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使用，网络社会心态既是社会心态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为理解中国网络社会的重要窗口。在系统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指出网络社会心态具有社群性、极端性、流动性和网络嵌入性四方面鲜明的特征。在剖析网络社会心态特征的基础上，本文将网络社会心态看作一种具有关系性、局部主体间性和相对流动性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一理解要求我们综合运用归纳逻辑、类型学分析和话语分析等视角对网络社会心态进行实证研究，并聚焦考察网络社会心态的社群化、极化和形成机制这三个关键性议题。

关键词：网络社会心态；网络社会；大数据

作者简介：黄荣贵，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吴锦峰，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桂勇，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随着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的发展，互联网已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群体，成为社会心态表达与涌现的新场所。网络平台为社会心态的表达提供了新的渠道，网络社会的特点也催生了独具特色的新型社会心态，即网络社会心态。现有研究已经指出，社交媒体时代的社会心态与思潮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部分网络社会心态的争论甚至呈现出意识形态化和组织化趋势（李艳艳，2015），且集中地体现在近年来的热点舆论争论上（Meng，2018；马学轲，2015）。网络舆论争论不仅是现实社会的晴雨表（杨正、田进，2020），同时也是影响当代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郭圣莉等，2016）。我们有必要对社会心态的在线表达所呈现出的新动向进行系统而严谨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虽然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王俊秀，2017），但关于网络社会心态的研究仍方兴未艾。诚然，不少实证研究已或多或少涉及网络社会心态的特定面向，然而现有关于网络社会心态的研究仍分散于多个研究领域，研究议题和分析视角处于相对碎片化状态。鉴于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网络社会心态这一领域进行梳理，归纳出网络心态研究取得的进展，剖析网络心态的特征和新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描绘网络社会心态研究的议程和方向。

网络社会心态是网民在互联网空间中所表达或呈现的社会心态，其根源、涌现、发展和后果既与线下社会心态有相似性，同时也受网络空间特征的形塑。基于此，本文将先回顾社会心态领域的已有分析思路和实证研究，在借鉴现有理论洞见的基础上剖析网络空间特征对网络心态的影响，阐明网络心态研究的分析视角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议题。具体来说，本文第一部分将简要回顾社会心态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核心议题，第二部分提炼归纳网络社会心态的特征并提出分析视角，第三部分进一步探讨网络社会心态研究的重要议题，文章最后将简要讨论网络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涵，以及大数据时代网络社会心态研究可借鉴的方法路径。

一、社会心态研究的进展与议题

网络社会心态是互联网用户在网络空间所表达的一种新型社会心态，它与现实社会心态具有一定的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梳理现实社会心态研究的历程与进展有助于将网络社会心态研究置于相关的学术脉络之中，并从中汲取有价值的学术洞见。

社会心态研究大致经历了起步期、积累期和崛起期三个阶段（王俊秀，2017）。第一阶段的社会心态研究主要考察改革初期思想观念的变化（景怀斌，1989；王奋宇、李路路，1993），并把社会观念的变化视为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社会基础（邵道生，1995）。这一阶段的研究相对缺乏严谨的概念化，且仅有少数对特定地区或人群的社会心态调查（冯伯麟，1995；刘崇顺，1990）。第二阶段的研究发展了社会心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较为深入地考察了社会转型对社会心态的影响。社会心态的理论化工作也被提上议程，研究者借鉴多个学科的理论视角对社会心态的概念、本质和形成机制进行了学理探讨（丁水木，1996；马守良，1996）。第三阶段的研究从多个维度提升了理论分析的精细性和实证研究的系统性（王俊秀，2014；杨宜音等，2018）。在理论方面，研究者借鉴了社会心理学的分析视角，从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社会心态进行理论化，并发展出操作化定义和测量指标（王俊秀，2014；杨宜音，2006）。在实证研究方面，诸多研究对社会心态的结构、发生机制、社会后果与治理，以及特定维度的社会心态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王俊秀，2016；吴莹、杨宜音，2013；杨宜音，2012）。

