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研究：一个积极心理学的新视角

钱革

关于自杀原因的社会科学（包括医学社会科学）理论，目前主要有二：一为社会学，如涂尔干认为，巨大社会变迁给人们带来的绝望感是造成一些人自杀的主因，可为什么即使在经历了巨大社会灾难的国家，也只有极少数人自杀？另一为精神医学，如Shneidman认为，消极情绪水平高是造成一些人自杀的主因，可为什么即使在重症精神病患者中也只有少数人自杀？而在普通人中则流行这样一种观念，即：“活不下去了”（生活质量及相应的生活满意度低）是造成一些人自杀的主因，可为什么即使在全球生活水平最高的北欧国家，自杀率却一直居高不下？上海财经大学钱革博士的研究基于81个国家的数据，从主观幸福感与自杀间的关系这一角度，计量分析了这一问题，结果显示：个体和人际积极情绪的缺失才是造成一些人自杀的主因。本研究以“Associations of Suicid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为题于2019年10月4日在线发表在SSCI检索期刊OMEGA -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上。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国别自杀率，主要数据来源为2010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这份报告将全球169个国家分为四组：极高（42个国家）、高（43个）、中等（42个）和低（42个）人类发展水平。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网站，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发展水平及文化宗教习俗等原因，公布的自杀率数据普遍误差较大。基于稳健性考量，本研究只使用了极高和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数据，但由于其中4个国家的自杀率数据缺失，因此，最终有81个较发达国家的数据被纳入本研究。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则为主观幸福感，以被整合进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后附统计表中的盖洛普全球主观幸福感调查所得数据为依据。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主要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绪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在这种意义上，决定人们是否幸福的并不仅是实际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则是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在情绪上做出何种解释，和在认知上进行怎样的加工。一般认为，主观幸福感由两个部分构成：情绪平衡和生活满意度。情绪平衡包含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维度，但这两个维度并不具有必然的相关性。而作为认知因素，生活满意度又独立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本研究选取的解释变量共有五个指标，即：既包括了认知维度的整体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绪维度的消极感受指数，也包括了积极情绪维度的幸福感三要素：有目的地生活（个体积极情绪）、受到尊重（人际积极情绪）、社会支持网络（社会积极情绪）。

考虑到主观幸福感必然会受到客观福祉或生活质量的影响，本研究设立生活质量方面的5个控制变量。因为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后附统计表，而该报告中的核心指标人类发展指数（HDI）是由三个方面的分指标合成的：即教育和知识层面、经济和收入层面、健康和卫生层面。相应地，本研究有三个控制变量即为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国民总收入、每万人拥有医生数。同时，人类发展是一个非线性过程，而库兹涅兹倒U型曲线正是描述这种非线性过程的主要计量模型，其主要有两种，一是收入不平等倒U型曲线，另一是环境倒U型曲线。因此，本研究的另两个生活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一是收入不平等层面的基尼系数，另一则是环境层面的每一百万人中由于空气和水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

本研究的实证方法包括了相关与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与既有的社会学和精神医学理论及普通人流行观念不同，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质量及相应的整体生活满意度、或社会积极情绪水平、或消极情绪水平与该国的自杀率并不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关联，而与国别自杀率显著相关的是各个国家国民的个体积极情绪水平和人际积极情绪水平。从某种角度看，该研究开辟了一个研究自杀成因的新视角，即积极心理学的视角。积极心理学，正如其创始人之一的塞里格曼所言，“是致力于研究普通人的活力与美德的科学。”作为新兴的心理学流派，其主张研究人类积极的品质，充分挖掘人固有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使人类走向幸福。这明显区别于其它心理学流派，包括主张建立“没有心理的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流派、主要关注消极心理和精神疾患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流派、以及主要关注认知过程和信息加工的认知心理学流派。尽管积极心理学的若干先驱者，如罗杰斯等，确实谈论和探讨过自杀问题，但主要是基于理论分析或治疗实践。而全面和计量分析主观幸福感三个维度与自杀间的关系，并自觉地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对实证结果进行阐释，本研究应该算是首作尝试。

本研究的公共健康政策涵义主要有三：一是情绪而非认知的，这也许意味着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满意度对降低自杀率的作用十分有限；二是积极而非消极的，这也许意味着提高心理卫生服务水平和疏导消极情绪对降低自杀率的作用十分有限；三是个体而非社会的，这也许意味着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增强社会安全感对降低自杀率的作用十分有限；与上述三点相对应，一种乐观主义、自我负责和积极进取的社会文化才真正有助于降低自杀率。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的积极心理学框架也许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其它实证研究的结果，如根据Sha, Yip, & Law (2017) 的一项研究，中国外出务工妇女，相比农村留守妇女而言，自杀率大大降低了。那如何对此进行解释呢，当然，正如几位作者指出的，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外出务工妇女很难再获得传统的自杀工具，即农药；但除此之外，对造成这一现象的社会心理原因似也可按照本研究的框架进行重新解释。即，从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来看，外出务工妇女尽管名义收入增加了，但城市的生活成本高昂；同时，离开家乡，意味着就离开了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而这些外出务工人员实际上也很难更多地享受到所在城市的社会支持和社会福利；上述两点意味着农村外出务工妇女的生活满意度及社会积极情感水平很难有较大提升。此外，这些外出务工妇女也很难获得正规的心理卫生服务以疏导她们的消极情绪。可无论如问，这些外出务工妇女有了独立的收入来源，她们中有不少收入甚至超过了自已的丈夫，同时，城市生活极大地开阔了她们的视野。或者，在本研究的框架中，一方面，就个体积极情感（有目的的生活）而言，很多外出务工妇女也许第一次感受到除了家庭、丈夫、孩子外，自已也有独立的人生目的和价值；另一方面，就人际积极情感（受到尊重）而言，很多农村外出务工妇女在夫妻和婆媳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得到大大改善，有些成为了实际上的“一家之长”。而在笔者看来，或在本研究的框架中，农村外出务工妇女这些新增加的人生价值及其相应的积极心理感受也是降低她们自杀率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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