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陷阱：“情感诱惑”行为的质性研究

潘旭明、潘虹宇、周思琦

原文载于《青年研究》2020年第5期。

摘要：基于行为研究视角，采取扎根理论方法，以对“情感诱惑”行为有切身经历的青年群体为研究对象，构建分析该行为的理论框架，从而揭示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情感诱惑”行为包括社交机遇、互动参与、目标卷入、关系权力、效能削弱、牺牲鼓励六个典型行为范畴；其在中国情境下更容易发生在稳定的亲密关系中，并在亲密关系的不同阶段表现为诱导和控制的行为策略。作为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情感诱惑”的行为模式很大程度上源于个体本位理念，只有揭露“情感诱惑”行为背后的意识形态机理，才能从根源上防止类似思潮对青年群体的渗透和侵害。

关键词：情感诱惑；亲密关系；行为研究；扎根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情感诱惑”行为最早发源于美国的亚文化社群——“诱惑社区”（seduction community），该社群成员在网络上声称，他们曾在与异性交往上是个笨拙的失败者，直到他们掌握了情感诱惑的窍门，成为了搭讪艺术家（Baker,2013）。搭讪艺术家的英文全称pick-up artist，简称为“PUA”。常见的人物画像是成功对陌生女性进行搭讪并诱骗其发生性行为的男性，最初是作为个体在网络社群中主张自我的标签出现，后来在该亚文化网络社群中逐渐演变为情感诱惑技术权威的象征（Hambling-Jones,2012）。作为文化舶来品，自PUA于2008年左右被引入中国以来，其低龄化的特征一方面引发青年群体的盲目模仿，冲击并荼毒已有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对缺乏甄别和自我保护能力的青年群体造成严重伤害。近年来，PUA现象受到多家媒体的关注，公安机关相继展开行动并查处了部分PUA教学机构。2019年12月，在《南方周末》报道的一则PUA事件中，由于男青年多次在冲突中扬言自杀并辱骂其女友，导致后者吞药自杀。该报道在网络上迅速发酵，引发极大关注，PUA的热词搜索指数在各平台均呈现井喷式增长。

根据相关民族志记载，典型的PUA行为包括以性暗示或性唤醒为目的的触摸（KINO）、高社交价值展示（demonstration of higher value）、欲擒故纵的“推拉”（push-pull）等，惯用策略以“打压”（negging）为主，即通过言语贬低来削弱女性自信心，从而使对方更容易受到诱惑（Strauss, 2005；Mystery, 2007）。可以发现，发源于国外的典型PUA行为往往发生在亲密关系建立之前，其核心要旨是吸引和接近陌生女性，这显然与《南方周末》报道的发生于情侣之间的事件不同。此外，“父母PUA式管教”“职场PUA”等话题在网络上相继出现，也表明PUA一词在中国使用时情境发生了延展。在既有含义与当前社会理解不一致的基础上，不禁让人产生疑问：PUA行为到底是什么？PUA行为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的行为逻辑和策略？这些行为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又如何相互作用？

为回答上述疑问，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的扎根理论，力求建构PUA行为机制的理论解释框架，揭示亲密关系中PUA行为的内在逻辑和策略机制，为应对青年群体日益突显的心理健康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二、文献回顾

典型的PUA旨在寻找目标女性并试图建立以获取性熟悉为导向的亲密关系，他们声称自己通过管理互动交谈来实现目标，因而引起了社会语言学家的注意。汉布林—琼斯等学者（Hambling-Jones，2012）将其视为一群新的语言用户，他们在采用对话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英国陌生女性和男性PUA之间自然发生的互动对话进行录音，交互数据分析展示了男性PUA如何将自己与陌生女性之间的状态从不了解转变为更亲密的交互参与形式。同时，PUA论坛的成员热衷于在具有高度组织化特征的实践社区——通常称为“诱惑社区”中进行技术学习和经验反馈，使得社区论坛本身充斥着大量基于经验重建的现场报告成果。因而有学者将注意力聚焦于PUA的知识分享行为，并从语言框架的角度分析社区论坛中现场报告的语料库，从神经语言程序设计的角度，先后对PUA说服行为的叙事模式（Dayter & Rüdiger,2016）和术语词频（Dayter & Rüdiger, 2019）进行了解读。此外，德内斯（Denes，2011）也在社区论坛进行取材，采用PUA行为中的“诱惑脚本”对社区中颇有知名度的“迷男方法”（Mystery, 2007）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其如何借用生物学反应诱导女性发生性行为，以及在诱导过程中如何评估女性的同意。但由于对话分析等方法无法回答诸如认知层面的概念（Svennevig,1999），因而无法对行为的策略机制进行更深层次的刻画。

