代，对危机本身的质疑也从未缺席，有人认为，作为1968年左翼“学生运动”的并发症，所谓“危机”不过是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立场的社会心理学家们对包括发表和就业在内的学术体制的一种抗议；也有人认为它甚至只是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一书产生的即时性回响，显然“范式”“范式危机和转化”以及“范式革命”等一系列库恩式术语为学术场域的“颠覆”性革命提供了某种愿景。

对危机及危机话语的质疑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屑此后在被奉为经典的《社会心理学手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1985年和1998年出版的第三版和第四版中，两位从历史视角检视社会心理学的作者琼斯和泰勒都仅用了几乎可以忽略的篇幅探讨了这种所谓的“自我—标定危机”(self-labelled crisis)，在他们的眼中，所谓“危机”并没有对这门学科的理智发展产生什么值得重视的影响，即使有，在后来兴起的第二次认知革命的冲击下也痕迹全无。

在琼斯和泰勒毫不掩饰地表示不屑的同时，来自荷兰和新西兰的两位学者通过两项实证研究考察了“危机”存在的真实性。第一项研究以荷兰的社会心理学家为对象，第二项研究涉及那些活跃的社会心理学家与持“危机论”观点的学者的对比。他们的研究发现：其一，大多数人对危机的担忧实际上源自对该学科近来对科学进步的贡献放缓；其二，不同的学者对“危机”及其性质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大多数活跃的社会心理学家确实不认为他们的学科存在危机，但也有34%的学者尤其是那些贡献了与“危机”相关文献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确实存在着危机。

几年以后，加拿大约克大学的罗密欧·维特利进一步考察了这场危机对社会心理学的现实影响。围绕方法论类型、被试、欺骗的使用和数据处理方法四个方面，维特利随机抽取了《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应用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和《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报》(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四本主流杂志在1974-1975年、1979-1980年和1984-1985年三个时段各自发表的40篇论文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在危机后的15年里，尽管实验法依旧是通行的研究方法，但调查及问卷法显著上升；(2)被试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依旧以大学生为主；(3)虽然前两个时段“欺骗”手段的采用和此前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在1984-1985年间开始大幅下降；(4)虽然统计建模程序有显著增加，但方差分析还是数据分析的主要方法。

平心而论，无论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危机是否发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发生，在这场危机或者所谓的“危机”之后，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心理学及其研究的某种转向。我们可以从学科内外两个方面描述这种变化，并由此讨论这场危机产生的后续影响。

首先来看学科内部的变化。尽管我们前面已经提及，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可能为人们夸大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我们不能对他为科学进步暂时受阻提供的全新看法视而不见。库恩认为，真正的科学进步常常是年轻一代科学家背离年长一代科学家的结果。这种背离导源于对某一学科处理基础知识问题的能力强烈不满，并由此导致一种全新的理论和方法，或用库恩的话来说，导向一种新的范式的建立。沿此思路，卡特赖特曾颇具想象力地猜测，如果说“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明显的经验研究学科出现在20世纪初，是一代学者反叛坐在扶手椅里空想的社会哲学方法的结果，那么，所谓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很可能是另一代学者反叛的开始”。进一步，受库恩的“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变革”的著作启发，一直引领后现代潮流的肯尼斯·J.格根很快就提出了后来广为流传的社会建构论，宣称“如果一切我们认为真实的事物都是经由社会建构而成，那么，除非人们认可某件事物是真实的，否则，没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这一思想借助20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的话语分析技术，很快又发展出一种与福柯式的话语分析不同的社会心理学新路径。

其次我们来看学科外部的变化。这里所谓的外部变化主要是指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地域变化。熟知社会心理学历史的人都知道，自20世纪20年代之后，由于美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崛起，以及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反犹主义政策，美国狂飙突进，很快成为包括社会心理学在内的全球社会科学的知识中心，并在有意无意间开启了其文化殖民进程。伴随着这一进程，在欧洲、亚洲、澳洲和非洲，不同时期建立或重建的社会心理学都追随美国社会心理学，形成了亦步亦趋的基本态势。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这场危机及其前后世界范围内的国家与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化，带来了这一学科在地域发展上的变化，其中最为鲜明的是我们后面将会述及的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反叛和全球范围内本土化运动的兴起。

