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表征论：发展脉络及其启示

赵蜜

原文载于《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4期

摘要:社会表征论关注围绕新概念或者新事物的社会性观点、信念和行为的形成与改变。本文以社会表征经典研究的介绍为引，详细评述了社会表征论诞生的历史与学术背景，及其在北美个体主义心理学霸权统治下的理论与方法论突破。本文梳理了当代社会表征的三种主要研究路径，继而评述了社会表征研究者面对批评意见的理论发展。文章最后展示了社会表征视角对当代中国研究的特殊意义，提出了两个深具潜力的应用方向，并阐述了社会表征论的崛起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创新的启示。

关键词:社会表征；群体动力；认知多象性

一、引言：无处不在的表征

我们生活在表征（representation）的世界。就语义学而言，表征意为意象，源于动词“再现”(re-present)。所有存在于人脑中的人、事、物都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再现，即表征。在此意义上，表征即认知。我们与外界的互动本质上是表征的互动，是我们与我们所认知的世界的互动。与自然界的互动如此，与社会世界的互动更是如此。个体在社会互动中所依赖的表征是为社会规范所修正的社会表征。社会表征不同于个体表征，它是共识性的表征，是剥离了个体特异性的抽象表征集。社会表征与个体表征之间是属与种的关系。

社会表征是所有有意识行为的基础。社会表征以认知为先导，以社会规范为基础，引发行为模式的出现和改变。其最显著的表现便是改变自然的大规模人类活动。实际上，当人类开始尝试干预自然时，纯粹的自然界就不复存在了。无论是规模耕作还是开凿运河，都是人类对生活世界的规划，或者说是表征的外部投射。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后，在改造世界的强烈驱动下，自然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退，快速向物理世界转变。以人为设置为基本框架的社会世界更是社会表征的世界。所有的制度设置、文化习俗本质上都是社会共意的投射，是社会表征的具象化。社会互动则是表征之间的互动，或者说是“符号互动”，是我与我眼中的他人或者情境的互动。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则是表征外部投射和表征互动的结果。在此意义上，社会表征研究应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是理解社会现象和预测社会行为的基本指标。

社会表征论关注围绕新概念或者新事物的社会性观点、信念和行为的形成与改变。该理论强调内群视角，对群体共意的形成以及群体心理后效有独到见解，在社会心理学中独树一帜，在欧洲与社会认同论形成了双峰并峙之势。后者在国内已有一定的学术认可和研究规模，但与社会表征论相关的介绍与研究却寥寥无几。本文将对社会表征论做一详细介绍与评论，并讨论其在当下中国研究中的应用方向。

二、挑战社会心理学的个体主义传统

（一）莫斯科维奇的典范研究

莫斯科维奇的博士论文《精神分析：意象与受众》（以下简称《精神分析》）（2008/1961）是社会表征论的开山之作。该作勾勒了社会表征论的基本架构，也是社会表征研究方法的理智渊源。莫斯科维奇发现，精神分析进入公共领域之后，全面颠覆了法国社会的人观。人们开始用诸如“情结”或者“压抑”这样的概念去解读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并做出相应的反应，从而也改变了法国社会的人际互动。有鉴于此，莫斯科维奇尝试以精神分析为例，探寻科学家在斗室中建构的知识如何进入公共领域并改变整个社会生活。该研究采用访谈、问卷和文献分析的方法，对精神分析的公众意向及其传播方式进行剖析。

第一阶段的大规模访谈式调查关注的是精神分析的社会性认识。对2265人的开放式问卷调查发现，社会知识的传播首先要经历由主流社会规范把关的筛选机制。“力比多”虽然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概念，但因其有悖于公开谈论性的社会禁忌，进入公共领域后便被摒弃。该研究还发现，精神分析与一系列的词以及特定的对象和仪式相联系；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精神分析有不同的理解和观感。比如，公众普遍认为精神分析讨论情结、压抑以及意识/潜意识，而这是女人和富人的专利。其典型仪式则是躺椅上的自我吐露。因政治取向不同，不同群体对精神分析的态度存在赞同、不赞同和无感的分化。

该研究第二部分为媒体分析，专注于社会表征的群际分化。莫斯科维奇搜集了法国当时三个主流政治群体于1952年1月-1953年3月之间在230种出版物上刊登的与精神分析相关的报道共1640篇。语义分析和词频统计发现，政治立场决定报道内容。自由主义专业人士忠实地“扩散”（diffuse)与精神分析相关的所有内容。天主教会将精神分析比拟为救赎灵魂的治疗，将其纳入教义框架之下进行“传播”（propagation）。而共产主义刊物则对精神分析进行意识形态“宣传”（propaganda），将其描绘成腐化斗志的糖衣炮弹。

莫斯科维奇的研究揭示了群体动力学中的两个重要面向：一是群体共意的形成受群体规范规制，后者通过对传播内容的审查决定了群体对客体的表征；二是社会表征对群体成员的行为具有规范性影响。这使得社会表征成为预测群体行为的重要指标。

《精神分析》不仅开创了社会表征的研究传统，也为欧洲社会心理学奠定了“社会”基调。由此，欧洲社会心理学界进入了理智复兴时代，开始了以北美个体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为标靶的学术创新。