在整个PUA实施过程中，案例文本都展示出对女性的工具化和客观化，即将女性视为可操控、可支配的“物”而非“人”，这种行为招致刘易斯（Lewis,2016）等女性主义学者的批判，也吸引了其他学者对PUA行为的反社会性进行反思。如布拉蒂奇（Bratich,2019）从新自由主义衰败的角度，将PUA技术的学习受众称为变异的企业家,他们把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重塑成性别对立的反社会关系，并通过“否定技术”，以削弱女性自尊心的方式来建立其自信；倘若构建亲密关系失败，必然产生愤怒，继而导致更深程度的操纵甚至衍生出暴力行为。除将女性目标对象进行工具化处理外，学者还发现，PUA的行动者同时也将自己工具化。亨德里克斯(Hendriks,2012）发现，PUA的教义往往围绕着耐力、坚持自律、批判性的自我观察，永无止境的自我发展，以及对亲密关系的极大合理化，通过可能面临拒绝甚至羞辱的机械式练习，以求实现自我的转变。不仅如此，在舒尔曼斯（Schuurmans,2015）的田野调查中，受访者认为沉浸在诱惑社区学习相关课程并不意味着自己很糟糕，而是在改善自己——包括与性无关的维度，最终获得自我发展的认同。

纵观文献，国外不同领域的学者主要从两个不同视角对PUA进行研究：一种视角是将其行为的现场报告等资料视作一类特殊的语料库，侧重从语言技术层面展示其诱导或说服行为的过程；另一种视角则更多地讨论其负外部性对既有社会资本的损耗，倾向于从社会意义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讨论。但是，现有研究均来源于西方，在中国情境中，PUA的行为范畴已发生变迁，尚未有研究予以有效回应，现有研究也缺乏对其行为逻辑和策略等内在机制的系统性解释。

三、研究设计与资料分析

（一）研究取样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以对PUA行为有切身经历的青年为主要访谈对象。鉴于PUA行为的实施者并不希望自己的身份标签被公开，而该行为的受害者出于访谈话题的私密性，存在对自己真实信息进行包装或隐瞒的可能性，所以研究对象并不具备显性特征。此外，研究者在访谈时还需要扮演某些合适的角色或持有某些特定立场，来保障获取有效信息的权限（科宾、施特劳斯,2015）。因此，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法，结合滚雪球抽样法，首先拟定共性抽样原则的标准，再通过熟人关系结识最初的访谈对象，然后依靠他们引荐并结识其他符合标准的访谈对象，最终以达到抽取足够样本量的目的。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研究者之一以AFC的身份，经熟人引荐进入某PUA交流群进行了为期35天的网络田野调查。与此同时，研究者还通过调动既有人际关系渠道，寻找可能的PUA行为受害者以对网络调查进行补充。

不同于概率分布原则的统计抽样方式，本研究涉及的抽样以理论饱和为参考依据，采取强度抽样的策略，选择信息强度大和变异量大的个案来满足理论现象的变异性和饱和性（傅安国等,2020）。最终，本研究一共抽取了16名访谈对象，其中男性9名，女性7名；年龄从22岁到34岁，为主要的适婚年龄段；与PUA密切接触的特征类别涵盖购买过课程的付费会员2人、相关论坛或公众号订阅用户6人、自认为经历过PUA行为的受害者7人，以及对《南方周末》报道事件的近距离观察者1人。访谈对象及其基本情况见表1。

其中，编号X系列与编号Y系列分别为PUA行为的实施者和受害者，编号Z为对《南方周末》报道事件有近距离观察（与事件人物同处某一人际关系圈）的受访者，只要满足确立恋爱关系或发生性关系其中任一条件即记为一次异性经历。此外，还有一组对照案例（X1与Y1，但Y1并不知情），有利于材料之间的相互印证。