基于上述学科内外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讨论这场危机和“脱危”的努力所带来的基本转向：一方面，“1970的一代”及卡特赖特所设想的彻底动摇“假设—检验”或“实验室实验”这种旧有范式的努力从总体上说并没有成功；另一方面，他们的“反叛”毕竟也促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下述变化。其一，随着以行为主义为代表的“外因论”的衰落，社会心理学中“认知革命”的兴起带来了主观性在不同程度上的回归，就像我们将在后面述及的那样，这一趋势进一步主导了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再造；其二，尽管实验法依旧是现代社会心理学的主流，但不仅实验法的使用者开始意识到这一方法的局限性，因此尝试改变实验的伦理问题并提高被试的代表性，而且问卷调查、参与观察等非实验手段甚至后实验、后现代手段在内的多元方法也开始流行，“社会心理学已经迈入方法多元和方法宽容的时代”；其三，被社会心理学长期忽视的群体、社会与文化甚至历史的维度开始受到重视，社会心理学家开始强调认知、情感和行为的社会维度，英国学者泰菲尔甚至直接将理论是否具有“社会关怀”视为其是否合格的标准，而各种具有鲜明的社会面向的理论也层出不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学者再度尝试将两种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结合起来，比如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社会学家库奇·斯蒂芬和心理学家瓦尔特·斯蒂芬夫妇就联手编撰了《两种社会心理学》，以期实现人们长期以来期待但又屡屡落空的理想。

三、欧洲的“反叛”与本土化运动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虽然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土壤，也有一些零星的研究，“但在这个大陆上并没有统一的社会心理学，也没有能够提供接触与交互刺激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的互动共同体”。换言之，也就是没有形成制度化的社会心理学学科体制。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后，希特勒掌控的纳粹德国实行“反犹主义”的政策，导致在社会心理学“故乡”的欧洲，社会心理学相关领域的研究基本枯萎，这种局面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如果说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欧洲有了社会心理学，但依旧没有欧洲社会心理学，那么学科意识在欧洲的形成首先有赖于制度化联系的建立。值得玩味的是，达成欧洲学人认同意识形成的竟然是两个美国人：美国特拉华州大学教授约翰·兰泽塔(John Lanzetta)和曾被欧洲学者半带敬意、半带讥讽地称为“社会心理学教皇”(the Pope of Social Psychology)的列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兰泽塔1963年在欧洲访问时惊讶地发现，许多欧洲社会心理学家对美国同行的研究无一不晓，但却对欧洲邻国同行的工作浑然不觉。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兰泽塔从南南合作委员会(SSRC)和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ONR)筹措到一笔经费，在意大利索伦托召开了第一届欧洲实验社会心理学会议，并亲自撰写了相关的发展提案。提案获得了SSRC的大力支持，而费斯汀格则在此基础上提议建立由美国和欧洲学者组成的社会心理学跨国委员会。1964年在意大利弗拉斯卡蒂镇举行的第二届会议上，由费斯汀格担任主席的委员会成立。两年后，莫斯科维奇筹备在巴黎近郊罗伊奥蒙特修道院召开了第三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莫斯科维奇担任首任主席的欧洲实验社会心理学会(EAESP)正式成立，这一学科终于开启了制度化的欧洲之旅。

欧洲同道们的“反叛”是全方位的。除却建立制度化的机构外，在“危机”前后一系列发展社会心理学的举措不断推出：(1)在一些基金会的支持下，先后为高年级学生和研究人员举办了多次暑期班，前期由美国人担纲教学，但很快替换为欧洲本土的学者。(2)一系列出版物相继出版，1971年创办的《欧洲社会心理学杂志》一开始就发表了许多当时被视为富有欧洲特色的研究成果，比如最简群体研究(minimal group studies)、少数人影响实验(experiments on minority influence)等等。与此相呼应，1971年泰菲尔主编了《欧洲社会心理学专著》系列，斯特洛比和休斯顿(Stroebe & Hewstone)1990年主编了《欧洲社会心理学评论》，并与他人合作主编了题为《社会心理学导论：欧洲视角》(1988)的首版教科书。进入21世纪之后，休斯顿对标美国主编了四卷本的欧洲版《社会心理学手册》(2001)。(3)定期召开相关会议，包括每三年一次的学会全体会员会议，以及在东欧和西欧轮流召开的小型的东西方会议，后者为东欧学者的参与创造了机会。