（二）社会发生

社会表征论是第一个面向社会的系统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倡导心理的社会发生(sociogenesis)，即个体心理取决于社会性因素，与个体发生(ontogenesis)相对。尽管群体对于个体心理的影响在此前的一些研究中也有发现，比如勒温关于饮食习惯改变的研究(Lewin，1943)、谢里夫关于“现实利益冲突”的系列群际关系研究（Sherif，1954）等，但类似研究并非社会心理学主流（杜瓦斯，2011），也未能成为有持续影响的研究流派。当时行为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尽管社会影响已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中心议题(Ross et al.，2010)，但研究主要在个体内和人际层面展开，例如多数人影响(Asch，1951)和社会比较论(Festinger，1954)，等等。以费斯汀格为卓著代表的主流社会心理学多用人际关系与个体心理去理解与定义社会影响，预设心理与行为的人际根源与个体根源，在本质上是个体取向的。二战后美国政府对欧洲社会心理学研究进行了大规模的资助和学术帮扶（方文，2001），使得此种取向统领了当时荒芜的欧洲社会心理学。

1.“集体表征”的启示

二战以后，个体发生的假设主宰了世界社会心理学界。经历过纳粹劳动营的莫斯科维奇对此却很不以为然。在群体情境中个体性的丧失是那一代犹太学者最大的体悟之一，它催生了鲍曼对现代性与大屠杀的思考（鲍曼，2002），也在更早前引发莫斯科维奇深刻反思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定位。其法国先辈涂尔干给了他巨大的理智启发。涂尔干为社会学规划了实证之路，将社会学研究规范为对社会事实的研究，并将研究“集体表征”的任务交给了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接受了这一使命，将社会表征认定为社会心理学的首要研究对象，并为欧洲社会心理学开创了“社会”传统。

在莫斯科维奇看来，大概没有其他概念能像“集体表征”一样捕捉到心灵的社会本质。涂尔干赋予集体表征以神圣性，提出根源于集体的仪式“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涂尔干，1999：11）。社会表征论不仅秉承了此种假设，并且旗帜鲜明地以集体表征为研究对象。在对群体性的强调上，“社会表征”与“集体表征”并无区别。莫斯科维奇早期作品中可以见到“社会表征”与“集体表征”的替换性使用。随着社会表征论影响力的扩大和相关实证研究的蓬勃发展，对理论体系性和一致性的呼声也在提高，对关键术语的辨析与确定成为必然，“社会表征”一词才被固定使用于相关研究之中。

但两者在理论构念上的区别也是明显的。社会表征推进了集体表征关于心理的社会起源的假设。社会表征理论强调社会规范在共识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表征具有规范面向这一理论发现进一步宣示了行为的社会起源。《精神分析》一书细致展现了观点、信念和行为的社会性生成过程。心理根源于社会的观点得益于皮亚杰、米德，特别是维果茨基的研究。维果茨基明确提出，互动和社会情境对高级心理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维果茨基，2017）。受此启发，莫斯科维奇提出了知识/社会表征的自我—他者—客体的生成机制模型。虽然互动并未直接出现，但亦作为基础条件隐含在此模型之中。这种心理发生以社会互动为起点的观点，与个体主义取向的主流社会心理学针锋相对。

2.对话性发生模型

此后，伊万娜·玛库娃进一步发展了此假设。她借鉴了巴赫金(M. Bakhtin)的对话学研究，构建了社会表征的对话性(dialogicality)发生模型(Marková，2003)，将社会表征生成过程细致模型化，图示化呈现了心理的社会发生（见图1）。

对话性发生模型沿袭了自我—他者—客体的三角模型并加以改造，以主体—客体—主体为基本元素，突出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主观体验性。模型另外增加了情境因素，并且明确了沟通（即互动）和行动在表征生成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对话性发生模型表明，社会表征的发生是在特定时间和情境下，主体和客体以及主体和主体之间沟通与互相作用的产物。即便参与互动的三者保持不变，时间和情境无论何者发生变化，都会产生不同的表征。

在揭示社会表征生成机制的同时，对话性模型也揭示了社会表征本体论意义上的过程性。社会表征之所以变动不居，是因为沟通和行动既是社会互动的基本形式，也是社会互动的主要目标，而持续互动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和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但无论是作为实体的社会表征或者是作为过程的社会表征，不同主体和同一客体，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都是表征分析的基本单位。

在社会表征的对话性发生模型中可以明晰地看到“社会表征”与“集体表征”之间的理论差别。对“社会表征”而非“集体表征”的偏好性使用是其理论独立性的宣言，因为莫斯科维奇并不认同“集体表征”的静态性以及所谓集中表征与“个体表征”相对立的观点(Moscovici，2000)。一方面，如《精神分析》研究所示，对动态过程的强调是“社会表征”作为理论概念与“集体表征”的最大区别。另一方面，如对话性发生模型所示，社会表征源于个体表征。个体表征既不与集体表征对立，也非固化的神圣存在。其向社会表征转换的过程归根结底也正是社会心理形成的过程，是个体自主抛却特异性、向社会共意靠拢的过程。

（三）社会变迁

社会表征的可变性是社会表征论的一个核心观点。可变性不仅使其在理论上区别于集体表征，也让社会心理变迁的研究成为可能。在经验层面上，社会表征的变化反映的是社会心理的变化，对应的是宏观社会的变迁。但是，社会变迁并非单向作用于社会表征。一旦社会表征发生变化，变化的社会共意会经由社会行为投射于社会现实，继而引发社会变迁。表征的社会心理后效正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1.霸权表征、解放性表征和争议性表征

将社会表征与社会变迁相关联是莫斯科维奇本人一直都很关切的议题。他提出，存在三类不同性质的表征：霸权表征（hegemonic representations）、解放性表征（emancipated representations）和争议性表征（polemical representations）(Moscovici，1988)。这些表征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不同的位置，也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