梳理文献可以发现，社会心态研究主要围绕三大议题展开，包括社会心态的概念与理论、社会心态的特征与影响因素、社会心态的后果与治理。针对社会心态的概念化与理论化，研究者主要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对社会心态概念展开讨论（王俊秀，2014；杨宜音，2006），并强调了社会心态的集体性、动态性与突生性特征（周晓虹，2014）。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讨论了社会心态的结构，发展出一系列测量维度和指标（王俊秀，2013）。就社会心态的特征与影响因素而言，研究者通过统计方法分析调查数据，刻画各种社会心态的分布，检验多元因素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心态的效应（高文珺，2016）。其中，社会转型与群体分异是解释中国人社会心态差异的两个主要视角，前者认为社会心态是社会结构的投射，后者则主要关注不同人群的心态分化。关于第三个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心态在个体层面的影响与社会层面的后果，以及和心态相关的社会治理问题（马广海，2012）。

二、网络社会心态的新特征及其分析视角

近十多年来，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广泛使用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DeLisle，Goldstein & Yang，2016；王迪、王汉生，2016），这种变化不仅为社会心态表达提供了新的空间，还对网民社会心态的形态特征和生成机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网络场域中，网络社会心态不是线下社会心态的简单投射，而是受网络场域的重塑并具有网络社会逻辑印记的独特产物（刘少杰，2018）。

基于现有社会心态概念的学理分析，余建华（2014）将网络社会心态定义为一定时期内存在于网络社会或网络社会群体之中的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倾向的总和。该定义强调网络社会心态和经典意义上的社会心态的共性，如心态的宏观性、变动性和突生性（周晓虹，2014；王俊秀，2014）。但是，网络社会心态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社会心态主体或表达渠道的网络化。在本文看来，网络社会心态的特征及生成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网络空间运作逻辑的重塑，对网络社会心态的研究需要充分考虑互联网平台的技术可供性特征和网络生态的运作逻辑与社会心态的互构关系。可见，网络社会心态至少具有两种含义：（1）网民这一群体的社会心态，本文将其称为网民社会心态；（2）在网络社会基本逻辑重塑下涌现且具有网络社会独特印记的新型社会心态。本文将聚焦讨论后一种网络社会心态。

就网民社会心态而言，已有实证研究大致延续了基于社会调查的个体主义研究路径，描述在“均值”意义上的网民社会心态的总体（子群体）特征，或通过统计方法检验个人背景特征、行为方式等变量对社会心态的影响效应（Pan & Xu，2018；马得勇、王丽娜，2015）。尽管基于社会调查的个体主义分析具有良好的概化力，但它在网络社会心态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从多维度充分反映出网络社会逻辑对社会心态的形塑作用。

第一，社会心态是一种弥散于整个社会或特定群体中的宏观社会心境，并不等同于个人意识或心理的简单之和（高文珺，2015；周晓虹，2014）。这意味着，识别社会或群体的边界是理解网络社会心态的重要基础。在网络空间中，社会群体的边界并不是线下社会身份的简单再现，而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行动者的在线社交、话语表达、信息产消等活动。由于互联网技术加快了信息的传播，打破了时空限制，并为同质性群体聚集提供了便利（刘少杰，2017），网络社会群体具有明显的多元性，且不同的网络群体之间具有差异化的社会心态。现有研究表明，网络社会中存在多元分化的群体，存在各类新型的文化认同（何明升、李一军，2001；郑雯、黄荣贵，2014）。基于上述讨论，本文认为网络社会心态具有明显的社群性，实证研究需要结合网络互动和表达来识别多元化的网络社会圈子，并对具体的网络社群所持有的社会心态进行深入的刻画。