在几千年来形成的思辨传统的基础上，欧洲人分庭抗礼的意图很快在理论上取得了成果：在莫斯科维奇提出社会表征论的同时，泰菲尔和约翰·特纳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波特和维斯雷尔提出了话语分析范式……这些理论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将原先那种美国人思想被欧洲人采纳而不是相反的‘单行道’，改建为交互影响状态”的双行道，欧洲人对包括美国社会心理学在内的全球社会心理学产生了切实的学术影响，而且欧洲学者提出的理论虽然大多沿袭了心理学的思路，但却常常比耽于微观互动传统的美国社会学还社会学。比如，莫斯科维奇在谈论社会表征论时，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因为自己的理论“源于心理学”就简单地将其置于“心理学框架”之中，因为“这将导致还原主义的认识论”。这为因脱离社会现实而陷入危机的美国社会心理学送去了全新的理念，自然也成了社会心理学全球性本土化运动的一部分，甚至是迄今为止最为活跃和最为成功的一部分，因为它“成功地解构了美国社会心理学(的)整体符号霸权”。

如果我们将欧洲人的上述探索视为一种学术“本土化”(indigenization)的努力，那么这一趋向在全球范围内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不仅1930年孙本文和吴文藻就在南北中国开启了性质相似的社会学中国化运动，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拉美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贡纳尔·迈达尔就警告发展中国家，不要不加批判地采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而应予以必要的改造。接续这些努力，在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背景下，任教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伊朗裔学者法萨利·穆贾达姆采用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写成《三个世界的心理学——作为社会心理学危机和迈向第三世界本土心理学的反映》一文。他依据学科创造力和影响力将心理学划分为三个世界：(1)美国；(2)西方其他工业国家，以及军事能力与美国并驾齐驱但心理学远远落后的苏联；(3)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穆贾达姆自信地说：“我希望能与其他研究者一起分享对第三世界本土心理学发展的喜悦之情，我相信后者正在导向一种心理学知识的真正扩展。”而这种扩展一定会首先发生在社会心理学这个“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最鲜明的领域”。

作为对穆贾达姆理论的呼应，近几十年来，社会心理学在世界各地都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其中就包括各种本土化努力。比如，澳大利亚因受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表现出对美国、欧洲乃至亚洲思想的开放态势；再比如，拉美各国于1973年成立了拉丁美洲社会心理学会，并大量吸收社会心理学的“危机话语”，提倡结合拉美军政体制研究切合拉美实际的社会心理学，尤其要研究造成整个拉美社会断层和社会紧张的巨大的社会不平等；还比如，尽管非洲还没有社会心理学的专门化组织，但受“危机”的影响，批判社会心理学运动在非洲尤其是南非有着广泛的影响，他们依赖《社会中的心理》(Psychology in Society)杂志，“致力于通过关注南非背景中的心理学理论和实践，来形成一种社会—历史和批判理论的视角”。

亚洲社会心理学更是志向高远。在积数十年发展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1995年在香港成立了亚洲社会心理学会，并于3年后创办了《亚洲社会心理学杂志》。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学者并不讳言，锻造亚洲社会心理学的目的就是因为这一学科“需要创造社会心理学的‘第三势力’”。如果说美国社会心理学立足于个体，欧洲社会心理学立足于社会，那么亚洲社会心理学或许可以通过立足于自身悠久的“文化”传统，进而获得清晰的本土化发展路径，一如杨国枢、黄光国、金一哲及沙莲香、翟学伟们的努力那样。我们也认为：“在欧洲社会心理学提倡将群体或社会带回社会心理学的视域之中时，中国社会心理学如果真能够解决伴随着现代性的推进，千百年来受到过度压抑的中国人的个性的崛起或张扬，因与强大的群体(从家族到群体再到社会直至国家)制约间的持续紧张形成的对峙问题，我们就一定能够像我们的欧洲同行一样，与关注个体或小群体社会行为的美国主流社会心理学分道扬镳或独树一帜。”基于此，这种可以称之为“群己颉颃论”的视角或将为近代以来中国人社会心理的嬗变提供有益的解释。