霸权表征源于历史，在社会中广为流传，根深蒂固。此类表征因社会影响、历史悠久，具有强烈的规范性和自存性，难于变化但也并非全然不可变化。霸权表征是社会稳定和团结的基础，也是社会变迁的阻碍。

解放性表征与霸权表征存在竞争性，是改变霸权表征和促使霸权表征解体的表征。此类表征从属于社会群体，源于群体对事物的特异性解释。在与他群体的交流中，此类表征体现独特的群体意愿和规范，因此具有赋权的意涵。在中国帝制社会末期，无论新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解放性表征。解放性表征是社会创新和变革的催化剂。

争议性表征与解放性表征一样源于社会群体。但此类表征体现的是群体间的冲突与对抗。即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同一客体的观点相互冲突。因此，争议性表征并不独存，而总是以复数形式出现。与霸权表征和解放性表征之间的关系不同，争议性表征之间虽然也竞争对抗，但互相之间关系平等；而霸权表征相对于解放性表征则有绝对的优势，其背后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关系。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同时存在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表征。某一类型的表征也可能随时事变化而转变为另一类型的表征。表征成形之初带来的革新性社会观点、行为和规范，在表征稳定之后会逐渐演变为创新的障碍。社会变革在群体动力上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抗争，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则是霸权表征的改变或消解。

2.三角巧克力模型与不规则风向模型

与莫斯科维奇的宏观社会视野相对，鲍尔和卡斯克尔的理论旨趣在于社会表征本身。三角巧克力模型(Toblerone Model)具象化模拟了表征的历时性变化过程(Bauer & Gaskell，1999)（见图2）。

三角形代表社会表征的内容，即社会共识。其形成是特定时段主体和客体间的互动以及主体与主体之间互动的结果。如图2所示，在时间点t上，主体1、主体2与客体之间的互动产生了表征t。这样的三方互动并不随时间的推移而停止。随着主体自身生命历程的变化，即使客体静止不动，主体与客体以及主体之间的互动经验也会发生变化。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社会表征也因之而变。表征的历时性演变由此得以发生。三角巧克力模型以社会互动为基础，勾勒了单个表征的动态变化过程。该模型的问题在于过于强调社会表征与主客体之间的共生关系，无法有效解释社会表征的消亡，也无力解释社会思想的变迁。事实上，社会表征一旦生成，就获得了独立性，其变化或者消亡受宏观社会力量的影响。不规则风向模型(The Irregular Wind Rose Model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是结合群体过程理论对三角巧克力模型的修正（见图3）。模型的基本假设是表征的多元性和群际的竞争关系。不同的社会群体由于群体规范和所处环境的差异，对同一客体可能有不同的表征，而这些不同的表征通过同样的现实限制而相互连接。它们或者相互对立，或者有所重叠，但都同时存在于同一时空之中。在某一时间点，一种表征很可能比另外一种或几种表征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拥有更大影响力的社会表征决定了被表征客体的历史演化(Bauer & Gaskell，2008)。比如，对香烟有积极、消极和中性的社会表征。这些不同的表征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程度地为人所接受。最初让人联想到男性魅力的香烟，在现代社会被视为健康的第一杀手。烟草也随之经历了从被推崇、推广到被排斥的变迁，最后甚至在公共场所被全面禁止。可以想见，如果有一天科学能证明吸烟与健康无关，或者发现了能消除烟草危害的方法，不同的烟草表征之间的相对影响力可能会发生改变，烟草行业也可能再度经历变革。其中烟草对健康的客观影响就是不同表征共同的现实限制。

不规则风向模型为社会表征的群际竞争提供了理论解释。该模型也同样适用于解释个体内不同表征相对影响的变化。在假定表征内容恒定的情况下，模型模拟了表征之间的竞争所引发的社会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将表征类型与社会变迁进行了理论联系。虽然群际关系在该模型中并无实际作用，但模型突出了社会表征的群际差异，是社会表征研究者对社会现实复杂性的理论关照。

总体而言，在社会表征论体系中，不管是关于表征的生成还是变化的理论，都强调互动的基础地位和情境的调节作用，宣示的是心理的社会缘起。这种观点与个体主义取向的主流社会心理学形成了强烈对比。后者预设心理与行为的内在驱动性，假定心理与行为由性格或者认知、情感等个体性因素决定。在此视角下，即便是社会影响下的行为也源于个体对于他人或者情势的判断与感受，个体能动性拥有绝对主导权。社会表征论虽然同样认可个体特征和个体内过程在心理和行为中的基础作用，但个体性让位于社会性，受社会性因素规制。如果说北美社会心理学代表的是“人定胜天”的理性乐观论的话，以社会表征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心理学则抒发的是“人在江湖”的现世体悟。

三、突破还原主义的研究路径

理论定位的差异体现了认识论上的差别，也必然导致研究方法上的分化。就认识论而言，主流社会心理学倡导的是个体发生，而社会表征论则主张社会发生。因此，前者致力于将社会现象层层解剖为无法再化简的个体特征和个体内过程，后者则力求在社会层面上建立因果关系。因此，两者在研究方法上对情景性因素亦有相应的不同处理。前者尽力剔除情景性因素，后者则努力挖掘。

（一）方法论重构

1.解构价值中立观

虽然隶属于社会心理学，但社会表征论也被普遍认为是“知识理论”(Duveen，2000)。该理论提出，社会表征即常识/普通人的知识(lay knowledge)，发生于自我、他者和客体三者的互动(Moscovici，2000)之中。