（二）资料收集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访谈法收集资料，既保障访谈能够围绕研究主题进行，又能充分地把握受访者的心理反应及情感，以避免冷场或受访者陷入情绪化而被迫中止的状况。在展开正式的深度访谈之前，研究者从各特征类别的受访者中抽取了一名受访对象进行预访谈，以便为正式访谈的提纲设计提供参考。预访谈的内容围绕“PUA行为”这一核心议题，邀请受访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其进行自由表述。出于现实原因考虑，正式访谈分为线上访谈（或电话访谈）与线下访谈。正式访谈的提纲主要包含三个层面，分别为PUA行为的具体表现、PUA的行为逻辑与策略以及不同阶段关系中PUA行为的变迁和异化。其中，典型问题如“结合您的经历，PUA行为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在该行为表现的前后，您认为还有哪些行为/事件引起了您的注意？”以及“在我们刚刚所谈到的PUA行为中，您认为他们之间是否有相似之处？”等。获得受访者的知情同意后，访谈过程全程录音、笔记或保存访谈记录，并在结束后当天将其内容转为文字稿，转录过程中同时记录受访者访谈时的情绪波动、表情及举止行为（线下访谈时），以求获得资料的完备性。

（三）资料分析

扎根理论的操作过程主要包含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部分，本研究借助QSR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对资料进行编辑、编码和词频统计等操作。

1.登陆与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将资料分解、检视、比较、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是使发散的资料串联和收敛的过程。在开放式编码过程中，研究者根据对案例资料的层层解读，贴上编码标签，并通过对比类似或关联标签进行再编码，形成概念和初始范畴。通过第一轮开放式编码，获得自我建设、环境感知等13个初始范畴与26个开放式编码节点。为检验理论是否饱和，本研究在遵循同样的编码原则下，对此次事件的近距离观察者Z1的访谈进行第二轮开放式编码操作。开放式编码结果表明，访谈案例中不再出现新的编码，以初始范畴“趋近性牺牲”为例，编码情况见表2。

通过第二轮开放式编码，本研究得出的初始范畴和开放式编码节点数量保持不变。由此，开放式编码最终获得13个初始范畴与26个开放式编码节点。

2.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

作为开放性编码的延伸和发展，主轴编码是重新集聚资料，深度挖掘出多个范畴之间逻辑关系的过程。在开放式编码确定初始概念和范畴之后，借助“因果条件—现象—行动策略—结果”这一分析工具识别出各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其将每个初始范畴联系起来，最终提炼出主轴的维度。由此，本研究确立了基于主轴编码的主范畴、副范畴和内涵，具体见表3。

（四）PUA行为的构成因素和理论框架

在本研究中，通过案例的分析比较，共得出“社交机遇”“互动参与”“目标卷入”“关系权力”“效能削弱”和“牺牲鼓励”6个主范畴，并根据行为的发生时间分为亲密关系建立前（A）与亲密关系建立后（B）两个阶段。研究得出的故事线大致如下：PUA行为实施者，首先意识到自身吸引力和知识层面的约束，在不断进行自我建设的过程中，通过感知与识别环境中的潜在目标挖掘社交机遇；在建立基本联系后，PUA行动者通过情绪供应、互动引导等一系列措施增进与目标在参与过程中的互动，然后再通过认知层面的卷入和情感层面的卷入完成亲密关系的升级；亲密关系一旦建立，PUA行动者就会对关系权力进行重塑，逐渐通过价值否定、道德推脱和低伴侣支持对亲密关系中伴侣的自我效能进行削弱；最终，采取鼓励伴侣的自我牺牲行为，完成对伴侣价值的获取。基于此，本文根据范畴之间关系和基本故事逻辑绘制出PUA行为发生过程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同时展示了亲密关系陷阱的设置逻辑。

四、PUA行为的内在机制

（一）PUA行为发生的逻辑

亲密关系一方面是PUA行为发生的土壤，另一方面也是人际关系范畴下的概念外延，因而可以从关系领域的文献中寻找PUA行为的逻辑线索。在关系领域，如何建立和维系关系是核心问题。斯文尼维格（Svennevig,1999）提出了人际关系的三个构成要素，即联系、熟悉和情感。