第二，伴随网络社群多元分化的是持有极端心态的网络社群的涌现，对极端社会心态的剖析是网络社会心态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网络互动具有匿名性与开放性等特点，线下社会规范的压力弱化，网络表达所呈现出的社会心态容易呈现出极端化倾向（刘璐、谢耕耘，2018）。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基于人工智能的推荐算法在互联网平台的广泛嵌入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信息茧房”效应，并进一步维系和巩固了极端社会心态社群的态度倾向（霍桑纳格，2020）。虽然持有极端心态的网民可能只占少数，但他们可能发表言论更积极，从而使得表面的网络舆情取代了深层次的网络民意（桂勇等，2015；郑雯、桂勇，2014）。随着流量为王的网络商业逻辑的日渐渗透以及移动互联网用户群的下沉，极端社会心态的网络影响力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对立的极端社会心态甚至可能会成为网络社会撕裂的支点。总之，网络社会心态具有极端性特征，研究者不应简单地将其看作统计意义上的离群值而忽视其研究价值。

第三，除网民的个人经济社会地位特征外，网络社会心态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网络社会特征变量的影响。诚然，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或行为方式对社会心态具有显著的影响（王俊秀，2018），但同样重要的是，中观与宏观的网络社会特征变量对网络社会心态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在中观互动层面，少量研究已经发现网络社会心态与互动社群结构之间存在互构的关系（桂勇等，2018；黄荣贵，2017），且不同类型的传播节点也会对网民的社会认知产生不同的影响（Nip & Fu，2016）。在宏观层面，网络社会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互动与碰撞对网络社会心态的涌现和演进具有强大的重塑作用。比如，政府与大数据公司在舆论分析等方面的合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网络的舆论监督和社会动员功能（Hou，2020）。可见，网络社会心态具有网络嵌入性特征，这意味着网络社会心态研究需要超越个人层面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和方式，系统考察网络社会的中观、宏观特征和运作逻辑对网络社会心态的涌现和变迁的影响。

第四，网络社会心态具有鲜明的流动性特征，对网络社会心态的完整考察亟须高精细度的纵贯分析。在网络生态与现实环境的双重影响下，网络社会心态会随之产生相应的演变，其中网民对网络热点事件的动态讨论以及网络流行语的频繁更替就是典型的例子。有研究指出，当代青年人的网络爱国主义讨论是随着社会背景变化而逐步演进的，并且经历了从萌化到反萌化的转变（马川、孙妞，2020）。

网络社会心态的上述特征要求我们使用与之相匹配的分析视角进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网络社会心态是一种具有关系性、局部主体间性和相对流动性的社会文化现象，研究者需要在特定的网络平台或网络社群中去甄别文化符号的使用及其社会意义的形成。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文化社会学中关于文化语用学的理论视角一致，即文化既是外在于个人的共享的认识模式，也是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下综合各方面的环境因素后激活的认知与理解（Patterson，2014）。该视角表明，网络用户所呈现的话语、符号及其社会意义取决于其所处的网络情境，即使同一用户所沟通的内容也会随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并不存在唯一的静止的网络文化和社会心态（黄荣贵，2017）。对网络社会心态的这种理解，要求我们更多地运用归纳式分析、类型学分析、话语分析等分析视角对网络社会心态进行多维度的考察。

网络社会心态的关系性特征意味着不同的网络社群对相同事件或议题采取截然不同的诠释模式，并形成差异化的社会态度，而这种复杂性不容易通过演绎而来的指标准确测量。这是因为，研究者在设计问卷时需要对社会心态的有关概念进行操作化，而研究者基于现有理论对网络心态的具体内涵的理解可能与当事人的理解有所偏差（郑雯等，2017）。此外，网络文化具有较强的变动性，随着网络生态和现实情境的变动，网络社会心态会敏感地随之做出反应。这种短期变动难以被潜在地假定社会心态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理论所刻画。鉴于此，网络社会心态研究有必要采取归纳的分析路径。

网络社会心态的局部主体间性特征意味着网络表达往往只在特定的网络群体中获得局部共享的社会意义，这就要求实证研究高度重视心态表达的分化性，需要将网络空间中的社会心态表达理解为具有复杂性的类型或谱系，而不是将其看作单一稳定的全局性结构。一方面，网络社会心态研究有必要根据网络社群对关键心态议题的态度倾向进行类型学识别和深描，揭示关键的心态议题如何在特定社群中获取情境性意义。另一方面，需要研究者考察不同心态议题之间的意义关系，尤其是关键心态议题在不同网络社群中差异化的意义关系构型，以及各议题在对应意义关系构型中被赋予的意义（Baldassarri & Goldberg，2014）。基于此，网络社会心态研究可以通过类型学分析来剖析网络语境下不同社群对网络符号和话语的主体间性理解。