社会表征论根源于涂尔干的学术智慧，与知识社会学有天然的亲缘性。社会表征论对于知识的社会起源的判定与知识社会学的主旨相契；对环境在知识变化中的作用的探索以及知识的社会后效的关注，则深合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旨趣。曼海姆认为，思维/知识具有心理学根源，发生于特定的情境。社会表征论在理论上将此主张模型化，相关研究则为“思维方式的社会起源”（曼海姆，2000：2）提供了实证证据，推进了对人类思维/认识的理解。

在社会表征视角下，所有的认识都是社会的，都有偏误。莫斯科维奇指出，社会刺激并非无障碍地抵达感官系统，而是首先经过了社会表征的过滤(Moscovici，2000)。该观点实际上暗示：认知活动在信息进入感官系统之前就已开始。此点显著区别于主流认知模型。后者假定认知加工始于刺激进入感官系统之后（如Barsalou，1999; Kahneman et al.，1982）。两种观点主要的认识论分化在于：认识是否可能准确，以及个体在其中的作用为何。在实证研究中与此两点相对的便是价值中立问题和研究方法问题。

主流的认知逻辑可概要图示化为刺激→个体→反应。但从社会表征视角出发，刺激到达个体之前首先会受社会表征的符号调节。其结果是刺激的某些特性能进入感官系统，而另一些则不能。在科学研究中，相同的社会现象在不同的理论视角下呈现不同的样貌，便是社会表征对信息的过滤作用的表现。与之相应的是“阶级之眼”、“权力之眼”和“欲望之眼”之类的表达。从对认知过程的理论建构中可看到，在主流认知视角下，个体决定认识；在理智完备的前提下，价值中立理论可行。而在社会表征论视角下，因为社会（表征）先于个体介入认识，个体主导的认知加工仅限于对经由表征过滤后的刺激的加工，因此并不能决定认识。无论理智完备与否，价值中立均无可能。

2.拓展方法工具箱

认识论上的差异造成了社会表征研究与主流社会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别。因为预设个体的决定性作用，主流社会心理学研究常常将社会心理现象还原至个体层面。能否剔除情境性因素的干扰成为效度检验的最重要指标。实验室实验的高可控性使其顺其自然地被视为惟一有效的研究方法。泰弗尔“真空中的实验”(Tajfel，1972)的感叹便是对此而发。相反，社会表征研究则致力于最大限度地还原社会“实在”，深度挖掘情境中的群体。常人方法学因此被认为是最契合的研究路径，“阐释”精神贯穿于相关研究之中。其结果便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对现实语言的倚重。对语言的突出关注使语言成为社会心理的一个显性研究对象，为其后话语心理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是社会表征研究区别于绝大部分社会心理学路径的重要特点。社会表征研究几乎采用了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定量的调查和实验方法，以及定性的访谈、焦点小组、文本和观察等。随着多元方法互证日渐被视为检验研究效度的指标，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也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社会表征的研究之中。特别是由于社会表征涉及从个体内到意识形态的不同层次的社会心理现象，方法互证日渐被视为社会表征研究所必需(Bauer，2015)手段。分析软件和分析方法的发展日渐模糊了定量和定性方法之间的界限，定性资料量化分析和定量资料质性解读也成为了研究方法的新趋势(Flick et al.，2015)。如前所示，莫斯科维奇的原初研究使用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下文将细致评论三种较为成熟的表征研究路径。

（二）三种主要研究路径

社会表征被定义为“价值观、观点和行为的体系”(Moscovici，1973：xi)。换言之，社会表征包括规范、认知和行为三个面向。不同的研究路径对这三个面向有不同程度的关注。

1.结构研究路径

表征的结构是社会表征研究者最初的关注点。结构研究以中心—边缘路径为代表。该路径直接承袭了莫斯科维奇原初的社会表征研究，其法国的实验室由阿布雷克带头开展工作。该路径提出，社会表征由中心核(a central core)和边缘带(peripheral elements)构成(Abric，2001)。中心核决定社会表征的性质。中心核又被称为中心系统，而边缘带又被称为边缘系统。

相对于中心系统，边缘系统灵活可变。如同包裹在易碎物品外的泡沫一样，边缘系统能够缓冲外界压力，保护中心核。边缘系统的抗压能力来自于其包含的相互冲突的元素。正如完全的共意在现实中并不可能一样，虽然每个社会都有较为明确的基本规范和价值观，但在此之外，人们并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看法一致。中心系统就是这些基本的规范和价值观，而边缘系统包含的则是那些无关原则的内容。

哪些内容能成为中心核，而哪些又被视为无关痛痒的边缘元素，这是历史演化的结果，在本质上是历时的群际分化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主流群体的原则成了中心系统。随着群际相对力量的变化，中心和边缘也会发生变化。边缘系统因其非决定性的社会后效而能够因时因地灵活变通。边缘系统的冲突性是群体多元化的基础，保证了社会生活的异质性。边缘系统中共存的冲突因素能确保社会表征适应社会变迁，使表征能够抵受异见的冲击，使其历久弥新。