首先，联系是指相互的权利和义务，通常由人的社会角色决定。编码分析表明，PUA行动者擅长借用非情感导向的社会联系隐藏自身的需求性，引导目标参与较高互动性的项目；当目标参与到互动性较强的项目中时，注重倾听并给予其情绪积极的反馈，目标情绪分享的主动性会随之提高。

最初只是互加微信，他最早约我出来是请我帮忙，倒也不是很麻烦，但正好又是我擅长的领域，所以我就欣然接受了。到了晚饭的时候，他说要请我吃饭感谢，当天两个人聊得还挺投机，也就是这样开始认识的。（访谈记录：Y1，2020年1月4日）

熟悉是指个人信息成为彼此间的共同知识，而如果考虑到是往亲密关系发展的话，其个人信息则需有一定私密性。私密信息的自我披露可以增加彼此间私人信息的熟识程度，进而增强关系中的亲密感（Laurenceau et al., 1998）。

我们的第一堂课就是要学会讲故事。这个故事可以不一定非得是男女间的，可以是和父母，也可以是朋友之间的。在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必须是晚上，晚上人会比较感性。都喝了一点酒是最好不过，然后讲出来。理想的情况是能引起她共鸣，当然最不济也要换一点她的故事出来。（访谈记录：X5，2020年1月12日）

当然，亲密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人际关系，通常被认为不仅关乎紧密的联系和熟悉，还涉及强烈的情感依恋（Jamieson, 2007）。依恋聚焦于个体对自己和他人亲密度的感知，因此会把追加承诺作为确定亲密关系的依据，其本质在于及时地与目标完成心理契约的签订。更进一步看，当目标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情感卷入水平时，根据平衡理论的假设，人们倾向于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实现情感投入的平衡（Chaiken & Eagly, 1983）。

适当的时候，要捅破窗户纸。你要老不表态，别人就会觉得这段关系不稳定，久而久之也就算了。当然还有就是也不能过早地表白，我之前就是太早表白，非得让别人说个答不答应，直接就被拒绝了。（访谈记录：X2，2019年12月16日）

以上三个组成要素处于较高水平时，一般人际关系就会朝亲密关系进阶，并促成关系成员之间更高的相互依存度，致使亲密关系相对而言具备更高的承诺水平和更长期的关系导向特征。随着关系的建立，根据斯潘塞—奥泰（Spencer-Oatey,2000）的关系管理理论，人们更倾向在关系中互相提供积极价值（如提供情绪价值）和角色权益。PUA行动者会想办法让对方提供更多的积极价值和权益，而其常见的方法就是构建亲密关系中的不对称权力结构。

她总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就是你如果跟她观点不一样，或者说对一些事的做法跟她预想的不一致，她就会很抵触，然后直接怼过来。这个时候还什么都不愿意听，反正就要她说什么都是对的，真的很累。（访谈记录：Y3，2019年12月24日）

由此可见，对关系权力的掌握主要体现为构建关系中不对称的话语权。除了通过关系权力向对方索取积极价值和权益外，PUA行动者还采取诸如价值否定、道德推脱和低伴侣支持等行为，以削弱伴侣的自我效能。例如PUA行为中的“打压”，就是一种典型的价值否定，通过不承认伴侣的情感与付出，并给予消极评价，进而引发伴侣的自我贬低。但与大众认知不同的是，PUA教义中的“打压”是通过对目标的否定来引起对方的注意力，属于亲密关系建立前的行为，但在本研究中的编码案例中，却显示该行为特征出现在亲密关系建立之后，此处用访谈记录说明其中缘由。

拙劣的打压只能暴露自己是一个照本宣科的PUA初学者。（访谈记录：X4，2020年1月8日）

此外，PUA行动者有较明显的道德推脱行为特征，即采取外部归因原则，通过主观上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后果责任，进而降低对伴侣痛苦的认同，合理化自己的伤害行为的同时获取道德层面的心安。