四、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再造

众所周知，以美国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心理学在成长过程中，从20世纪初行为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就一直是以控制性实验为主流研究范式。正是因为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时期，围绕实验室实验的可信度掀起质疑狂潮时，无论是行为主义的理论范式还是研究模型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如果像伯格和朗博特所说的那样，行为主义方法主要是用来解释行动及其反应，而认知和精神分析方法则主要关注对态度和判断的解释，那么此时社会心理学的主流范式从理论到方法都开始发生了改变。尽管行为主义依旧保留在某些特定的理论中，但“危机”之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了一个认知阶段”，或者说“行为主义的弱化为认知主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同时，随着行为测量方法的减少，由口头或数字表达的判断也逐渐成为研究中的主要测量方法，而认知社会心理学终于成为危机之后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

尽管重视认知并非美国本土的传统，但因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批以人类认知为关注中心的德国格式塔心理学家移居美国，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美国实用主义社会文化氛围影响了这些知识塔尖上的学者，比如勒温1932年移居美国之后，其研究就表现出了鲜明的社会关怀，并因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创设了群体动力学；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1935年移居美国后也投身有“流亡大学”之称的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致力于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另一方面，格式塔心理学的视角也影响到了以行为主义为宗旨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它们共同的个体主义立场为相互间的结合提供了可能。以出生于波兰的所罗门·阿希(Solomon E.Asch)为例，他分别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和斯瓦塔摩学院任教10年和19年之久，与在这两校任教的科勒和韦特海默先后过从甚密，并因此深受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坚信当我们把社会场看成一个整体时，就能用统一的观点去认识人、事、思想并对其进行评价。为此，他不仅完成了著名的群体压力(从众)实验(人称“阿希情境”[Asch Situation])，并写出了与弗洛德·奥尔波特的具有鲜明行为主义倾向的《社会心理学》(1924)迥然不同的、包含诸多格式塔信条的《社会心理学》(1952)。

当然，单个人的好恶常常并不能扭转整个学科的发展趋势。虽然有人强调在美国社会心理学中一直不乏认知的兴趣，但这一模式席卷学界成为行为主义模型的替代品却是在“危机”之后。事实正是这样，早在危机出现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海德(Heider)和费斯汀格(Festinger)就分别出版了与归因过程和认知失调相关的著述，但直到对实验室实验的批评引发危机之后，归因理论和有关判断过程的研究才有了重大进展，并促成了认知模式在社会心理学中成为主流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莫斯科维奇关于归因等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只会出现在形形色色的认知一致性理论衰退之时的观点尽管无可挑剔，但却忽视了“危机”因素在社会心理学向认知模式转变的过程中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心理学危机孕育了新的即第二次认知革命，社会认知研究不仅直接孕育于认知革命，而且也随着其基本原则的明确而不断发展。此后，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以认知研究为导向的新变动，比如，人作为信息处理者的隐喻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嬗变：(1)在1970年前，基本的隐喻为人是一位素朴的科学家(the naive scientist)，他们在认知过程中寻找、分析事物产生的原因，由此进行预测和控制。比如，哈罗德·凯利的方差分析或归因协变理论即认为普通人是根据个人、环境和刺激等三类因素来解释社会行为的。(2)1970—1980年，有关人的基本隐喻转变为认知的守财奴(the cognitive miser)，也就是说，此时社会认知的研究者认为，为了节省认知能量，人们并不着力全面、系统和理性地处理信息，而是单纯快捷地追求效率。(3)1990年后，又被视为积极的战术家(the motivated tactician)，他们往往会根据动机和社会情境因素进行选择——究竟是利用自动、有效的过程，还是意识更加鲜明、更加努力，由此提出了一系列社会认知现象的“双过程”模型，而相应的研究也更多地关注行为者的动机调节过程。(4)2000年后，又从积极的战术家转变为被激活的行动者(an activated actor)，此时，研究者们认为社会环境提供的信息和动机比我们想象的更能塑造或驱动我们的反应。