中心核路径的研究挖掘社会表征的观念层面，尤其注重中心与边缘的区分。该路径假设，不同领域和特定领域的不同面向对于社会生活的意义存在权重上的差别，权重更大的领域和面向对应的是更广大的社会共意。因此，寻找共意性观点、辨别各观点的不同权重就成为结构研究的重点。访谈和单词联想是结构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研究者要求参与者对所给出的目的词汇做单词联想，然后对所做的联想进行重要性排序。在分析中，研究者会对所有内容按照频数进行排序，将高频次的内容初步确定为中心核，而后结合重要性排序来确定中心和边缘。为了提高研究的信度，研究者有时也会进行方法互证，采用问卷调查列出可能与中心核相斥的内容，让参与者判断这些内容是否与被表征的客体有本质上的冲突，以此来确定中心核(Moliner & Abric，2015)。

以高学业成就的社会表征为例。对学生、父母、教师的调查发现了一些共同的表述，如知识、受欢迎程度、对学校的认同、动机、认知能力、社会经济地位、学校因素、父母支持和开放的心态。这其中40%以上的参与者都提到了知识、对学校的认同和动机，显著高于其他表述，构成了高学业成绩社会表征的中心核(Sinha & Mishra，2015)。

2.过程研究路径

社会表征的过程吸引了最广泛的学术关注。对此有三种可辨析的不同研究路径：信息传播、话语建构和群体分化。

信息传播路径以莫斯科维奇对精神分析的研究为代表(Moscovici，2008/1961)。此类研究在关注信息传播的同时，同样注重挖掘表征的观念层面。数据允许的话，也可能会讨论表征的规范与行为面向。相关研究对历时性文本进行语义分析，以探寻群体立场与表征内容和信息传播方式之间的关联。上文对此已有评论，此处不再赘述。

与信息传播路径一样，话语建构路径同样聚焦于生成社会表征的沟通过程，但更关注实时的互动和嬗变。一些研究者受对话性生成模型的启发，强调沟通的对话性质(Marková，2003)。此类研究大量采用焦点小组的方法，也常常以对话性文本为分析对象，以表征的对话性模型为理论指导，通过观察和分析对话的实时展开，检视互动对表征生成的作用。另一些研究者则更关注表征的历时性变化及其社会后效。通过讨论对话中的历史表征或者是叙事、论辩与修辞背后的（争议性）历史和文化表征，探寻历史和文化表征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作用。研究发现，有关具体历史事件的表征在历史遗址的参观和民俗仪式的重演中得到加强。在此过程中，内群认同也得以强化（Liu & Hilton，2005）。对话性文本或者任何实物都可以成为这类研究的分析资料。

群体分化路径由瑞士的杜瓦斯团队构造。该路径并不描述具体的历时性表征过程，但强调表征的历史渊源，在社会表征的观点和态度这两个维度上展开。因该路径在强调共识的同时也同样注重亚群体的分化，因此在此称为群体分化路径。群体分化视角的研究分三个阶段，与之相应，杜瓦斯提炼出了社会表征的三个基本假设，即最低限度的群体性共识、个体性差异和差别化的社会与心理根源。该路径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探寻共享的社会表征内容。此阶段与中心—边缘研究有所重叠，但并不区分中心与边缘。这一阶段的研究可采用多种方法，包括访谈、文本和单词联想。第二阶段研究社会表征的个体性差异，即群内分化。第三阶段则探讨群内分化的社会规范基础。第二和第三阶段主要依靠调查的方法。要求参与者对被表征的客体做态度判断，并对数据进行归类分析、因子分析等统计分析，探讨亚群体之间的差异(Doise et al.，1993)。

与其他研究路径相比，群体分化路径的三阶段研究模型较为复杂，具有严密的系统性。研究开始之前，要对研究对象的历史演化进行大量的文献梳理，后面每一阶段的研究都建立在前一阶段的研究结果之上。杜瓦斯的《作为社会表征的人权》是群体分化研究的范本(Doise，2002)。该研究首先对《世界人权宣言》进行语义分析，以解析贯穿《宣言》的制度性规范。而后，研究者在巴黎、日内瓦和瑞士意语区就四个在欧盟法庭裁决的案例对人们进行访谈，以探寻欧盟普通民众对人权的理解。该研究发现，人权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但人民对人权的理解与既定秩序和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存在冲突。制度化的秩序虽然是人们理性行为的主要依据，但这些秩序只有在与人权的社会表征相吻合时才能行之有效。

在访谈研究的基础上，杜瓦斯团队构造了人权量表，进一步系统探索人们对人权的规范性理解。调查要求参与者在四点量表上对20项人权情境做出“严重违反”至“无违反”的判定。肯德尔和谐性分析发现，不同国家的参与者对人权规范有基本共识，并且该共识以《世界人权宣言》为核心。聚类分析发现了三类对人权持不同立场的群体。这些立场与人们对政府干预和法律法规的合法性的观感直接相关。

3.功能主义路径

社会表征的功能主义路径从进化的视角讨论了社会表征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与一些过程研究一样，功能视角下的进化路径着眼于表征的历时变化。但不同的是，社会表征的进化模型借鉴的是生物进化论，注重的是表征的功能性再生产和社会环境对表征的筛选。功能主义路径非常强调表征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作用，并希冀通过研究社会表征建构社会现实的功能，将社会表征与社会演化相联系。