据包丽母亲描述，牟林翰不但没有积极救助包丽，反而不断强调包丽之前与别人发生过关系，强调自身在亲密关系中的痛苦，继续辱骂包丽不自爱，而自始至终没有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歉意。由此可以看出，牟林翰将自己定义为关系中的受害者，把过错全部归因于对方，将这一结果合理化为理应受到的补偿，而不对自身进行反省。（访谈记录：Z1，2019年12月31日）

应当看到，PUA受害者往往在此期间会表现出较低的个人目标成就动机和消极低唤醒的生活情绪（如厌倦、绝望），其自我效能感在这类行为下将持续性地受到破坏；在此情况下，PUA行动者只需提供少量的积极价值和权益，就可以换取对方大量的付出。

（二）PUA行为的策略

案例研究显示，PUA行动者在亲密关系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行为策略特征，即在亲密关系建立前主要采取诱导策略，而在亲密关系建立后逐渐转为控制策略。

1.诱导策略

PUA行为的诱导策略主要运用于亲密关系建立前。前文分析表明，PUA行动者在“社交机遇”“互动参与”“目标卷入”这三个范畴均涉及诱导策略的运用。具体来看，诱导策略的运用体现在：(1)外貌吸引力的“诱导”。由于人们倾向于选择长相更加美丽或者帅气的伴侣（Rhodes et al., 2005），因而PUA行动者一方面会注重身材、嗓音等身体吸引力方面的展示；另一方面也会把处理后的个体面孔信息在社交过程中反复暴露，引发对方大脑系统的情感加工，进而被认为富有吸引力（Han et al., 2020）。(2)价值信号的“诱导”，即释放高于真实水平的伴侣价值信号，信号内容不仅包括身体状况（健康、年龄、生育能力）、基因特质（运动、智力）和持有资源（社会地位、当前和预期经济能力）等客观情况（Howie & Pomiankowski, 2018），还包含满足伴侣情绪体验的能力（温柔、体贴）等主观情况。伴侣价值影响个体成为他人潜在伴侣的可能性（Edlund & Sagarin, 2010），因此PUA行动者倾向提供易于进行“人设归类”的价值信号，以降低目标在头脑中进行类别化加工时激活相关认知、情感等反应的心理成本（Lee et al., 2013）。(3)场景设计的“诱导”。情绪源于对外部刺激物的知觉（James, 1884），场景设计的主旨是提供或创造出有利的刺激物，最终实现“目标情绪的被动产生”，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桥段是刻意制造一场“英雄救美”。此外，由于人类在加工视觉环境信息时，会从当下场景中有选择地精细加工和知觉一个核心物体（Blanchette, 2006），因而PUA行动者善于在线下约会场景中利用各类细节以通过对方的判断标准。(4)参与过程中的“诱导”则是提升“目标主动（的）情绪产生”，在PUA教义中往往以“冷读”为前置条件。“冷读”实质上是一种凭借动作意图识别，进而了解目标的需求，是与他人进行深度交流的前提（Satpute et al., 2005；Bonchek-Dokow & Kaminka, 2014）。在此基础上，双方共同参与互动性强的项目，会引发个体在交互过程中对他人表情、声音、姿势等要素的模仿，以及对对方即时情感的捕捉（Hatfield et al., 1993）。参与过程中的互动引导所产生的情感趋同反应，更容易诱发双方的情感共鸣。

此外，诱导策略在“目标卷入”范畴，主要运用在：(1)外部证明过程的“诱导”。人在面对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况又无法自行判断时，通常会从他人的行为中寻找什么是适当行为的线索。PUA行动者清楚地知道社交证明（social proof）不仅能导致公众的盲目服从，也会增加目标对自己的接受度。(2)自我披露中的故事情节“诱导”。有研究证实，相较于低强度的情节，高强度情节的故事会诱发更多的非语言行为，如接收者的身体接触、挽手臂或接吻，进而触发依恋反应（Rimé, 2009）；当故事奏效时，出于对个人信息的熟悉和预设故事的积极情感调动产生的喜欢，倾听者和叙述者之间的亲密度会得到显著提升。(3)生理唤醒的“诱导”。PUA行动者重视引诱女性时对其进行肢体触摸的生理性唤醒，该行为核心在于性唤醒可以提升催产素水平。催产素的增加能减少与恐惧有关的大脑区域活化，进而减少对威胁和恐惧的感知，使个体在社交互动中变得轻松（Kirsch et al., 2005)。此外，催产素可能会增加与喜好和情感有关的非言语暗示，也许会传达出并不真正存在的舒适感和连接感（Denes,2011）。