网络社会心态作为一种被社群所共享的文化认知，它常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的话语实践产生和再生产，并在不同心态社群之间的联合、竞争或冲突中逐步发生变异。反之，由于网络社会心态的流动性最终体现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之中，我们可以通过话语分析等方法来检视网民的话语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剖析网络社会心态的流动性特征。由于网络社会心态体现在话语实践的不同层次，对心态表达的话语分析需要综合运用语境分析、语义分析、词汇和语法分析等方法（Van Dijk，2013）。此外，鉴于极端社会心态是心态表达的关键支点，在话语分析时尤其需要关注话语实践的极化。总之，对网络社会心态表达的话语分析要求我们避免将网络心态视为长期稳定的、外在于个人行动者的社会文化结构，而是将其视为行动者在网络空间的话语实践中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兼具流动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社会文化现象。

三、网络社会心态研究的若干重要议题

本文将在分析网络社会心态核心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网络社会心态研究中的若干重要议题。其中，网络社会心态的社群化、网络社会心态的极化、网络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三大议题尤其值得关注。

（一）网络社会心态的社群化

网络社会心态具有社群化特征，研究者需要关注社会心态与网络社群之间的互构关系。网络平台打破了空间的距离，为持有相同价值观的用户的聚集提供了重要的契机（黄少华，2013；刘少杰，2017）。网络用户可以通过社交平台的分享功能或在推荐算法的助力下找到与自己观点相似的网络表达或网络用户，与志同道合的社交媒体用户进行互动；通过关键词检索等方式找到公开的社群信息，进入对应的网络社群，或接受熟人的邀请加入相对封闭的网络社群。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为网络社会心态的社群化。

虽然少数基于社会调查的社会心态研究尝试通过潜类分析（LCA）等方法区分不同的群体心态特征（秦广强、张美玲，2019），但这些研究所界定的群体只是具有相同心态特征的一群人，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具备“内部互动、外部区隔”的社群内涵。相比之下，网络群体与现实群体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高频的内部互动以及社群层面的在线可见性，这就要求我们超越传统的个体研究路径，对社群的结构特征和心态特征进行整体性分析。幸运的是，丰富的关系型网络痕迹数据与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的发展为研究者识别社群化的网络社会心态提供了便利（DiMaggio，2011）。社会网络分析的技术能够利用用户间在特定时期内的网络互动痕迹（如转发、提及、对话等）构建出由节点与连接构成的社交网络，并通过社群侦测等技术识别出群内高频互动、群间低频互动或不互动的网络社群结构。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可以进一步结合网络民族志、文本分析或多媒体资料分析等方法对不同网络社群所体现的网络社会心态进行解读和阐释。

理解网络社会心态的社群化至少需要关注三个相互关联的议题。第一个议题是网络社群的形成、动员与维系。具有相同心态特征的网络用户通过自组织过程或有目的的社会动员展示出社群心态，而网络表达所呈现的文化认同又反过来强化或消解了社群团结。从某种意义上说，分析网络用户进入网络社群并进行社群互动的动力机制以及网络社群的组织维系策略是理解网络社会心态社群化现象的关键起点。比如，文彤、邱佳佳（2018）对旅游在线社区的研究发现，随着社区规模的扩张，社群成员的加入动机和社群行为从信息检索拓展到信息分享与交换，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在线关系与社区认同。对粉丝社群的研究则发现，对明星的共同认同催生了在线的情感连接与集体凝聚（潘曙雅、张煜祺，2014），且此类社群认同在层级化的社群管理下得到了加强（鞠春彦、杨轩，2019）。