功能主义路径的代表是“设备理论”(installation theory)。该理论提出，社会表征的演化是物理、心理和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物理因素是基础，心理因素是推动力，而制度则起到社会监督和控制的作用(Lahlou，2015)。以帽子为例，帽子最初是为了满足人类遮阳或者避雨的需求而出现的，其中太阳和雨是物理因素，遮阳或者避雨的需求是心理因素。人类对帽子的最初构思具象化为帽子的实物，而后实物又在脑中形成表征，引导帽子实物的再生产。再生产的实物又再次成为表征，印证或者改变先在的表征。在此期间，在与自然界和他人的互动中，帽子的设计可能会有所改变，但其功能性元素始终得以保存。即使是在装饰性的设计中，帽子的基本形制仍旧得以保留。此外，帽子和帽子的表征的再生产还受到社会制度的限制。比如，在传统中国，帽子的样式和颜色都有规制，违反规制甚至会招致杀身之祸。表征的生物进化最终归结于表征的社会规范功能。实验和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功能研究的常用方法。

四、对社会表征路径的批评与回应

任何理论都无法避免学术异议。当然，异议也是完善和推动理论发展的绝佳动力。

（一）批评：理论与经验研究的张力

对社会表征路径的批评集中于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张力。在社会表征论开始广泛影响欧洲社会心理学界的初期就有学者提出批评，认为该理论的核心概念界定模糊(Jahoda，1988)。莫斯科维奇的回应是：严格的定义容易扼杀理论想象力(Moscovici，1988)。对于有强烈操作化倾向的实证主义者而言，这样的回应并不能平息质疑。社会表征论因此一直无法摆脱此类批评。

当代对社会表征论的批评集中于研究中将表征实体化和研究对象选择任意化两方面。在建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有学者提出，社会表征在研究中常常只被视为实体而忽略了其过程性的本质。以波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完全否定该理论，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社会表征，社会事实只存在于流动的、常常是人际的社会互动之中。对即时情境极为依赖的社会互动无法产生任何稳定的共意(Potter & Wetherell，1987)。这类批判既否认历史，也否认结构限制；既与社会现实不符，也无助于研究大规模的社会现象。另一些学者也对表征研究的实体化趋势进行了批评，但其本意是希望通过点明社会表征研究重内容轻过程的状况，提醒社会表征研究者过程研究的重要性和社会表征的历史性，建设性地促进该路径的发展(Billig，2008)。

对当代社会表征研究的另一重要批评指出，其研究对象过于任意，很多研究缺乏实际的社会意义，导致理论发展陷入停滞状态(Kruglanski，2001)。批评者认为，一些研究者在研究对象上缺乏筛选性，并且只关注挖掘社会表征的现象层面，陷入到对不同客体无止境的深描的怪圈之中。他们中肯地提出，重复性的深描工作无助于理论的发展。同样，这一批评实际上是通过强调表征过程的重要性来提醒研究者：对社会表征深层机制的探索应结合对表征过程的研究。

（二）回应：迈向综合研究路径

对于学者们的建设性批评，社会表征研究者以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理论的综合发展做出了积极回应。社会表征路径一直专注于探讨群体动力学。随着社会世界的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研究者开始不断尝试将社会表征与其他理论路径相结合，以探究复杂的社会事件，开拓研究与理论新领域。在理论的综合发展中，虽然也有与微观理论结合的尝试，但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和话语心理（discursive psychology）与修辞心理（rhetoric psychology）被认为是与社会表征最为契合的理论路径（Elcheroth et al.，2011）。

频繁的社会流动和社会交往在丰富现代生活的同时，也在不断挑战社会的整合能力，群际关系由此进入了社会表征研究者的视野。社会表征与社会认同的密切联系在莫斯科维奇原初的社会表征研究中就有迹可循。群体资格对于社会表征的区分作用在其后的实证研究中也一再被发现。如今，研究者常常在社会表征的框架下结合认同对政治问题进行探讨。表征和认同的动态依存关系是新时期研究的焦点（参见Howarth，2002）。

话语与表征的亲缘性是社会表征研究的另一长期关注点。社会表征框架下的话语路径着眼于沟通过程，强调话语对表征的建构作用(参见Gibson，2015)。话语研究传统，特别是话语心理学常常强调社会现实的流动性和偶然性，而社会表征论的基本假设却是社会现实的历时建构。受对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的启发，社会表征的话语路径假定了话语风格和结构的限制性，将即时的话语放置于历史和文化框架下进行研究，由此避免了话语心理学强烈的相对主义取向。融合话语和社会认同的社会表征研究则是表征研究的最新尝试（参见Zhao，2015）。

社会表征因其共意性规制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因而对群体现象有着独特的解释力和预测力。需要指出的是，群体取向的社会表征论与个体主义取向的北美社会心理学路径描绘的是心理的不同面向和心理过程的不同阶段。社会表征虽然是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但并不是惟一的因素。包括个体心理特质和物理环境在内的多种因素都会影响个体行为。力图以一个概念来涵盖态度、行为和信念等重要社会心理面向的社会表征论难逃宏大理论之嫌。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社会表征路径对于大规模群体现象具有巨大的理论穿透力，对认识论进行了发展，为世界社会心理学领域带来了范式转换。

五、将社会表征路径带入中国语境

社会表征论的诞生彻底改变了世界社会心理学的格局，打破了北美个体主义理论路径和还原主义研究方法独霸天下的局面，开辟了欧洲社会心理学别具一格的研究传统。突破了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局限之后，社会心理学开始真正面向社会。社会问题和事件开始落入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视域。对人类心理和行为的解读也开始由个体心理转向群体心理。在此之前，社会心理学无力介入社会现象研究，通常将群体行为模式还原为个体心理。以群体心理为研究对象的社会表征论无疑是此种生态谬误等待已久的解毒剂。此后，欧洲社会心理学界涌现了一批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的社会心理学家，催生了同样面向宏观社会心理过程的社会认同论和话语心理学。