2.控制策略

控制策略主要表现在亲密关系建立后。本研究发现，PUA行动者实现“控制”的关键路径有两条：关系权力的掌握和伴侣效能的削弱。当个体认为其行为产生的强化主要受到环境、他人权力等外界要素影响时，则认为个体具有外控信念；当个体认为强化是与自身特征相联系时，则认为个体具有内控信念（Rotter,1966）。PUA行动者的“控制”策略是：一方面通过掌握亲密关系中的权力为外部控制埋下伏笔，另一方面采取价值否定等措施削弱伴侣的自我效能，进而影响伴侣对自身稳定特征的认知价值，降低伴侣的自我控制感，最终达到“控制”的效果。

在关系权力方面，由于亲密关系的不同阶段会出现不同的权力结构，因此，随着亲密关系的“初建—确立—变迁”，既有的权力关系也将面临挑战并寻求再次的平衡（Simpson et al., 2015）。尽管PUA行动者在亲密关系建立前，可能出现为确保关系的稳定推进而“让渡”一部分权力的情况。但随后会在双方对彼此的成长背景、个体性格等多方面差异进行弥合的过程中，通过权力关系的重塑（Crouter & Booth, 2006），实现“夺权”的目的。当PUA行动者获得实际权力后，在亲密关系中会更加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进而在各方面都会表现出自私的迹象（Righetti et al., 2015），而自私又决定了较少的个体卷入，从而帮助PUA行动者巩固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较高权力地位（王浩、俞国梁,2017），最终形成权力固化的循环。亲密关系中的权力不仅影响着获取关系中的“面子”和权益的难易程度，还往往和权力的腐败、滥用等行为相结合，左右亲密关系中的从属地位。譬如，滥用人们对性别角色这一社会规范下的角色认同形成的男女之间结构上的权力差异，迫使女性在面临冲突时选择服从（Dunbar, 2015）。

在伴侣效能的削弱方面，已有学者将效能感与成人依恋相联系，并运用到亲密关系研究中（Wright &Perrone, 2010），发现具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拥有更高的内控能力，可以更好地应对生活中出现的逆境（Frazier et al., 2011），不利于PUA行为的实施。当个体处于低控制（不确定性）环境时，根据控制感补偿理论，环境的无序性会使个体自我控制感受到威胁并降低，引发个体焦虑，进而迫使其心理系统通过其他途径来重建控制感（Kay et al., 2009）。在编码案例中，PUA行动者表现出来的“喜怒无常”就是亲密关系中最典型的低控制环境。在“愤怒”地宣泄过后，PUA行动者会“好心”地提供一种利己的行动方案，为伴侣“指明”一条重建控制感的途径。当自我控制感较低时，为满足对控制感的需要，个体在知觉加工时会产生偏向，例如将没有关联的几个事件误判为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将没有充分联系的负面描述归结于失败的原因（Whitson & Galinsky,2008）。在此情景下，受害者很容易认同PUA实施者的逻辑，进而主动地加深自己的受控制程度，最终在亲密关系的陷阱里越陷越深。

（三）中国情景下的PUA行为

案例研究表明，相较于西方典型的PUA行为普遍出现在阶段A，中国情境下的PUA行为则更大概率地突破图1中的分割虚线，进入到阶段B，即稳定的亲密关系中。鉴于情境因素能够影响人的行为（Johns,2006），因而有必要对中国情景下的PUA行为进行分析。