需要指出的是，网络社群的准入可能具有一定的壁垒和封闭性。比如，微博的铁粉群与微信的兴趣交流群需要满足群主所设定的准入条件或经社群成员邀请才能进入。对脸书、推特和WhatsApp的比较表明，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可供性特征显著地影响了社群的互动模式及心态表达（Yarchi et al.，2021）。由此可见，网络社会心态研究者有必要结合具体情境对网络社群的形成、动员与维系过程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剖析社会心态表达的社群化特征。

第二个研究议题是剖析网络社群成员的文化与心态认同。在数字化时代，社群的文化与心态认同集中体现为成员所使用的文字、图片与视频等网络符码。现有研究表明，用户所表达的话语符号在特定社群语境下以及不同社群语境的转换中获得社会意义。比如，推特用户使用网络语言符码的行为随不同的互动对象而变化（Tamburrini et al.，2015）；源自动漫的符码在网络爱国主义社群的动员和维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龙、刘汉能，2020）。这些研究表明，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文化并不是支配行动者的抽象的结构性力量，而是在互动过程中被行动者赋予意义并进而客体化于网络符码和互动关系中。因此，关于网络社会心态的文化分析需要综合考量网络社群和社群内部所使用的的网络符码（Hepp，2016）。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议题是网络社群的历时演变。网络社会具有流动性意味着身处其中的网络社群会随网络生态的变动而在互动结构和心态类型等方面发生演变，因此研究者需要比较不同时期的社群结构，并剖析影响社群心态演变的可能因素。比如，桂勇等人（2018）关于网络左翼社群的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主义左派”逐渐式微且不再构成相对独立的互动社群，而“民粹主义左派”与“国家主义左派”之间存在更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变化可能与网络空间治理实践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网络社群的相对流动性特征意味着，研究者在考察网络社会心态社群化现象时需要结合社群的演变态势确定合适的时期窗口，以使社群结构在特定时期窗口内保持相对稳定性，且在不同时期窗口内呈现出明显的变化。

（二）网络社会心态的极化

在兼具开放性与（半）匿名性的网络空间中，存在一些在某个维度上十分突出的极端观念，本文将其称为极端网络社会心态。虽然网络极端人群可能为数不多，但激进的观点在网络场域中更容易引人注目，并且可能与社会思潮相结合而改变边缘状态，获得广泛的共鸣。当对立的思想观念朝极端的方向发展并吸引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持温和思想观念的网络受众将会逐步减少，最终导致网络社会心态的极化。

近年来的网络生态演进表明，社会心态的极化已成为社交媒体的一个显著特征，互联网用户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聚集于特定话题的社群之中，并在网络互动过程中不断强化原本的信念（Bakshy et al.，2015；Boutyline & Willer，2017）。对中国的研究也发现，极端化的网络言论频繁地出现在网络讨论中，部分言论（如极端民粹主义）受到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并产生了现实影响（Tai，2015，郑雯等，2020）。

对极端网络社会心态及其极化过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桂勇等，2015）。第一，网络社会的匿名性与便捷性特征加速了极端情绪和心态的发酵和蔓延，使其获得巨大的影响力；第二，部分极端情绪和心态与现实政治诉求相契合，具有演变为社会思潮的潜力，而对立的极端心态同时是现实社会撕裂的一个思想观念根源；第三，网络为原本互相隔离的极端人群提供了聚集的平台，极端心态因此有可能转化为线上或线下的集体行动。