自20世纪60年代初诞生以来，社会表征论一直激励着欧洲社会心理学研究。莫斯科维奇构造的知识研究路径如今已被应用于众多领域，包括文化（如Moscovici，2008/1961）、健康与疾病（如Jodelet，1991）、商业与科技（如Gaskell & Bauer，2000）以及政治（Staerkléet al.，2011），等等。

（一）我国的社会表征研究现状

欧洲社会心理学家的不断努力使得该理论的影响遍及全球。近年来我国也有学者开始尝试介绍该理论（如管健，2009），或将该理论应用于研究（如杨宜音、张曙光，2008）。

虽然介绍和使用该理论的尝试没有中断，但总体而言，社会表征论在我国仍然影响甚微。这也许与“表征”这一术语在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广泛使用密切相关。作为一个概念，“表征”并无理论排他性，被普遍使用于符号互动、文化和进化等各个研究领域。在“集体表征”、“文化表征”、“社会表征”或者“公共表征”之外，尚有“格式塔”（Gestalt)、“框架”(frame)或者“脚本”(script)等概念，表达着与“社会表征”相近或者类似的意思。“表征”的多样表述、多元定义及其跨学科的广泛运用，稀释了社会表征论作为特定理论的显著性。社会表征论不仅在概念上对“社会表征”有严格的定义，并且围绕此概念形成了独特的理论系统与研究路径，显著区别于仅仅使用“表征”或者类似概念的研究。此外，以中国的数据验证西方的模型，或者生硬套用西方模型研究中国现实也被广为诟病。这可能也阻碍了对社会表征论的引介和使用。

（二）社会表征之于转型中国研究

事实上，社会表征论的一个突出理论优势便在于对情景的强调。受常人方法学的影响，该理论主张严格尊重研究对象和研究情境，排斥带有强烈理论预设的验证性研究，而专注于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探索性研究，提倡在数据中寻找规律。此种研究路径对于寻求“文化自觉”（方文，2010）的中国学界尤为适用。

另外，社会表征路径强调研究对象的内群视角。这一点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常常被忽略。国家力量的强大使得中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时均偏好使用国家视角，因而制度分析，特别是政治制度分析成为了传统的研究焦点。国家视角最大的问题是对社会的忽视，而制度主义的症结则在于对具体的“人”的无视。两者都屏蔽了人的能动性。国家视角与制度主义路径实质上都预设了制度对个体的高度建构性。

代表国家的政治设置，或者其他的制度设置在多大程度上建构了社会成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社会表征研究已一再发现，正式的制度设置与相应的社会表征之间常常存在显著差异（参见Doise，2002；Zhao，2015）。国家与社会视角的差异可能会造成政策和制度设置的失败，由此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表征研究力图呈现国家视角和制度描写之外的具体的、具有特异性的群体心智结构和视角，对于长期为国家视角和制度主义路径所主导的中国研究而言，有益且必要。

就时代性而言，社会表征论的知识面向使得该理论在知识主导的当今社会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科学知识不仅指导着现代生活的所有面向，而且也是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得以运作的基础。科学知识的日新月异和快速的全球化过程迫使现代人要日常性地应对新知、新事和新人。社会表征的生成、变化和消亡因而也成为现代社会的日常景象。虽然社会表征并非决定人类行为的惟一因素，但现代行为，特别是大规模的社会行为所显现的日益明显的科学/理性取向和强烈的反思性，使得社会表征研究在理解和预测社会现象中具有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优越性。在此背景下，社会表征论有无限的应用前景。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社会表征论在社会治理和社区建设两个方向上尤其具有可见的巨大应用价值。

（三）社会表征之于社会治理

孙立平对转型期的中国曾有明晰的判断：工业化过程与工业化逻辑、转型过程与转型逻辑，以及全球化过程和全球化逻辑共存互融（孙立平，2005）。与此相对的是由不同的宏观力量所推动的方向不同的政治过程：以国家为主导、以专家知识为指导的顶层设计，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国家—社会力量格局的变迁，以及始于全球贸易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强势普世化趋势和地方文化的相应衰败。在此过程中，社会成员经历着自上而下的国家建构、个体意识觉醒后对国家建构的应对，以及由于地方性知识失效和传统价值观受冲击而引发的自我怀疑和意义缺失。焦虑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心理特征，挣扎则是各社会阶层的普遍行为模式。与此相伴的是新型的动员模式，以及社会成员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方式的改变。凡此种种，其背后都是变化的社会心理。中国人的心态地图因而成了最为热门也最为迫切的研究议题（如方文主编，2016；李春玲，2016）。大量的研究项目与出版物也应运而生，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年度《社会心态蓝皮书》系列等。

当然，在描述之外，研究者们也投入了巨大的研究热情，将社会心理学的关照投射于具体的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以社会为理论基础的社会认同研究便是其中的卓著代表。在此视角下，社会个体从出生起便无所遁形、无处可逃，成为了诸多宏观社会力量角力的战场，个体的众多日常行为体现为胜者的炫耀。其有限的能动性仅在于既定框架下的个体选择（如方文，2008a）。因而，社会认同框架下的行动者常常深具悲剧色彩，是身不由己的宏观社会力量的执行者。而社会表征视角所呈现的却是一个更为能动的群体意象，因而也指向了更为动态的社会未来。