同时，借助自然科学特别是神经与脑科学研究取得的新成果，今天的社会认知研究展现出了无法预测的巨大潜力，并呈现出下述两方面趋势：首先，社会认知研究呈现出从单纯的信息加工的“冷”(cool)认知向社会性的“暖”(warm)认知转变。正如上文所述，20世纪70年代“认知革命”后，有关人的基本隐喻转变为认知的守财奴，此时人作为单纯追求效率的信息加工器，其情感和动机被忽视了；但从80年代中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有关人的基本隐喻向积极的战术家甚至被激活的行动者的转变，原先被忽视的情绪、情感、心境、目标和动机等所谓“暖”因素，在社会心理学家解释认知形成过程时开始受到重视。其次，当代社会认知研究呈现出与发展越来越快的神经科学联姻的倾向，借助包括磁共振成像技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透颅磁刺激技术、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单细胞记录技术以及神经心理学损伤技术等在内的认知神经科学方法与技术的进步，逐渐形成了风头一时无二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神经科学家们不仅强调神经和大脑对人的认知与行为的影响作用，而且也意识到了“社会结构对大脑和身体的运作(同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携手合作，社会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学家将不再是在街头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而是一起奔向光明未来的同道”。

五、尾声：后现代社会心理学，或侧翼的形成

如果说“危机”仅仅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尤其是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反叛，促成了新的或者说第二次认知革命和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再造，那是完全不够的，其实它同时还孕育了后现代社会心理学，推动了社会建构论思想的蔓延。简单地说，正是这场危机引发了人们这样的设想：如何通过对实证主义的反叛，使社会心理学进入另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学因其与该学科的现代形态的既延续又超越的关系，被称为“后现代社会心理学”。

关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思考，最初始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斯瓦特摩尔大学教授肯尼斯·J.格根。早在《作为历史的社会心理学》一文中，格根就提出社会心理学应该是一种有关当代历史的探讨，而不应像以往那样模仿自然科学寻求人类行为的一般通则。接着，他又犀利地批判了在现代社会心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唯经验论倾向，极富见地地指出：“只有关于经验的理论解释才有能力改变社会生活，而经验证据本身并没有这种能力。”1988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国际心理学会上，格根做了题为“走向后现代心理学”的讲演，申明心理学正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并提出了“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及具体设想。格根的设想旋即得到了英国社会心理学家伊恩·帕克的回应：一方面，他宣布，“美国是社会心理学的故乡，同时又是其危机的发源地”；另一方面，他又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这些后现代的居民已经丧失了对逝去的叙事的眷意”，流露出对后现代语境的渴慕之情。

格根将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视为“一个更大及更深远的人类知识及文化转变的一部分”。换言之，是“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必然结果。在这样一种解释中，文化上的所谓“现代时期”，同机械化的过程及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这一系列的进步，形成了行为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盛行的实证主义精神：信奉科学统一观、决定论原则以及价值中立说，形成了现代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的四大基本原则：(1)我们应该有也确实有一个“可能”被探讨的世界，即有一个基本的研究领域；(2)我们可以在属于我们的那个基本的研究领域中找到具有普遍性的特性，并能够据此来预测人类的社会行为；(3)要在自己的基本研究领域中找出普遍性的特性，或者说推演出有关人类行为的真理，最可靠的就是实证的方法，尤其是那种可以对变量加以严格控制的实验法；(4)由前三项原则可以推知，运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就有可能建立起一整套可靠且中立的真理。

在实证主义精神影响下形成的上述原则，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文主义者或反实证主义者的诘难，但这种诘难直到“危机”时期才真正开始对实证主义构成致命的威胁。1970年，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后来流传甚广的“范式”(paradigm)理论，“范式”是指“一个科学家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在这一理论中，科学被描述成一种被先例和传统束缚的活动，科学的每一次贡献都是以过去的示范性成就(即所谓“范式”)为样板的。由此，库恩推论说，科学知识并不能简单地从自然中“读取”，它总是通过历史上特定的和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范式来起媒介作用，由此向实证主义信奉的有关科学的真理性和科学进步的直觉知识提出了挑战。