网络社会所具有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催化了网络极端心态及其极化过程的发生与发展（Farrell，2012）。首先，网络传播的开放性与匿名性弱化了社会规范的约束力，为极端心态表达提供了契机和同质化的聚集平台。其次，基于推荐算法的网络信息流造就了回声室和信息茧房，使网络用户持续接触与自身观念相一致的同质性信息，强化了用户原有的思想观念并带来社会心态的极化（Prior，2013；陈福平、许丹红，2017）。再次，网络传播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做出快速响应，这意味着近年来某些频繁出现的社会问题在网络空间中被激烈讨论，进而加剧了网络心态的极化。最后，基于短文本的网络实时交流意味着在线互动容易变成情绪的对撞而非观点的商议（Bail，2016），这也为网络心态的极化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网络社会心态的极端性意味着研究关注点在于洞察某些占比较小但表现“出众”的社会心态的本质性特征。在此，特定类型的网络心态的现实相关性以及研究对象在理想类型意义上的典型性将成为样本选择的关键标准。观察近年来中国网络生态也不难发现，网络空间中确实存在着多种具有现实重要性的社会心态，且部分社会心态构成了网络论辩或撕裂的观念性支点（Wu，2013）。比如，对左翼社会思潮的质性分析和大数据挖掘显示，微博空间存在多种类型的左翼思潮，微博用户围绕各种思潮形成相对独立的社群，并且不同类型社群之间存在合作或竞争关系（桂勇等，2018）。事实上，从左翼到右翼的思潮谱系的分化以不同的形态存在于各种类型的网络平台，研究者也已经初步提出识别和刻画多元网络思潮社群的价值主张的分析框架（Huang，Gui & Sun，2019）。

尽管学术界已经越来越多地关注极端网络心态及其极化过程，但仍有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议题值得进一步分析。今后的研究需要超越对社会心态的表面描述，进一步对极端社会心态的现实基础、形成机制、极端心态社群的维系与演化等主题进行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分析。从某种程度上说，厘清极端网络社会心态及其极化的成因、结构、过程与后果等问题对于提高网络空间治理的有效性、建构社会共识和提升社会凝聚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网络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

剖析影响网络社会心态形成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干预网络心态极化的前提条件，也是改善网络治理的学理基础。我们可以从个人特征、中观结构与宏观环境三个层面来系统分析网络心态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并在实证研究中厘清线上社会与线下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现实社会变迁对网络社会心态的影响，以及宏观环境对不同社群的差异化影响，以期把握网络时代的社会心态的总体性特征。

个人的身份特征与行为模式等因素对网络社会心态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已有研究通过对网民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指出，网民的身份背景、文化倾向与媒介使用方式对他们的思想观念具有显著的影响（Pan & Xu，2018；马得勇、陆屹洲，2019）。此外亦有很多研究关注网络信息接触类型与方式，尤其是同质性信息接触对网络社会心态的影响（Bail et al.，2018；Goyanes & Demeter，2020）。总体而言，虽然现有研究已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个人特征或行为方式对思想观念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往往关注一般化的思想观念，较少分析极端社会心态。因此，个人特征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通过何种机制影响极端网络社会心态和思想观念的极化过程尚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在中观层面，网民所处的网络社群归属、社群结构性位置以及网络传播链条均会影响用户所接收的信息，进而影响网民的心态、情绪与观点（Prior，2013）。初步的实证研究指出，网民的社会心态与其所处的社群结构之间存在互构关系。一方面，社群间的区隔与互动受制于现存的网络社会心态；另一方面，网络社群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影响网络社会心态的后续演进。比如，劳工群体在微博中形成了不同的议题关注社群，社群的构成与议题讨论又强化了不同劳工社群成员的文化认同（黄荣贵，2017）。此外，网络信息的传播过程和传播结构也会影响网民的思想观念。比如，微博平台中新闻机构、自媒体和政府部门在网络传播中充当了关键意见领袖的角色，他们对网民社会认知的影响明显大于“草根博主”的影响，这说明不同类型的意见领袖对网络心态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Nip & Fu，2016）。

宏观的社会环境对网络社会心态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不同国家的制度结构和文化情景对网络心态的表达具有显著的影响（Urman，2019）。其次，即使身处同一国家，网民的社会心态也嵌入于具体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情景之中，并受后者的制约。在诸多的宏观社会环境变量中，国家的网络治理政策与实践（Svensson，2014；Chen et al.，2021）、互联网企业的资本化运作（罗教讲、刘存地，2019）、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性事件（Lu et al.，2021）、地缘政治关系与（逆）全球化动态等因素对网络心态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