社会表征论所强调的内群视角和群体力量弥补了制度主义视角下“人”的缺失的问题，赋予了社会变迁更大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社会变迁主导着当代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乃至是文化研究。即便是在国家力量独大的中国社会，社会的自我演化仍然清晰可见。这种演化对国家治理的影响也日益显著。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民情民意不断地挑战着执政者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网络普及所引发的平行化社会交往和信息获取的指数级增加，极大地促成了社会知识的发展、社会性观点的形成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其直接后果便是与国家相对的社会的成长，以及国家—社会互动方式的变化。此外，个体流动性的增强和媒体的飞速发展使得地方性知识全球化以及全球性知识地方化成为日常生活体验，由此引发的文化价值变迁在当今中国已不容忽视。“文化反哺”等命题（周晓虹，2011）遂成为转型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执政者而言，既有的知识与理念已不足以应对由社会观念的变化所引发的政治行为模式的变化。

当下的中国研究多以治理为出发点，着眼于制度层面，对于社会层面上的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社会互动的变化缺乏足够的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当代社会治理有赖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好协作(Goodin et al.，2008：7-25)。社会政策的实际施行更是决策者、执行者与受众的三方博弈（赵蜜、方文，2013）。对任何一方的忽视都会导致对国家、社会发展方向的误判。以群体心理为研究对象的社会表征论不仅致力于提供群体心理速写，更为重要的是，其对群体规范的探讨能够良好地预测群体行为，从而有助于准确判断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理智支持和引导。

转型期的中国正经历着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的全面巨变，新事物和新观念层出不穷，由此也引发了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的巨大转变。这些新生事物和观念的出现冲击了既有的知识体系与社会规范，对社会成员提出了巨大的认知与适应的挑战。了解社会如何应对新生事物和观念、对新生事物和观念又有什么样的社会共意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前提，而这些正是社会表征论的基本议题。

（四）社会表征之于社区建设

在社会治理之外，社会表征论对于社区建设也有独特的理论意义。在微观层面上，个体在阶层之外还隶属于多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多元的群体资格。这些资格或者互有交叉，或者互相冲突，又或者互相增强，使得社会个体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经历着不同程度的认同冲突与挣扎，比如宗教与国家、民族与国族（方文，2008b）。弱势群体更常常承受着由交叠性(intersectionality)，即多重弱势群体成员资格叠加所带来的强化的社会伤害，深陷于认同困境之中。

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的加剧和权利意识的蓬勃发展促使多元视角涌现。社会流动、大众传媒和互联网则将地理空间无限压缩。遭遇（地区、民族、种族上的）他文化、不断学习新知成为现代人的日常经验。文化碰撞、冲突和协调成了社区生活的焦虑来源之一。在此背景下，包括城乡、民族、宗教、阶层在内的群际冲突不断涌现。“多元文化下的社会和谐何以可能”成为当今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乔夫切洛维齐提出，多元文化社会在社会心理层面上是表征数量和互动的激增，认知多象性使得群际理解与和谐得以可能(Jovchelovitch，2007)。认知多象性指同一群体或者个体掌握多种逻辑体系，并能根据情景变化使用不同的体系。认知多象假设的提出是为了解释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人们常常在不同的情景中使用不同的逻辑谈论同一问题，并且这些逻辑是并存的不同体系(Moscovici，2008/1961：180)。正因为人具备多元的认知能力和逻辑能力，能够理解与包容差异，和谐社会才得以可能。社会表征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揭示社会群体的不同表征，使不同的社会群体了解彼此的表征，促进群际交往和互相谅解，从而增进社会和谐。当然，社会表征研究也是有效的文化传播工具，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深描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六、结语：社会表征论的学科创新启示

社会表征论的提出是对当时北美社会心理学几大主流理论路径的批判。首先是无视智识经验的行为主义。其次是社会心理学中的还原主义。再次是将诸如小群体和社会影响等微观社会现象独立于宏观社会现象之外的研究取向。最后是只重理论的堆积而完全忽略现实的社会和文化问题的社会心理学的进化主义倾向(Moscovici，2000)。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还原主义（特别是方法上的还原主义）、微观—宏观分离主义以及理论而非现实驱动的研究仍主导着社会心理学。

社会取向的欧洲社会心理学并没有在本质上影响北美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传统，其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力也远不及北美社会心理学深远。这不仅是因为理解该理论必须首先理解其背后深厚的人文哲学传统，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必须有独到的个人阐释。这样的研究既费时费力，又看不到理论上的突破，因而没能在欧洲之外得到广泛的传播。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北美成熟的学科制度和学科传承使得该理论难以在北美得到响应。北美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期刊，加上世界范围内以影响因子为导向的学科评价制度，使得北美社会心理学在强烈的质疑和批判中仍能雄霸世界社会心理学界。当然，连续不断的学科传承是学科理论发展的保证。然而，姑且不论理论的持续发展是否应是学科发展的终极目标，学科制度霸权将必然导致“异见”难以得到接受和发展，造成理论创新的空间被无限压缩。

社会表征论的提出是对非社会的社会研究的批判，对脱离现实的理论发展追求的反思。每次巨大的社会变迁都带来了社会科学的急剧发展。二战的深重灾难引发了欧洲学者的深刻反思，欧洲社会心理学正是在此背景下崛起的。在此期间诞生的社会表征论和社会认同论，至今仍是激励当代社会研究的主要理智资源。转型期的中国是社会科学研究创新的大好契机。正在崛起的中国社会心理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更需要的也许是文化自觉、自信和自省，而非赶英超美的意识形态动员和引导。

（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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