上述思想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变动，使格根相信整个行为和社会科学领域进入了后现代或后实证时期。与此相应，现代社会心理学家秉承的四大基本原则也开始发生变动：(1)后现代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我们对周围世界所作的论述，只是在特定的社会常规中运作的结果；(2)后现代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我们无法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找到所谓“普遍性”的特征，此时，每一位研究者在从事自己的研究时，都开始考虑进行研究的历史与文化背景；(3)后现代的学者已不再将“方法”视为神圣的追求，相反，人们认为方法往往成了一种误导他人去认可自己、将自己的想法合理化的工具；(4)由上述三项变动可以推知，后现代的学者对真理的看法已完全不同于以前，他们已开始对实证研究是获得真理的必然途径的信念发生怀疑，甚至有人认为，所谓“科学进步”的观念不过是由它的文字及叙事特点制造出来的。

30年过去了，格根关于社会心理学的后现代设想并未获得整个社会心理学界的普遍呼应，社会心理学虽然依赖认知革命大体脱离了行为主义的羁绊，但依旧主要奔驰在现代经验主义的大道上。不过，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都形成了类似于格根的共识：现有的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既不是天经地义的，也不是发展得最为完善的，相反，它们只是特定的知识分子共同体(以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活跃的白人中产阶级男性学者为主)对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进行思考的特定结果。因此，社会心理学的总体知识内容不可能不反映它的创立者们的态度、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尽管后现代主义社会心理学的设想尚未像库恩所描述的科学革命那样，以“非此即彼”或不可通约的方式实现新旧范式间的更替，但也并非一事无成。在一定意义上说，不仅欧洲的反叛及由此诞生的社会表征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援手与策应，甚至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也多少得益于后现代主义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实证主义理论大厦的撼动，而格根几十年来倡导的社会建构理论更是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结出的硕果之一。在他的代表作《社会建构的邀请》中，格根将自己的思想来源追溯至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以及伯格和卢克曼的《现实的社会建构》(1966)，并由此提炼出社会建构论的四个重要的基本假设：(1)我们描述和解释世界的方式并不是“存在物”诉求的反应或结果；(2)这一方式是关系或我们参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产物；(3)我们凭借语言实现的建构因其在社会性过程中的使用而获得意义；(4)包括科学在内的价值是在不同的生活方式内被创造并维持的。由此，格根深信所谓“事实或真相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参与其间的社会关系”。

格根多次指出，因为自己的理论挑战了“长达四个世纪的西方传统”，尤其是因此带来可能坠入道德相对主义立场的危险，引发反对是必然的。不过，就格根对价值中立说和方法崇拜论的批判、对文化和历史因素在研究者的研究中所可能有的影响的强调来说，显然对整个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是切中时弊的，并以此为“现代”这个社会心理学及其理论建构的主要时段画上一个暂时的句号，或起码作为一种发展的侧翼。的确，从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之后的半个世纪的嬗变来看，无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整体上说社会心理学并没有进入格根所说的“后现代时期”，也难以全盘体现出格根所说的那些特征，但是我们还是以为，“后现代社会心理学”一词的提出具有怎样高估也不过分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清楚地昭示人们，以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和个体主义为主导特征的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形态，绝不是也不可能是这一学科的唯一的可能形态。

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心理学危机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对于今天仍然处在借鉴有余但创见缺少的中国社会心理学来说，其中的经验与教训不言而喻。我们希望这里的讨论能够揭示“脱危”之后的社会心理学在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上正在逐步形成某种多元共存的语境：在前一个维度上，在改造至今虽受挑战但并未衰落的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同时，为肯尼斯·格根所倾心的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留出时间；而在后一个维度上，除却美国和今天已成气候的欧洲社会心理学外，也为中国或亚洲乃至拉美或非洲的社会心理学留出空间。希望终有一天，我们关于社会心理学的探讨能够在上述多元并存的语境中自由而愉悦地进行。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10期/《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