对网络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的把握，需要我们结合网络社会的特征。为此，本文认为实证分析有必要关注线上社会与线下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现实社会变迁的影响、宏观环境对不同社群的差异化影响。首先，线上社会与线下社会之间存在着辩证互动关系，这意味着网络心态研究需要连接网络社会与线下社会的关系（桂勇、郑雯，2014）。事实上，网络社会心态与现实社会心态之间不是简单的并列或延伸关系，而是相互嵌入、相互建构（余建华，2014）。一方面，网络心态无法脱离现实情景或社会身份的束缚，如中国网络社会中的怀旧情绪与现实社会中的经济状况具有显著联系（Li & Yan，2020）；另一方面，网络心态也具有独特的形成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受网络平台的技术可供性特征的形塑（Yarchi et al.，2020）。比如，在网络互动和舆论事件的共同影响下，网络社会心态具有比现实心态更强的涌现性和流动性，更动态的网络社会心态亦会反映到现实社会之中，成为现实社会心态的一部分。总之，研究者需要结合互联网技术发展的脉络，在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并存互构的关系中考察网络社会心态，通过跨文化、跨群体、跨平台的比较研究来剖析技术情景和社会情景对网络社会心态的塑造，并在此基础上归纳网络社会心态的核心特征、挖掘网络社会心态不同于现实社会心态的独特形成机制。

其次，网络社会心态具有鲜明的流动性特征，对现实社会具有更快的反应。相较于前网络时代的社会心态研究而言，网络心态研究不仅需要关注长期社会转型的影响，还需要关注短期的重大社会事件的潜在影响。换言之，现实社会变迁对网络社会心态涌现和演变的影响构成了线下和线上社会关系的关键维度。比如，关于改革开放网络讨论的语义网分析指出，人们对于改革开放精神的认识在不同阶段的社会环境下存在动态的演进过程（郑雯等，2019）。

最后，由于网络社会心态具有鲜明的社群性，宏观社会条件对网络心态的影响难以通过简单的数字来笼统描述，研究有必要具体剖析社会条件对不同类型的网络社群的社会心态影响的异质性。由于网络社群的成员构成多元化且心态的表现形态存在极端化特征，宏观现实条件的变动对不同网络社群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分化。马得勇（2019）等人的研究指出，网络信息对于民族主义的影响同时取决于个人的文化倾向，持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人对相同信息具有不同的认知。可见，即使面对相同的现实条件，不同类型的网络社群会有不同的社会心态反应，需要细致甄别。

四、总结与讨论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意味着网络社会心态不仅是社会心态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理解中国网络社会及其变迁的关键切入点。因此，网络社会心态研究是在网络社会背景下社会心态研究的新方向。尽管已经有不少实证研究涉及网络社会心态的特定面向，但网络社会心态的实证研究仍处于碎片化状态，系统的分析框架仍相对缺乏。鉴于此，本文在梳理（网络）社会心态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炼出网络社会心态的核心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网络心态研究的分析视角和核心议题，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学理基础。

本文指出，网络社会心态是网民在互联网空间中所表达的社会心态，其特征、根源、涌现和演进受制于网络社会的逻辑，带有网络社会的印记。除了社会心态所共有的集体性、变动性和突生性特点外，网络社会心态还具有社群性、极端性、流动性和网络嵌入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要求研究者通过归纳逻辑、类型学分析、话语分析等视角对网络心态进行情景化的深描和剖析。更重要的是，上述特征要求我们超越个人主义的研究路径：一方面，需要打破将社会心态简单等同于个体心态的“均值”的假定，在社会群体层面对网络社会心态的群体性和分异性进行分析；另一方面，避免将极端社会心态看作统计意义上的离群值，而应将极端心态群体看作具有意义的社会现象，对其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分析。为此，研究者可以汲取文化分析的新理论洞见，将网络社会心态看作一种具有关系性、局部主体间性、流动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社会文化现象，通过对直接承载社会心态的网络语言和符号的心态含义进行情景化剖析，在文化符号层面揭示网络社会心态的涌现、分化与变动。