不同于斯文尼维格（Svennevig，1999）提出的构成人际关系的三个组成部分（联系、熟悉和情感），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人情、人缘、人伦构成的三位一体，分别为人际关系提供“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的行为依据（翟学伟,2017）。在PUA行为发生的中国情境中，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相对保守的性观念，使得PUA行动者往往会额外采取“打着恋爱的幌子”的策略，这和西方典型PUA行为主要作用于信息对称的“一夜情”关系不同。该策略的后果实际上误导了受害者对这段亲密关系“是什么”的判断，而这又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PUA行动者在相处过程中对对方的心理认同程度增加，进而将对方角色修正为合适的伴侣，这就是为什么研究样本中存在已婚案例的情况，这也体现了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具有很强的变通性；第二，若心理认同度仍保持低位，同时代表强关系网络的五缘（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较弱，而代表弱关系网络的机缘（短暂性社会联系）成分较多时，则可能出现将对方工具化和资源化的机会主义行为——此处即为PUA行为。之所以把心理认同程度作为参考，是由于以血缘为基础的人情逐渐从家庭向社会泛化，心理认同取代了实际角色成为评判标准。而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均会使得中国的PUA发生情境从亲密关系建立之前向稳定的亲密关系中转化。

此外，人伦作为伦理思想对人情的规定，解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规范和秩序，即“怎样做”的问题。对PUA行为实施者来说，高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的本土情境对其在构造不对称的关系权力结构时颇有助力；对PUA行为受害者来说，由于无法识别对方背后的别有用心，在面临伴侣无理要求和无端指责时，一部分受害者在关系中不断妥协让步，甚至强迫自身认同这一行为的合理性，以麻痹或牺牲自我来换取关系中的长期、稳定与和谐；另一部分受害者主动寻求社会支持，其结果则是及时发现并逃离陷阱。

当我跟朋友诉苦说，这种强加于我的观念和要求让我难以接受，但为了挽回感情不得不妥协的时候，朋友告诉我，恋爱关系也是一种伦理关系，这就说明恋爱必须是双向的，是相互尊重和相互平等的。如果对方只是一味地要求你迎合和满足他，那这种关系就是不健康的。所以后来我就决心离开他了。（访谈记录：Y7，2019年12月18日）

（四）亲密关系中PUA行为的识别机制

本文认为，在稳定的亲密关系中，PUA行为真正造成的伤害来源于对伴侣自我牺牲的鼓励与暗示，这既是中国情境中容易出现的行为，也是识别亲密关系中PUA行为的关键要素。在亲密关系中，两个个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最常见的解决方法就是一方牺牲自己的利益以满足对方的需求，并维护关系（van Lange et al.,1997）。而PUA行动者采取的策略即是通过激发对方的自我牺牲动机来满足自身的需求，这通常又分为激发趋近性牺牲和回避性牺牲两个维度。

趋近性牺牲是为了获取关系中的积极结果，如使对方高兴、提高关系亲密度等。一般而言，PUA行动者会利用信息不对称，强调甚至夸大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付出。处于浪漫关系中的个体也会关心公平感，当自己的付出少于回报时，会感到内疚与羞愧（陈红,2019），进而可以激发对方的补偿心理。此外，当伴侣主动地放弃自身的时间、资源、个人偏好、成就目标等利益来满足对方的诉求时，PUA行动者会向伴侣报告更高的关系满意度。相较而言，回避性牺牲则是为了避免关系中的消极结果，如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等，典型的行为特征包括敌意解释倾向和攻击性行为。

你知道经济学中的选择弹性这个词吧，我会鼓励女生对我进行专用性投入。例如把第一次给我，或者为我做很多只对我个人有益的事。专用性投入越大，她就会牺牲越多的替代性机会，越陷越深的意思，就是失去了选择弹性。

当她和其他男的正常交流时，我会故意发火。几次下来她总会慢慢妥协，和其他男生疏远。这就完成了社交层面的隔离，而这种结果自然就加深了她在社交结构上的不完整性，她身边异性越少，就没有可以拿来跟我比较的对象，那我就可以实现，所谓超额租金的获取。（访谈记录：X4，2020年1月13日）

根据相互回应模型，亲密关系中的个体通过利他行为满足对方需求来提升关系满意度的前提，是双方能通过相互回应协调自私动机，并更多地关注与伴侣的共同利益（Murray,2009），而不是一味地要求他人。因此，需要警惕亲密关系中对伴侣的自我牺牲行为进行鼓励和暗示的情况。同时，还要注意区分，对方的牺牲行为，是真正有益于这段关系，还是仅为了牵制住自己或者是向自己施压的“殉道”行为。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行为研究视角为切入点，通过扎根理论的分析方法讨论了PUA行为的构成因素和逻辑框架，揭示了PUA行为的策略，分析了中国情景下的PUA行为，提出了亲密关系中PUA行为的识别机制。研究发现，PUA一词在中国的使用情景中已从亲密关系建立前扩展到了稳定的亲密关系中，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诱导和控制。同时，不同于广大青年群体的认知，PUA行为并不是以“打压”现象或某些具体“话术”为唯一的判别依据，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行为逻辑，识别PUA行为的关键在于判别是否存在牺牲鼓励的行为。