在剖析网络社会心态核心特征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网络社会心态研究的三大研究议题，分别是网络社会心态的社群化、网络社会心态的极化、网络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网络心态的社群化需要我们在理解网络社群的形成、动员和维系的基础上，剖析社群成员的心态认同模式以及社群心态的演变趋势和规律。网络传播的（半）匿名性、回音室效应以及移动互联网用户群体下沉等因素为网络心态的极端化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在此情景下，对网络心态的研究需要重视网络心态极化的表现、发展轨迹以及动力机制。更一般地，网络社会心态涌现和演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理解社会心态突生性和流动性的学理基础。事实上，网络社会心态的涌现和变动既受网民个人特征的影响，也在中观层面受社群结构与传播路径的制约，同时还在宏观层面嵌入于文化、商业和政治环境。在综合分析微观、中观和宏观因素的影响时，网络心态研究需要关注线下社会与线上社会的双向辩证关系、短期和长期的现实社会条件变迁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宏观社会条件对不同类型的网络社群社会心态的异质性影响。

在“后”疫情和（逆）全球化等新情景下，对上述议题的考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心态与社会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中国网络社会的多元群体认同的基础，同时也是群体冲突的重要推动力。当多维度的社会心态的群体分界线高度重叠时，原本彼此相对独立的心态可能会逐步汇聚成具有系统性的网络社会思潮，而当对抗性思潮同时活跃于网络空间时，它们会成为社会撕裂的催化剂。从这个意义上说，准确深描网络社会心态的特征和发展规律，精准识别网络空间中的极端对抗，避免网络心态的极化是建设健康的网络公共空间的基础。

最后，网络社会心态的实证研究有必要从计算社会学方法中汲取养分，同时兼顾传统的研究方法，即采用混合方法的研究路径。一方面，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和社会网络分析等大数据分析方法尤其适用于从海量的互联网数据中提取出有意义的社会心态特征，对潜在的话题讨论、文化社群、情绪类型等进行挖掘与归类（Evans & Aceves，2016；Molina & Garip，2019）。另一方面，大数据分析方法不仅可以检验网络心态的相关理论，还有助于我们从网络心态现象中提炼和发展新理论（陈云松等，2020；罗家德等，2018）。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多模态的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的发展，图片（如表情包）和视频（如抖音短视频）的剧增给网络心态研究带来了机会和挑战。虽然深度学习的进展为我们处理图片等数据提供了可行的方案，但如何将新方法运用到网络心态研究仍需要探索和实践。

同时，网络社会心态研究者还需要充分发挥传统研究方法的优势。虽然计算方法和大数据分析有助于从数据的角度挖掘网络心态的整体特征，但从网络现象中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从结果中解读出有意义的研究结论等仍需要研究者对网络现象进行深入的质性观察（Kozinets，2010；桂勇等，2016；罗玮、罗教讲，2015）。

此外，尽管计算社会学的发展为网络心态分析提供了工具，但仍有诸多的方法论议题有待探索。第一，在研究网络心态的社群化和极化等议题时，如何恰当地界定研究发现的概括范围并对其现实重要性进行适当理解构成网络心态研究的一个挑战。虽然互联网的普及率稳步提高，但沉默大多数和过滤泡效应等现象意味着网络心态不一定等于网民的社会心态，如何整合多源数据对网络心态进行适当的推断有待探索。第二，识别网络心态的原因及其社会后果，并通过网络数据实现因果推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挑战（Clark & Golder，2015；孟天广，2018）。幸运的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可溯源的新型数据和新算法、为网络实验研究提供了便利，这些变化为网络心态研究的因果推断带来了诸多可能（Grimmer，2015）。第三，如何综合利用深度学习和质性分析方法从图片和视频中挖掘网络心态的表征与演变模式，并对其进行准确理解是一个相对新的研究领域（Zhang & Pan，2019），有待方法论研究者的探索。第四，如何获取和整合多源网络大数据并将其用于跨文化和跨平台的比较研究仍面临着多重挑战。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杂志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