从行为科学的角度来看，PUA行为的产生，必然包含了需求、动机、目标三个要素的共同作用。PUA起源于青年群体未被满足的亲密关系渴求，包括性和情感需求。当个体在正常社交中受挫时，会思考失败原因，并寻求技术上的改进，这正是PUA教义的着力点。PUA最早作为一种技术代名词出现于亚文化社群中，不可避免地会被质疑其技术有效性。而证明该技术有效性的方法则是采取重复实验，不断地诱骗陌生女性发生性行为。诱骗成功者通常热衷于在网络上炫耀自己的现场经验，通过积累亚文化资本（subculture capital）的方式换取网络社群中的对应地位。亚文化资本标志着持有者身份的价值形式，进而衍生出其成就动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PUA最早是作为个体自己主张的标签出现。此外，由于PUA教义将整个过程视为游戏，普通青年对亲密关系的渴求在猎艳现场经验和亚文化社群的长期浸润中，逐渐异化为对不稳定性关系的目标追求。由于目标引导着个体的行为方式（李原,2017），PUA把性资源化为游戏胜利的战利品，女性则被视作游戏中拥有特定行为模式的NPC角色而被工具化。即使在PUA行动中失败而导致对PUA技术产生怀疑的群体，仍然会认为女性的思想和情感无关紧要，他们只是想要一种“女性形状的物品”供他们使用（Ricard,2018）。

受自由主义的影响，PUA采取的是“创造性破坏”定义的方式——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通过采取行动并征服他人来达成目标（Bratich,2019）。此外，自由主义的观念（自我期待、资源管理以及对专家/专业知识的依赖）也为边缘男性对主流男性气质的模仿行为提供了合法性支撑，才会出现大量样本认为学习PUA是在提升自己的情况（Schuurmans et al., 2015），尽管这可能以伤害他人为前提。在此过程中，女性更容易成为受害者，这一方面与女性性别气质中的依赖性、服从性等特质有关；另一方面在于西方社会文化中的“厌女症”（misogyny）情绪，譬如尼采、亚里士多德、卢梭等均在其著作中表达了不同程度的“厌女症”情绪（如女性歧视）。可见，PUA本质上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自由主义在PUA最初的形成与传播中扮演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工具的角色。

需要指出的是，PUA在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碰撞中，既表现出显著的排异性，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契合性。一方面，西方自由主义提倡个体本位，视他人为实现自我目的的工具。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自由需建立在符合道德伦常的基础上，亲密关系不仅是情爱关系，也是一种伦理关系。因此，爱既是情欲的表达，更是一种相互认定。由此可见，文化上的排异反应最终导致了行为层面的嬗变，因而中国情景中的PUA行为大多隐蔽于稳定的亲密关系中。另一方面，与世界上大多地区相似，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依然受到父权制规范的支配，男性被赋予更多合法性权力（legitimate power），女性的社会角色诠释仍具有尊卑、主从的色彩。社会性别规范上的共通点为PUA文化的侵入提供了滋生土壤，并对我国青年人的发展和社会人文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

青年阶段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处于可塑与定型的交叉点，PUA作为自由主义思潮的一种表现形式，除具有教条性、虚假性、霸权性的特征，还保留着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核（陈兆芬、黄明理,2012）。因此本文建议，相关部门一方面要做好青年群体的思想引导工作，防止以PUA为代表的错误思潮对青年群体的侵蚀，进而导致青年群体出现价值取向异化、理想信念迷失等情况；另一方面，要依法监控网络生态环境，以免错误思想和低俗内容传入，对已经发生的案件，要为受害青年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和社会支持。但我们更希望能够做到防患于未然，让类似情况不再发生。

篇幅有限，参考文献、脚注已省略。

责任编辑：a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